這是確有其事的，在南明時期，永曆皇帝派遣使臣前往歐洲向羅馬教皇亞力山大七世和葡萄牙國王求救，但沒有成功。我們自己沒有記載，但葡萄牙官方史料記載的很清楚。原始記錄的原本還在梵蒂岡放著呢。

根據梵蒂岡相關的記載：朱慈炫（1648年－1662年），神宗朱翊鈞之孫，桂王朱常瀛之子，南明末代皇帝南明永曆朱由榔第三子、在公元1648年出生時受洗禮成為天主教徒，他實際是大明皇室唯一接受洗禮皇子，並取教名君士坦丁，這個教名與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相同，為南明皇室洗禮的叫羅馬傳教士做瞿安德（中文名郭福來），德華人，他受到了永曆帝的禮遇，特許在宮裡供奉耶穌，並且給皇室成員一一洗禮入教。永曆帝之所以同意這個兒子接受天主教洗禮。有著很深遠的政治目的為。就是希望藉助皇子子的受洗禮與即位，讓南明能夠和羅馬帝國聯絡在一起，再造大明帝國。朱慈炫在公元1651年封為皇太子，成為中國史上第一個改信基督信仰的太子。永曆皇帝真急了，是死馬當活馬醫，有點病急亂投醫的意思。求助信是朱由榔以落款康斯坦丁·朱的名義派遣外籍傳教士卜彌格前往羅馬教廷請求援軍。信的內容如下：

身為帝國的唯一繼承人，上帝在東方的代言人，東方基督徒的保護者，中原大皇帝的太子，北韓、烏斯藏、撒裡維吾兒的保護者，東亞諸王國的護衛者，察哈爾部林丹汗的朋友，蒙古草原的天可汗，歐洲諸國心中東方幻想鄉的王子。

在此向教宗因諾曾爵十世閣下致以問候，有一個不幸的訊息要告訴您，在我們尊崇天主教為國教的偉大國度，明帝國，在韃靼人南侵、農民暴動、軍事貴族叛亂和荷蘭人進攻的聯合打擊之下，目前的帝國已經要四分五裂了，不信上帝的野蠻韃靼人正在帝國的各地屠殺主的羔羊。

這些東方的異教徒還在源源不斷的傳播他們的異端信仰，試圖讓主的羊群進入魔鬼的懷抱，所以請求教宗因諾曾爵十世閣下，組建十字軍東征，發動一場聖戰，讓上帝的榮光重新照耀東方，願天主保佑大明中興太平。

“皇太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皇太后瑪利亞(Maria)”“中宮皇后海倫娜(Helena)”敬上。（可以說，這封信絕對是西方傳教士和寫的）

而永曆皇帝之所以求救於羅馬帝國，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和歷史背景，在明代中晚期，耶穌會的傳教士紛紛來到了中國，帶來了正經八百的天主教。比如利瑪竇等人，明朝士大夫信基督教的也不少，禮部尚書徐光啟也成為的天主教徒。就此雙方在科技，文化與軍事交流開始頻繁起來。尤其是和葡萄牙交往尤其密切。所謂的 紅衣大炮就是葡萄牙的進口貨。可以說明朝和歐洲國家關係十分密切。

我們再說永曆皇帝的求援信在1652年11月，永曆的信使卜彌格和明朝官員陳安德）終於來到義大利威尼斯。19655年12月18日。羅馬教宗亞歷山大七世頒發《上 大明中國睿智大皇帝書》,卜彌格拿到復書,即自羅馬到里斯本,並於1656年3月20日返華。但為時已晚。1659年8月22日，卜彌格在中越邊境逝世。隨行的大明官員陳安德安葬了卜彌格，毅然返回雲南，帶著信向永曆帝覆命，然後就消失在了歷史記錄之中。1662年，永曆帝已經被吳三桂絞死。而就日本幕府而言，他更不具備這種能力。

實際上，我們應該有的一個基本常識是，澳葡僱傭軍，或者是葡萄牙直接出兵的話，在南明抗清之中幾乎無法戰勝滿清的軍隊，當時就戰鬥力而言，當時滿清軍隊是一流的。根本不存在任何取勝的可能性。

如果清是中國，那麼遼金元也是中國，所以宋明的戰敗屬於內戰。那清朝就是一個對外戰爭不停喪師辱國的朝代，被迫和歐洲各國，日本，沙俄，尼泊爾，美國等簽訂賣國條約。把中國從一個文明古國發展成東亞病夫。那滿清就應該承擔百年國恥的責任。畢竟馬關條約不是死了三百年的朱明籤的，也不是未出生的民國籤的！！！！

如果清不屬於中國，那就是入侵者，問題更大了，滿清入關就與日本侵華一個性質啊！

這個問題很簡單，全是瞎掰！日本人的記載早被證明是子虛烏有，雖然不排除有當時明朝的遷日臣民向日本提出這個建議，但官方背書從來沒有發生過，至於羅馬那個東西，徹頭徹尾的造假，連格式都是錯的，甚至用上去只有後來晚清才有的羅馬拼音，用這種材料簡直閃瞎了歐洲人的鈦合金狗眼，華人只能報以苦笑了，老實說這得多麼不要臉才能玩出這種操作啊！

想想也對，西方那幫野蠻人算起來僅僅比滿清文明一點點，開化之晚甚至還不如滿清，畢竟滿清做為明朝曾經最忠心的狗，享受過文明的照耀，很早就走出了矇昧，大概比西方早出個一百年左右，可惜滿清只是一個地理概念，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八旗制度就是明朝的軍戶制度補丁版，也不是一個好制度，如果不是明朝突然死亡，滿清很大可能還要走向滅亡！明朝要真像滿清那麼不要臉的話，早沒滿清什麼事兒了，事實上明亡的巨大紅利落到滿清手上才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哀，算華人民倒足了血黴，滿清入關就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文明災難，這個事情證明了，一切有組織的少數人的暴政完全可以摧毀無組織的多數人的文明，不管這個文明曾經有多先進，有多輝煌，以上，謝邀

這個問題不錯。其實原因很簡單，南明各個小政權就是因為實力不足而不斷向國外請援，其實南明求援的範圍不僅僅限於日本和羅馬教皇，周邊政權稍微有點實力的南明都想求援，就比如說在隆武元年（1645），唐王政權就曾經向安南請求援助，“遣錦衣衛康永寧航海，乞師安南，風逆，自厓而返”，李定國在永曆入緬的時候，為了解救永曆帝，試圖求援暹羅合攻緬甸，垂死掙扎之際，疾病亂投醫個人認為是正常現象。當然此問題只讓人回答南明求援日本或羅馬的問題，我就不提及其餘了。

先來說說南明向日本求援的的史實，日本當時做為一個與明朝一衣帶水的、軍事實力比較強的鄰邦，是南明的重點求援物件，沒有之一。向其發出求救的是隆武政權、魯監國政權以及相對獨立的黃斌卿集團（此人在魯監國政權和唐王政權內部左右騎牆）。

首先開啟向日本乞援的人是周鶴芝（或作周崔芝），此人是海盜出身，後在黃斌卿手下當低階武官，從史料上看此人似乎與日本島津家薩摩藩頗有淵源，此人於1645年冬天私下派人與日本聯絡，並得到日本的援助沉淪，第二年，派遣“參謀林籥舞為使，期以十一日東行”，但在即將出發時，遭到了黃斌卿的阻止，說是魯監國的兵部尚書餘煌認為向日本乞師，不過是重蹈吳三桂乞師清朝覆轍，不予同意，周鶴芝只能作罷。

《東南紀事·卷十》：籥舞將解維，斌卿止之曰：“大司馬餘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

其後，周鶴芝仍然不甘心，在1647年又派義子林皋隨安昌王朱恭榥至日本乞師，然而這次日本拒絕出兵。

至此之後，南明向日本求援之門大開，其後又有隆武朝監察御史馮京第說動黃斌卿分別在1647年和1649年兩次趕赴長崎向日本求援，其赴行者有馮京第、黃孝卿（黃斌卿之弟）、安昌王朱恭榥、黃宗羲、阮美等人，均被日本拒絕（見《海東逸史》、《東南紀事》、《小腆紀年附考》）。1651年，隆武政權派人要求日本支援糧食。

還有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也曾向日本求援，所謂“唐藩立八閩，以鄭芝龍妻為日本所自出，使人乞兵於日本”。而鄭成功為了得到日本的援助，也以“甥禮遣使通好日本”。

《思文大紀·卷八》：平彝侯鄭芝龍議借倭兵以圖恢復。上許之。以黃徵明為正使，給一品服色，升樞＊職銜，榮其行也。

鄭成功最後一次乞師是在順治十七年（1660），其結局仍然是被德川幕府拒絕。所以，由史書可知，南明政權向日本求援的跨度長達15年。

說實話關於南明向日本乞援這事，南明朝廷也分為兩派，反對派就如上文所講的隆武朝兵部尚書餘煌，稱其為引狼入室之舉，日本士兵一旦來到中國，便會試圖統治中國。而很顯然政權中向日本借兵的聲音更大，為了使向日本借兵合理化，還衍生出了“獨特”的理論。

如上文提到的隆武朝監察御史馮京第為了說服黃斌卿等人向日本借兵，說道明朝已無可失之地，根本無需害怕日本有野心，反正局勢已經不能再壞了。

《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六》：御史馮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並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我無地可失，比之前者謂不倫矣。”

當時聽命於魯監國的抗清武裝首領、秀才出身的王翊認為向日本乞援是個很正確的選擇，可以以輕易收復淮河以南，即使日本兵來了，因為遠隔大海也難以建立統治。當然為了酬謝日本軍隊的復國功勞，可以“割諸島與之”。

為了請求日本出兵，因為形勢所迫，南明給德川幕府的求援書中，行文上說盡好話，稱日本為“大國”。

可見為了摧動日本的援軍南明政權方面真是想盡了辦法，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但是令南明方面失望的是以德川家光為首的幕府最終決定不出兵，坐視明朝滅亡。

關於德川幕府選擇不出兵的原因，中國史書有多種說法，如《行朝錄》和《鹿樵紀聞》說是日本承平已久，軍事實力大不如前，無力救援；《罪惟錄》說是日本本欲出兵，見鄭芝龍降清，擔心被鄭芝龍出賣，怒而回師。各種史書說法多樣，就不一一舉例，皆失之於片面。日本之所以不出兵主要有如下幾方面考量：

第一、日本內政形勢嚴峻，出兵援明不符合德川幕府的利益。

事實上，根據日本史書《近世國民史》記載，日本德川幕府對是否接受明朝求援事宜是非常重視的，幕府內也分兩派，紀伊藩藩主德川賴宣，提出集結日本10萬浪人，出兵中國，宣揚國威。（注：黃遵憲的《日本國誌》謂德川賴宣為反對者，此處可能出錯）。

但是反對的呼聲也很大，松平信綱等人提出當務之急在於內政，此時的德川幕府還建立不久，雖然處於統一局面，但地方大名並非完全擁戴幕府，經濟、社會矛盾很嚴重，貿然向外經營只恐怕政局不穩。很顯然，在求穩的德川家光看來，松平信綱的話更符合德川幕府的利益，決定不再對外出兵。

其次、日本對當時清政權實力頗有認識，總體局勢不利於明，不願意出兵相助。

其實日本人並不是棒槌，南明方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精的很。在得到南明的求援書後，他們已經派人探查過大陸局勢，而且非常清楚明、順、清三方的博弈情況。在南明隆武二年，出使北韓的日本使臣就說道，南明所擁有的地盤只有福建、廣東、廣西。其他地方不是被清軍佔據，就是被農民軍佔據。很顯然在日本人眼裡看來南明毫無前途，一旦出兵，還要和正在崛起的強大對手硬剛，無異於火中取栗，出兵援助南明肯定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且由於求援的隆武政權滅亡的太快，日本即便想出兵也來不及。

《日本國誌·卷六》：會聞大清兵下福建，芝龍就撫，遂罷使，卻信物，令西北諸大藩陰戒不虞。

更何況當時的德川幕府已經頒佈鎖國令，更不可能對奄奄一息的明朝派出援兵。

看起來幾個南明小朝廷也就是弘光和永曆沒有向日本求援過，而永曆朝廷向羅馬教皇求救的事也是屬實的，早在肇慶時期永曆集團從宗室成員到重要大臣都信奉天主教，並有教名，如瞿式耜教名為Thomas，丁魁楚教名為Luckas、總理皇后為Anne，永曆朝廷確實曾派教士卜彌格帶著太后諭旨和太監龐天壽之信向羅馬教廷乞援，而卜彌格於1655年輾轉將信件交給了亞歷山大七世。

但是從羅馬教廷的反應來看，羅馬教廷並無支援千里之外的永曆朝廷的興趣，其所回之信全然都是假大空的祝福，而這封書信由於永曆朝廷被清廷消滅，最後也沒有交到永曆帝手中。

當然，羅馬教皇對永曆朝廷的要求不予迴應，也有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早在1653年，代表清政府利益的天主教教士衛匡國就已經到達過羅馬，在他看來南明大勢已去，而清廷的建立反而是給天主教在中國傳播一個新的契機，這個思想在他寫作的《韃靼戰紀》中有所展現。在衛匡國的影響下，羅馬教廷認清了清朝崛起的事實，那麼如果援助南明反而會影響天主教勢力在新地區的開拓，為了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不予援助的決策也就順理成章了。

綜上所述，南明向日本甚至羅馬教廷求援確是事實，但因為種種原因無一不歸於失敗。

引用文獻：《海東逸史》、《行朝錄》、《罪惟錄》《小腆紀年附考》、《鹿樵紀聞》、《東南紀事》、《思文大紀》、《臺灣外紀》、《日本國誌》、《爝火錄》、《小腆紀傳》、《北韓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蕭一山《清代通史》、《日本近世國民史》、《韃靼戰紀》

這種事情正常要搞清楚，封建王朝都是家天下，就和現在豪門打爭家產官司一樣，自己被趕出豪宅，叫人打官司又沒錢，只能病急亂投醫，許諾誰幫我拿回豪宅我分幾間房間給他，不是也求過德川家康嗎？如果德川家康和日本關東軍一樣，承諾打會中土我還是擁你當皇帝（名義上）都是鳳子龍孫，天潢貴胄，隆武，永曆難保不和溥儀一個樣，先恢復祖宗基業再說。

很簡單。南明王朝內部混亂。甚至就連軍隊皇帝都不能掌握。這種情況下只能去找別人了。

在當時只能去找羅馬教皇，還有那個日本人。

永曆皇帝投靠天主教，就是想要依靠基督聖戰驅逐滿清；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的大順軍進入北京，建立276年的明朝滅亡。同年五月末，大順在山海關被滿清打敗，6月4日清軍進入北京，同年十一月，清朝將都城從瀋陽遷移到北京，正式入主中原。同時清軍分兵南下，意圖消滅南明。

南明自從建立之後就一直處於內鬥狀態，可以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經歷了弘光、隆武、紹武，永曆，可以說南明就是在這種渾渾噩噩中的日子中度過了。到了永曆朝，南明再也沒有其他割據政權了，能夠支援除了自己本身的大西軍部隊之外還有四川湖北交界處的夔東十三家和東南地區割據的鄭成功。

此時永曆皇帝朱由榔已經躲到了廣西一帶，局勢非常地危險。這時候有人向朱由榔引薦了一個外華人，他就是卜彌格，此人是一個天主教的傳教士。自從1582年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及利瑪竇抵達廣東肇慶開始，基督教來華已經60多年了。

利瑪竇為了能將天主教在中國成功傳開，拉攏明朝上層人士，採取自上而下的傳教策略，到了明朝末年，在華的天主教徒已經有20萬人。清軍入關之後，在華的天主教也開始分化。有在北京城支援滿清的人，這部分人有湯若望和龍華民等，他們率奉教的歷局天文家成功獲得欽天監的掌控權。在電視劇《鹿鼎記》中出現的康熙探望湯若望就是這類人。

一部分人是支援 張獻忠的大西軍的，例如被封為“國師”計程車利類思和安文思。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支援南明政府的，由於之前的弘光、隆武、紹武南明政權，因為時間太短，導致沒有什麼記載。直到永曆政權之後，傳教士開始接觸永曆朝廷裡面的人。

但是葡萄牙在澳門駐紮一些軍隊，這隻軍隊裝備先進的火槍。永曆朝廷的人看到這些軍隊的裝備之後，就回去勸說永曆帝。朱由榔聽此話語之後也開始有些心動，於是雙方就開始接觸。在機緣巧合下，公元1648年，天主教耶穌會會士瞿紗微（安德）為南明朝中的王太后及其母、馬太后、永曆帝皇后王氏、皇子慈烜受洗。另有妃嬪50人、大員40人及太監多人領洗。

但是基督教因為有一夫一妻制的約束，顯然這個對於朱由榔是不可接受的，使得朱由榔受洗之後無意入教。不過在1649年，他仍遣使前往澳門的耶穌會教堂，獻銀香爐、銀花瓶、銀燭臺，請行謝恩彌撒。南明的使者在抵達澳門後，澳門耶穌會就在教堂舉行謝恩彌撒。這次彌撒於當年10月31日由耶穌會副省會長曾昭德親自主持，規模極其盛大。

在澳門南明提出能否幫助永曆朝抵禦滿清，在澳門的耶穌會也沒有馬上答應。就提出了向義大利的羅馬教廷派出使團求援，看教皇能否派出十字軍支援東方。這個提議得到了王太后和龐天壽太監的積極迴應。於是，經過反覆商議，最終確定由波蘭籍耶穌會士卜彌格充任南明出使教廷特使，帶著《上教宗書》以及致教廷公函，致耶穌會總會長函，與陳安德一起前往羅馬。

與此同時，永曆帝還以王太后的名義向同是天主教教徒的澳門葡萄牙總督求救，總督設宴款待來使，還贈與了一百餘枝火槍，但是葡萄牙總督卻不敢對永曆政權給予太多幫助，以免遭受南下清軍的報復。

到了1653年春，在法華人的幫助下，經歷千辛萬苦的卜彌格等人終於抵達羅馬。但是，因為法華人的介入卻使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世產生了反感，而新當選的耶穌會總長古斯維斯·尼克爾又認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將會危及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為此，羅馬教廷3次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對“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對卜彌格持消極態度的英諾森十世去世，新任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接見了南明使臣。亞歷山大七世對南明永曆朝廷的艱難處境表示了同情，卻完全不提幫助。此時這時候教皇也鞭長莫及，因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得基督徒出現了第二次的分裂，由宗教改革引發的三十年戰爭正在進行之中，羅馬教皇的權威遭到了嚴重衝擊，威望日漸衰弱，自己都要難保了，誰還去管萬里之外的南明呢？

1656年3月，卜彌格帶與陳安德著亞歷山大七的祈禱踏上回程。然而，永曆帝連這種精神安慰都沒有收到。1658年，當他們抵達暹羅（今泰國）時，此時永曆政權已經只剩下雲南一隅之地，葡萄牙澳門當局已經不願意再為南明永曆政權充當中間人了。1659年，卜彌格沒有完成使命，在雲南邊境去世，陳安德也就此消失在歷史中。此時永曆帝已經流亡緬甸，兩年之後被吳三桂俘虜並殺害。

其實不管是祈求羅馬還是日本，有種病急亂投醫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