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墊
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學說的勝利，斷絕了儒學躋身政治舞臺的道路，焚書坑儒的劫難，更使儒學遭受了致命性的打擊。但秦朝的迅速崩潰，使儒學的東山再起出現了生機。
漢初雖然由於統治需要而採用黃老思想，但儒學也在積蓄力量，不斷髮展，逐漸復興起來，成為漢初顯學。
西漢開國之初，滿目瘡痍，城鄉破碎，土地荒蕪，民生凋敝，餓殍載道，整個民族在死亡線上掙扎。廣大人民群眾亟望安定，休養生息。要想鞏固統治，建立正常社會秩序，必須安定民心，休養民力。
秦因橫徵暴斂、嚴刑峻法導致滅亡的歷史也給新的統治者以深刻教育，促使他們尋求穩妥的統治方略。嚴酷事實的本身就要求最高決策者儘快制定包括經濟在內的較為寬鬆的政策，偃武修文，實施正常的統治秩序，迅速修復與改善破敗紛亂的局面，否則就會使人心不安，社會不穩，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就無法維持。
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正能滿足漢初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所以黃老之學很快流行起來。
黃老之學是兼收儒法、匯合陰陽之說的產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漢初崇黃老，並未實行一種思想的專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活躍在思想和政治舞臺上，並對社會施加著影響。
第一，漢初黃老思想統治下的寬鬆學術環境為儒學的復興創造了客觀條件。
漢初崇尚黃老之學，黃老之學反對人為的干涉和糾正，當然不注重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學派發展，所以漢初在思想領域又出現諸子並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發揮影響。
漢初當政者雖然尚黃老之學，但儒學在漢初仍處於“顯學”地位。特別是公元前191年，漢惠帝正式廢除秦代制定的“挾書律”，開放民間學術文化活動之後，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也開展起來，出現了一批經學大師。
漢初儒家經學雖然和其他學派一樣處於民間傳授的地位，但其學術活動的規模、傳授教學的重要內容，都是其他學派無法比擬的。漢初儒學教育的興盛為儒家復興並登上獨尊地位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
第二，劉邦對儒學態度的轉變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方便。
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文化素質較低，是一個“不修文學”、近乎文盲的鄉間無賴。
他對於一些思想學說並不感興趣。他對黃老和儒學同樣是一竅不通，這使他對各種思想學說沒有任何偏愛，對一切思想學說皆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儒家學者極力向劉邦介紹儒學對鞏固封建統治所起的積極作用，使劉邦對儒家學說有了一定的認識。
西漢王朝建立以後，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孫通定朝儀，充分顯示出封建帝王之尊嚴。嚐到儒家禮儀之甜頭後，他開始對儒家另眼看待，對儒學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轉變，從“不好儒”到“好儒”。
劉邦之後的漢統治者的崇儒術，重儒生，實際上是劉邦崇儒、重儒思想的發展。統治者對儒學態度的轉變使儒學得到轉機，儒家學者抓住機會，使儒家學說靈活變通，在漢初站穩腳根，逐漸復興起來。
第三，黃老思想統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給儒學的復興，進而走上政治舞臺創造了機會。
任何正確的施政都應該張弛適度，寬猛相濟。
黃老主張順應自然，清靜無為，特別適應社會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點，就是缺乏進取精神，缺乏將全社會調動起來、全面建功立業的恢宏氣勢。
在社會的上層，諸侯王勢力膨脹，產生離心傾向，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
在下層，豪強兼併，造成對民眾的危害，形成對社會正常秩序的干擾。
對少數民族的侵擾，缺乏有力的對抗措施。用黃老學說統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說明它不利於中央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穩定。
事實證明儒學確實“可與守成”，這給它走上政治舞臺創造了機會。
第四，漢初儒家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學在漢初復興的內因。
漢初儒學能夠復興，主要靠幾個人物，其一是叔孫通。
在劉邦即位伊始，叔孫通就主動勸說劉邦徵用儒生，起草朝儀，並且根據漢初統治集團多小吏出身和武將少習文化的特點，既部分襲用秦朝舊儀，使蕭何等秦時故吏能順利接受；
又遵循簡易可行的原則，使粗魯無文的武將們容易做到，更充分考慮到當時“死者未葬，傷者未起”的社會現實，使朝儀在整體框架上既能為文武群臣所認可，又能為國家經濟實力所允許。
然而叔孫通畢竟只是一位通曉儒家禮儀的博士，他只能透過一些具體的實踐行為來為儒生在新政權裡爭得一席之地。
同樣，他也只能藉助諸如制訂朝儀及宗廟儀法等具體事務來證明儒學並非像法家說的那樣毫無用處。
儒學要復興，上升為新政權的指導思想，必須從思想上轉變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偏見，從理論上證明以儒學治國安民的必要性，並以自身思想體系的完善和實用，讓統治者相信只有儒學才會使長治久安的理想變成現實。
這一任務自然不是隻熟悉禮儀的叔孫通所能完成的，歷史的重任落到了漢初另一位儒學中興人物陸賈身上。
經過漢初三十餘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但政治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社會風氣也每況愈下。
這時，儒家學者賈誼在堅持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提出某些切實致用的政治原則。
他把實行禮治作為當務之急，同時不忽視仁義，把仁與禮結合起來。賈誼對政治的實質和仁義作用的理解較之他的前輩要現實的多。
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學是最適宜治國安邦的。賈誼加速了儒學的政治化程序。在這些儒家學者的努力下，儒學在漢初雖未能成為統治思想，卻也復興起來成為顯學，使統治者對其不能等閒視之。
直到漢武帝時，一代鴻儒董仲舒在綜合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政治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學思想，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最終使儒家登上了“獨尊”的地位，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回顧漢初儒學的發展歷史，從叔孫通到董仲舒，既堅持了一以貫之的傳統，又注意面對現實，不斷修正自己的學說。
特別是善於把握時代的脈搏，融進具有強烈時代氣息的新觀念，還勇於吸收他家之長，棄己之短，以保持儒家學說具有必要的張力和活力，這是儒學在漢初黃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復興，並實現由在野到在官的歷史性轉變的根本原因。
鋪墊
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學說的勝利，斷絕了儒學躋身政治舞臺的道路，焚書坑儒的劫難，更使儒學遭受了致命性的打擊。但秦朝的迅速崩潰，使儒學的東山再起出現了生機。
漢初雖然由於統治需要而採用黃老思想，但儒學也在積蓄力量，不斷髮展，逐漸復興起來，成為漢初顯學。
西漢開國之初，滿目瘡痍，城鄉破碎，土地荒蕪，民生凋敝，餓殍載道，整個民族在死亡線上掙扎。廣大人民群眾亟望安定，休養生息。要想鞏固統治，建立正常社會秩序，必須安定民心，休養民力。
秦因橫徵暴斂、嚴刑峻法導致滅亡的歷史也給新的統治者以深刻教育，促使他們尋求穩妥的統治方略。嚴酷事實的本身就要求最高決策者儘快制定包括經濟在內的較為寬鬆的政策，偃武修文，實施正常的統治秩序，迅速修復與改善破敗紛亂的局面，否則就會使人心不安，社會不穩，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就無法維持。
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正能滿足漢初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所以黃老之學很快流行起來。
黃老之學是兼收儒法、匯合陰陽之說的產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漢初崇黃老，並未實行一種思想的專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活躍在思想和政治舞臺上，並對社會施加著影響。
儒家在漢初黃老盛行的情況下，能夠復興，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第一，漢初黃老思想統治下的寬鬆學術環境為儒學的復興創造了客觀條件。
漢初崇尚黃老之學，黃老之學反對人為的干涉和糾正，當然不注重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學派發展，所以漢初在思想領域又出現諸子並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發揮影響。
漢初當政者雖然尚黃老之學，但儒學在漢初仍處於“顯學”地位。特別是公元前191年，漢惠帝正式廢除秦代制定的“挾書律”，開放民間學術文化活動之後，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也開展起來，出現了一批經學大師。
漢初儒家經學雖然和其他學派一樣處於民間傳授的地位，但其學術活動的規模、傳授教學的重要內容，都是其他學派無法比擬的。漢初儒學教育的興盛為儒家復興並登上獨尊地位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
第二，劉邦對儒學態度的轉變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方便。
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文化素質較低，是一個“不修文學”、近乎文盲的鄉間無賴。
他對於一些思想學說並不感興趣。他對黃老和儒學同樣是一竅不通，這使他對各種思想學說沒有任何偏愛，對一切思想學說皆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儒家學者極力向劉邦介紹儒學對鞏固封建統治所起的積極作用，使劉邦對儒家學說有了一定的認識。
西漢王朝建立以後，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孫通定朝儀，充分顯示出封建帝王之尊嚴。嚐到儒家禮儀之甜頭後，他開始對儒家另眼看待，對儒學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轉變，從“不好儒”到“好儒”。
劉邦之後的漢統治者的崇儒術，重儒生，實際上是劉邦崇儒、重儒思想的發展。統治者對儒學態度的轉變使儒學得到轉機，儒家學者抓住機會，使儒家學說靈活變通，在漢初站穩腳根，逐漸復興起來。
第三，黃老思想統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給儒學的復興，進而走上政治舞臺創造了機會。
任何正確的施政都應該張弛適度，寬猛相濟。
黃老主張順應自然，清靜無為，特別適應社會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點，就是缺乏進取精神，缺乏將全社會調動起來、全面建功立業的恢宏氣勢。
在社會的上層，諸侯王勢力膨脹，產生離心傾向，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
在下層，豪強兼併，造成對民眾的危害，形成對社會正常秩序的干擾。
對少數民族的侵擾，缺乏有力的對抗措施。用黃老學說統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說明它不利於中央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穩定。
事實證明儒學確實“可與守成”，這給它走上政治舞臺創造了機會。
第四，漢初儒家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學在漢初復興的內因。
漢初儒學能夠復興，主要靠幾個人物，其一是叔孫通。
在劉邦即位伊始，叔孫通就主動勸說劉邦徵用儒生，起草朝儀，並且根據漢初統治集團多小吏出身和武將少習文化的特點，既部分襲用秦朝舊儀，使蕭何等秦時故吏能順利接受；
又遵循簡易可行的原則，使粗魯無文的武將們容易做到，更充分考慮到當時“死者未葬，傷者未起”的社會現實，使朝儀在整體框架上既能為文武群臣所認可，又能為國家經濟實力所允許。
然而叔孫通畢竟只是一位通曉儒家禮儀的博士，他只能透過一些具體的實踐行為來為儒生在新政權裡爭得一席之地。
同樣，他也只能藉助諸如制訂朝儀及宗廟儀法等具體事務來證明儒學並非像法家說的那樣毫無用處。
儒學要復興，上升為新政權的指導思想，必須從思想上轉變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偏見，從理論上證明以儒學治國安民的必要性，並以自身思想體系的完善和實用，讓統治者相信只有儒學才會使長治久安的理想變成現實。
陸賈這一任務自然不是隻熟悉禮儀的叔孫通所能完成的，歷史的重任落到了漢初另一位儒學中興人物陸賈身上。
陸賈利用和劉邦貼身的機會，“時時前說稱《詩》《書》”，以期對劉邦潛移默化，轉變他對儒學的態度。雖然這位自恃居馬上而得天下的漢家天子常以大罵作為回答，但陸賈在比較前朝興亡原因的基礎上，指出“逆取”和“順守”的不同，使劉邦心服口服，讓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賈作為新時期力倡以儒學治國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適用的主張，不僅擴大了儒學的影響，而且促進了儒學與現實政治，特別是與官方權力的結合。陸賈的努力雖未能使儒學全面振興，但終究為日後儒學的大行於世創造了條件。五經相繼被立為博士，部分儒生先後走進漢初的朝廷，使儒學在黃老學說走紅之時也佔有一席之地。賈誼經過漢初三十餘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但政治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社會風氣也每況愈下。
這時，儒家學者賈誼在堅持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提出某些切實致用的政治原則。
他把實行禮治作為當務之急，同時不忽視仁義，把仁與禮結合起來。賈誼對政治的實質和仁義作用的理解較之他的前輩要現實的多。
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學是最適宜治國安邦的。賈誼加速了儒學的政治化程序。在這些儒家學者的努力下，儒學在漢初雖未能成為統治思想，卻也復興起來成為顯學，使統治者對其不能等閒視之。
直到漢武帝時，一代鴻儒董仲舒在綜合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政治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學思想，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最終使儒家登上了“獨尊”的地位，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總結回顧漢初儒學的發展歷史，從叔孫通到董仲舒，既堅持了一以貫之的傳統，又注意面對現實，不斷修正自己的學說。
特別是善於把握時代的脈搏，融進具有強烈時代氣息的新觀念，還勇於吸收他家之長，棄己之短，以保持儒家學說具有必要的張力和活力，這是儒學在漢初黃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復興，並實現由在野到在官的歷史性轉變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