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沒錯。只是千百年來儒家的學說被曲解、被利用得太多，成了一個“靶子”，任社會有什麼問題，都習慣性地推給儒家。人常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看儒家更是任人打扮，時常還要任人踐踏。

這裡可以參考我在其他問題下的一個作答，我個人認為儒家關於“信”的學說便是當今最需要弘揚的。如有疏漏之處，請不吝指出。

個人觀點，所謂“不同思想的精髓”都要結合不同的時代來判斷。漢武帝時期和宋寧宗時期所著重推崇的儒家思想精髓定然不同。那麼如果問當世，我認為精髓在於一個“信”字。

信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在孔子的教育觀中，“信”雖不是基礎，但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作為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中國學生，“信”的含義於我而言帶有強烈的儒家色彩。它首先是一種方法論基礎，也即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中所云：

“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誠”與“信”

我傾向於將“誠”與“信”分開論述，這也是受到南宋儒學大師朱熹的影響。其在釋《孟子·離婁章句上》中有言：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作為“天之道”的“誠”是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本然之理。而作為人之道的“誠”主要是對天地之誠的尊敬和效法，追求誠是做人的道理。

朱子從道法角度解釋“誠”，從人倫角度解釋“信”。朱子曰：

“信是信實，表裡如一。”

信是實實在在的理，遵守信實，誠實無欺，做到表裡如一，就是信。

誠作為道德本體，是一種本然狀態，無需人為，因而是自然法則；信卻相反，它要求的是人之所為，是一種社會性的道德踐行。

因此對於每一個社會中的獨立個體，“信”是聯絡彼此的道德橋樑。它並不是紙上空談，不是標語口號，其方法論意義，就是強調道德踐履，致知力行。

“信”與“慎獨”

其次它是一種道德上的理想境界，也即《中庸》所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梁漱溟先生認為：

“儒家之學只是一個慎獨。”

在我看來，也許這正是因為“慎獨”作為儒家的道德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性。“慎獨”是建立在儒家人性善論基礎上的應然實踐，它要求人們在沒有外在監督的情況下始終不渝地、更加小心地堅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覺按道德要求行事。

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前者都是主要外化在“行”之上，可以透過日常行為判斷出來。唯獨“信”是最要求人心與行為的統一才能實現。而人心最是複雜，在失去外界監督時，要保證“信”的堅守，就要做到慎獨。因此慎獨是儒家所有道德準則的內化，是士人由凡入聖的過程，是一種極高的理想要求。

對我來說，“信”是“誠”與“信”結合的方法論，是“慎獨”的最高道德要求。作為大學生，更應該是如此。誠信當是學術之本，是每一個學子的道德要求。然而當代學術界，誠信慎獨卻逐漸成為稀缺。

誠信與學術

很多學生在申請國外的高校時，需要根據校方提出的一些問題給出自己的看法。很多學校會有“define integrity”的要求。這裡的“integrity”一詞，放在傳統儒家文化的語境中，就可釋為“信”。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做學術者，應當有窮時亦兼濟天下的情懷，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責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苟利國家生死以的氣魄。在近代以來，中國大學精神之巔，應屬抗戰後建立的西南聯大，將誠信精神與愛國精神真正結合了起來。彼時學術誠信是常態，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在工作中，教授學生真誠做人，真誠做事，守信用，重承諾。大學是真正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象牙塔。

“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守信是做事，做實學，即“致知力行”的基礎，也是振興國家的關鍵。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難的時世，精神領域的抗爭與復興同樣重要。不誠信難做實學，無實學不可解國家危難。需謹記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先生話語：

“救國方法極多，救國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儘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的人材，將來為國家服務。”

也即是“實幹興邦”。

當代大學生更應該有民族和國家的擔當，生髮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這需要首先由內約束自己，做到誠而慎獨。如《大學》中說：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是誠信的準繩，也是每一個學生的道德目標。

學術跟英雄一樣，也是時勢所然。儒家倡導的宗法禮教本來在春秋之時，已然衰落，即所謂的“禮崩樂壞”。但秦之大一統後，大勢又為止鉅變。大一統後，周邊已無相當勢力與之爭鋒，華夏文明從擴張轉向守成是必然之勢。如果賞罰分明、授田私有的法家模式是擴張利器的話，那麼不賞不罰、以禮為法的儒家模式就是治國妙術了。儒家的核心是“義大於利”，即理想主義，所謂義就是義務，所謂利就是權利，以壓抑人性從而緩解社會矛盾。法家正與此相反，“利大於義”，即功利主義，以鼓勵人性而推動對外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