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您問了個目前還沒定論的問題。現在關於中文傳統書寫行款的成形，很多說法是因為簡牘的書寫習慣。右手握筆，左手持木簡，寫完後左手放下一根再拿起來一根，就排列成這種順序了。還有一說是竹簡串聯時，因為方便工作造成的。甚至還有說因為方位尊卑問題。事實上，這些說法都很不嚴謹。簡牘對行款的影響並非決定性的，因為簡牘不是最早的文字載體。在簡牘之前，有甲骨與金文，中文行款真正成形，是在金文上。甲骨文的行款左起和右起，上行與下行都有。這一般不是由人來決定的，而是由烏龜決定。準確說是龜甲等骨頭……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這個時期文字還沒有定型，所以行款也比較飄忽。因為甲骨本身就不是平整的，所以總會根據需要調整字的方向與行次。這導致了甲骨文排列的混亂，向左或向右，甚至上下顛倒，彼此相反。更何況，有時候一片甲骨會重複使用，卜問幾件毫無關係的不同事情。於是某些甲骨上的文字，甚至不是同一時期完成的。在金文時期，青銅器上的文字才開始慢慢趨向成熟。其一就是文字的方向，其二是文字部件的位置。特別是西周晚期開始完善，進入一個穩定狀態。這對行款習慣肯定也是有影響的。或者說，它們彼此是相互影響。因為有了規範的行款，所以文字會朝整齊的方向發展。而又為了文字形態的標準化，才開始注意行款的規範。在許多青銅器上，銘文旁有發現界格，這就是用來限定金文範圍保證整齊的。行款的習慣開始固定時，大部分為右起左行，自上而下。直行應該是繼承自甲骨文的。但不是全部。在金文裡，也會有特殊行款，只是相對少見。目前出土青銅器中，以右起左行為主，但左起右行的數量也不在少數。右起左行代表者有毛公鼎。請看最右邊，右上角第一個字，是王。第一句銘文如下：“王若曰：‘父歆，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懷不廷方亡不覲於文武耿光。……’”這是非常典型的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而左起右行的代表者有湯叔盤，也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器。請看，一共四行。自左起，向右行。第一行字是最左邊的“隹正月初吉壬午”。某些受限於器物形狀，導致行款特殊的，僅僅是個例。譬如王白姜鬲，不應該當做影響行款的主要因素來考慮。上面舉例的湯叔盤以及其他左起右行的雖然有一定數量，但還是相對較少。在金文家庭裡屬於少數派。目前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以右起左行為主。這應該是當時比較主流的習慣。在此之後，左起右行更少，至簡牘時期，終於全部變成右起左行的行款了。為什麼說簡牘沒有決定行款習慣呢？因為簡牘有先寫後編和先編後寫兩種情況。拿著編好了的直接動筆，這種事兒也是有的。而且在毛筆之前，我們其實是用小刀刻竹簡的。所以有刀筆吏一稱。那麼因為怕糊墨，所以右起左行，這種事兒肯定也是不可能的了。必然是在簡牘成為文字載體之前，我們已經習慣了右起的行款。所以後來的簡牘才會用這種方式書寫，並流傳下來。原因是什麼呢？古代青銅器為什麼要固定為這種行款呢？老實說我不知道。或者說，我不敢說我知道的就肯定對。因為這件事兒現在沒有定論，我也僅僅能夠說一個我傾向的推論。這個推論就是銘文工藝的流程導致的。在上古時期，會在青銅器上銘文的，都是為了記載一些重大事件。這些事件涵蓋方面很廣，從貴族生老病死到戰爭。越原始的時期，鑄造工藝就越落後，也就越困難。所以商朝時候，金文剛剛發端，青銅器上的銘文就非常簡約。最多者不過四十餘字。到了周朝，銘文工藝得到進步，開始有了較長篇達千餘字的金文出現。金文起於商，興於周，當屬確論無疑。在上古時期，文字屬於一種寶貴的知識力量，絕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和星相學與天文學一樣都屬於貴族與巫覡階級傳承的統治力量。作為一個鑄造青銅器的工匠，是不太可能掌握這種知識的。當然也是因為教育資源的有限。而在青銅器鑄造工業成規模後，貴族們又不太可能去親自動手去幹這活。那麼在鑄造或刻寫金文時，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文辭內容，必然是識字的貴族階級先寫下來後，再交由工匠鑄造的。就和後世立碑一樣，書法家先寫一篇墨寶，再交給工匠刻碑。工匠本人必然寫不出那麼好的字兒。金文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隨青銅器鑄成，一種是青銅器鑄造完再後刻。不管是哪一種，有刻過字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沒有人是憑空動手的。必須都是先描線再刻，否則那字會飛的很難看。因為在許多青銅器上發現了界格，我們有理由相信，青銅器銘文是要保證齊整的。作為重要的禮器，銘文像王八一樣亂爬顯然也很不成樣子。有界格作佐證，就有理由相信，為了保證齊整，必然是全部文辭同時描線同時刻模。上圖為西周晚期上圖為西周晚期大克鼎拓片，界格清晰，請參考一下。假設我是一個銘文師，我要把字刻到鑄模上，我就需要先用炭或別的什麼東西簡單的描一下。然後再在鑄模上，認真製作出字的形狀來。如果這個時候，我是自左起右行，會發生什麼事兒呢？那就是我刻完左上角第一個字後，右邊字的描線已經被我的手蹭掉了。這隻好再抄一遍。如果這字是貴族們親自描上去的，就太糟糕了，可能會被殉葬耶。為了保證工作效率或者小命，中國第一批文字工作者，銘文師們，決定了後世數千年的行款。就是先自右上起，採用右起左行的方式刻字。這樣可以保證辛辛苦苦描上的字不被大汗手蹭掉。既然採用了這種方式刻寫，那麼就實在不可能用完全相反的方法來閱讀了。於是行款就這樣確定了。當然，我是贊同樓上鄭兄提到的內模陽刻，翻過來變成右起左行的。這是一種可能性。在簡牘甚至紙張出現後，保持了這種行款，應該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畢竟大家都已經習慣了就沒必要改了。這沒什麼好糾結的，就和某些靠左行駛的地方至今打死不改成靠右行駛一樣。因為那裡的人已經習慣靠左行駛了，改過來反而彆扭。天津人至今也沒有因為別的地方管果子叫油條，就把煎餅果子改名煎餅油條的。同理。日本受古中國影響，至今保持這種行款，就和靠左行駛一樣。習慣了，沒必要改。其他文化圈的人不習慣，那你們就活就活，入鄉隨俗唄。對於大陸的改變倒也沒什麼好非議的，畢竟現代電腦上就是這種行款嘛。當然以上僅僅是我個人比較信服的一種推論，對行款的形成原委至今還沒有定論。青銅器的鑄造工藝，也是有幾種不同方法的。具體怎麼在鑄模上呈現出各種文字與圖案，現在對於當時技術手段全處於猜測階段。這種猜測從清朝到現代，各種理論依然以假設為主，缺乏實證。也許在日後隨考古工作進展突破，會有意外的驚喜，解開這個小謎題。除此以外的其他意見，歡迎一起討論。
題主您問了個目前還沒定論的問題。現在關於中文傳統書寫行款的成形，很多說法是因為簡牘的書寫習慣。右手握筆，左手持木簡，寫完後左手放下一根再拿起來一根，就排列成這種順序了。還有一說是竹簡串聯時，因為方便工作造成的。甚至還有說因為方位尊卑問題。事實上，這些說法都很不嚴謹。簡牘對行款的影響並非決定性的，因為簡牘不是最早的文字載體。在簡牘之前，有甲骨與金文，中文行款真正成形，是在金文上。甲骨文的行款左起和右起，上行與下行都有。這一般不是由人來決定的，而是由烏龜決定。準確說是龜甲等骨頭……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這個時期文字還沒有定型，所以行款也比較飄忽。因為甲骨本身就不是平整的，所以總會根據需要調整字的方向與行次。這導致了甲骨文排列的混亂，向左或向右，甚至上下顛倒，彼此相反。更何況，有時候一片甲骨會重複使用，卜問幾件毫無關係的不同事情。於是某些甲骨上的文字，甚至不是同一時期完成的。在金文時期，青銅器上的文字才開始慢慢趨向成熟。其一就是文字的方向，其二是文字部件的位置。特別是西周晚期開始完善，進入一個穩定狀態。這對行款習慣肯定也是有影響的。或者說，它們彼此是相互影響。因為有了規範的行款，所以文字會朝整齊的方向發展。而又為了文字形態的標準化，才開始注意行款的規範。在許多青銅器上，銘文旁有發現界格，這就是用來限定金文範圍保證整齊的。行款的習慣開始固定時，大部分為右起左行，自上而下。直行應該是繼承自甲骨文的。但不是全部。在金文裡，也會有特殊行款，只是相對少見。目前出土青銅器中，以右起左行為主，但左起右行的數量也不在少數。右起左行代表者有毛公鼎。請看最右邊，右上角第一個字，是王。第一句銘文如下：“王若曰：‘父歆，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懷不廷方亡不覲於文武耿光。……’”這是非常典型的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而左起右行的代表者有湯叔盤，也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器。請看，一共四行。自左起，向右行。第一行字是最左邊的“隹正月初吉壬午”。某些受限於器物形狀，導致行款特殊的，僅僅是個例。譬如王白姜鬲，不應該當做影響行款的主要因素來考慮。上面舉例的湯叔盤以及其他左起右行的雖然有一定數量，但還是相對較少。在金文家庭裡屬於少數派。目前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以右起左行為主。這應該是當時比較主流的習慣。在此之後，左起右行更少，至簡牘時期，終於全部變成右起左行的行款了。為什麼說簡牘沒有決定行款習慣呢？因為簡牘有先寫後編和先編後寫兩種情況。拿著編好了的直接動筆，這種事兒也是有的。而且在毛筆之前，我們其實是用小刀刻竹簡的。所以有刀筆吏一稱。那麼因為怕糊墨，所以右起左行，這種事兒肯定也是不可能的了。必然是在簡牘成為文字載體之前，我們已經習慣了右起的行款。所以後來的簡牘才會用這種方式書寫，並流傳下來。原因是什麼呢？古代青銅器為什麼要固定為這種行款呢？老實說我不知道。或者說，我不敢說我知道的就肯定對。因為這件事兒現在沒有定論，我也僅僅能夠說一個我傾向的推論。這個推論就是銘文工藝的流程導致的。在上古時期，會在青銅器上銘文的，都是為了記載一些重大事件。這些事件涵蓋方面很廣，從貴族生老病死到戰爭。越原始的時期，鑄造工藝就越落後，也就越困難。所以商朝時候，金文剛剛發端，青銅器上的銘文就非常簡約。最多者不過四十餘字。到了周朝，銘文工藝得到進步，開始有了較長篇達千餘字的金文出現。金文起於商，興於周，當屬確論無疑。在上古時期，文字屬於一種寶貴的知識力量，絕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和星相學與天文學一樣都屬於貴族與巫覡階級傳承的統治力量。作為一個鑄造青銅器的工匠，是不太可能掌握這種知識的。當然也是因為教育資源的有限。而在青銅器鑄造工業成規模後，貴族們又不太可能去親自動手去幹這活。那麼在鑄造或刻寫金文時，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文辭內容，必然是識字的貴族階級先寫下來後，再交由工匠鑄造的。就和後世立碑一樣，書法家先寫一篇墨寶，再交給工匠刻碑。工匠本人必然寫不出那麼好的字兒。金文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隨青銅器鑄成，一種是青銅器鑄造完再後刻。不管是哪一種，有刻過字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沒有人是憑空動手的。必須都是先描線再刻，否則那字會飛的很難看。因為在許多青銅器上發現了界格，我們有理由相信，青銅器銘文是要保證齊整的。作為重要的禮器，銘文像王八一樣亂爬顯然也很不成樣子。有界格作佐證，就有理由相信，為了保證齊整，必然是全部文辭同時描線同時刻模。上圖為西周晚期上圖為西周晚期大克鼎拓片，界格清晰，請參考一下。假設我是一個銘文師，我要把字刻到鑄模上，我就需要先用炭或別的什麼東西簡單的描一下。然後再在鑄模上，認真製作出字的形狀來。如果這個時候，我是自左起右行，會發生什麼事兒呢？那就是我刻完左上角第一個字後，右邊字的描線已經被我的手蹭掉了。這隻好再抄一遍。如果這字是貴族們親自描上去的，就太糟糕了，可能會被殉葬耶。為了保證工作效率或者小命，中國第一批文字工作者，銘文師們，決定了後世數千年的行款。就是先自右上起，採用右起左行的方式刻字。這樣可以保證辛辛苦苦描上的字不被大汗手蹭掉。既然採用了這種方式刻寫，那麼就實在不可能用完全相反的方法來閱讀了。於是行款就這樣確定了。當然，我是贊同樓上鄭兄提到的內模陽刻，翻過來變成右起左行的。這是一種可能性。在簡牘甚至紙張出現後，保持了這種行款，應該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畢竟大家都已經習慣了就沒必要改了。這沒什麼好糾結的，就和某些靠左行駛的地方至今打死不改成靠右行駛一樣。因為那裡的人已經習慣靠左行駛了，改過來反而彆扭。天津人至今也沒有因為別的地方管果子叫油條，就把煎餅果子改名煎餅油條的。同理。日本受古中國影響，至今保持這種行款，就和靠左行駛一樣。習慣了，沒必要改。其他文化圈的人不習慣，那你們就活就活，入鄉隨俗唄。對於大陸的改變倒也沒什麼好非議的，畢竟現代電腦上就是這種行款嘛。當然以上僅僅是我個人比較信服的一種推論，對行款的形成原委至今還沒有定論。青銅器的鑄造工藝，也是有幾種不同方法的。具體怎麼在鑄模上呈現出各種文字與圖案，現在對於當時技術手段全處於猜測階段。這種猜測從清朝到現代，各種理論依然以假設為主，缺乏實證。也許在日後隨考古工作進展突破，會有意外的驚喜，解開這個小謎題。除此以外的其他意見，歡迎一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