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文王以公孫衍為將，破魏軍於雕陰，其弟贏華號稱大秦第一勇士，贏疾能謀善戰，用司馬錯攻巴蜀，魏章攻楚，後期魏冉也逐漸成長為一代名將。

秦惠文王嬴駟是秦孝公之子，秦武烈王和秦昭襄王之父，秦國第一位稱王的國君。當政期間，文有張儀連橫六國，武有公孫衍、樗裡疾、司馬錯。

公孫衍，人稱犀首，率領秦軍打敗魏國，收復河西之地，打開了秦國東出的大門。樗裡疾（贏疾），是秦惠文王贏駟同父異母弟，因其足智多謀，被稱為“智囊”。惠文王時期，率兵攻下魏國的曲沃，趙國的藺邑，協助魏章攻取楚國的漢中。一生輔政三代秦王。司馬錯，最大的功績是在拿下富庶的巴蜀，大大增強了秦國的國力。秦昭襄王時期，率軍伐楚，奪取楚國黔中郡。

總的來看，秦惠文王作為一代明君，北掃義渠，西平巴蜀，東出函谷，南下商於，一生為大秦東出的目標而奮鬥！

這件事需要分情況來看。雖然宋徽宗趙佶、宋高宗趙構這些人的確可以算是“華夏王朝的恥辱”，但是作為北宋開國皇帝的宋太祖趙匡胤還真不是，甚至可以說，宋太祖趙匡胤在中國古代所有的開國皇帝中也是數一數二的，雖然不一定比得過唐太宗李世民，但是應該還是可以和同樣作為“大宋”開國皇帝的宋武帝劉裕比較一下的。要知道宋太祖趙匡胤當年是主動投奔後周太祖郭威，並且協助他攻打李守真的，後來他又作為先鋒，協助後周世宗柴榮攻打南唐的淮南地區。雖然當時南唐將軍皇甫暉、姚鳳率領十萬大軍出征，但是趙匡胤卻可以單槍匹馬闖入南唐的十萬大軍中，砍中皇甫暉的腦袋，並且將皇甫暉和姚鳳一起生擒活捉，當年宋武帝劉裕作為東晉龍襄將軍劉牢之參軍，率領大軍征討孫恩時的表現不也就如此嗎？在“高平之戰”中，宋太祖趙匡胤再次單槍匹馬衝在最前面，雖然當時的後周將軍樊愛能已經退兵，但是趙匡胤仍舊冒著失石，攻打北漢和契丹的聯軍，將他們嚇退，這樣的勇猛程度在中國古代眾多帝王將相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吧？不管怎麼說，就宋太祖趙匡胤本人，以及跟著他打天下的這批將軍也絕對不是什麼“恥辱”，而應該是華夏男兒的驕傲才對。

至於說關於北宋“靖康之亂”的恥辱，這是當時的人自己都承認的，這個真的洗不白了。實際上在北宋“靖康之亂”之前，從東晉到大唐時期的人都一直認為“永嘉之亂”是華夏王朝最大的，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的。畢竟在這次國難當中，晉懷帝司馬熾和文武百官就如同犬羊，後宮嬪妃遭受匈奴漢國的軍隊的凌辱，唯有涼州、江左保持了相對的和平。正因為如此，所以從晉元帝司馬睿時代開始，“以雪大恥”就是東晉朝廷貫徹始終的政治正確。正因為如此，所以無論東晉王朝的各大門閥之前再怎麼互相傾軋，甚至脅迫皇帝、皇太后下達對他們自己有利的詔命，也沒有人敢違背這個政治正確，去與“戎狄”相互勾結的，這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的一種底線。雖然東晉的門閥士族生活奢侈，在大敵當前仍然爾虞我詐，但是這些門閥公子仍然必須做出北伐中原，收復失地的樣子來，這個政治正確是東晉王朝上上下下的人都不敢違背的。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晉元帝司馬睿、江州牧王敦，以及劉隗、刁協等人雖然可能對北伐中原沒有什麼興趣，但是他們絕對不敢公開反對祖逖北伐的，更有意思的是，晉元帝司馬睿不僅不敢公開反對祖逖北伐，他甚至還必須讓自己的次子――琅琊王司馬裒代表自己，率領一隻軍隊，做出協助協助祖逖北伐的樣子來。又比如說王敦這個人，雖然他很忌憚祖逖，但是因為祖逖這個人在豫州的威望非常高，所以王敦最多就是可以說服晉元帝司馬睿，派遣戴若思去豫州監視祖逖，他就算再怎麼跋扈，也絕對不敢隨便給祖逖安插“莫須有”罪名，並且將其處死的。如果祖逖多活幾年的話，那麼王敦其實也不太敢直接起兵謀反的。再比如說，雖然王敦曾經擺下“鴻門宴”，打算暗殺荊州刺史陶侃，但是因為陶侃這個人在荊州的威望實在太高了，所以王敦最多也就只敢把陶侃調去做廣州刺史而已，根本不敢直接透過殺死名將的方式，來反對北伐的。這就是“永嘉之亂”後的東晉王朝和“靖康之亂”後的南宋王朝最大的不同之處。相關原文如下：

〖（東晉）太興二年（公元318年夏六月），大旱，（晉元帝司馬睿）詔求讜言直諫之士，（虞）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於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鑑，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雲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房玄齡《晉書•虞預列傳》

〖（幹寶說）“……彼（劉）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後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房玄齡《晉書•晉愍帝司馬鄴本紀》

〖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匈奴）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司馬光、劉攽《資治通鑑•晉紀十二》

〖（東晉）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兇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詔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元）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六月）己巳，帝傅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遊魂縱逸。復遣兇黨石季龍犬羊之眾，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眾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司馬）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東晉大興二年即公元318年夏）六月，旱，帝親雩。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甲申，以尚書左僕射刁協為尚書令，平南將軍、曲陵公荀崧為尚書左僕射。庚寅，以滎陽太守李矩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為武陵王。初置諫鼓謗木。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馳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暗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偽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房玄齡《晉書•晉元帝司馬睿本紀》

即使到了大唐安史之亂時期，雖然大唐的臣民也認為這是一場非常嚴重的國難，但是當時的人最多就是把“安史之亂”等同於“永嘉之亂”而已：〖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淨胡沙。〗――李白《永王東巡歌十一首•其二》、〖裴冕、杜鴻漸等從容進曰：“今寇逆亂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險，奏請路絕， 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 樂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劉昫《舊唐書•唐肅宗李亨本紀》

然而到了北宋靖康之亂時期，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了。比如說南宋史學家徐夢莘在編撰《三朝北盟會編》的時候就感嘆道：“嗚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之為中國患久矣，……是皆乘草昧、凌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際遭此易且酷也！”，可見從南宋開始，“靖康之亂”已經取代了“永嘉之亂”的位置，成為華夏王朝最大的恥辱了。比如說在大明王朝的“土木堡之變”中，兵部尚書于謙反對南遷的理由就是不想讓大明王朝重蹈北宋“靖康之亂”的覆轍的。不過我認為，徐夢莘之所以會認為“靖康之禍，古未有也”，不一定純粹是因為所謂的“戎狄強盛”，畢竟在這之前的很多朝代的人都是有過類似“戎狄熾強，古未有也”之類的感慨的。除了東晉十六國時期的諸多臣民之外，隋末唐初的很多臣民也是認為突厥是自古以來最強大的胡人部落的：〖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 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劉昫《舊唐書•突厥列傳》。其實我覺得“靖康之亂”之所以被很多人稱為華夏王朝歷史上最大的恥辱，主要是因為以宋高宗趙構、御史中丞秦檜等人為首的南宋朝廷已經連最基本的“政治正確”都不願意遵守了。他們不僅在國難當頭時殺死了大將岳飛，公開反對北伐事業，還直接向大金朝廷稱臣。雖然晉朝司馬氏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華夏王朝的歷代統治者當中最沒底線的家族了，但是以晉元帝司馬睿、江州牧王敦、晉明帝司馬紹、中書監庾亮、晉簡文帝司馬昱、武陵王司馬晞、康獻太后褚蒜子、吏部尚書謝安、南郡公桓溫等人為代表的東晉王朝的統治階級好歹還可以堅持把“北伐中原，收復失地”作為貫穿始終的政治正確，雖然他們不一定是真心實意要這樣做的，但是好歹還能做個樣子。雖然他們基本上無法真的幫助李矩、張寔、郭默、謝艾、劉琨、邵續等在北方抵抗的人做什麼，但是他們好歹還可以作為一面團結大旗，成為大晉北方遺民的一種精神支柱。即使是後來崛起的北魏朝廷想要抹黑南朝的東晉政權，也只能捕風捉影的透過“牛繼馬後”之類的傳說故事來抹黑而已，然而南宋朝廷呢？當南宋朝廷自己都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意義，連道德作秀都懶的做了，那麼北方遺民又怎麼可能再期望他做什麼呢？更何況人家大金朝廷也是有所謂的“明昌之治”的呢！這才是南宋朝廷成為華夏王朝的“恥辱”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