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怕功高蓋主、怕後代繼承者人微言輕，他的殺功臣行為，還是暴虐傾向的宣洩。

瞭解過明朝歷史就知道朱元璋是地地道道的草根階層。他從小家裡就不富裕，家鄉鳳陽還是當時有名的乞丐之鄉，因為當地的氣候惡劣，土地種不出收成，旱災、水災不斷，幾乎都成難民了，想要活命還不得惦著臉到處去乞討，朱元璋本人也有當過乞丐。而且他能當上農民起義的頭領，不是因為他有卓越的才華，更像是時勢造英雄的天命之子，畢竟圍在他周邊的能人將才非常之多！

家境不好、時運不濟、才華不突出以及長的醜，這樣的人放在今天也必定非常自卑，就算當了明朝開國君主的朱元璋也不例外會自慚形穢。隨著時間推移，那些原來忠心耿耿的能臣們都有了自己的小九九，患難容易、共富貴難呢！朱元璋怕這些人的勢力龐大，會要了老朱家的江山，畢竟草根起家的朱元璋背後可沒有勢力了。如果他們真的要起義，亂世中的民眾會有幾個支援朱家正統呢？朱元璋他難呀！

朱元璋大肆殺功臣的行為，在馬皇后去世之後更甚，沒有髮妻壓制勸解，他的殺戮之心就像被放出籠子的野獸，沒人能管！也沒有人敢管！像朱元璋這些君王因為見慣了爾虞我詐，在老年就特別容易有嚴重的疑心病，這好像還成了傳統。在朱元璋眼中，幾乎在朝著都將威脅下一任皇位繼承者，他痛失長子，再也承受不了他人對長孫的威脅，他殺人的最終目的可能就是為建文帝鋪路吧！

應該是讀了黑暗森林法則，哈哈！朱元璋大勢屠殺就是素質低，大腦只有那些殺來殺去的概念，他由於素質實在太低，講道理也不能讓別人信服，建立自己的權威只能殺了！而且採取的恐怖屠殺，意圖從心理上震懾不服氣的人，什麼殉葬剝人皮，什麼壞事都幹出來了！

朱元璋，小名：朱重八，世代貧農，經歷了元末農民大起義，最終成為天下的最高統治者。統治早期，他還是比較放心的，自己的長子朱標隨著自己南征北戰，在軍中有著極高的聲望，正所謂“槍桿裡面出政權”，朱標可以壓得住朱元璋那些手下，加之朱標比較年輕，到朱標去世，大明王朝已經趨於穩定了。可天不隨人願，朱標英年早逝，突然沒有了合適繼承人的朱元璋感到了一絲不安，這些不安後來不斷放大，促成他對那些和他並肩打天下的開國功臣越來越不放心，只要讓他們成了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另一方面，出身貧農最後成為皇帝者，都有一個習慣！這個習慣最早是從漢王朝的建立者劉邦開始的，自己出身比不上陪同自己打天下的手下們，就會本能的先把功高蓋主的開國功臣們統統幹掉才放心！而那些出身比較好的開國君主們就完全沒有這樣的擔心，比如隋文帝，唐高祖。

朱元璋就是秉著寧可殺錯，也不放過的原則，他也要把那些對自己王朝有威脅的開國功臣們大肆屠虐一番。同時他也有殺雞儆猴的意願，讓那些沒有被殺害的開國功臣知道大明朝是他們老朱家的，誰敢有一絲反意，並將得到他暴風雨版的殺戮！

以上只是個人見解，如有不足敬請見諒！

韓信說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很好地說明了朱元璋大殺功臣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需要即存在，存在即合理。不需要就是不合理的。其他也許還存在有些功臣居功自傲的原因；朱元璋年老昏聵多疑的原因；為未來的繼承者掃清障礙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還是擁有權力的原因，權力可以讓一個正常的人發瘋，可以讓一個人的心理和行為嚴重扭曲。

有個著名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模擬監獄”的實驗，由幾個大學生扮演看守，管理“監獄”的秩序；另外幾個大學生則扮演“囚犯”。令人意外的是隻用了一天時間，大學生們就進入了角色，扮演看守的大學生趾高氣昂，大聲呵斥；扮演囚犯的同學則垂頭喪氣，心情憂鬱。原本計劃進行兩週的實驗三天後就被迫停止了。這個實驗告訴我們，一個人的身份和地位發生改變，特別是當他擁有權力時，即使是看起來單純和善良的大學生，也會展現他平時深藏不露的一面，變得專橫和霸道。

朱元璋在艱苦創業時的表現是知人善任，大度寬厚，這個好名聲給他招來了大批優秀的人才為他所用，也為大明江山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是當他當了皇帝后，身份和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手中的權力使他變得殘忍而暴虐，他不再是那個大度寬厚的朱元璋，大肆屠殺功臣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實，朱元璋對待開國功臣，並沒有大家想象中那麼嚴酷。

在洪武二十三年之前，除了德慶侯廖永忠僭用龍鳳等違法之事賜死，永嘉侯朱亮祖與豪強勾結，使朱元璋冤殺番禺縣令道同，被朱元璋鞭死外，其他如鄂國公常遇春、廣德侯華高、淮安侯華雲龍、衛國公鄧愈、臨江侯陳德、東平侯韓政、濟寧侯顧時、靖海侯吳禎、江陰侯吳良、營陽侯楊景、汝南侯梅思祖、宣德侯金朝興、安陸侯吳復、曹國公李文忠、鞏昌侯郭興、魏國公徐達、六安侯王志、永城侯薛顯、安慶侯仇成、海西侯納哈出、南安侯俞通源等均壽終正寢。

那麼洪武二十三年，發生了什麼？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胡惟庸謀反誅胡惟庸九族，同時殺陳寧、塗節等數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南韓公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雄等開國功臣。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時稱“胡獄”。

明代史籍中關於胡惟庸案的記載多有矛盾，有人認為所謂的胡惟庸案僅僅只是朱元璋的一個藉口，他的目的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廢除宰相制度，加強皇帝專制集權。同時，胡惟庸本人專權、結黨也為朱元璋所不容，因此，胡惟庸及其黨羽作為適逢其會的一個棋子，被誅殺了。

胡惟庸案雖然誅殺了很多開國功臣，但是仍然算是事出有因或者說就事論事，開國功臣的主體並未被動搖。

朱元璋真正對功臣的全面大清洗髮生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去世後的四年間，佔明朝被誅殺功臣的三分之二。

洪武二十五年，朱標病逝

從本意來說，朱元璋是願意和開國功臣們同享天下的，朱元璋也並非無情殘暴的人。朱元璋與很多開國功臣是姻親關係。

鄂國公常遇春之女為太子朱標正妃，生早逝的嫡長子朱雄英，及小於朱允炆的嫡次子朱允熥。涼國公藍玉是常遇春妻弟，女為朱元璋十一子蜀王朱椿王妃。衛國公鄧愈女為朱元璋二子秦王朱樉次妃。永平侯謝成女為朱元璋第三子晉王朱棡王妃，穎國公傅友德之女為晉王世子妃。魏國公徐達長女為四子燕王朱棣王妃，次女為十三子代王朱桂王妃，幼女為二十二子安王朱楹王妃。宋國公馮勝女為五子周王朱橚王妃。定遠侯王弼女為六子楚王朱楨王妃。

如果，朱標沒死，那麼朱標一系（鄂國公常遇春，涼國公藍玉等）的勢力是遠遠大於諸王和其餘開國功臣的實力的。但是，朱標一死，而朱元璋又立了與藍、常一系功臣毫無血緣關係的朱允炆，導致了政治失衡。清理了藍、常系功臣，與其它藩王有姻親關係的功臣的存在同樣會造成政治失衡，所以也必須一併剷除。

大殺功臣絕非朱元璋原本的打算，而是朱標去世這一突發狀況導致的政治失衡，迫使朱元璋必須緊急處置，而在朱元璋風燭殘年之際，只能以大開殺戒的方式來儘快解決最大政治隱患。朱標之死，坑死一大票功臣。

讓我分析一下，朱元璋為什麼大肆屠戮功勳舊臣。

朱元璋的這些功臣，許多都是和朱元璋年輕時候便相識，比如湯和。不要就是在朱元璋創業伊始便在其帳下，比如馮勝兄弟。草莽出身又經歷過戰爭的洗禮。這樣的人大多桀驁不馴，只願意服從強者。朱元璋就是這樣的強者。

先太子朱標作為朱元璋長子，作為國家儲君日久。再加上朱標此人仁厚，時常在暴躁的朱元璋手中救下犯錯的功臣。勳貴大臣中擁有一定的威望。

可惜，朱標英年早逝。朱元璋沒有選擇自己其他的兒子，反而選擇了自己的孫子也就是皇太孫朱允炆。這樣就必須面對的歷史性問題—主少國疑。歷史無數次證明這樣的政治格局是存在隱患的。迫使朱元璋不得不舉起屠刀.

朱元璋時期，隨著宰相的取締。決策權力為皇帝所獨享，朝中剩下的為各級執行部門。這原本是一種高效的政治體制。但是這樣的體制也存在例外，就是這樣功臣勳貴。他們掌管兵權，擁有爵位及社會地位本就在百官之上。尤其是開國初年，這些功臣或多或少同皇帝存在親密關係。可以流離於政治限制之外享受權力.

這些人分享權力的方式與朱元璋大權獨攬的設想相左。所以針對這些“BIG”開展了修正。這事情不是在他手上就是在他繼承人手上。最後，他選擇自己動手。

朱元璋是真正的窮苦人家出身，真正的白手起家。他自認為見識了世間的一切，覺得自己深悟人的劣根性，自我感覺對於人混雜著嫉妒與不服氣的想法有深刻認識。其實這是他自己的劣根性，作為一個純屌絲出身對於自己家世的自卑感。所以認為功臣們和自己想法一致“皇帝輪流座，今年到我家”，之所以無人表現出來，只是因為自己還在，他們選擇隱忍不發。“為了國家日後的穩定，我只能先下手為強。都是為了國家的千秋大計。”朱元璋如是想。

結合三點原因，讓朱元璋下定決心將屠刀指向自己的老兄弟們。

朱元璋晚年屠殺功臣，以胡藍黨案為契機，先後歷時十餘年，殺人眾多，空前慘烈，給明朝蒙上了一層可怕的陰影。

胡藍黨案中的胡，即胡惟庸，此人系安徽定遠人，距朱元璋老家壕州(今鳳陽)不遠，算得上是朱元璋的老鄉。1352年他與朱元璋同一年參加起義軍，開初任元帥府參奏，後轉任地方官吏。洪武三年任中書省參知政事，史載胡惟庸以“曲謹”事上，得到朱元璋的信任與重視，洪武六年晉升為左垂相，很受寵信。胡惟庸被殺的原因，(明史》上說他“獨相數年，生殺默陸，或不徑而行，內外諸臣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則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胡惟庸在中書省任職，大權在握，逐漸滋長了驕侈之心，與右Z}相李善長深相結納，以兄長之女與善長侄子李佑為妻，又與武臣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相往來，拉朋結黨，貪賄弄權，肆意妄為，無所顧忌。這樣君臣之間猜忌日益深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決定消滅這個心頭之患，下令將胡惟庸及與其往來之人逮捕“考掠具狀，碟於市”。(引自(明史》，下同)此案牽連僚屬黨羽一萬五千餘人。但事情並未就此了結。過了十年，即洪武二十三年，右垂相李善長又涉嫌胡黨，舊帳新算，“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朱元璋將胡案編為“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盡雲。”

胡藍黨案中的藍即藍玉，也是定遠人，為常遇春的妻弟，曉勇善戰，有大將之才。明史稱讚他“臨敵勇敢，所向皆捷”。藍開始隸屬常遇春帳下，因軍功由“管軍鎮撫積功至大都督府金事”。從平定金國以至對元殘餘勢力的掃蕩中屢建戰功。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于軍中拜他為大將軍，第二年率軍十五萬，征討蒙古，窮追元主於捕魚兒海，採取埋鍋做飯，突然襲擊的辦法，一

舉俘虜元王公貴戚及公主等三千餘眾，其他男女七萬七千餘人，寶璽、金銀器物，駱馬牛羊不可勝數。朱元璋聞訊大喜，比之衛青、李靖，進封藍玉為梁國公。藍玉得勝歸朝，夜至喜峰關，守關吏卒不納，縱兵毀關而入。朱元璋聞之不悅，立即改梁為涼，實已隱含殺機。藍玉作為武人，不知收斂，相反居功自傲，產生不滿情緒，侍宴時“語傲慢”，還“在軍中擅自默階將校，進止

自專。”這些做法在高度的君主專制制度下，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加之朱元璋為人權力慾極強，凡事都要親自過問，又如何容得武將專權跋息?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嗽告藍玉謀反，準備在皇帝外出藉田時發動兵變，這一年2月9日待藍玉上朝時，令廷衛將藍玉拘捕，藍玉身材高大，體格魁偉，儘管他聲嘶力竭，反覆聲辯，也無濟於事。在嚴刑拷打之下雜取眾家屬口供作為證據，具結上報，第二天，即將藍玉伏誅。牽連此案被殺的侯伯有曹震、張翼、朱壽、何榮、傅友德及大臣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德等。根據明朝律令罪涉謀反，殺一人即誅一族，牽連蔓引被殺者達一萬五千餘人，亦說達二萬人，至此朱元璋才稍放心，下詔說:“藍賊為亂，謀世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令胡黨、藍黨概赦不問。”透過兩個獄案，朝中的功臣宿將、開國元勳幾乎被殺絕，老百姓稱之為“血洗”，一點不假，功臣宿將中逃脫劫難，幸得善終的只有幾個例外。一個是大將湯和，與朱元璋同為一村的小時看牛夥伴，此人深諳功成身退的道理，在功成名就之後，激流勇退告老還鄉，絕口不談國事。朱元璋在鳳陽老家為他蓋了房子，給以特殊禮遇。另一個是義子沐英，鎮守雲南，不預朝政，倖免逃脫。其餘的連朱的侄子曾任大都督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雖有大功於國都先後失寵，不得善終。

朱元璋屠戮功臣，後人曾進行過各式各樣的探討與解釋，有的說朱元璋實行以猛治國的方針，以維護明朝法律的尊嚴。有的說這是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文人與武人之間，淮西集團與浙東集團之間的鬥爭所致。這些說法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多少都存在一些粉飾。朱元璋作為一代雄主，如此瘋狂的濫殺，其中受冤屈者不可勝數，朱元璋難道完全不知?胡惟庸、藍玉作為當時地位顯赫功臣，位高權大，嫉賢妒能，驕縱跋}是有的，但動輒加以謀反的罪名，進行族誅血洗，則是罰不當罪。(明史》作者將胡惟庸列人奸臣傳。但說他聯絡蒙古、日本、圖謀不軌，則是莫須有的罪名。

蒙古和日本雖是明朝的鄰國，但蒙古自洪武元年退處漠北以後，屢戰屢敗，已是自顧不暇。日本遙隔大海，雖然當時存在著貿易往來，但若與之聯兵作戰裡應外合則談何容易。胡惟庸作為當時宰相自然清楚這一點。對於這兩個問題明史專家吳晗曾作過詳細考證，均系子虛烏有。藍玉恃功自傲，專橫跋l}是有，但說他謀反卻無證據，他的案子由錦衣衛告發，未經正式審訊，迅速將其處決，其罪證的可靠性可想而知了。實際上這些血案都是朱元璋有計劃的屠殺，由錦衣衛頭領告發，是這些特務完全察承主子旨意所為而已。朱元璋之所以要這樣做，目的只是想要維護朱家仁.系萬世的統治。如果說胡藍二案的首魁還有一些嚴重問題，洪武末年殺大將馮勝、傅友德又如何解釋。馮勝、傅友德都是朱的愛將，出生人死，身經百戰，跟隨朱元璋打天下。明朝建立後馮勝、傅友德與大將軍徐達從徵西北，屢建奇功，馮勝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保其不死。傅友德“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朱元璋“屢赦獎勞”。但他們都先後在洪武二十七、二十八年被毫無理由地賜死。可見朱元璋殺人並不需要什麼罪行，對此明史作者直接點明其原因就是“太祖春秋高，多猜忌”。還有李善長太師的被殺也足以說明朱元璋晚年心底的

猜忌。李善長，治法家之言，早年投奔朱元璋，竭忠盡力幫助朱元璋籌劃錢糧，運籌帷握，調和諸將之間的矛盾，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建國以後朱元璋認為他功勞第一，比之漢代蕭何。晚年退休家居，洪武二十年為人告發，牽連胡案，朱元璋找不到理由，卻假託星變，須殺大臣以應災，以如此荒謬理由將七十七歲的李善長及其一家七十餘口一併斬決。如此荒唐殘忍之舉，在中書省任事的庶吉士解緒代郎中王國用冒死上書，為李善長辯誣。“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王，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怎麼還會幫助胡惟庸謀反，即是佐胡成功，其榮華富貴，豈可有加於今日。況且李善長老成持重，親經元末戰爭，難道不知天下不可僥倖妄取。善長功成名就，不安享富貴，至此衰朽之年，卻心懷異志，無論如何不至如此。說穿了一言以蔽之，加給李善長的罪名完全是樁冤案。這封上疏朱元璋看了覺得自己完全理屈辭窮，只好不了了之。但畢竟解緒講了真話，不久解給的父親至京，朱元璋接見，藉口大器晚成，需要繼續學習，還是打發他回老家閒居去了。

洪武一朝，不但功臣宿將洗劫殆盡，即新任文臣被殺者亦不可勝紀。據曾參加修纂(明史》的徐乾學說“洪武一朝考之，大僚三品以上者，共得三百餘人，遍搜諸書，其人得之傳

者，不過三四十人，又率寥寥數語，豈其人皆無紀述，大率為太祖所殺，故國史不為之立傳。”清人趙翼在談到明初用人不拘資格時說“帝又鹹斷不測，稍不稱意，誅滴隨之。胡藍二黨

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闢者，指不可屈。”

朱元璋除了制定嚴密的法網和殘酷的刑罰外，還自創廷杖，大臣稍有不如意者即棍棒相加。有大臣茹太素曾上書十餘事，只是寫得長點，朱元璋令人讀了一半，不得要領，將其

傳來痛打一頓，後來令他帶鐐理事。有一次朱元璋與他同飲，殺氣騰騰地說:“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侍郎叩頭續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對如此忠心正直的臣子，後來還是把他殺了。因此作傳的作者曾感慨地說:“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據不完全統計，朱元璋晚年利用各種血案，文字獄殺人不下十萬數。

朱元璋濫殺功臣，從根本上說是封建專制的一種必然結果。“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是封建制度下，功臣宿將一種飽含血淚的悲鳴。在打天下時功臣宿將與帝王

拼殺沙場，目標一致奪取天下，一旦新王朝建立以後，在封建帝王看來，這種爭奪並未停止，只是由過去外部戰爭，轉人內部，基於這種理論認識，因此需要不斷地血洗下去，才能鞏固

他的家天下，明初的歷史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歷史到了明朝，封建社會已進人晚期，經過歷代王朝不斷強化，封建皇權的勢力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朝中大臣不管功勞多大，地位多高，都不過是皇家的奴才而已。過去三公坐而論道的風氣，君臣共治的歷史早已一去不返了。臣下只能跪著奏事，臣下稍有不同爭議就是居心巨測，只有用殺戮來解決矛盾。雖然朱元璋也是一位農民出身的雄主，但他在對待功臣問題上比起東漢的劉秀、唐代的李世民、宋的趙匡))}}，在處理方法和措施上就大異其趣。劉秀也是借農

民的力量登上皇位的，他登基平定全國後，為了駕馭功臣，採取了退功臣而進文吏的辦法，使用資歷較淺的官員，元勳宿將生活上給予優待，除少數人重用外，其餘的人都只奉朝請而不預政事。趙匡撤建國以後，採取“杯酒釋兵權”這一不流血的方法，在酒席筵前，談笑間解除武將的兵權，消除了權臣武將與皇帝之間的猜疑與矛盾，被史學家稱為寬仁皇帝。唐太宗用人不疑，以他的睿知明達，推誠相待，駕馭群臣，進賢納諫，形成了君臣共治的良好風氣，開創了貞觀一代盛世，歷史上被稱為三代以下少有的英主。朱元璋的文治武功比起上述君主來可以說毫不遜色，後人有“治隆唐宋”的讚語，但他實行所謂的以猛治國的方針，對功臣刻薄寡恩，淫威濫殺，

超過歷史上任何君主，遭到後世的指責非議。趙翼在(廿二史扎記)中說:“獨至明祖，藉諸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漢高祖雖然也曾屠殺功臣，比較起來其範圍之廣，殺人之多不能望其項背。究其原因主要是封建專制統治進入晚期，皇帝權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限制的結果。除此以外，朱元璋屠殺功臣也有他個人性格品質方面的原因。朱元璋早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這是不可否認

的，他早年拼殺沙場過著緊張的戎馬控惚的生活，後來登基後又日夜操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憂危積心，日勤不倦”。晚年精力衰頹，得了精神狂想症，常發高燒，作惡夢，多幻想，

性格多疑，甚至暴怒無常。據野史記載，洪武末年大臣上朝前，都需要與家人訣別，安排後事。如果那天朱元璋腰間的玉帶高高貼在胸前，大概就不會殺人。倘若玉帶挎在肚皮底下，就是大風暴來臨的預兆，殺人杖責不可避免，朝臣準會有來無回，大批被殺。在君主絕對專制的封建時代，帝王的個人品質與性格，直接對歷史發生作用，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朱元璋屠殺功臣的用意，明朝一些野史的記載倒近於事實。他的長子朱標雖然也生長於戰亂年代，但由於受濡家思想的薰陶，對君臣間的矛盾主張採取寬仁的態度。他曾勸諫父親說:“陛下殺人過多，恐傷和氣。”朱元璋不作辯解，隨即拿了一根帶刺的棍子甩在地上，叫皇太子去拿。太子不解其意，元璋教訓道:‘’你不敢拿刺棍，我殺人就是去刺，今後你當這個家，豈不是好?”皇太子辯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臣。”潛臺詞是說有怎樣的皇帝，就有怎樣的臣民。朱元璋聞言大怒，拿起棍子就打，皇太子只好逃走。這個故事比較真實地道出了朱元璋屠殺功臣的動機和用意。在封建社會里皇帝是聖人，自然不能將這類軼聞寫人正史，只好由野史稗乘來記載了。如前所說，朱元璋屠殺功臣目的是為了鞏固他萬世一系的統治，但歷史卻走著違揹他意志的道路。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死，根據他生前的安排，立長孫朱允炊為帝。朱允炊其時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且性格仁柔少斷，即位後即以老師黃子澄、齊泰為左右承相。在他們看來，要鞏固帝位，首要的任務是削藩。朱元璋生前大封子孫為王，並授他們以兵權，這樣造成了藩王勢力的強大。削藩伊始，周、湘、齊、代諸王有的被殺，有的自殺。但勢力最大的燕王不肯就範。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智勇有大略，曾多次率兵打敗蒙古，他富有野心，早已凱覷帝位。1399年7月，他以“清君側”為名，在北平發動兵變，一場同室操戈的內戰終

於爆發。朱允炊派兵平叛，但朝中功臣宿將幾乎被殺光，剩下的不過平庸之輩。結果選定耿炳文為帥，不久即被打敗。只得以李景隆取而代之，朱棣譏之為縱垮子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此人不僅不懂軍務，而且品質惡劣，忌賢妒能。戰爭持續三年，後來朱棣探知南京空虛，率兵渡過長江，進圍南京，李景隆竟然開門迎降。這事離朱元璋去世不過四年，朱元璋精心扶植的中央皇權很快落到藩王的手裡，這是他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朱元璋厲行文字獄，在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專制政策，窒息了人才的成長，造成有明一代人才的凋敝。明代除了象于謙、張居正幾個少數能扭轉乾坤的人物外，其餘大有作為的人物甚是寥寥。朱元璋生前凡事都規定了嚴格的祖訓，後世子孫只能依樣畫葫蘆，不敢有所更張，從而形成了一股惰性。朱元璋的後人除了朱棣稱得上一代雄主外，其他的帝王大多一代不如一代，多是昏贛愚頑之輩。朱元璋殺胡惟庸以後取消了自秦漢以來的垂相制度，給明朝歷史造成了深遠影響。在封建社會，皇帝傳子以保證政權的穩定，承相傳賢以保證國家的治理。明朝不設承相，使六部互相領頑，對國家治理不利，後來出現宦官專權，使明朝政治黑暗。廢除承相制度

造成的流弊，黃宗羲在總結明朝歷史教訓時早已有所定論。

朱元璋厲行文字獄，士人們常因一字一句而遭殺身之禍，在封建專制淫威之下，士人只能小心"謹慎地寫一些附庸風雅、歌功頌德的文字。正如後人所感嘆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哪裡還有什麼高論，寫出些有建立的東西來?儘管明初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社會也相對穩定，但並未帶來文學的繁榮與發展。明代除幾部長篇小說，詩文的創作比起唐宋來遠為遜色，文壇冷落，大不如前。朱元璋作為明代開國君主，他在歷史上的作為早已有了定

論，但他後期的濫行誅殺，並規定了許多僵死的制度，其出發點以損人的目的開始，其結果都毫無例外地以害己而告終，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李立權《話說朱元璋濫殺功臣》

誰不屠殺誰遭殃，斯大林因沒殺盡留下赫魯曉夫篡黨奪權，革命最後被變修。無數革命先烈的血白留。從這一意義來說，朱元璋是一個最成功的皇帝。

在說起朱元璋屠殺功臣的行為時，我們很多人總覺得朱元璋太過殘暴，也經常為那些被殺的功臣感到惋惜。但事實上，如果我們站在廣大老百姓的角度看，這些功臣都不值得同情。相反，絕大多數被殺的人，那都是讓百姓大快人心。

受影視劇的影響，我們常常會覺得，那些開國功臣都是正直善良的人，都是全心全意為老百姓謀福利，為人民服務的。但實際上，這純粹就是把政治童話看。真實的情況顯然是，功臣集團的成員，沒有幾個是省油的燈。

換句話說，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鬧革命，絕不是真的為救百姓於水火，而且為了權錢利。當革命成功之後，指望他們奉公守法，指望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顯然是不可能的，他們只會透過各種途徑為自己和家族搶佔更多的社會資源。

我們腦海中，一說起皇帝嚴刑峻法，似乎是針對老百姓，但其實更多針對的就是這些功臣集團。因為，廣大普通老百姓，是決計不敢隨便以身試法的，他們只會老老實實當順民。真正敢於違法亂紀的，永遠是有權有勢有錢的人。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你是一個地方官員，你的管轄範圍內，有一些功臣集團的成員（或是他們的親戚），在若干問題上，他們希望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敢不聽嗎？估計你不敢。因為，這些人盤根錯節，那就是傳說中的手眼通天。而且，更多的時候，地方官員就是功臣集團的成員（或是他們的親戚），那一切就更好辦了。

在這種背景下，功臣子弟們沒事犯個法，欺負下百姓，貪汙下公款，那就跟吃頓飯喝頓酒一樣，總而言之，咱爺們上面有人，誰敢管咱們？

雖然說，我從不認為朱元璋會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為，一個封建皇帝，永遠不會有這種覺悟的；但是，作為一個皇帝，為了讓自己的江山，一世、二世、三世、萬世的永遠存在下去，必然要全力遏制這種行為。因為這種行為不能被遏制，整個社會的財富和資源都將被這些功臣子弟給掏空，到時廣大百姓活不下去，必然會天下大亂。而事實上，明朝最後滅亡，就是因為大明朝的經濟資源，被官僚集團集體掏空。

並且，朱元璋從小就在底層社會長大，所以，在他的印象中，恐怕就是，當官的沒有一個好東西。如果說，在大明帝國，官員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朱元璋也許會相信。但是，如果說當時的官員都會變成好東西，這可實在讓朱元璋無法相信。

所以，當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郭恆案、這種看似不起眼的案子冒出來時，最後都演變成大規模的清洗和株連，以至於上萬功臣子弟和官員都死於非命。面對這種事實，不要說傳統的歷史學者，就是我這種普通老百姓，也會覺得，朱元璋實在太殘暴。但問題是，如果說他們都是被冤殺的，這本身就是在講童話故事。

大環境，思維，心態，左右著執行的方式方法，正常。歷代君王不是都有一套方式方法，正確否體現著社會現象和管理的年限。

這不是朱元璋心理有病，因眾大臣都居功自傲，功高震主，要如當代粟裕讓帥，許光達五讓大將，朱元璋就不會下狠手，宋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和朱元璋火焚“慶功樓”是一樣的，其方法不同，這都是政治操作，與常理不符，所以老百姓不理解了四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