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影視劇中，我們經常看見在皇宮內文武百官們和皇帝一起上朝，向皇帝稟告自己的工作情況或者某地發生了什麼事需要皇帝定奪等等類似的場面。那麼在真實的歷史中，有哪些品級的官員有資格參與朝會呢？而他們又是按照怎樣的規矩在朝堂中站立的呢？

古代的上朝又稱為點卯，指的是在卯時這個時辰進行朝會。卯時大概是在今天的早上五點到七點這個時間段，比我們今天大部分人的上班時間還要早很多。然後一般來說，文武是分兩邊站的，文官在左，武將在右。文官行列站首位的是宰相，而武將行列站首位的則是太尉，接著就按品級依次排列下去。能具有上朝資格的，一般都是四品以上的京官，而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大朝會的時候，各省的督撫也是有資格能夠參加朝會覲見皇帝的。

能夠上朝的官員統稱為朝官，而丞相被稱作外朝官，因為丞相的府邸都是在宮外的。而皇帝身邊的近臣如侍中、常侍、給事中、大司馬和左、右、前、後將軍，及散騎、諸吏、諸郎、博士稱內朝官，一到五品官員都有。在明朝時期，能夠上朝的三大學士和六部尚書都是一品，二品的高官，其次的六部侍郎就是三品的官員了，但六部的給事中只是七品官員。同樣的還有督察院的御史，一般也只是六七品而已，卻也能參加朝會。但如果是地方官的話，除非是四品以上，也就是至少是巡撫，今天的省長一級的職位，才有資格上朝。

其實全國範圍內，在三品以上的官員都是很少見的，除了三大學士，六部尚書及侍郎以外，還有十三省的布政使與監察使。所以單算文官的話，三品以上的官員只有不超過一百二十人，而需要天天上朝的最多不超過十五人。六部給事中的七八十人，並不是所有人都必須每天上朝的，只有當他們有必須要在朝會中提出來的事宜時才會上朝。雖然督察院的御史們都需要每天上朝，但他們全部加起來也才不到三十人，而且還有很多的特殊情況下他們是不用來的。因此總的算下來，每天朝會的人數大概在四十人左右。朱元璋曾經破除過只有高官才能參加朝會的規矩，下令只要在京城任職的官員都有資格參加，所以明朝的御史和給事中這樣的六七品的官員也能上朝。

到了清朝，滿清入關以後迅速漢化，學習漢族傳統，基本沿用原來的官僚體系。康熙時期開始有了上早朝的先例，當時立的規矩是十日一朝，包括特殊時期的五日一朝。但實際上什麼時候開完全看皇帝的心意，如果皇帝怠惰的話，從此君王不早朝也是有可能的，但清朝的皇帝幾乎都非常勤勉努力，朝會的頻率經常大於規定的次數。最為勤奮的

雍正皇帝，幾乎每一天都要上朝，官員們也只好跟著受累。而清朝是規定四品以上官員必須參加朝會的，如果是四品以下或者地方官員則要看皇帝有沒有傳召，如果沒有的話就不需要了。

在不同的朝代參加朝會的人數不盡相同，但大部分時候都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很少會見到影視劇中那種上百號人同時上朝的情形，除非是在祭祀先祖或者大朝會之類的重大日子裡才會有這種恢弘的場面



中國是傳統禮儀之邦，古代關於禮節的規定和習俗非常龐雜，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不合時宜的糟粕大多已廢棄不用，然而“仁義禮智信”的精髓已經潛移默化，成為一種文化，滲透到每個炎黃子孫的骨子和血脈裡，成為代表華人謙遜禮貌的優秀美德。

在傳統禮儀裡面，跪拜是最大禮節，過去除了祭祀神靈，祭拜祖先，跪拜祖輩父輩外，就連官員下級見了上級都要跪拜。如今除了民間依然保留祭拜祖先跪拜父母的習俗之外，官員跪拜因為有損人格，早在辛亥革命後就被廢止。



官員跪拜的制度，其實原來並不是這樣，並且最早是平起平坐，後來逐漸演變成官員在君主面前站立，從元朝開始，才有跪拜的規定，到了明清時期開始氾濫，並且登峰造極，不但貶抑人格尊嚴，更多地豢養了不少人的奴才性格，因而危害極大。

那麼，官員跪拜的禮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就翻開歷史的沉積，追本溯源，看看古代君主和官員在朝廷議事的地位變遷吧。

首先我們來看看古人的日常坐臥。在漢代以前，古人習慣席地而坐，席地而臥，不管飲食起居，還是餐飲聚會以及朝廷議事，都是在席子上進行的。席子分為兩種，一種是用葦子或者蒲草編制的，稱為“席”，一種是用竹篾或木頭製作的，稱為“筵”，在鋪陳的時候，首先鋪一層“筵”，用來防潮，然後再鋪上席，顯得潔淨。



《周禮·春官宗伯·敘官》：“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鄭注：“筴，亦席也，鋪陳曰筵，借之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孔疏：“設席之法，先設者皆日筵，後加者為席，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席，所云筵席，唯據鋪之先後為名。”，《詩經·小雅·賓之初筵》的“筵”，鄭注：“筵，席也。”，因而筵與席，二名一物。

除了筵席，古人還有“幾”，也就是陳列食物的用具。《周禮·春官宗伯·典瑞》：“司几筵掌五幾、五席之名物”，“ 每敦一幾。凡吉事變幾，凶事仍幾。”。其中“五幾”分為：玉幾、雕幾、彤幾、漆幾、素幾；“五席”指：繅席、次席（柏席）、莞席、熊席、葦蓆。不同場合用不同的幾和席（具體解釋另文詳談）。



從《周禮》得知，古人只是因為場合不同，使用不同的几案和筵席，然而大家都是坐在席子上的，並且因為主賓不同，方位有差異。因為是坐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要求，古人都是跪坐方式，《禮記·曲禮上》：“若夫，坐如屍，立如齋。禮從宜，使從俗。”，意思是坐和站立都是非常嚴肅和恭敬的，隨意晃動是失禮的。

關於坐，漢代戴聖解釋道：“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禮記·曲禮上》：“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虛坐盡後，食坐盡前。”，由此可見，古時的坐可同跪，而跪不同坐。坐者，可直身亦可坐於腳踵。跪者，兩膝著地，直身，臀部不著腳跟。前言之坐可同跪，正是因坐可取跪姿，而跪不可用坐姿也。並且交談儘量坐於腳踵，吃飯則可採取跪姿，這樣也符合人體結構。



同時當時也對坐的不雅姿態予以禁止。《禮記·曲禮上》：“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其中的坐不允許雙腳攤開，猶如簸箕樣。《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傳》：“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就是荊軻故意雙腳攤開成箕狀，表示對嬴政的不屑。

從以上可以瞭解，古代人們都是席地而坐，並且君主和大臣們雖然尊卑有別，然而都是跪坐或站立的方式進行宴飲和議事，只不過在議事和餐飲上，位置上有差別。朝廷議事，以北、東為上，《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從此北、東為上位的一直延續到清末。



而宴會則相反，《禮記·曲禮上》：“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可見坐席宴飲是西方、南方為上，《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鄉坐，張良西鄉侍。”就是很好的解釋，後來老師被尊稱為“西席”就是由此而來。

到了東漢末期，由於絲綢之路的開通，和西域文化交流的增多，於是胡床等被引入中原，《後漢書·五行志一》：“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胡床、胡坐，都是用繩子貫穿的坐臥具，便於收放，胡床上面鋪上竹木板，用來他躺臥；胡坐，也就是現在的“交椅”、“馬紮兒”。這在北齊楊子華創作的絹本設色畫《北齊校書圖》中有精彩體現。



這些坐臥具 的引入，由於更加符合人體生理結構，並且可摺疊，搬運方便，故而逐漸成為野外郊遊、圍獵、行軍作戰所用，在南北朝時期非常流行，後來逐漸變成室內常備坐臥具。於是，跪坐的方式逐漸發生改變，人們開始坐在椅子或床上進行議事或宴飲。不過，正如《後漢書》所言，胡床之類坐具，剛開始僅僅是在皇宮權貴之間流行，民間依然是席地而坐方式居多。這就是為何日本遣唐使照搬隋唐一切文化習俗的時候，傳到日本的依然是被保留至今的“榻榻米”和跪坐的習俗。

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座椅。然而，在朝見議事的時候，依然按照先秦時期《禮記·明堂位》的規定，群臣大多為按照官職高低排序，以站立方式朝見議事，就連三國時期的權臣曹操，被加九錫，也只能是站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然而有一個變化就是，皇帝不再“負斧依南鄉而立”，而是皇帝有了座椅。



到了唐代，群臣裡面，宰相開始有了座位。這裡先說明，宰相只是一種統稱或俗稱，歷史上官職變化較多。宰相是最高執政官，並且皇權和相權歷史上相互融合，相互爭鬥，完全可以寫一本書，這裡就不贅述。關於唐代宰相何時開始有座位，筆者沒有查到確切唐代紀錄，估計應該從唐太宗就開始形成定製。

《新唐書·列傳·卷三十·長孫無忌傳》有：“太子承幹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績言東宮事。”，似乎有點牽強。不過在宋代有記載，《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傳第八範質傳》：“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這可以證明，唐代以後都延續了宰相有座位，而其他群臣排班站立。



到了宋代，宰相又被撤去座位，然而並非娛樂自媒體所說“宋太宗以眼花為故，趁機讓人撤去宰相座位。”，這就有點兒戲了，要知道，古代每個禮節固然有其偶然，卻是需要經過程式。真正的原因是當時的宰相範質自己提出的，《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傳第八範質傳》記載：“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具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廢坐論之禮。”

這說明，宋太祖趙匡胤英明神武，在朝見的時候經常讓宰相大臣應對困難，於是範質就提前寫好劄（zhá）子（即奏章）進呈，並且說，這樣可以避免在議事的時候群臣發表空泛的議論，而沒有解決之道。後來隨著大臣都寫奏章，於是，皇帝基本上成了批閱奏章為主，於是就取消了延續幾代宰相“坐而論道”的禮節。



宰相群臣站立應對，固然尊卑有別，可是還會適當照顧大臣們的情面，對於人格有著最起碼尊重。另外除了重大祭祀禮儀，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禮，社交禮儀通常都是用揖遜、叉手之禮。如南宋宮廷畫師所繪《女孝經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有一個場景：“皇后與皇帝、大臣見面，大臣行叉手禮”。

然而，卻在金元時期又發生了改變，這一變，就變成跪下，然而並不是跪坐，而是“跪”。蒙古人原本行單膝下跪禮，跪的適應範圍廣，見面跪，領命跪，道謝跪。後來，窩闊臺登基，耶律楚材建議將單膝跪拜禮更改雙膝跪禮，於是跪拜在當時蒙古非常普遍。元朝入主中原後，就把跪拜禮帶了過來，而原本在中原最為莊重的跪拜禮，變成了見面禮。元人姚燧的《牧庵集》記載：“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元末蘇天爵撰輯的《元朝名臣事略》記載：“……入見，皆跪奏事。”，當然這一禮儀，跟元朝將君臣視為主奴關係的觀念也是合拍的。



元代很快就消亡，到了明代，朱元璋則多次下令禁止行跪拜禮，恢復傳統漢族拜禮。如《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七十》記載：“初，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為儀式申禁之。”，並且禮部議奏：“凡官員奏事、聽宣詔旨、以物進貢，及受賜、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讀祝等事，行跪禮如常儀。其揖禮，凡下見上，躬身舉手齊眼為敬，上官隨坐隨立無答；其次下官舉手齊口，上官舉手齊心答之。”。從中可以看出，雖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人們跪拜都習以為常，這讓朱元璋非常傷心。於是明代官員除了朝見、聽宣詔旨、祭祀、重大禮儀等需要跪拜外，大多行稽首禮，比如皇帝出行時，官員也是行揖禮，不需要跪拜。

可是在滿清入主中原後，跪拜禮又被清朝恢復，並且氾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比如臣子見皇帝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禮；百姓見官員須先行跪拜；下級官員晉見級別相差較大的上級時要行跪拜禮；諸如此類，我們能從各種書籍以及影視資料中看到，就跪拜來說大多為真實記載。



由此我們看到，從先秦時期的席地而坐，官員和君主都是站立議事，然後到了魏晉時期的君主坐下，官員站立；再到唐代的君主和宰相坐而議事；宋代明代的再站立；元清兩代的跪拜，幾經變化，其中有生活習慣改變引起的變化，也有統治者壓制官員人格而故意為之的行為。其中以清朝為害最甚，兩百多年的跪拜，使得不少人的人格扭曲，以奴才自居，卑躬屈膝，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平等人格，實在是悲哀！

值得慶幸的是，辛亥革命後，跪拜劣俗被廢止，並且在建國後，華人民真正的站了起來，不再為他人馬首是瞻，人格權得到了極大尊重。可是，可是，由於慣性使然，形式雖然不存在了，可如今還有不少人，內心裡面依然隱藏著奴才意識，時不時就會表呈現出來，這從許多崇洋媚外、拍馬溜鬚的現象就可以看出來，因而，如何讓人格真正平等起來，仍然需要時日去修補。

這麼說吧！咱以今喻古好了。

儘管咱們非是古人，也更不知古時候的朝堂為何物。但是我想請問，你們家一家人愁得火上房的事那些廟堂客們會幫你出頭解決麼！？

不會！！

還甭講那些總覺得“高處不勝寒”的爺爺了，就是媒介中人那類爹們也往往指望不上的，一個個不是噤若寒蟬，便是裝聾作啞……

嗚呼！嗚嗚嗚嗚——

說到此，你大概應知個究竟了吧！

也就是講，不管何朝何代，歷史如何變遷，其發展終歸是要遵循一個慘酷的鐵律的——即只要不是關係國際民生的事，再露骨、再不要臉地說就是隻要不危及到它等切身利益（或曰即得好處），簡而言之就是隻要它的TZ根基不動搖，即便是洪水滔天、十日當空它都懶得理你哩！你要死要活的，悉聽尊便好了——

儘管話說得有些難聽，然而世道就這麼殘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難道不是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