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清平樂》中，你對慶曆新政有什麼看法？

畢竟是電視劇，不比歷史，戲劇化的演繹是很難還原歷史的。

但是該劇的編寫大體上沒有亂改，都是根據事實增加故事色彩而已。

歷史具體原因和結果如下。

北宋初年，積貧積弱的局面已經形成，統治危機日趨惡化。宋仁宗繼位初年，土地兼併現象更加嚴重，農民大量逃亡，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爆發。針對於此，宋仁宗命范仲淹實行改革，慶曆新政由此開展。

針對朝廷現狀，范仲淹於慶曆三年（1043年）條陳十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修武備、重命令、推恩信等十項內容。這次改革在最初階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新政實施後，觸動了許多人的利益，所以不斷有人進行誹謗和指責。宋仁宗在無盡的猜疑中罷黜了范仲淹，其他主持新政的官員也沒能避免，慶曆新政最終失敗。

那麼，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要將慶曆新政的失敗歸結於中國的封建體制上。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改革官制向來是很難得。尤其是在宋朝這樣一個以重文臣，輕武將的政權裡，想要改革官制更是難上加難。但是，由於當時的冗官現象十分嚴重，所以對官制的改革勢在必行。范仲淹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的這一特權，必然會觸動許多大官僚貴族的利益，因此會引起許多官僚地主的反對。這也就是為什麼王安石變法時會首先在經濟、軍事方面做起，而繞過整治吏治這一問題。

此外，范仲淹的改革條令，不單單只是針對那些無德無能而又屍餐素位的不稱職官員，那些稱職的官員也要被削減俸祿。另外，他還要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如果說整治吏治是為了解決一些毫無才能的官員，因而引起一些貴族官僚的反對。那麼減少科舉的錄取名額，就觸動了全天下以科舉中第為生的讀書人的利益。所以，反對實行新政的絕不止一些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要知道，北宋是歷朝歷代最重視文人的。士大夫階層就是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統治者怎麼會為了實行新政而得罪所有計程車大夫呢？

其次，“朋黨之言”引發了宋仁宗猜忌。要知道，唐朝時的牛李黨爭讓唐朝承受了巨大的後果，那麼，身為統治者當然要以前朝為警，提防朋黨的出現。范仲淹的新政措施觸犯了許多官僚、地主及富商的利益。這些人思想腐化，只知到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利益，而不顧國家的發展。畢竟，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太少，保守官僚又太多。所以，當一個人攻擊范仲淹是朋黨時，宋仁宗不信，但是當幾乎滿朝文武都攻擊范仲淹是朋黨時，宋仁宗不信也得信。因為朋黨的危害太大了，它不僅會危害百姓，更會威脅到統治者自身。所以，防患於未然，宋仁宗還是被他的猜疑知之心所支配，從而結束了慶曆新政。

最後，要從新政本身來說。一個新政的實施，一定要做好實施前的準備工作。但是，范仲淹並沒有很完善的準備便開始了新政。這次新政的改革措施太猛，範圍太大，幾乎涉及到整個政府機構，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足，被罷黜的官員的安置問題不知如何處理。農民也沒有在新政的實施中獲得立竿見影好處。而范仲淹的用人也是一大問題，王安石曾說過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范仲淹手下的推行新政者，大多空發言論而毫無實際作為。這就一方面導致了新政的實施出現了問題，另一方面，眾多官僚攻擊范仲淹為朋黨。簡單些來說，就是范仲淹交友不慎，任用他們反而被坑。

由於各種原因，慶曆新政最終失敗，范仲淹也被貶官外放。1052年，范仲淹於上任途中去世，年64，諡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

慶曆新政是北宋仁宗慶曆（1041年—1048年）年間進行的改革。當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慶曆四年（1044年），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

慶曆新政太過於理想化了，想要降低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同時沒有做出妥善的安排，這樣的改革勢必會引起利益集團的反擊，而當時觸動的利益集團基本上可以說是整個士大夫階層，難道要靠整個士大夫階層的自我覺悟嗎？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改革的失敗是必然的。

其次呢，慶曆新政並沒有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對於底層百姓來說，新政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甚至於在一些陽奉陰違之中，還不如從前了，因此底層百姓有不會擁護新政。

可以說慶曆新政僅僅是范仲淹等人在維護，其他人從上到下都沒有了支持者。

最近隨著一部大熱電視劇《清平樂》的上演，很多人關注到宋朝的歷史。而這部劇以宋仁宗時期為歷史背景，以慶曆新政為時間線索展開，可觀性很強。那麼劇中的這個慶曆新政是否如電視劇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著眼整個北宋時期，有兩次變法是不得不提的，一個是宋仁宗時期發生的慶曆新政，一個是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它們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尋求改變北宋時期積貧積弱的局面，二是結果都因為觸犯了地主階層利益而遭遇失敗。那麼先於王安石變法發生的慶曆新政是怎麼樣的呢。

北宋朝廷就這麼大，可是卻養了太多官員和兵丁，還都是文官多，所以要想富就要改革。改革的內部原因——冗官冗員冗費

北宋自趙匡胤建立到宋仁宗時期，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但是問題也在增加。

冗官。趙匡胤黃袍加身，開創了北宋一朝。鑑於這一點，做了皇帝后的趙匡胤有感於武官的力量過大，所以定下一條主要規定，文官治國。所以縱觀有宋一代，多用文官，一官多職，加上北宋的恩蔭法，致使北宋發展到宋仁宗時期，官員冗雜，辦事效率低下。

北宋冗官

冗兵。北宋採用募兵制，兵丁多且分散，最高時期養了140萬的兵員，光軍費就佔了財賦稅收的十分之七八。加上趙匡胤怕後代有武將模仿自己黃袍加身，執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識，進一步加重羸弱。

北宋冗兵

冗費。北宋中期，隨著君王的奢侈風氣益盛，大興土木，修宮殿，花費巨大的財政收入。同時北宋經常對遼國和西夏用兵，但因為兵力極弱多以失敗告終，所以經常賠款割地，進一步加劇冗費的局面。

改革的外部原因——遼和西夏的侵擾

北宋建立以後，採取“攘內虛外”的政策方針。這個方針知道朝廷將重點放在內部抑制民聲，控制內部的反動。而對於宋朝外部的騷擾則採取講和的政策，這就導致了遼和西夏經常騷擾邊境，宋朝動輒割地賠款，更加激發內部矛盾。

北宋、遼、西夏

宋仁宗和他的大臣范仲淹，無法再忍受這種積貧的局面，決心來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的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發生的時間是公元1043年-1045年，總共歷時一年四個月，因為發生在宋仁宗年間，所以叫慶曆新政。

范仲淹上臺，上書變法，慶曆新政開始

1043年，范仲淹、富弼、韓琦為相，范仲淹上書請求推行新政，拉開慶曆新政的序幕。它的內容有：

考核官員的政績，有功則升，有過則貶；更蔭捕法，規定功臣後代要成年才能受蔭封；核定全國的官職田，打擊土地兼併之風；減傜役，廢並縣，保護民力。

可以說，范仲淹提出的措施很有效的打擊了地主兼併土地之風氣，同時削減冗雜的官員，並對官員進行考核，淘汰了一批貪汙腐化的官員，提拔了一批務實的官員，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朝廷積貧的局面。

范仲淹像

地主階層的阻撓，慶曆新政終究成為過去

由於慶曆新政裡面的更蔭補法和核定官職田等條例，損壞了地主階層的切身利益，所以慶曆新政在推行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被叫停。主張變法的范仲淹等人相繼下臺，變法派內部也轉向了保守派。不過，這次變法也給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啟發。

結語

慶曆新政，是北宋時期一次重要的變法運動。它有效的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但因為它是一場統治階層自上而下的變法，具有不徹底性，這也就給地主階層反攻的機會，致使變法派人被流放，變法最終失敗。

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把“慶曆新政”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來看。

“慶曆新政”的時代背景

唐朝由於節度使獨攬大權，各自為政，最終引發了國家政權的崩潰。五代十六國裡，大部分都是曾經獨霸一方的節度使。

當趙匡胤結束亂世重新統一全國時，他敏銳的意識到如果地方權力大於中央時，對於皇權會是多麼大的影響。因此設定了一整套官員間相互制約的制度，首先就是“杯酒釋兵權”。

緊接著，宋太祖分割地方的財權、軍權、行政權，又加了許多監督機構。另外，除了州縣之外，他又設定了一個叫做“路”的機構。“路”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但又承擔了許多職能。

這種現象在宋仁宗時期已發展到了頂峰。仁宗本來就是“老好人”，還願意親近士人，再加上對北方的征戰，使得國庫日漸空虛。

范仲淹激進改革動搖了多數人的利益導致失敗

因此，在仁宗的支援下，范仲淹發起了“慶曆新政”。他提出十項改革措施，核心就是：第一，減少政府對民間經濟的干預；第二，就是裁撤冗員，降低政府開支。

范仲淹清楚的認識到，國家的現狀就是很多不幹事的官員佔著位子，而且這些人又都有靠山。所以他就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改革明顯就動了別人的乳酪了。你范仲淹沒有背景，我這可都是同氣連枝，憑什麼動我呢？萬一真要重新分配，我這已經到手的不全沒了？

因此反對派對范仲淹大肆攻擊。范仲淹剛正起來也幾乎六親不認。仁宗皇帝曾經問他，“忠臣也會結黨嗎？”范仲淹說，“如果結黨能更好的服務國家，也沒啥問題。”這個問題皇帝非常不滿意，也漸漸對他有了意見。

於是，歐陽修寫了一篇《結黨論》，強勢抨擊范仲淹。仁宗看過後，對范仲淹的疑惑更加深了。此文成為“慶曆新政”的轉折點，仁宗意識到，任由范仲淹繼續下去，動搖的是官吏制度，更是皇權。

“慶曆新政”最終僅僅維持了一年多就結束了，直到20多年後，王安石的變法再次提及了范仲淹提到的諸多政策並付諸實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

這場改革的失敗，首先在於范仲淹等改革派低估了反對派牴觸的決心與實力，採取的“一刀切”的方法也阻斷了轉化反對派的可能。其次，宋仁宗儘管是個好人，但是優柔寡斷，不能決斷，不像神宗一樣堅決支援范仲淹的改革。第三，范仲淹剛直不阿的個性，雖然為北宋官場注入一陣新風，但是不懂變通的他，註定無法真正成為時代的主導。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最後也只能靠著文章疏解自己心中的不甘與憤懣。

我是歷史愛好者滌塵索金，很榮幸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純屬個人觀點，不足之處請多指教，期待與大家更多的交流。

慶曆新政是從宋仁宗慶曆二年開始，以范仲淹、富弼為首的中央高階官員推行的以“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透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簡潔、廉政、高效的政府，從而徹底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最終由於改革侵犯到大地主、大官僚和天下讀書人得利益而失敗。

改革背景

宋朝建立以後，開國皇帝趙匡胤為了維護趙宋江山的持久與穩定，在政治上採取細緻分權、相互制約的政策，使得政府官員的數量持續增加;在軍事上採取大規模養兵以維護社會穩定的政策，使得政府軍隊人數逐年增加。眾多的官員和軍人佔據政府財政支出的大頭，冗員、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由此出現。

宋仁宗統治年間，由於三冗問題得不到解決，導致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各地農民起義不斷;而國外党項人迅速崛起，宋朝軍隊屢戰屢敗，遼國藉機勒索宋朝支付更多的歲幣以換取邊境安寧。

宋仁宗為了改變內憂外患的現狀，於是同意范仲淹、富弼等人的請求，開始推行改革以自救，意圖建立起一個太平盛世。

改革內容

慶曆新政的改革內容有十條，但是主要內容還是集中在對政府官僚系統的改良。

明黜陟

制定明確的政績考核標準作為官員升降的唯一標準，其目的就是激勵官員在崗位上履職盡責。

抑僥倖

限制宋朝恩蔭制度的濫用，從而限制政府官員人數，尤其是權貴子弟不勞而獲的進入官場。

精貢舉

限制宋朝科舉取士的人數，除了死記硬背書本上的知識，更加註重考察實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擇官長

對於州縣等地方官員的選拔任用更加註重考察行政能力與實際功績，切實做到能者上庸者下。

均公田

限制政府官員兼併土地，從而確保官員的廉潔，不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

厚農桑

在基層工作中更加註重農業發展，將此作為官員考核與任免的重要內容。

修武備

恢復以往的府兵制，招募士兵邊生產邊訓練，從而既可以提升士兵的戰鬥力，又可以節省軍費支出。

減徭役

減輕普通百姓賦稅和徭役的負擔，從而有效緩解不斷激烈的社會矛盾。

推恩信

將中央各項的惠民政策確實落實到位，重在解決地方政府陽奉陰違的行為，從而樹立政府的威信。

重命令

中央制定施行的政令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後再在地方推行，以免朝令夕改。

這十條改革緊緊圍繞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而制定，希望藉此縮減政府官員的規模，從而徹底解決冗員問題。

失敗原因

慶曆新政僅僅推行一年多就宣告失敗，導致其失敗的原因有很多，我個人總結而言有三點:

一是宋仁宗改革決心不堅定。縱觀宋仁宗的一生，他雖然為人非常仁愛，但是不是一個有恆心的君主，面對改革帶來的質疑聲，宋仁宗開始選擇打退堂鼓，對范仲淹等人的改革產生了質疑。

二是改革派缺乏實際操作能力。改革派的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的才學毋庸置疑，但是他們的行政能力有待商榷，尤其是在選人用人上有很大問題，導致很多改革措施不能有效推行。

三是改革太過急切。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方略缺少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異想天開的認為可以畢其功於一役，殊不知改革內容的越寬泛，觸犯的利益群體就越多，改革的反對力量就越強大，而改革派又缺少有效的應對的危機預案，最終導致失敗。

結語

慶曆新政是宋朝的精英分子為了挽救國家做出的一次嘗試，但是由於他們的改革方向過於侷限，過於注重改良關鍵體系而不能切實造福底層百姓，改革程序過於急躁而走向失敗，更為嚴重的後果是，此次改革誘發了宋朝內部激烈的黨爭，這對於危難的國家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范仲淹整頓官僚機構的六項措施，只不過是微小的改革。至於其它四項如“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 減搖役”更談不上徹底的改革。“十事”宣佈後，“修武備”一項，便因眾多大臣反對而取消；其它各項雖然從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開始推行，但也無法貫徹下去。僅僅這樣一點微弱的改革，當時一般官員已認為“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慶曆新政最後在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中，宣告失敗。

　　經過嚴格考核，一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除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正直計程車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讚揚新政；民眾也為之歡欣鼓舞，彷彿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慶曆改革失敗後,，社會矛盾並未緩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銳，宋廷財政空虛，就拼命進行搜刮，慶曆年間農民和士兵的鬥爭剛剛下去，各地農民又開始新的鬥爭。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於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

這個問題是算影視領域還是歷史領域？

有關慶曆新政的起因，過程，結果網上一搜一大把，在此就不重複了。

我想說的是關於個人的一些思考，供大家批評吧。

北宋是一個很有趣的王朝，仔細分析，還真沒有其他朝代那種特別大奸大惡的官員。

也就宋徽宗時代邪乎一點，但是歷史上高俅頂多尸位素餐，童貫頗有戰功，蔡京也有貢獻，這幾位也就是善於逢迎罷了。

以至於逼得後人只好愣湊奸臣，把忠臣潘美，龐籍都醜化了。

而歷史名臣則在北宋一抓一大把，個個聲名顯赫，從《清平樂》裡可以看出來，一堆課本中的：請背誦全文！

然而就是這些名臣，彼此斗的不亦樂乎！

韓琦打壓狄青，活生生讓北宋名將驚懼而亡。

司馬光和王安石几番交手，一對好友反目成仇。

諸如此類的事情屢見不鮮，整個北宋就是各大政治派別混戰的時代，慶曆新政也未能逃脫這一宿命。

這些正人君子，背後所代表著不同的利益團體，學術派別，親朋故舊，門生故吏，地主商賈。

交錯的利益使他們擁有著彼此不同的政見，觀點，時而聯合時而爭鬥，引經據典，口若懸河。

為了利益，彼此掣肘，打壓，無所不用其極。

人是矛盾的，官員更是矛盾集合體。

我從不否認他們大部分人都有一顆建功立業，治國安邦的心。

在成為官員的最初日子裡，他們滿腔熱忱的懷著“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進入仕途。

然而官場的現實和漫長的時間卻把一位位屠龍少年變成了惡龍。

慶曆新政成功和失敗其實都不重要。

成功了，也不過是政治團體之間的一次利益再分配。

失敗了 ，也無非是一切利益分配方式照舊。

歷史上所有的改革，不過是一次利益團伙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

也無非是成功或失敗，妥協甚或激化的結果，如此而已。

所以，如果是影視領域問題，那咱們就一起為《清平樂》裡面的人物喜或悲吧！

如果是歷史領域問題，我只想說：螻蟻何必去擔心惡龍之間的鬥爭？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一、慶曆新政的背景

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來,四十年間,因循苟且,積弊日深,形成了積貧積弱的政局。早在劉太后去世、仁宗親政之初的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時任諫官的范仲淹即在《救弊八事》中指出:“國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斂未除,濫賞未革”，“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冗兵冗吏,遊惰工作,充塞京都”,點明早已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現象。提出:“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遊惰,省工作(指各種修造工程)”,請求改革。後因得罪宰相呂夷簡而被貶,出任地方官。

慶曆二年(1042年)秋,尹洙上疏進一步指出:“因循不革,敝壞日甚”,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請求仁宗“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再次要求進行改革。而當時仁宗和宰相呂夷簡懾於遼朝出兵攻宋的恫嚇,正擬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以求和，根本無心聽取尹誅的改革請求。

慶曆三年正月,孫沔又上書指出:“觀今之政,是可慟哭”，“自呂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這次重又入相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州、府長官“皆猥懦老老”縣官又“多昏聵罷軟”當此與遼重結盟約,西夏正擬臣服之際,正可“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仁宗“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士崩瓦解,不可復救”,迫切地請求進行改革。

同年三月呂夷簡罷相,但仍以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參與國家大政。“呂夷簡既罷相,上(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在這一背景下,同年四月,范仲淹、韓琦自陝西前線調回朝廷,並任樞密副使。然而,前相呂夷簡雖因病在家,宰執大臣遇事仍多往他家中諮詢,實際上呂夷簡仍掌握著朝政大權。

諫官蔡襄即向仁宗指出呂夷簡前後執政,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墜壞如此”。“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財殫竭”,想依靠呂夷簡,“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呂夷簡“今以疾歸(家),尚貪權勢”,只有罷免他的商議軍國大事之權,才能使宰相、執政真正擔負軍國大政。呂夷簡隨後被正式罷政,這為改革創造了條件。

二、改革措施

同年八月,范仲淹由樞密副使升任參知政事為副相,富弼升任樞密副使。九月,宋仁宗督促“范仲淹、(富)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似乎決心很大,希望政局能徹底革弊更新。

於是范仲淹、富弼兩人商議後,由范仲淹奏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措施,其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七項都屬於改革吏治的範疇，這也是此次改革的重心所在。

諫官歐陽修在本年五月時就指出:“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並於九月,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甚至認為:“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去冗官,則不過期月,民受其賜”。視改善吏治為除弊革新的關鍵所在,可說是當時官員們的普遍共識。

同年十月中旬,改革正式開始。范仲淹等從中央官員中選拔張顯之、王素分別擔任河北、京東的都轉運按察使,沈邈擔任淮南轉運按察使。他們的職責與通常的轉運使重在財政不同。主要是考察本路的各州府長官是否稱職,並委以許可權,在本路內,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擢通判”;有政績者，不要輕易改換;政績優異者,則應升官重用。

然後,再由知州(府)考察縣官,有不稱職者由幕職官代理。擔任代理州、縣長官二年後政績好的,即可正式任命為州、縣長官,作為改善吏治的首要措施。這是改革“十事”中的“擇官長”。

同月末,進行第二項改革,頒佈詔令改革對官員的考績方法,改變自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開始的,“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這種不管賢愚及政績優劣,唯年資是問的辦法,高階官員到年限後,需具政績奏請聽旨;一般官員在任期內犯有“私罪”的,也一律奏請定奪是否升遷;而政績優異者,則視其優異狀況而決定其升遷的高低。這項改革只限於文官。這是改革“十事”的“明黜陟”。

范仲淹深知改革涉及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實際贊成改革的人並不多,而且宋仁宗支援改革的決心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對另一個改革主將富弼深懷憂慮地說:“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但這並未阻止他繼續進行改革的決心。

十一月中旬又頒佈詔令,削減了中高階官員的子弟蔭補為初級官員(任子)的人數,還降低了長子等以外的親屬蔭補官的級別。蔭補的初級文官要經過考試,武官則考武藝或兵書,然後才能出任相應的官職。這是改革“十事”中的“抑僥倖”。

十一月末,又頒“詔限職田”對各路、州、縣的文武地方官員的職田數量作了規定。這是在政府財政無力為地方官員增加俸祿的情況下,以“職田”的形式增加他們的收入,“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然後再“責其廉節,督其善政”,作為重要的廉政措施。這是改革“十事”中的“均公田”。

慶曆四年三月,又頒佈詔令,命各州、縣都設立學校,士人須在學校學習三百天,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也須學習一百天等。而由州、縣、鄉、裡考察各學子的德行,德行有虧者不準參加科舉考試。並改變原先專以詩賦取進士,以帖經墨義取諸科的傳統科考標準,進士科改為首場考“策”,次場考“論”,末場考詩賦,這不只是考試專案的先後順序,實際是“先考策、論定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諸科中取消專以記誦為功的“帖經墨義”,改考經術大義;史科重在“明史意”和文理;明法科則試判案等,都是重在實用。這是改革“十事”中的“精貢舉”。

同年五月,首先將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屬縣中的五縣降為鎮,併入鄰縣,這是改革“十事”中的“減徭役”。據范仲淹估計每並省一縣,可省役二百,而鄉村減少一耆保,也可減役十餘戶。縣降為鎮以後,每鎮只須派兩名初級文武官員擔任鎮官及收稅官。這是改革的第六項內容“減徭役”,也是最後一項改革措施。

三、慶曆新政的失敗及影響

自從第一項改革措施“擇官長”實施以後,各路按察使對不稱職的官吏,“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明黜陟”、“抑僥倖”兩項改革的施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改革 遂受到多方面的攻擊,甚至攻擊改革派拉幫結派,是“朋黨”。范仲淹頂住壓力,堅持改革,不為所動。 當慶曆三年三月,范仲淹自陝西召回擔任樞密副使,歐陽修等任諫官,而呂夷簡被罷相。

四月,新任樞密使夏竦剛回到京城,即因受到諫官的彈劾而被免職。北宋的著名學者,被後世稱 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時任國子監直講,認為宋仁宗專心求治,范仲淹等積極進行改革,感到革新政局有望,遂作《慶曆聖德詩》以抒發內心的喜悅,詩中稱頌仁宗召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是“躬覽(攬)英賢”;而“手鋤奸櫨”,則是暗指剛被罷職的新任樞密使夏竦。

夏竦因此對石介和改革派恨之入骨。夏竦遂利用石介曾向樞密副使富弼上書,責以應像商代伊尹、西周周公那樣,輔佐仁宗中興宋朝之事,散佈流言蜚語,將石介原書中的“伊(尹)、周(公)”,說成是“伊、霍(光)”,意思是說石介要富弼仿效西漢的霍光廢掉當時的皇帝(昌邑王)另立新皇帝(宣帝),還誣稱石介已為富弼起草了廢舊立新的詔書,以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於大逆不道之罪。

其實,夏竦誣指的石介為富弼草擬的廢立詔書,是夏竦指使其婢女模仿石介的字型所寫的。宋仁宗雖表示不信流言,但也未對此事作出處理。范仲淹、富弼等已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先前的擔心似已應驗,因此,他們開始謀求退路了。

其時正值遼朝聚兵西部準備討伐西夏,宋朝的西北邊形勢因而緊張,范仲淹遂乘機堅請親自宣撫西北地區。同年六月,范仲淹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八月,富弼也出為河北宣撫使。兩人雖仍各保留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的官銜,其實已不參與朝政，保守派即乘機大肆攻擊二人。

慶曆四年十二月,宋與西夏正式議和。宋仁宗本來就是因為“方陝西用兵”,與西夏作戰,才“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現在宋與西夏已經議和,仁宗遂想乘機罷免范仲淹、富弼二人的執政大臣銜,宰相杜衍堅“執以為不可”,但范仲淹仍自請罷政事。

宋仁宗採納宰相章得象的意見,故意“賜詔不允”,范仲淹卻誤以為宋仁宗仍想進行改革以更新政局,因而對仁宗挽留他繼續擔任參知政事上表謝恩,宰相章得象即乘機攻擊范仲淹此前表示要辭去執政,是“挾詐要君”;章得象的黨羽又攻擊范仲淹自請罷政事,並非真心,而是“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跡甚明”。

慶曆五年正月中旬,遼使到京通報遼與西夏的戰事已經結束,以示對宋友好。遼、西夏對宋的威脅相繼解除,宋仁宗認為天下已經太平,遂於同月下旬,將范仲淹、富弼和袒護他們的宰相杜衍,先後罷去宰執官職而出任地方官,短暫的改革遂告失敗。此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十項改革只實行了六項即半途天折,六項中除“均公田”、“省徭役”兩項外,其他四項改革吏治的主要措施,都先後於慶曆五年間被明令廢罷而恢復舊制。“省徭役”雖未明令廢除,但並縣以省職役的措施也未繼續認真執行,實際保留的只有對官員有利的“均公田(職田)”一項。

《清平樂》慶曆新政閃亮登場，盤點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逸事

期盼已久的慶曆新政劇情，終於在昨晚的《清平樂》中“千呼萬喚始出來”。那麼這場北宋著名的政治革新中，出現過哪些鮮為人知的細節和逸事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晏殊是冷眼旁觀派

整個慶曆新政的一年四個月中，當時身為宰相的晏殊和當時另外一位宰相章得象一樣，對於新政的態度很不明朗，既不支援也不反對，冷眼旁觀，一副事不關己的超脫態度。其實這是晏殊一貫的政治作風，正如晏殊的學生歐陽修後來這樣評價恩師：“富貴優遊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所以晏殊有“太平宰相詞人”之稱。

夏竦竟然用模仿筆跡的卑劣手段攻擊革新派

范仲淹的學生石介曾作《慶曆盛德頌》，對革新派大加歌頌，卻把夏竦稱作“大奸”，夏竦於是對於革新派懷恨在心，伺機報復。他收集了很多石介的字跡作為字帖，讓家中的婢女臨摹仿寫，久而久之，竟真假莫辨以假亂真。後來石介為給新政打氣，給富弼寫了一封信，無非是一些鼓勵的話，其中希望富弼“行伊、周之事”。因為是名人名作，這封信很快廣為流傳。夏竦馬上讓婢女臨摹這封信，就改了一個字，改成了“行伊、霍之事”。這可了不得，伊尹和周公放在一起那是輔政的名臣，可是伊尹和霍光放在一起，那就成了廢黜君王的權臣了！石介鼓勵富弼“行伊、周之事”，本來是要他盡力輔佐仁宗，做賢德有作為的宰臣；夏竦改為“行伊、霍之事”，意思突變，便是鼓勵富弼廢除仁宗、另立新君了。富弼和范仲淹為了躲避這滔天的誣陷，證明自身的清白，只能選擇雙雙離開朝堂，主動要求去鎮守邊疆，至此慶曆新政的主力都被貶出京城。

新政反對者陣容強大

除了夏竦，反對慶曆新政的朝中大佬還有御史中丞王拱辰、宰相賈昌朝、前宰相陳執中、劉元瑜、李定、錢明逸、後來的宰相宋癢、紅杏尚書宋祁兄弟等等。陣容強大，人數眾多，反對能量火力強勁。加上後來宋仁宗的搖擺妥協，慶曆新政的阻力不可謂不大。

革新派“君子有黨”《朋黨論》授人以柄

范仲淹高調承認，“君子有黨”，君子也有朋黨！而文豪歐陽修更是寫出著名的《朋黨論》，洋洋灑灑激揚文字為范仲淹的朋黨言論助威。誠然，因為范仲淹歐陽修他們是真正的君子！他們光明磊落，不屑於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但是，朋黨畢竟是君王最忌諱的大臣拉幫結派行為，於是革新派關於朋黨的言論馬上引起了反對派的瘋狂攻擊，成為了慶曆新政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革新派支持者被各種奇葩理由擊敗

公元1044年(慶曆四年)，北宋政府(御史中丞王拱辰)對一批在國家重要機關內飲酒聚會的官員進行嚴厲懲處，史稱“進奏院獄”或“邸獄”。涉案人員包括蘇舜欽等共十二位年輕有為的官員，也是新政的堅定支持者。一般認為這是反對派對於革新派的一次瘋狂反撲。而蘇舜欽的岳父也是堅定的革新派杜衍。

滕宗諒公使錢案。滕宗諒就是後來《岳陽樓記》那位滕子京，是范仲淹的好友和新政的支持者。慶曆三年（1043）滕子京調京不久，駐紮在涇州的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涇略安撫招討使鄭戩告發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監察御史梁堅對其進行彈劾，指控他在涇州費公使錢十六萬貫，隨即遣中使檢視。滕子京恐株連諸多無辜者，將被宴請、安撫者的姓名、職務等材料全部燒光。其實，所謂十六萬貫公使錢是諸軍月供給費，用在犒勞羌族首領及士官的費用只有三千貫。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監官歐陽修等都為其辯白，極力救之。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認為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因而在慶曆四年春又貶到嶽州巴陵郡（今湖南嶽陽一帶）。

據我所知，《清平樂》是一部讓人賞心悅目的電視劇，體現了北宋高度的政治文明，與前些年我們所熟悉的清宮戲中的一片“奴才”之聲相比，《清平樂》更能呈現中華文化的雍容氣象。

事實上，宋朝建立者有鑑於晚唐、五代武將篡權的格局，立下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訓，由此營造了北宋較為寬鬆的政治與言論氛圍。而宋仁宗施政的寬厚仁慈，更是造就了士大夫高昂的時代精神，一時名臣輩出、才俊如雲，達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文化之頂峰，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世文人多向往於這個傳說中的盛世時代。

然而，果真如此嗎？那統治者不得已推行的“慶曆新政”又是怎麼來的呢？

實際上，很多事物都有其多面性。《清平樂》所描述的宋朝其實並不那麼“清平”。

宋朝建立者所立下的抑武崇文、重內虛外等國策已出現了很多弊端。就在慶曆年間，宋朝面臨著遼國與西夏的雙重軍事壓力，由於軍力虛弱，不得不屈辱議和，增加歲幣，以金帛換取苟安。

外患又激化了內憂。慶曆年間，士兵譁變與農民起義在各地頻繁爆發，正如歐陽修所說 “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 而自宋朝立國以來所形成的“三冗”問題更加凸顯出來了。

北宋恩養文臣，官僚機構疊床架屋，人浮於事，又實行“恩蔭”制度，致使權貴子弟遍於官場，土地兼併日趨嚴重。

北宋兵力達到一百多萬，但大多是沒有戰鬥力的兵痞，朝廷花錢養著主要是為了防止這些不安定因素。

由此，坐食祿米的人員空前龐大，財政和民力不堪重負，構成了“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形成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為了擺脫困境，富國強兵，宋仁宗在有識之士的呼籲之下，決心進行改革，慶曆三年（1043年），任命范仲淹、富弼、韓琦執政，開啟了著名的“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是以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為改革綱領，包括十項措施：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核心內容就是整頓吏治，罷黜冗員。仁宗大都予以採納並頒佈實施。

然而，新政實施後，損害了官僚集團不少人的既得利益，他們毀謗新政，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隨著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矛盾更加激化，仁宗對朋黨之論也產生了懷疑。慶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設計誣衊富弼等人慾行伊霍廢立之事。仁宗雖不大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這時邊事再起，為求自保，范仲淹、富弼申請外放巡守。

從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起，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等改革派領袖相繼被罷相，歷時一年多的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就我所知，慶曆新政失敗的具體原因有以下十條：

一、 宋仁宗雖然恭儉仁恕，能容忍各種批評意見，造就了“仁宗盛治”，但由於他性格的弱點，寬仁而少斷，兼聽而不明，立場不堅定，朝令而夕改。在改革的過程中急於求成而不能做到用人不疑，一旦受挫就丟車保帥，犧牲改革以保住皇位。因此，慶曆新政成也仁宗，敗也仁宗。

二、 革新派對改革的阻力估計不足，沒有在官僚集團中做好思想統戰工作，對被裁汰的人員沒有做好安撫與安置工作，新政也沒有得到立竿見影的成效，觸犯了官僚集團的整體利益，必然遭到激烈反對。

三、 革新派沒有約束好內部成員的言行。《周易•繫辭》說“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為階（禍亂產生的緣由，是以言語作為階梯的）”。革新派所任用的人員往往議論多，行動少，且言行不檢。改革初步實施，名士石介就忘乎所以地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以狂妄荒誕的言辭，大加吹捧范仲淹等新政官員，大肆宣揚被革新派所排斥的夏竦等人為奸佞小人，使得夏竦懷恨於心。范仲淹看到此詩後憂心地說：“新政為此鬼怪輩壞之矣！”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挪用公款，擅毀賬本，被御史王拱辰彈劾，更被反對者抓住了把柄，仁宗也對革新派產生了懷疑。

宰相杜衍的女婿蘇舜欽也是范仲淹的好友，他把辦公廢紙賣了換錢，請同僚聚餐，語涉朝政，言辭狂妄，被人告發，皆遭貶逐，使革新派的處境雪上加霜。

四、 革新派內部存在矛盾，其兩大領袖范仲淹與韓琦在西北軍務問題上有激烈爭執，在改革過程中也意見不統一，由此削弱了革新派的力量。

五、 宋朝的人才選拔機制存在問題。科舉所考策論崇尚華麗的言辭與振奮的氣勢，持論過高，不切實際。社會與官場也流行這種浮誇不實的文章。由於統治者鼓勵敞開言路，士大夫參政議政之風盛行，“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這些文章大多停留在理論層面，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則可，而作為政論則缺乏可實際操作性。由此造成文章意氣過甚，只以言辭的氣勢作為辯論的制勝工具，為朋黨之爭埋下了伏筆。人才行政能力的欠缺與言論的不謹慎也造成了慶曆新政的失敗。

六、 宋朝的臺諫制度存在弊端。本來設立御史臺與諫官的目的是為了勸善規過，匡正時弊。但臺諫在實際運作中有如下問題：

臺諫有“風聞言事”之權，對官員的監督往往不經過實際調查，捕風捉影，顛倒黑白，動輒上綱上線，製造冤假錯案。

臺諫一旦掌握在好名爭利者的手中，妄議朝政，打壓異己，易造成政局的混亂。

臺諫後來成為執政的宰相打壓或利用的物件，變成了搞人身攻擊的工具，無是非之標準，無勸善之功效，徒逞口舌之爭，釀成黨爭之禍。

以上種種，臺諫造成了改革的阻力。

七、 革新派對仁宗皇帝內心的疑慮、對朋黨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既得利益者攻擊范仲淹等人是“朋黨”，實際上是抓住了要害，利用宋朝皇帝忌諱朋黨專權的心理，藉以打壓革新派。而仁宗眼見范仲淹等人身邊確實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者，言論上又授人以柄，使仁宗懷疑革新派的意圖以至懷疑新政本身。范仲淹承認自己確實結成了“君子之黨”，歐陽修寫了《朋黨論》，把凡是支援改革的劃為“君子之黨”，把反對改革的劃為“小人之黨”。這種“非黑即白”式的言論其實缺乏邏輯性與說服力，並沒有打消仁宗的疑慮，反而在朝廷上造成了分裂與緊張的氣氛，革新派的處境更加孤危。

八、 革新派自身其實沒有安全保障，一生成敗全在於皇帝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革新派如履薄冰，即使皇帝一時支援，也頂不住反對者的巨大壓力而改弦更張，改革者往往成為犧牲品，能保住項上人頭已屬僥倖。因此封建時代的改革總是難以成功。

九、 人性的弱點難以克服。其實革新派與反對派只是籠統的說法，實際情況是並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黨派，只是由於政見不同或利益之爭罷了。包括慶曆新政的主要反對者王拱辰、夏竦等人，其實都是有才華的人，並非一開始就反對新政，也並非完全是“小人”或者“壞人”，只是因為人性的狹隘與言論的刺激，促使他們對革新派下狠手。由此助長了誣陷之風，致使黨爭愈演愈烈，鬥爭手段愈來愈邪惡，以至朝政混亂，趨於敗亡。

十、 封建體制以皇權為核心，自身存在著反對革新的頑固性。為了謀求長治久安，往往制定世代相沿的“祖宗之法”，而時勢推移，“祖宗之法” 會日益走向僵化保守。然而，新政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不得不依據“祖宗之法”來立論行事，這就必然阻礙順應時代的變革。

綜上所述可知，在代表少數人利益的封建時代，要實行改革是非常困難的，以范仲淹與後來的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者能得以善終實在得益於北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但宋廷後來沒有貫徹“不以言罪人”的方針，而士大夫則沒有運用好難得的言論自由。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變法就一定好，是好是壞，不能只論最初的動機，而是要看最後的效果。慶曆新政與後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出現了“以言罪人”的勢頭，加劇了黨爭的激烈，也使士大夫的言論更加趨於偏激與刻薄。

士大夫崇尚意氣之爭與言辭之快，精力沒有用於富國強兵，而是消耗於無休止的內訌。宋朝外不能禦寇敵，內不能止黨爭，積弊愈深，處境愈危，以致一亡再亡。靖康之恥與崖山之敗造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大破壞，這種災禍是非常慘痛的！

如果說仁宗朝的時代之聲還是所謂的“清平樂”，那麼宋亡的結響就是文天祥《過零丁洋》中的“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了。而這種結果是宋仁宗與他的大臣們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