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宦官專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原因：

明成祖朱棣時，由於在奪取皇位的戰爭中，朱棣買通建文帝身邊的宦官，向他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朱棣上臺後，極力的拉攏、重用宦官，尤其是有才能的宦官（比如鄭和）。明朝從朱棣開始，宦官有了出使、監軍、鎮守地方及掌管特務機關等權力。縱觀明史就會發現很多大宦官都擔任過要職，比如大宦官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等。筆者認為，明成祖為宦官專權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明朝中期以後，大多數皇帝就不熱愛工作，將本應該屬於自己的工作交給信任的宦官。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他感覺自己的工作實在太忙，就加強對身邊太監的文化培養，幫自己硃批檔案，我想他當初也只是想偷一會兒懶。但是到了他的後代那裡，比如嘉靖帝、萬曆帝這些敗家子那裡就更是懶得工作了，想修仙的去修仙去、想修豹房的修豹房、想當木匠的當木匠。這些個皇帝覺得內有宦官、外有內閣，索性就自己享受人生去了。這時候宦官更趁機攬權，勢力膨脹，宦官專權的局面不斷擴大。

明太祖朱元璋把宦官不得干預朝政的規定不僅定為祖訓，還把它製成鐵牌立於宮門外，其用意就是要告誡子子孫孫，謹防宦官專權。但他的後代皇帝根本沒當回事。比如明熹宗時，魏忠賢獨攬朝政。他可以直接批閱奏章和傳佈聖旨，對文武百官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一些逢迎拍馬的官員，稱呼他為“九千歲”。魏忠賢的爪牙遍佈各地，誰說他一句壞話，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宦官專權發展到了頂峰。因此明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一個朝代。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對貪腐的嚴厲史無前例，但貪官依然，到明朝後期皇帝以為太監無兒無女，再貪也沒用場，因而重用太監，誰不知這些太監也不是省油的燈，比起家資萬貫的大臣們一點不遜色。

土木堡之變之後，武將已經沒有太大話語權，扶植內監是為了制衡實力強大的文官集團。

實際還是帝王的平衡術。

明廷的柄筆太監說白了只是皇帝的一隻狗罷了，說倒就倒，和漢唐的太監專政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明朝的宦官專權是從中後期開始的，從朱元璋建國起，對太監就管理很嚴，地位很低，就是奴才，不準干政，包括後來的朱棣等都是這樣執行的。

但為什麼後來會出現這麼多宦官專權呢？這還得從朱元璋建立的國家權力制度有關，也跟皇帝的能力和勤奮有關，建國時為了避免大臣專權，取消了宰相這個職位，由於自己精力旺盛，所有事情都親力親為，併成立內閣輔助管理朝政，並且執行得很好，包括後面他兒子朱棣也是一樣的，每天拼命的工作。但是他們後來的皇子皇孫就沒那麼敬業了，只想亨受不想做事，很多事情就交內閣處理，內閣的權力越來越大。但到了後來，皇上發現文官集團勢力越來越大，自己什麼事都要經過他們同意，很多事情做不成。最後，他們想找個幫手來對付文官集團，最後想到了太監，讓他們做代理人有很多好處，一是太監沒有文化成不了大事，而且又忠心；二是太監有天生的生理缺陷，生不出兒子，奪了皇位也沒法傳，安全；三是可以用他們對不聽話的官員下黑手，最後還能做替罪羊。反正開始是皇帝給自己找個幫手。

為什麼會專權呢，跟皇帝的能力和興趣愛好有關，能力強的嘉靖和萬曆對太監的掌控很嚴，沒有出現有名的宦官。但在愛旅遊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以及做木匠的天啟皇帝朱由校，都不務正業，拼了命的發揮自己的興趣愛好，把朝政交給了幫手，史上出名的宦官劉謹、江彬、魏仲賢就是在他們手上起來的！

明朝建立東廠，西廠，錦衣衛，都是為了維護君主專制的存在。而宦官專權便是皇帝一手養成的，因為皇帝深知，我想要的，他能幫我拿來，而且我並不是直接動手者，這名聲退給他豈不美哉！

一.廢除宰相制度後，皇帝的政務便多的不可收拾，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便設立了內閣，讓一群有才人幫我幹活，而為了管理他們，最合適的人選便是太監。因為太監無法生育，得到只是權勢，無法進行權利的傳承，那麼他只能依靠皇帝而存在！

二.滿足皇帝私慾，同時為皇帝當替罪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總會引起大臣不滿，甚至是朝野動盪，那麼此時怎樣才能息事寧人？那就是斬了這個一手遮天的宦官，給天下人一個交代。

三.宦官都是一群生理殘缺，心理極度陰暗的存在，他們得到賞識，有錢，有勢，但終究不被封建社會地位所認可。他們得到了所有能得到的，卻無法進行傳承，物質的滿足卻不足以填補精神的空虛。心裡得不到滿足，那麼就讓別人為自己而轉，享受別人的乞求，哀嚎，哭泣，不斷的扭曲，不斷的擴大，慢慢的便專權，因為權利能給他帶來快感和刺激！

四.宦官要養活他的很多幹兒子啊，沒有權，沒人會認他這個乾爹的！好多專權的宦官都會認好多幹兒子，無法生育的痛苦依舊想要有為人父的心！讓他們的思想更是扭曲，不專權還能幹啥！

明朝宦官干政是歷史遺留問題，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他就明令禁止太監干政，甚至還在皇宮裡立了一塊石碑警醒後代皇帝。

朱元璋他是個勤勞的皇帝，他調整了關鍵結構，把以前分擔國家治理的丞相這個官職給取締了，胡惟庸造反讓朱元璋對於官員權力過大引起了擔憂。所以他取締了丞相這個官職，他把原來集中的權力分散到各部，使官員權力相互制衡相互約束。官員的權力被弱化了，自然而然的皇帝權力就加大了。

這就好比一傢俬企，董事長應該是不負責日常細節事物的，這一部分應該由公司總經理負責，而朱元璋取消了總經理，這個公司只剩下部門經理，總經理的權力被董事長收回了，董事長就有的忙了。朱元璋由於他自己苦出身，所以他不怕辛苦，重任一肩挑。可是他的那些嬌生慣養的後代可就難做到這麼勤勞。皇帝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是他又不願意自己動手，怎麼辦？只能交給內部人士去代勞，也就是太監，所以在皇宮有幾個太監機構比如司禮監，比如秉筆監。既然太監有權代皇帝辦公，權力在手幹起政來依然是水到渠成。

那麼為什麼明朝太監會慢慢走向干政？這要追溯但明成祖朱棣造反，朱棣造反多年不成，後來南京宮中太監由於長期受到皇權打壓，他們對於朱允文的政府是心存不滿的，所以太監在南京做內應，為朱棣提供情報和各種幫助。朱棣由於是得到了南京朝廷內部的這種支援，所以才慢慢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最後攻下南京。

由於太監的幫助，所以朱棣執政後就提高了太監的待遇，到了朱棣後任的皇帝由於自己自身的惰性，就直接讓太監學文化，這樣太監就可以替皇帝處理政務。我們不是有句話叫不怕流氓可怕，就怕流氓學文化。太監有了文化確實是可怕，因為他們做事不考慮後果，因為他們活著只是光棍一條，而有家有室的官員就會考慮後果

明朝宦官專權為什麼那麼嚴重？根本原因是文官勢大，皇權受到壓迫。

明朝時期，文官集團權利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皇權受限。嘉慶要追認自己的生父為皇帝，必須與文官鬥爭才搞定。萬曆想廢皇后改太子，直到死都沒有幹成。在皇權得不到伸張的時候，皇帝就會培養宦官集團來和文官集團鬥爭，自己則躲在幕後拉偏架，這是宦官崛起的根源。

明朝分內廷和外廷。內廷以司禮監掌印太監為首，外廷是內閣首輔為首的文官集團，內外廷相互制約。此外太監還掌握東廠，掌握一定想刑事緝查權利。內外廷相對抗，內廷壓倒外廷，文官集團受到壓制打擊，我們看到的，是宦官亂政，忠臣受到迫害。而在皇帝眼中，這或許正是他想要的結果，看到那些試圖用種種方式束縛皇權的文官們倒黴，皇帝在深宮中或許要捧腹大笑吧。

宦官本是皇帝家奴，是皇帝伸到宮外的手腳，生殺予奪是皇帝說的算。即便權勢大如魏忠賢、劉瑾，其生死也不過是皇帝一句話，說殺就殺了。講故事說崇禎皇帝初入皇宮如何自帶乾糧、貼身藏劍躲開魏忠賢的暗害等等，都是扯淡，如果魏忠賢敢殺皇帝，那不是一個毫無根基的十幾歲少年可以抗拒的，其根本原因還是根深蒂固的制度因素。

宦官專權的原因在於他們掌握了軍政大權。隨著皇帝幼小無知，受宦官愚弄。這一看法不夠科學，根本的原因應為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所造成。

朱元璋是禁止宦官干政的。

朱棣奪位時依靠了宦官的幫忙，開始重用宦官，並且設立專門的學校，讓宦官讀書學習，幫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與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像鄭和就是宦官。

明朝時期，文官集團權利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比如嘉慶要追認自己的生父為皇帝，用了三年時間和文官鬥爭才搞定。而萬曆想廢皇后改太子，用了二十多年

直到死都沒有幹成，二十多年裡鬱鬱寡歡不再理朝政，不與文官們合作。因此，皇帝只有倚靠宦官集團來和文官集團鬥爭。 宦官擁有官職，很多相當於皇帝的貼身秘書。明朝的朝廷分為內廷和外廷。內廷就是以司太監掌印太監為首的，外廷是由內閣首輔為首的文官集團，相互制約。

在明朝，由首輔領導的內閣擁有上奏建議權，六部負責行政權，決策權由皇帝親自掌握。由於皇帝無法過問全部事情，因此一些事情交由內廷處理，從而實際上內廷太監代替皇帝取得了決策權。必須要由內廷簽署，這些建議和行政才能生效。 5.此外太監還掌握東廠。實際上東廠並非電影電視裡面的那樣橫行霸道

京城中有三大獄，分屬刑部、東廠和錦衣衛北鎮撫司，三家刑治機構功能雖有重疊，但大略也有分工：盜匪姦殺等民案，由刑部管轄；涉及宦官及公門中人犯罪，由東廠管轄；凡大臣謀反弒逆或忤犯皇上，則由錦衣衛緝拿。一些重要的案件則往往由三司會審。在明朝漫長的歷史中，真正太監亂政的時候有幾次，一次是武宗時的劉瑾，一次是熹宗時的魏忠賢，此外還有一個英宗時的王振。他與秦漢唐等朝的亂政還是有區別的。他們依靠的是皇帝（實際上皇帝也是依靠他們），而不是要挾皇帝，所以當得不到皇帝支援的時候，這些人就立刻被文官集團砍了腦袋。

明朝太監的亂政，實際是由於明朝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導致皇帝扶持起來的一個勢力集團，他們在為皇帝服務的同時，趁機為自己牟利。明朝太監集團和皇帝往往是一體的，相互依靠的。

唐朝藩鎮割據，中央那點軍權全掌握在太監手裡，換個皇帝那些藩鎮也不管，大家各玩各的。明朝集權，將領根本沒有調動軍權的能力，就連皇帝想調兵都要要兵部確認才可以，太監就更別說了。明朝唯一一個造反的太監，還是靠在宮外府邸養的門客，結果造反的時候連宮門都沒打進去就被滅了。明朝有名的幾個大太監都是狐假虎威，只要皇帝一句話就什麼都沒了，讓他死他立馬就得死。

明朝太監的權力其實都是依託於皇權，明朝皇權本來是很大的，朱元璋廢掉宰相，什麼活都自己幹，大臣基本就是報告-聽命-辦事，不過朱棣之後的皇帝沒有那麼強的能力和精力，動不動幾十年不上朝，權力慢慢過渡到內閣。

皇帝說白了就一個人，怎麼對抗整個文官集團，人家撂挑子不幹就沒轍了，所以老被欺負。皇帝不能不要臉，太監可以，所以把太監推出來，掌控權力和大臣鬥爭，把文官整得死去活來。但是太監的權力根本在於皇帝，所以永遠威脅不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太監，還得把皇帝伺候好了，因為伺候皇帝的沒時間伺候太子，等太子登基，太子身邊的太監就上位了。

同理。

同樣是宦官操縱國家大權，

唐朝後期宦官甚至可以隨意殺死皇帝，

明代宦官雖然權傾朝野，卻威脅不了皇帝的位置

這樣來解讀唐朝宦官制度，和明朝太監製度，很有效果！（估計前面曉木說的，大夥兒都沒弄清楚～～～）

表面的原因：唐代的宦官掌握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兵權，而明代的宦官則沒有。但這表面的背後要涉及到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

唐代是從魏晉門閥政治（貴族政治的一種變種）到宋明官僚士大夫政治（就是現在很多講的文官集團）的一個過渡期，這兩者有什麼區別？就在於統治集團內部權力結構或權重配比的不同，前者是皇帝與貴族共治天下，而後者則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順便提一下，士大夫這個概念在魏晉時指的是上層士族，而不是後世透過科舉出身的官僚。

在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結構上去講，皇帝與貴族之間的權力對比和皇帝與平民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之間的權力對比，兩者之間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而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君主專制的加強。像東晉的司馬睿登基的時候要拉著王導共同接受朝拜，這在宋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貴族是依靠自然的血統來維繫自身的權力，這種權力和皇權有某種同質性，他們都是世襲權力，而官僚的權力和皇權是不同質的，它是一種非世襲性的權力，而要依賴於這個國家本身的某種體制比如科舉制度。在魏晉初唐的時候，皇帝和官僚之間的關係是大股東與小股東的關係，而在宋明，則是董事長和打工仔的關係。所以文官集團可能相對於皇權有某種獨立性，但他無法相對於這個國家的體制具有某種獨立性，因為他是依附於這種體制之下的，而依靠自然的血統而獲取崇高地位的貴族權力，他們不僅相對於皇權具有某種獨立性，他更是相對於體制本身也具有某種獨立性，因為它所依賴的是自然的血統。

所以從這點上去看，股東之間的權力變更和打工仔推翻董事長，這是有本質的不同的。所以朝代更迭的方式，在魏晉隋唐它更多體現為禪讓，股東聯合起來換一個大股東來為自己的利益代言，從隋到唐，只不過是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代言人從楊姓變成了李姓，而在宋明，就再也不可能透過這種方式來更迭政權了，它只能滅於外族入侵或者底層的暴力革命。

貴族政治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某一個血統的宗族的聲望和名譽，袁紹一個倉皇逃出董卓的魔爪的手無寸鐵的一個人，他振臂一呼，轉眼間就成了討伐董卓的盟主，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號召力，就是因為他的宗族擁有崇高的聲望。所以聲望這個東西是可以直接和權力包括軍事實力相轉換的，作為君主，如果無法獲取這些在社會上具有崇高聲望計程車族的支援，他的統治就沒有根基。

那麼在貴族政治之下，皇室如何獲取這些士族的支援呢？婚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手段，我們看唐代包括魏晉時期的皇后，幾乎很少是出自於平民百姓的家裡的，李世民就曾試圖用聯姻的方式籠絡並不支援他的山東豪族，他派魏徵這個山東士人去安撫河北，其用意也在於此。司馬睿為了獲取江東士族的支援，其用心也可謂良苦。

說一千道一萬，就是要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唐代更換一個皇帝和宋明之時更換一個皇帝，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科舉制度的出現，就是皇權試圖打破傳統士族的壟斷地位，從而削弱他們，加強皇權。皇帝和士族的關係是，皇權既需要獲取他們的支援才能存在，但同時，這些豪族的權勢又時刻威脅著皇權本身，唐代就是這兩者的關係一個過渡期，經過唐末的動亂，到五代的軍國專制的皇權的打擊，中國傳統計程車族門閥政治到了宋代是徹底終結了，此後 就進入了平民士大夫的官僚政治的時期。

回到唐末為什麼太監可以頻繁更換皇帝的這個問題，因為唐代的皇權的統治基礎即傳統計程車族門閥，在經過君王持續壓制和打擊之下，已經走向了沒落，唐初的統治基礎，關隴的軍事貴族集團已經徹底瓦解，在權力爭奪中，皇權的勝出導致他們已經沒有實力支撐他們的利益代表即皇權，但皇權戰勝了傳統計程車族門閥，他們同時也瓦解了自身的統治基礎，一個孤立的皇權此時就凸顯了出來，導致太監這樣一個低賤的階層一旦掌握了中央禁軍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把它玩弄於鼓掌之間。

到宋代的建立，趙匡胤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在門閥士族政治不在的時候，如何重建皇權穩固的統治基礎。他透過收歸兵權，強幹弱枝，分解相權等等各種手段，穩固了皇權，中國從宋代開始真正進入了一種文官掌握國家政治的時期，這些透過科舉出身的平民，他們沒有任何權勢背景，完全依附於這個國家的體制本身，再沒有什麼能有實力來挑戰高高在上的皇權。與此相應的就是在帝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一種儒教意識形態開始真正佔據了統治地位，這種倫理觀念的壟斷地位導致篡奪皇位從根本上失去了倫理和道義上的支撐，從而在更深的層面加強了皇權的穩固。這就是為什麼明代太監完全受制於皇帝的原因。

補充一下唐代軍制，這樣也能對唐朝宦官專權有所理解。

安史之亂期間，所謂“東三鎮”也就是安祿山所部已經反叛，“西二鎮” 即哥舒翰所部也在潼關一戰灰飛煙滅，嶺南和四川劍閣的雖有兵鎮，但兵力不多，且都是漢人，換言之戰鬥力不強（古人認為漢人軍隊戰鬥力遠低於少數民族，號稱漢人最強大時期的唐朝時期也是如此，其邊防軍大都為少數民族，以胡，契丹為主，安祿山所率領東三鎮就是契丹，而實力稍差的“西二鎮”則是胡人），所以唐朝中央只能暫時依託四川天險自保。西北的安西都護府士兵雖強，但一方面兵力不多，只有兩萬；另一方面，路途遙遠很難支援中央。於是，唐朝的安史之亂的平叛主要依靠北方的唯一僅剩的朔方鎮，又稱朔方軍，該鎮四萬人，也就是後來所謂唐朝中央軍的前身。

在安史之亂後，朔方軍就調往中央，接著又被改編為神策軍，由宦官統領——為什麼交由宦官，很簡單，因為被嚇怕了。唐前期屢次皇族內部相殘，比如玄武門之變，到唐玄宗時期，就把所有皇族和外戚嚴格管控起來，建立所謂的安樂？宮（具體名字忘了），實為軟禁；重用大臣，又經過安史之亂，自然皇帝也不再信任大臣，但是權力是必須要有執行人，這個執行人就變成了宦官。

諸君首先要改變對宦官的不恥態度。從各方面而言，對於皇帝而言，宦官確實是最保險的選擇。

說遠了，再說回唐朝，縱貫唐史，神策軍的戰力還是不俗的，我們這些受過高中教育的同志們，大都會認為唐朝就是一個藩鎮割據，類似東周的情況。其實，唐朝中央非常具有控制力。地方的藩鎮除了淮青兩三個源於安祿山舊部的藩鎮比較彪悍外，其餘藩鎮都非常聽命中央。中央之所以具有這樣的控制力的源泉之一就是神策軍。所以客觀而言，宦官對於李唐王朝還是具有延續生命的作用。

後來，黃巢起義，透過游擊戰（到處流竄），漸漸地將中央軍消耗掉了，直至佔領長安，這一鬧，中央實力盡失，藩鎮也就開始蠢蠢欲動了，直至朱溫同志把最後一個唐朝皇帝給滅了。

PS：黃巢起義帶來人口損失，特別是對廣州一帶的外籍人員聚居區的大屠殺，可是一點不亞於太平天國和明末的張獻忠同志。

唐朝宦官的權力，是他們的皇帝一點一點賦予的，直到後來皇帝再也沒有能力控制自己揚大的這頭怪獸。

唐朝早期宦官是沒什麼權力的，只負責宮中雜務而已，到唐玄宗，因為寵信高力士等人，為其加官封爵，開了宦官封官爵之先例，宦官因此地位升高。不過此時宦官未有實權，因此也不敢真正干預朝事。

宦官真正有權就是從被宦官責罵的唐代宗開始，是他先令幫自己登上皇位的宦官李輔國“專掌禁兵”，之後又讓宦官魚朝恩控制神策軍，並收天下精銳15萬人於該軍，給其超過所有外軍的軍餉。自此後，神策軍就成了宦官的專門軍隊。

一個有軍權的人誰不怕呢？何況這人還執掌著武器庫——唐德宗時期，京師武器庫歸軍器使管理，軍器使就是宦官官職，同時令軍民官吏不許私藏武器，自此京內捉賊都需要向宦官申請武器，朝廷自己的軍隊再也無法跟宦官武裝抗衡。

代宗德宗這樣做，是因為覺得臣子將領都不可靠，只有身邊人最親，他們就這樣在身邊養起了一隻猛虎。

唐朝中央庫藏本來歸太府寺，到唐德宗時，趕上這個皇帝是個財迷。他極其缺乏安全感，多疑又雄猜，對誰都不放心，把國家的財物都轉移到了皇帝私有的瓊林、大盈庫，這兩個庫都歸宦官管理，於是宦官在軍權外又有了財政大權。

此外，唐代宗時設宦官組成的樞密使，負責皇帝與宰相之間的上傳下達，於是宦官有了插手朝政的權力。

唐玄宗時派宦官到各藩鎮任監軍使，於是宦官能夠干預地方事務。

唐朝前、中期宮廷政變頻發，此後的皇帝對親人包括兒子都心懷防備，傳位搞得像地下工作，外臣都沒機會參與，於是宦官們又得以插手皇位之爭……

軍權財權行政權……一個都不少，宰相都沒這麼大能量，不好好用一用，怎麼能夠呢？

唐朝皇帝居處深宮，除朝會外很少與外臣交往，很多皇帝都患上了“只信任身邊人”的病，身邊人都有誰呢？后妃沒什麼能力干政，那自然只有宦官了。他們派自己的心腹宦官出去執行自己的任務，去傳達自己的旨意，去監視自己不信任的人，去做自己羞於出口的事，他們給心腹宦官提供的便利，養大了這些宦官的權力，使其具有了反噬的力量，他們再養大一個新的心腹，去誅除反噬的宦官，於是又養出了一個更大的……鐵打的皇宮，流水的皇帝，每個上一任的皇帝都無意地給下任養出一個到幾個大宦官頭子，於是每個新上任的皇帝就都成了宦官的兒臣。有本事的能搞掉前代大宦官頭子，又為下一任再養一個。

就這樣，皇帝們都痴心不改。外臣、藩鎮對宦官有所不滿，皇帝全都護著宦官；唐肅宗時派心腹宦官出去辦事，回來時都要問外臣給宦官送了多少禮，送得少的話就不高興，覺得不給宦官面子就是不給自己面子。

所以，唐朝的宦官，是皇帝自己養瘋狗的關係。

明代的特點是文官集團前所未有的膨脹（準確說來這種膨脹始於宋朝），大多數情況下皇帝面對文官集團都是弱勢的，所以明代的確是兩極爭雄的局勢，不過爭雄的是皇帝和文官，宦官們的巨大權力？那是皇權，他們是皇帝對抗文官集團的唯一依仗。

要講這一點，得先從文官集團的膨脹講起。大家都知道宋和明開國之君都在致力於削弱相權，他們不希望看到一個宰相來分擔皇帝的部分權力，因此他們意圖虛化文官集團的首腦，採用內閣制度，使得文官們沒有了一個首腦，無法形成一個和皇帝公然對抗的集團，事實上在這一點上效果的確執行的很好，唐朝的李林甫一言堂式的朝政不再出現，內閣的大學士地位稍有高下之分卻差距不大，內鬥尚嫌不夠哪裡有空去跟皇上鬥呢？所以呂夷簡歐陽修之前，張居正之前，黨爭都不算嚴重。

但是，虛化文官集團首腦帶來的一個非常嚴重的負面作用是，沒有了靶子，是的，雖然沒有了宰相挾集團之力向皇帝示威逼宮奪權的可能，但是文官集團中的一個個個體零零散散地對皇權的侵奪則變得更加厲害，文官們可以肆無忌憚的對皇帝不合道德規矩的行為進行指責，而皇帝既找不到一個首腦來殺雞儆猴，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溝通文官集團和皇帝的橋樑來代為引導文官言論，因此在整個宋朝和明朝，文官們以死在朝堂上為樂的惡趣味始終是愈演愈烈。

宋朝和明朝的皇帝不正常的多，因為朝堂環境在文官集團的合力作用下本就顯得十分不正常，天天有文官上疏抗議皇帝窮奢淫慾，抗議皇帝寵愛妃子耽誤政事，而不論事實上這位君王是否是千古仁君，比如宋仁宗。皇帝在這種不正常的環境下成長，每天被臣下以各種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標準來要求，不發神經才怪.......

扯遠了，那個不是重點，面對文官集團的權力膨脹（應該要強調的是這種膨脹不可能威脅帝位，但是會使得皇帝無法執行自己的想法和政策），勢單力薄的皇帝顯然是無能為力的，他心中縱有千般志願，也需要人手來實施啊，宋仁宗靠的是一個能力出眾講求實際的內閣，呂夷簡寇準王安石歐陽修富弼，俱是為政能手，而明朝的皇帝們，則更多的是依仗宦官來對抗文官集團，而宦官們本身是有著天然劣勢的，所以，皇帝必須給予他們一些比較極端的權力來確保他們有能力對抗文官，也就是廠衛制度的具體體現。

而唐朝的問題，則跟上述完全不是一個體系，因為唐代的問題不是宰相跟宦官的對抗，唐玄宗時期，開始實行藩鎮制度，這個來源跟“天可汗”的思想有很大關係，當時皇帝不光是中國的主人，也是周邊各大小部落的主人，既然是主人，自然要實現有效管理（宋代積弱沒法對外管理，而明代朱元璋主動放棄了管理外域），因此在邊境設定藩鎮，一方面便於更有效管理少數民族，另外也可以吸收少數民族參軍效力，為國爭光，聽起來就透著一股子偉光正的味道~

而在外設定藩鎮，自然要有皇帝的人來平衡藩鎮鎮長們一家獨大的軍權，而屬下與家奴，自然是後者更加信得過，所以終唐一代，宦官監軍掌軍，都是不可或缺的主旋律。而且監軍制度被皇帝對藩鎮獨大的恐懼中發展地日益完善，在各地成立監軍院，設有監軍使，監軍副使，都監，都都監等官職。也因此在唐代中後期中，數次皇帝意圖收回宦官軍權的嘗試，都因藩鎮和禁軍的彈壓而以失敗告終。

以上廢話了那麼多，其實就是一句話，明代的宦官跟文官們鬥是文鬥，而唐代的宦官跟藩鎮鎮長們鬥是武鬥，毛主席說得好：要文鬥，不要武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