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末時期，剪辮在上海等城市已經開始，並沒有什麼生命危險。如民國總理顏惠慶即在回憶錄中記載了一段他所親歷的滑稽戲：

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舉行第二次留學生歸國考試，考生們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後面則連綴著一條假辮子，監試的蒙古親王那彥圖見天氣酷熱而允許考生們將帽子摘下。

結果，在巨大的紅色殿柱上，掛滿了縫有假辮子的帽子，情形極為可笑。但清廷對此也只是睜一眼閉一眼。

此外，從美國訪問回來的皇叔載濤也於公開表示認同剪辮。同年12月，資政院議員開會時，議員羅傑和周震霖明確提出“剪辮易服”議案：官員、士兵、警察、學生四類人剪辨，民眾可自由選擇。

由此，在各城市尤其是學校中引發了一場混亂，剪與不剪，大家各行其是。1911年1月，伍廷芳在上海組織了一次大型活動，30個理髮師為近千人公開剪除了辮子，結果引發了上海的剪辮熱潮，一些擅長短髮的日本理髮師還趁機發了一筆小財。

當然，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辛亥年由張勳把守的南京城。在第九鎮起事失敗後，張勳在城內大施拘捕，凡無髮辮者即為革命黨，就地屠殺，據說被殺者近千人，其中以年輕學生居多。

直到1911年12月7日，清廷下旨允許自由剪辮，因剪辮而被迫害的事件才告終結。換言之，最先公開發布剪辮令的並非南京臨時政府，而是清廷自己。

更可笑的是，辛亥革命時，一些滿人完全忘記了是自己的祖先當年強迫漢人留起了辮子，他們反而以為是自己的祖先模仿了漢人，因而在革命爆發時，他們剪去了自己的辮子，以示對漢人“造反者“的抗議。

當然，剪辨是個過程，也是一種對個人自由的強制，事實上，強制的剪辨行為在各地引發了不少暴力事件。如閻錫山的老家河邊村就因為強行剪辮而導致3人死亡。再如山東昌邑、陝西安康、湖南湘潭等地均因為剪辮而引發流血事件。

徐永昌即在回憶錄中說，“民元春天，官廳社會，到處提倡剪髮辮，即是官廳提倡，社會強迫執行。華人向極自由，當蓄辮者走到街上，往往被人強剪髮辮，侵犯自由，亦無如之何，政府事先毫無計劃，事後亦不研討，一任社會上騷鬧。”

很多民眾之所以對剪辮並不感興趣甚至加以反抗，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則其未必瞭解辮子和民族壓迫有何關係（或許這種所謂的“壓迫”只是革命黨的想象與刻意宣傳）；

二來是因為漢人本就有蓄髮的傳統，即使其當年反抗清軍，也只是反對薙髮（即剃去前額頭髮），並不是整個反對蓄髮，而辮子只是一種髮型，之前則是將長髮打包或塞入帽子。

三是習慣，當時的華人從小就蓄髮留辮子，一旦剪去，反而不習慣，這是一種慣性。更何況，剪與不剪純屬個人自由，強迫剪辮以象徵支援革命的做法，本身就和當年的剃髮令無本質區別。

四是審美，現在的人覺得一百多年前的辮子其醜無比，但當時的華人早已習慣了辮子，並不覺得留辮子醜，反而覺得剪了辮子頭光禿禿的難看無比，因為當時只有犯人才被剪成這樣。

不過就安全方便而言，還是剪了辮子的好。如金啟孮在《談北京的滿族》中說的：

民國改元后，年輕人的辮子剪得快是因為打架方便，最開始剃光頭，全是禿子；中年人剪得慢，老年人則很晚才剪，因為怕冷。即使剪，後腦勺一般也留一圍頭髮，以御早寒。堅決不剪辨的，是營房裡的山東人。

相對而言，民國後北方仍留辮子的人相對更多，如山西、陝西等地，留辮子和仍纏足的現象十分普遍，甚至到二三十年代，仍有不少地方保持此陋習。

如蔣經國1940年在贛州搞幹部訓練班時，也曾看到一個船伕仍舊留著辮子，當時他派了兩個學員去勸他將辮子剪去，但船伕卻說，今天日子不好，到明天再來剪，並答應剪了後去專員公署給蔣經國看。但此事似乎又沒有了下文。

就過程而言，辮子大約在民國十年內陸續消失，但這是一個過程，而非辛亥革命一爆發或民國政府一成立就完成了這一程序，更不代表當時的華人熱切於此事。纏足也是一樣，其過程拉得更長，真正廢除辮子和纏足，是1949年後的事了。

清朝滅亡時，不要說清朝很多餘風惡俗還保留，就是兩三千年的封建殘毒還在毒害整個民族的靈魂。此乃歷史慣性使然。到民國時代甚至到了解放初期，陸良、會澤、沾益、曲靖、馬龍、保山等地出生的女孩都還保留著裹小腳的惡俗，象我母親（民國初年出生）、我那些堂嫂們堂大姐們（解放前夕和初年出生），都是清一色的三寸金蓮。據我母親回憶，抗戰時，美華人援助中國到陸良修機場，她和我小姑在機場工地去幫著拉土方，下晚收工後那些美國大兵就紛紛給她們拍照，象看動物一樣看她們。在中國，這種形式上的和內容上的封建殘毒，特別是思想意識上的殘毒，禍害民族之深，令華人人麻木，令歐美人吃驚。“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希望我們華人自知自覺自醒，有條件的多到歐美走走學學，不要去了只是在賓館裡鬥把地主、打把雙扣、買個馬桶蓋、爬個高樓就跑回來，這種出國就太沒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