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1830-1904)，江蘇常熟縣人，道光十年出生於北京，26歲參加殿試，考中狀元，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仕宦生涯。翁參政的時代，正是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年代。翁在43年的仕宦生涯中，歷任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乃同治、光緒兩個皇帝的師傅，參與了朝廷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決策，甚至主持過朝廷的日常事務，在清末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翁同龢於1882年入軍機處，當時正值西南邊疆危機發生。在如何對待法國侵略的問題上，以李鴻章為首的一批滿漢官吏主張儲存實力，避戰求和；而樞臣翁同龢等人則竭力主戰，援越抗法。

但由於操縱軍事指揮權的李鴻章堅持投降主義政策，命令中國軍隊扼守陣地，避戰自保，清軍守將不戰而逃，在這嚴峻之時，翁同龢大聲疾呼要求朝廷“添兵添餉”以救危急，但無效果。清軍慘敗，引起愛華人士輿論大譁。

二、翁同龢與中日甲午戰爭

1894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帝黨主戰，後黨主和的關鍵人物是翁同龢與李鴻章。李主張借俄攝倭，保持和局；翁則主張聯英伐倭。在對日問題上，後黨主和勢力佔據上風。李鴻章對日採取避戰求和的政策，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氣焰。在帝黨主戰派及全國輿論的壓力下，李鴻章被迫派兵赴朝抗日，但他又下令清軍“靜守勿動”。結果造成了日軍步步緊逼，清軍不斷潰敗的危局。翁同龢對此非常惱火，竭力抨擊李鴻章的避戰方針。

黃海海戰後，儘管北洋海軍受到了一定的損失，然而主力尚存，若認真佈防，加強戒備，是可以抵禦日軍侵入中國國境的。鑑於此，翁提出兩條催促建議：一是“催促各路援軍速進。”增援九連，扼守中朝邊境；二是“催海軍修好六船，嚴扼渤海”，加強海防。如依翁的建議佈防，中日甲午之戰可能是另一種局面。然而，李鴻章卻固執已見，命令北洋海軍躲在威海衛軍港內“自保”，不與日軍交戰，造成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這樣使得東北清軍前後受敵，節節敗退。對此，翁哀嘆不已，一籌莫展。戰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淪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甲午戰爭失敗，中華民族危機更加深重，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志士大力呼籲變法維新，探求中國富強之路。而翁同龢則是最早贊助變法維新的樞臣，在維新運動醞釀過程中，他蒐集了大量有關介紹西方國家富強之道的書籍。經過認真研讀，認識到“中國要富強，西法不能不用。力主變法維新。他與戊戌變法的關係可歸納為兩個方面：

1．溝通光緒帝與維新派之間的聯絡，促成帝黨和維新派的合作

1895年下半年，維新派同翁同龢之間的往來接觸十分頻繁。同年八月，北京強學會成立，會長是翁同龢的親信僚屬、戶部主事陳熾，維新派的領袖之一的梁啟超任該會的書記員。強學會的出現，標誌著帝黨與維新派的結合，在維新變法的旗幟下，彼此結成了戰鬥同盟。

2．為國求賢，向光緒帝密薦康有為

1895年6月，翁在光緒帝前極贊康“才堪大用”，不可多得，要光緒帝破格求賢，以濟世變。1897年12月，都察院給事中高燮奏請光緒帝立即召見康有為，委以事權，實行變法。翁“在上前力陳之”，“贊上召有為人對”。在頤和園勤政殿康有為“得召見，言新政，大蒙信任。”也正是由於翁同龢和的“慧眼識雋才”，冒萬死而不辭，向光緒帝密薦康梁，才使維新派人士受到皇帝的青睞，得以擢拔重用，與帝黨合作。可見，翁同龢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翁同龢是光緒帝的啟蒙師傅，在毓慶宮行走二十年。之所以如此信任他，是與他的學問淵博，居官廉潔分不開的，更重要的是翁能為國事分憂。然而，翁同龢畢竟是個典型的舊式學者，受封建傳統念影響極深，他並沒有真正接受維新派的主張，儘管他同情維新派，也表示過變法當從“內政根本起”，可是，當維新派與頑固派激烈交鋒，改革風暴真正來臨的時候，他卻又望而生畏，步步退縮，其守舊的一面明顯暴露出來。

綜上所述，翁同龢在清末政壇上的政治主張及實踐活動，雖然是從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出發，其根本目的也是為了鞏固清王朝的統治。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及變法維新中的功績是應當肯定的，其主流是進步的、愛國的，應給予一定的歷史地位，對翁同龢在清末政治生活中的功過，應用辨證的眼光去評價，把他放到那個時代，具體地看待和分析，而不應流於形而上學。

翁同龢並不是一個故步自封而又虛幻矯飾的頑固守舊派。

1856年，翁同龢狀元及第躋身政壇，開始了其40多年的宦海生涯，他是舊時代地主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而他所處的時代，卻是中國由傳統向近代艱難過渡、由洋務思潮向維新思潮遞相流轉的重要時期。

對於興起於19世紀60年的洋務思潮，翁同龢有他認識上逐步演化的一個過程，也即從最初漠視到後來重視的思想轉變。

1867年，主持洋務的恭親王奕訢奏請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聘請外國教習，招取科甲正途出身的京內外官員，包括進士、翰林院成員等入學。這一要求改革傳統教育和文官體制的主張，被保守派視為離經叛道之舉。

當時，頑固派內呼外應，滿朝上下集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此間正入值弘德殿的翁同龢，應頑固派急先鋒倭仁之請，與徐桐等協助修改奏摺，甚至在倭任受命總理衙門上行走後，又建議他請太后收回成命，勸其不要到總理衙門任職。

在這場爭論中，翁同龢看似並未直接捲入，但他與倭仁應聲附和，對奕訢等人的洋務主張明顯持有不同意見。當時的翁同龢對西洋新學知之甚少，其思想傾向與倭仁等守舊官僚見解並無二致。

這其實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在變革時代認識不足導致的正常反應。但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翁同龢給與的關注卻越來越熱心。

1873年到1889年他先後兩次赴滬參觀，透過對江南機器製造局、輪船招商局等洋務企業的實地考察，他為此深感眼界大開，增加了對引進西藝西技的理解。

他和丁日昌相交，支援郭松濤出使英倫，扶持輪船招商局，與文祥、左宗棠、張樹聲等多有交誼等，都說明了他對洋務事業有了日益開明的態度。

尤為注目的是，1889年2月翁同龢向光緒帝進呈的《校邠廬抗議》。這部由馮桂芬結集於1861年的論著，總40篇，提出了公黜陟、汰冗員、許自陳、易吏胥、省則例、興水利、改土貢、籌國用、收貧民、改科舉、採西學、制洋器、善馭夷等主張，被視為洋務運動的精神論綱。

1889年2月，翁同龢在養心殿與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談及洋務時，認為：“對此第一急務，上宜講求，臣前日所進馮桂芬《抗議》內有談馭夷數條，正是此意。”

當年12月25日他寫道：“看《抗議》，昨言此書最切時宜，可擇數篇，另為為一 帙。今日上挑六篇，裝訂一冊，題簽交看，足徵留意講求，可喜。”

他抄錄成冊後送呈光緒，則時其中汰冗員 、許 自陳 、省則例 、改科舉 、採 西學 、善馭夷等六篇，將改革思想灌輸於年輕的光緒，並引導他走上變法圖強之路。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慘敗。真正促使翁同龢思想急劇轉變的契機，也正在這個時候。

對此前堅持主戰的翁同龢來說，目睹戰爭以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無疑使她陷入創鉅痛深之中。跳躍簽訂前，他就“自念以菲材而當樞要，外患日迫，內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斃。”

戰後，翁同龢有感而言：“士大夫立身不能濟天下之變，徒以區區苟免為幸，亦可恥矣。”他認為“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耳。”事實上，早在1895年初他就與盛宣懷、伍廷芳等一起共商“自強善後之道”。

作為戰後督辦軍務處的會辦大臣，翁同龢積極倡議兵制改革，主張裁撤舊軍，編練新軍，一次為雪恥自強之首要。同時，他又竭力支援、撥款贊助盛宣懷於1887年在上海開辦中國通商銀行督辦蘆漢鐵路，一次捍衛國家權益。

以1895年春“公車上書”為標誌，一場頗有聲勢的政治改革運動躍騰而起，宣傳變法，講求維新為群趨所向的社會風尚。“望治心切”的翁同龢雖已年過花甲，但給門生的信中說：“試想今日不行變法，又有何術以挽危亡？”

在翁同龢的努力下，以他為首的帝黨中堅力量，與維新志士互相推引，共商變法事宜，結成了攜手合作的政治同盟。

以修齊治平的入世精神為取向，以關涉國計民生的實學為依託的儒學經世傳統，包含著憂患、變易等關注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的思想潛能和動力，尤其是在民族面臨危機乃至深陷危機之時，就會產生革新社會政治的願望，這就是有擔當的儒學士大夫們的天下家國精神。

翁同龢其實也是這樣的人，他想做的事情，儘管都以失敗而告終了，而他本人在實學上面，所能體現出的價值有限，但是他一直都在世界潮流變化中，試圖找到那條可以“兼濟天下”的路。

雖然今日儒學已經不是時代潮流的主題，但中國傳統教育中的家國情懷，無論是那個時代，都有其積極向上，令人動容的一面。

評價歷史人物要綜合來看。

翁同龢出身名門，歷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是晚清清流派領袖。翁家更是在道、鹹、同、光四朝數代累任高官。翁同龢父翁心存、兄翁同書皆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為兩朝帝師，時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咸豐六年（1856年）翁同龢27歲時中得狀元后任翰林院修撰，其後多次充任考官，門生故舊遍佈朝野，為清王朝選拔了大批人才。同治四年，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帝師傅，前後教讀同治帝九年。同治病逝後，四歲的光緒繼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據傳光緒帝小時怕打雷，每逢打雷便鑽進翁的懷裡，有時結其須，有時捫其乳，情同父子。

從為光緒帝啟蒙到被光緒撤職回鄉，翁同龢與光緒帝相處長達24年。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時期，翁同龢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人形成了與後黨抗衡的帝黨集團。

後人舉凡翁同龢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計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甲午戰爭責任案，支援盛宣懷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舉薦康梁等維新人才，草擬《明定國是詔》。但翁同龢對於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務運動很排斥，時有批評。任戶部尚書期間，處處刁難北洋水師。

清末朝中的清流派，前期多北方人，稱“北派”；後期多南方人，稱“南派”。光緒初年，中法戰爭結束前後，前清流對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義，宣告瓦解。1894年中日戰爭前夕以日本侵略北韓為背景，一部分堅決主張抵抗日本並反對當時弊政的言官和名士投到戶部尚書翁同龢門下，形成後清流派。

其中以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侍郎志銳和狀元張謇為骨幹，國子監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編修王仁堪、黃紹箕、丁立鈞、李文田等為成員。其中志銳為光緒帝愛妃珍妃兄長，文廷式為珍妃師傅，因此該派也被稱為“帝黨”。

清流派主張“厲以風節”，反對貪官汙吏；敢於揭露弊政，甚至有時還直接指責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力主反擊日本對北韓的侵略，多次斥責李鴻章“避戰自保”。

翁同龢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上奏，以國家度支艱難為由，請求暫停海軍向國外購買軍火，致使北洋海軍的發展就此停滯，落於世界之後。

光緒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軍機大臣，深得光緒帝信任。在甲午戰爭中，堅決主戰。次年，清軍戰敗，中日和議期間，翁同龢又與李鴻藻極力反對割地，並指出：“寧增賠款，必不可割地。”又聯合俄、英、德三國謀阻割地，但最終情勢無法挽回。

甲午海戰之敗被人認為是翁因與李鴻章有隙，故意掐斷了北洋艦隊的糧餉與軍火，導致後來甲午海戰大敗。

其實翁李二人既有政見不同，也有私怨（私怨主要是兄徙父死一事與李有關。當年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翁長兄翁同書為安徽巡撫，時定遠為捻軍和太平軍圍困，翁同書棄城。後來壽州團練苗沛霖因與其他團練仇殺而背叛攻壽州，翁同書允其請，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孫開泰、蒙時中首級交付苗，結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李鴻章為曾國藩具折嚴劾，謂丟失疆土在先，受賊玩弄繼之，奏摺中更有“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句，筆筆刀刃，架當今於大義，置同書於不覆。致使翁同書論死，後流放西北而死，其父翁心存也急病死）。

翁李之爭或間接導致日後甲午戰爭北洋艦隊的失利。當時英華人建議中國：“必添購快船兩艘，方能備日製勝”，但掌管戶部的翁同龢不斷拖延，兩艘快船為日本所購，新日艦速度快、炮門多，其中一艘日艦“吉野號”成為甲午戰爭中擊沉中國艦隊最多的船艦。當時有一副對聯諷刺兩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合肥”指籍貫安徽合肥的李鴻章，“常熟”即籍貫江蘇常熟的翁同龢。

實則甲午海戰失敗，原因眾多，但不可否認很大原因是北洋水師軍費不足，多年未添新艦，甚至彈藥都不夠。這些完全是翁同龢等人裁撤經費的結果，翁同龢千方百計逃避責任，將失敗的原因往李鴻章頭上推，說李接戰不力，甚至提議將李斬首，又稱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挪用了海軍軍費，直接得罪了慈禧太后。

甲午之後，李鴻章失勢，翁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

但在光緒二十四年帝黨首領翁同龢竟遭罷免。很多人認為罷免翁同龢是慈禧的意思，實則最終還是光緒的決定，據說一是此時光緒與康有為接觸甚密，翁同龢產生了嫉妒，作為康有為的推薦者向光緒帝進讒言詆譭康，此舉讓光緒帝很不滿意；二是翁同龢以帝師自居，常對光緒言語失儀。據時人記載稱，一次與光緒爭執，翁同龢竟持硯投光緒帝，雖未擊中，但墨汁濺在光緒衣服上，此說雖屬孤證，但翁此時的跋扈應在朝中屬公開的秘密。

另外，還有傳說是恭親王的遺囑。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恭親王奕臨終前對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進言，這本屬於機密。但坊間傳聞，也不為無根。比較流行的有兩個版本。

一為胡思敬《戊戌履霜錄》所記：恭王雲，“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也。”但康有為在光緒二十一年已中進士，二十四年仍稱為“舉人”似乎不對。但恭親王對康有為激進改革路線一直不感冒。

另一說為五月初九日《申報》所記：天津採訪友人云，戶部尚書翁叔平大司農開缺回籍，已將電諭恭列報端。按大司農在毓慶官行走有年，聖眷優隆，固非百僚之所可比擬。此次恭忠親王抱疾之時，皇上親臨省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者？恭王稱，除合肥相國積毀銷骨外，京中惟榮協按祿，京外惟張制軍之洞及裕軍帥祿，可任艱危。皇上問：戶部尚書翁同龢如何？奏稱“是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

《申報》此說可信度似乎高一些。恭王死後朝中人事變動似乎也可以佐證：四月二十二日授榮祿為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剛毅調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分明是要接管翁同龢戶部尚書的權力；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罷職，以榮祿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調王文韶入軍機；政變後，八月十三日榮祿入軍機，以裕祿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北洋各軍仍歸榮祿節制。

光緒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在家中逝世，年享七十五歲。宣統元年（1909年），詔復原官，後追諡文恭。

人民網曾釋出過一篇文章一一《翁同龢：一位清廉的政治家》，文中指出：翁同龢曾擔任晚清同治帝、光緒帝的師傅，主持宮廷教育長達40年，為培養同治、光緒兩帝付出了巨大辛勞。他兩次擔任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還長期擔任工部、刑部、戶部尚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重要職務，既管外事，又管內政，無疑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權貴人物。但他還是一位清正廉潔、律己愛民、公忠體國的政治家。無論是在晚清還是在今天，也無論是對他一生持肯定的人還是有所保留的人，對於他為官清廉這一點都是承認的。

但他仍不免被認為是怙勢弄權、清流誤國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