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說是外華人，這個定義太現代。大唐是一個帝國，帝國是一種秩序，帝國的一個特性就是統治了具有各自文化認同的民族。所以，以漢人為主體的大唐帝國起用了很多胡人將領和胡人官僚。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有三個原因能夠說明，一個是歷史原因的關中本位；一個是當世原因的李世民主導；一個是對外戰爭的羈縻安撫。

北周以及後來的大隋，為什麼能夠統一中國？宏大敘事的解釋，是北周和大隋解決了當時的歷史問題，即胡漢矛盾。

這個問題從五胡亂華時期就開始了。

先是胡人的後趙政權，以胡人為國士、以漢人為奴隸，搞種族壓迫。但是，冉閔一出，就把幾百萬羯胡全給幹掉了。所以，胡人欺負漢人這條路走不通。

再是胡人的前秦政權，一上來就搞民族大融合，結果：支柱力量的氐人被削弱了，而其他如鮮卑等胡人部落卻強悍非常。於是，淝水之戰，前秦崩潰。所以，胡人與漢人、混一胡漢，這條路也走不通。

後是胡人的北魏政權，以馮太后和孝文帝為主導，搞徹底的漢化改革。但是，六鎮起義直接把北魏帝國給折騰成了東西兩魏。所以，以漢人為老師、胡人搞漢化，這條路還走不通。

這個問題就麻煩了，胡人欺負漢人不行、胡漢融合不行、胡人漢化也不行，邏輯上完全周延，這就是條死路。這還怎麼辦？

最後出手的是匈奴人宇文泰的西魏。這個人玩得極其高明，他怎麼搞？

一手是表面胡化爭取胡人、實際漢化爭取漢人；一手是以精英階層的區域性胡漢融合代替全面胡漢融合。

然後，他就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他在胡人與漢人的標籤之外，打造了一個新的統治階層，即關隴集團。這個集團是純粹的胡漢融合，融合的手段是通婚。所以，解決了胡漢矛盾，借之以關中形勝，北周以及後來的大隋，實現了天下一統。

宇文泰的混一胡漢之策，就成為關中本位的一個新特質。以前的關中本位就是關中形勝加軍事貴族，現在還要加上一條，就是胡漢融合。

到了隋煬帝楊廣時期，楊廣就不玩關中本位了，因為關中的老權貴們不聽使喚，不是權貴聽皇帝的而是皇帝聽權貴的。楊廣搞一路向東，娶妻陳朝後裔、遷都洛陽、開鑿大運河，都是在向關東看齊。楊廣一頓操作猛如虎，把大隋折騰完了，然後大唐取而代之。

大唐來自山西，但是起兵之後就直接殺進了關中，然後以關中形勝兼巴蜀財富統一天下。所以，大唐玩得是關中本位。只要迴歸關中，自然就要繼承宇文泰改造的新關中本位，而其中的重要一條就是混一胡漢。所以，大唐對於胡人與漢人的態度，繼承了宇文泰的態度，即混一胡漢。所以，大唐的官僚系統中自然就要有很多胡人，因為它的根子就是混一胡漢的底色。

李世民在中原稱皇帝，在草原稱天可汗。非但他在草原稱天可汗，後繼的幾個唐朝皇帝，如唐高宗、唐中宗，甚至包括武則天在內，也稱天可汗。所以，大唐的皇帝，面對中原講皇帝故事；面對草原講天可汗的故事。

後世的大元政權，大元皇帝在中原稱皇帝，在草原則是大蒙古的可汗。清朝的皇帝，對中原稱皇帝，對蒙古稱大汗，對雪域高原則稱文殊菩薩轉世。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用什麼名字和改什麼名字，都是大事，直接影響要統治哪裡和怎麼統治的問題。簡單說，你在草原講皇帝故事、實施郡縣命官，就玩不了，原因是成本太高。但是，你講可汗的故事、實施羈縻治理，就能玩得下去，原因是成本很低。

李世民不修長城，不僅要橫掃草原而且要統治草原，但是統治草原不僅要輸出暴力還要輸出秩序，而輸出的秩序就要先立名，而這個名就是天可汗的故事。後期的草原部落、西域城邦，必須要得到天可汗的冊封，才能獲得統治的合法性。而這就是因為李世民的天可汗故事。

公元647年，大唐已經統治了東突厥、薛延陀、回紇、吐谷渾，李世民就跟朝堂大臣總結經驗。大臣們總結大唐的經驗是：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實際上大臣總結是在拍馬屁：皇帝你已經牛到不能言語形容了。所以，還是李世民總結的比較務實。他總結了五條，但有一條非常關鍵，即：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在李世民的主導下，大唐對中華、對夷狄一視同仁。所以，大唐任命胡人官僚、重用胡人將領，就沒有什麼華夷之辨的忌諱，該任命就任命、該重用就重用。

自古都是你以國士待之則人以國士報之，比較典型的就是大唐名將契苾何力。契苾族人要舉部叛唐投薛延陀，趁契苾何力回家省親之際，把他抓到了薛延陀可汗牙帳。但是，契苾何力誓死不從。即便族人全部投降薛延陀，他這個大唐將軍也不投降。

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

自謂大唐烈士且割耳言志，這就是李世民時期的胡人將軍。後來，李世民答應將新興公主嫁給薛延陀可汗，才換回了契苾何力。

阿史那社爾，原是突厥處羅可汗次子，後來成為大唐的輔國大將軍，其哥哥阿史那摸末，是大唐的右屯衛將軍。

契苾何力，本是鐵勒可汗世家，是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後來成為大唐名將。

執失思力，原是執失部酋長，後來成為大唐的左領軍將軍，做到刺史級高官。

大唐朝堂上站著一大批胡人官僚，大唐邊境上站著一大批胡人將軍。李世民任命胡人官僚、重用胡人將領，但是不是也太多了。

其實真得很多，但卻不能不多。這是比較出名的，還有很多不出名的，可能數都數不過來。大唐瀚海都護府治下六府七州，全是胡人刺史和都督。大唐西域各都護府治下，也幾乎全是胡人刺史和都督。

大唐輸出武力但也要輸出秩序，否則就統治不了廣袤的草原和遙遠的西域。但是，輸出武力的目的不是消滅而是征服。如平滅東突厥之後，不是殺光東突厥的阿史那王族，而是把安撫羈縻這些人，也就是要封官拜爵，讓這些人為大唐效力。同時，很多地方也不是大唐平滅或平定的，而是大唐威勢臣服或胡人主動臣服，所以就要原地取材，或賜其旗纛信物、或給其冊封印綬。

李世民時期，正北的東突厥和薛延陀已經全部納入羈縻治理，大唐甚至開疆葉尼塞河；西域地區已經滅國高昌、控制焉耆、治府龜茲。

這麼多土地上得住了多少胡人部落？而要統治這些人就得任用和重用胡人官僚。同時，攻滅的東突厥這個北方草原帝國，又有多少王族後裔，不殺掉就得封官拜爵。而到了唐高宗時期，大唐拓土高麗、攻滅西突厥，甚至最遠還一度建立了波斯都護府。如此遼闊的土地，純靠漢族官僚去治理，根本就是不能想象的複雜。所以，只能重用胡人官僚與胡人將領。

最後總結：

大唐是帝國，帝國的特性就是文化多元和疆界靈活，所以其任命和重用的是非漢人的胡人官僚與胡人將軍，而不是能說是外華人或外華人入籍。

而大唐之所以能夠胡漢一體待之，一個原因是迴歸了歷史傳統的關中本位；一個原因是李世民的雄略主導；一個原因是開疆戰爭而羈縻治理的需要。

應該說，任用外籍人員參與東征西討，是唐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 統一之前，外國勢力曾經長期霸佔中原。在隋統一之前，是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時期，雖然說給中原地區造成了深重的苦難，但促進民族融合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 在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從太宗到玄宗時期的民族政策也為大量外華人入籍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援，太宗時期形成了“胡越一家”的局面，而玄宗時期更是在軍隊中大量任用外籍人士。

第三， 民族特性上，也決定了唐代樂於任用外籍人士的傾向。漢族文弱，番人剽悍，是不爭的事實，而自從初唐以來，不論是外華人將領，還是外華人軍團，都為唐代的東征西討立下了汗馬功勞。

第四， 視角再放的大一些，從當時國際局勢來看，初唐國力富強，臨近或者稍遠一些國家的頭領，或者畏於唐朝的聲威，或者希望得到唐朝的經濟援助，和唐代進行一些密切的軍事政治合作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所以也有很多外華人入籍做官。

第五， 本國後備兵員不足，也是唐代任用外籍人士的重要原因。當時的漢人不願意當兵，並且缺乏完備的軍官和士兵培養體系，而引入實力強勁的外援，也是題中之義了。

說了這麼多，其實我並沒有影射高拉特和埃爾克森入籍的事，我只是想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大量外援入籍的前提還在於背後有一個強盛的唐王朝做後盾。如果自身實力不濟，那麼大量引進外援的結果，很有可能演變成“安史之亂”之後的番將坐大，割據紛爭的混亂局面。戒之，戒之！

這是因為唐朝是一個十分包容、開放、接受的王朝。唐朝政府鼓勵外商來中國貿易，允許他們在中國居住、任官、通婚。唐朝前期強大的時候，平均每個皇帝在位時做官的外華人多達三千，他們和大唐人同樣享受著大唐盛世帶來的輝煌人生。

舉幾個例子：

1.阿史那思摩，突厥人，太宗時授右武衛將軍。

2.哥舒翰，突厥人，充隴西節度副使。安史之亂時玄宗的主要將領。

3.阿倍仲麻呂，日本人，他19歲來華，唐玄宗非常喜歡他，給他起漢名叫晁衡，官居秘書監監正。

4.高仙芝，高麗人，玄宗時官至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安史之亂時玄宗的主要將領。

首先要說明的是，唐朝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分水嶺，中國古人從戰國時期到盛唐的天寶十四年（公元741年）猶如上樓梯，是在一步一步地往高處走。就唐朝個例而言，也沒有逃脫興盛到衰亡的歷史法則。唐朝從公元618到741年，經歷了休養生息以後，又出現了幾位政治賢達的君王，加上數位忠心耿耿的賢臣來輔佐，故此出現了歷史上難得的“貞觀之治”和“永徽之治”等太平盛世。唐朝早期的任用外籍人士來做官，彰顯了“和”，而“和”字又體現了包容與開放。但古語說得好，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唐朝自安史之亂後，宦官專權的風氣日益大漲，自然不自然地掉入了歷史自然迴圈的彀中，這怨不得別人。

隋唐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混血王朝，西晉末年，隨著五胡南下，民族得到了空前的大融合。

隋文帝楊堅就是鮮卑化的漢人，唐高祖李淵則是漢族和鮮卑的混血。所以隋唐接納外華人，其實是從皇帝的血脈中就流傳下來的了。

隋唐兩朝的關係很複雜，這一點就得從“史上最牛岳父”、“歷史上最會嫁女兒”的鮮卑人、北周八柱國之一的獨孤信來說起。獨孤信有七個女兒：大女兒嫁給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兒嫁給了李淵之父李昞、七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楊堅。

也就是說北周、隋、唐三個帝國都是獨孤信家的女婿，作為三個王朝後人的楊廣和李淵就都是屬於混血。而且唐朝的包容程度又比隋朝要大，李淵的竇皇后、李世民的長孫皇后都是胡人，

甚至李世民還身兼雙職：對內是大唐天子，對外是眾民族的“天可汗”，可以說隋唐兩朝的皇族早已是胡漢不分、世代混血了。鑑於這一點，隋唐兩朝對胡族的包容程度不算絕後，也是空前的。除了周圍國家之外，就連海外的高句麗和日本，都和隋唐有交集。

也就是這樣，唐朝皇帝並不會特意去高調宣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調調，因為他們本身也是有胡人血統的。古代政權對於周遭少數民族，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和親和攻打兩種，而李世民則在這兩種的基礎上，採取了一種柔中帶剛的手段：羈糜。李世民對周遭民族大施恩惠，包括下嫁公主宗女、開放邊境貿易、招募外族豪強到朝廷任職、鼓勵胡族子弟都長安留學考科舉等，而且其待遇、賞賜與漢人一視同仁，絕不偏私。再加上羈糜手段：羈就是馬籠頭、糜就是牛韁繩，羈糜就是像放風箏一樣，讓胡人保持獨立之時，又控制在唐皇的手裡。

不過開明歸開明，當馬兒牛兒不聽話時，皇帝手裡的繩子就要發揮它的作用了：貞觀十三年，唐太宗西滅高昌國，把它變成唐朝的西州；貞觀十八年滅焉耆國、再滅龜茲國，擊敗西突厥，設立“安西西鎮”，控制了整個北亞地區。

這段時間，來大唐長安生活的胡人急速增長，貞觀年間長安突厥戶數過萬，達到了國都長安的常住人口的三十分之一。這還是唐朝初期的時候，到了唐中期，除了突厥人之外，還有波斯、吐蕃、粟特、回紇等地的高官貴族，他們在長安買田置地、成家立室、任官為將，和長安本地人融為一體。

當然這樣來者不拒的做法，也令到長安城內民族化之風大盛：龜茲的音樂、波斯的馬球、回紇的衣裝、印度的披肩、中亞的髮型、吐蕃的臉妝、高昌的葡萄酒、東羅馬的建築風格。這些都在嚴重影響著漢人的轉變，為此唐高宗年間還不得不下令，改回漢族妝容，限制馬球、音樂等，但收效甚微。

不得不承認的是，長安已經成為了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唐朝也成為了一個擁有世界級文明的超級帝國，唐朝文化的影響力之廣，已遠超其國土版圖。

唐朝就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產物，經歷了五代十國之後，隋朝統一了全國，唐朝繼承隋朝的衣缽，建立了大唐帝國，唐太宗李世民本身也有鮮卑血統，對其他少數民族採取懷柔政策，任人用才，不分國界，不分身份，並以開闊的胸懷迎接海內外的人才和志士，逐步開啟了貞觀之治的盛景，唐朝也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GDP總量佔世界的三分之二，各華人才慕名遠來，只為一睹大唐的盛景。

當時在唐朝做官的外華人多達三千，大多為波斯、突厥、粟特、北韓和日本人，另外還有少數從西亞和東歐過來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和東歐人，眾多的外籍人士在唐居住，不願回家，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唐朝，長安成為了各華人民共同發展，共同生活國際大都市，唐朝也因為這些外籍人士的貢獻，越發繁榮，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達國家。

唐朝的盛世，作為後來人，只能從文物和歷史文獻中瞻仰一二。那是一個光耀萬丈的時代，是每一箇中華兒女為之驕傲的時代。

為什麼在唐朝時期，有大量外華人入籍做官？這個問題是那個時代決定的。在李世民唐朝前期，李世民統治時期，他自己也是承認身上有鮮卑的血統，況且當時和突厥對抗，最後以唐朝的勝利而結束。我們所知道的阿史那思摩，突厥人，太宗時授右武衛將軍。還有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呂，亦名朝臣仲滿，入唐後改名晁衡，曾任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與李白交好。等等還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其中有

第一，開國之後，就表現出了他的胸懷，相容並進，海納百川，真正意義上的包容，這是文化的自信。

第二，國家的強盛，帝國幅員遼闊，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除了懷柔政策，也是多鼓勵地方各族人員去科舉，國家選拔人才是唯才是舉，更看重的是一個人的能力，而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這是維持國家穩定的需要。

人生漫漫，願歸來仍是少年。祝你順心，康健。

在抗擊疫情還在繼續的時候，有一個話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這就是外華人來中國生活定居（不涉及更改國籍）的問題。大多數人的態度是反對，反對理由是中國地少人多，14億的人口基數，什麼樣的人才沒有？現在重點是把國內學有所成的人才留下來，而不是讓更多的外華人進來。中國不是移民國家，不具備美國那樣可以容納移民的客觀條件。

其實接納外華人是一個國家胸懷博大的體現，而不是一味關上大門，何況現在是全球化時代，誰又能離開誰呢？最大的問題是限量，我們要的是能為中國發展做出貢獻的大量高精尖人才，而不是來搶飯碗，甚至來搶老婆的大量人口。

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段時間，國內來了很多外華人，這就是“萬國來朝”的大唐。有人說唐朝的社會發展不如宋朝繁榮，宋朝在唐朝之後，繼承了唐朝和五代十國社會發展的成果，難道不應該更繁榮嗎？唐朝和宋朝相比，恢弘過之而細膩不足。但唐朝有個特點，就是對外包容性非常強，這點是宋朝比不了的。來唐朝的外華人主要是指日本、北韓半島、東南亞、阿拉伯人，甚至是非洲人。

唐朝有非洲人？這個在學術界還有爭議，但唐朝確實出現過黑人，當時稱為崑崙奴。黑人早在唐朝之前二百多年就出現了，還是個女人，她就是東晉孝武帝司馬曜的母親李陵容。李陵容本是會稽王司馬昱府上的紡織女工，長的又高又黑，怎麼看都不像是中原人，時人稱為崑崙。到了唐朝，社會上的“崑崙”越來越多，這些人是從哪來的呢？按《舊唐書-林邑傳》的說法，林邑國以南的人都是卷頭髮、黑面板，稱為崑崙。林邑在哪呢？就在東南亞國家越南的中部地區。如果是這樣，李陵容可能來自東南亞。

東南亞很多地方都有這種稱為崑崙的黑人，比如在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上。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東非地區的黑人有可能透過各種渠道泛海來到東南亞，然後再進入中國。怎麼來的呢？最大的可能就是當時有專門販賣非洲人的跨印度洋“蛇頭”。

咱們看地圖，東非與東南亞隔著印度洋，在有船隻的情況下，這樣的距離應該不難跨越。和東南亞一海之隔的還有阿拉伯半島，很多阿拉伯人坐船穿過馬六甲海峽，北上來到了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比如廣州和泉州這兩座當時的國際大港。唐朝是個國際性大國，自然不會拒絕外華人來華。為了管理這些人，唐朝在廣州和泉州設立了番坊，由外華人自己推舉閒賢人士管理。

五代十國在廣東、廣西南部地區建立一個南漢國，國主姓劉，自稱是彭城劉氏。有些學者認為南漢劉氏有可能是來唐阿拉伯人的後裔，比如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證據則是《北夢瑣言》有一句評價南漢高祖劉巖之父劉謙的話：“（嶺南節度使韋宙要把侄女嫁給劉謙，其夫人反對，說劉謙）非我族，其心必異。”也有人說這個“族”是士族的意思，並不一定就是指劉謙是阿拉伯人。

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唐朝和日本、北韓半島的往來非常密切。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堪比現在的美國。日本為了向唐朝學習先進的管理模式和文化，經常派遣唐使來唐朝，每次來唐朝的日本人都有數百人。其實在唐朝之前日本已有遣隋使，比如著名的小野妹子。日本人來唐朝最有名的一個，當屬李白的至交好友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晁衡回日本，結果在海上不幸翻船，晁衡溺死的訊息傳到唐朝，李白痛哭不已。李白為此寫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實際上晁衡並沒有死。

北韓半島也有很多人來唐朝學習、生活，甚至是當官。比如晚唐有個崔致遠，來自半島的新羅國，像他這樣的在唐朝還有不少。為了方便北韓半島或東北渤海國的人員來唐，唐朝在鄰近二地的登州（山東省煙臺市蓬萊）開設渤海館和新羅館。唐朝國都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有二百萬，其中就包括很多來自國外的商人，在長安做各種生意。

唐朝以萬川歸海的博大胸襟，容納了全世界的異與同，這份大氣是值得後人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