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崇禎年間風雨飄搖，所以才被迫開展洋務運動，大力向西方尤其是葡萄牙人學習，葡澳當局與在華傳教士，成為了明朝政府學習的物件。

崇禎年間，不僅天文曆法進步，手工業尤其是火器製造也得到長足發展，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只可惜，隨著清軍入關，終結了明末洋務運動。

崇禎年間已經風雨飄搖了，為什麼還能出現天文曆法的進步呢？

古代天文的應用主要就是曆法，至於讖緯預言之類的，一直為朝廷所禁止。

明朝末年，因為老的歷書時間太久，誤差偏大，崇禎年間新編成了一部《崇禎曆書》。這部曆書成於1634年，但是因為人事等關係糾葛，一直在辯論新曆與舊曆哪個好，中間經過了至少8次實際驗證，發現新曆的確優於舊曆，於是於1643年頒行，但是第二年明朝就亡了。後來清朝對《崇禎曆書》進行了刪改、壓縮，改名為《時憲曆》，正式頒行。

《崇禎曆書》是由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湯若望等人編譯完成的。

我想，寫到這裡讀者應該能看出來，為什麼大明風雨飄搖還能取得天文曆法的進步？這主要是因為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當時來自歐洲天主教的一個團體--耶穌會--他們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帶來了當時已經比中國先進的天文演算法。

耶穌會士早就到澳門了，但是明朝一開始不讓進來。

1565年，8名葡萄牙耶穌會士申請進入明朝傳教，被明朝拒絕了。明朝直到1580年代才允許他們進入中國，這中間耽誤了20年。

耶穌會士帶來了當時西歐最新的科學知識和觀念。因為中國的特殊情況，當時最早接觸耶穌會士的多為儒家精英分子，比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三人均是當時的高官，被稱為天主教在中國的“三柱石”。天主教藉助於他們的影響力，在中國精英分子中傳播迅速。

耶穌會士們藉助於徐光啟等人的影響，曾經努力想要拜見萬曆皇帝。但是，萬曆不見，耶穌會士把禮物、他們能做什麼等呈上，沒有迴音。後來，還是在徐光啟的努力下，耶穌會士以其精準高明的天文知識被邀請進入明朝欽天監，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湯若望。他們被請進來幫助明朝重新編訂誤差漸大的歷書。《崇禎曆書》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可惜頒行之後明朝就亡了。

耶穌會士曾經分別在南京和北京看到了明朝欽天監所使用的天文儀器。他們對中國天文儀器的製作精良誇讚不已。但是，他們也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起碼落後西方200年了。

沒錯，明朝使用的天文儀器，其製作和應用理論都來自元初的大科學家郭守敬。從那時到明末，已經有300多年沒有改進了。大明的歷書與實際的天時天象偏差越來越大，所以才有修訂曆書的迫切需要。

1644年，湯若望把《時憲曆》呈送清廷，由多爾袞下令頒行。

湯若望很快被封為一品頂戴。但這引來了清朝一幫官員的嫉妒（也有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於是他們指摘新曆的錯誤，清廷又取消了新曆，使用舊曆。康熙三年（1664），身為欽天監正的楊光先，嫉妒湯若望，就以天主教為邪教的藉口，上《請誅邪教狀》，經清廷議政王會議，第二年以數條罪名判處湯若望等人凌遲處死。後因京師地震，湯若望遇赦。

老曆書的誤差有多大？後來在康熙更換新曆法之前，曾經有一年欽天監報告說需要一年閏兩個月，才能使曆書與天象吻合，這誤差就太大了。康熙很生氣，說從來沒有一年閏兩個月的說法，必須更換新的歷書，後來又重新頒行了《時憲曆》

以上就是崇禎年間大明曆法進步的前後經過。

（完）

你好，我是明哥日誌，我來給您作答。

看待問題一定要放到時代大背景下面，雖然崇禎年間動盪不安，並不代表這個世界進步的車輪不在轉動，停滯不前，此時正處於全球一體化開始時期。明朝崇禎在位時間為1627-1644年，屬於17世紀上半頁，此時正是西歐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自15、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地理大發現，到17世紀航海貿易已經變得繁密，世界逐步融合為一體，世界的聯絡變得比以往更緊密。

在瞭解這個世界大背景下，我想在介紹一下崇禎年間天文的進步就能夠理解了，崇禎二年(1629)至七年(1634)，在徐光啟、李天經先後領導下的歷局，聘請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耶穌會士參加，編譯《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此書採用了一些較好的天文資料,介紹了中國當時不知道的天文現象和科學成果,使用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學的準確公式,簡化了計算,引進週日視差和蒙氣差的數值改正和明確的地球概念,並引用了地理經緯度的測算計算方法。這些資料和計算方法，保證了曆法推算的較高精度。這是當時天文進步的主要方面。

世界的融合促進了全球各地方先進生產力的交流，西方在學習東方先進知識的同時，東方也在汲取西方先進天文知識，其中傳教士在這過程中起到了交流的橋樑。

學術疑案，紛爭不斷。由於崇禎年間《崇禎曆書》在中國科學史和中西科學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性，當代學術界圍繞該書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研究之後，學界在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似乎仍未取得令人滿意的一致答案。

先說說留給我們的瑰寶--天文曆法，凸顯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突出亮點之一

天文曆法中國古代天文學以對多種天象的最早觀測記錄著稱於世。公元前二千一百多年，中國就有了關於日食的記錄。公元前十六世紀，中國就有了關於流星雨的記錄。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日食和隕石的記錄。西周時期，天文學家觀測恆星，在黃道帶和赤道帶的兩側，以二十八個星座為標誌，來確定天體的位置和許多天象。由太陽在其中的位置來確定一年的季節，並以日月合朔為一月的開端。

公元前五世紀，中國就發現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執行情況，發現了木星的三號衛星，比義大利伽利略和德國麥依耳同一發現早近兩千年。甘德、石申透過觀測所測定的恆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比歐洲第一個恆星表----希臘伊巴谷星表早約兩百年。公元十一世紀，中國透過觀測記錄的恆星就達到了2500顆，而歐洲十四世紀以前觀測到的星數是1022顆。中外歷史上第一顆有記載的新星是中國公元前134年的漢代天文學家觀測發現的。

當西方人還認為太陽完美無缺時，中國在公元前四三年就觀測記錄了太陽黑子的現象，歐洲在公元807年才有這方面的記錄，比中國晚了850年。從西漢到明朝，中國記錄了太陽黑子現象100餘次，並且詳細地描述了形狀變化及消長過程。為德華人史瓦布在公元1843年提出的太陽黑子11年盛衰週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春秋時期，中國就有了哈雷慧星的最早記錄。從公元240年到1910年，哈雷慧星共出現29次，中國古代都記錄在案，並且對執行的路線、速度、時間和形狀都有詳細的描述。唐代天文學家僧一行第一次測量出地球子午線的長度。

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主持的全國規模的天文觀測，達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中國古代天文觀測開始之早，內容之豐富，觀測之準確，記錄之翔實，在當時世界上是獨無僅有的。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促進了中國古代曆法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古代曆法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在夏朝，中國就創制了將一年分為十二個月的歷法。春秋未年開始使用四分曆，取回歸年為365¼日，取朔望月為29 499/940日，採用19年7個閏月的歷法，這比希臘早160年，比羅馬早500年。對比鄰國印度，得以廣泛流傳的歷法至少有幾十種，基本都是太陽曆，精確度各有不同。公元6世紀，印度數學家伐羅訶密希羅得到了一個比較精確的數值：年的真正長度是365.25875天。

元代郭守敬創制的《授時歷》，與現行國際通用的格里哥萊歷相同，比現行公曆早300年。

《授時歷》把一年的精度又推到了一個新的巔峰。365．2425天。這個精度，超出了印度曆法，也超出了我們現在用的歷法。我們現在用的歷法，是每四年一個閏年，如果短期計算，就是平均每年365．25天，比《授時歷》的一年要長一點。要是把每年的這個“長一點”積累起來，就很可觀了：（365．25 - 365．2425）×400 = 3，也就是說，每400年，格里曆比授時歷就要多三天。是現代曆法多算了還是《授時歷》少算了呢？——即便不知道當代的測量資料，也能確定：是現代曆法多算了。

《授時歷》頒佈，是1281年，這是個不可思議的時代，學過歷史知道，13世紀的歐洲，還在茫茫黑暗中摸索，當時的歐洲發生了什麼，因為記載缺乏、實物文獻更缺乏，只有各種神話傳說，或者零零星星的不是眾多的文學作品。我們很質疑是不是有文明代差是硬傷呵……

再說說《崇禎曆書》，無奈與紛爭

中國曆法不僅是發達而已，還很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1623年，大明風雨飄搖之際，一個德國傳教士到達了北京，為了便於在中國活動，他取了一箇中國名字：湯若望。此時，距離格里曆頒佈，僅僅過了41年。那時的《授時歷》已經改名，叫《大統歷》，使用300多年之後，已經發生嚴重偏差，所以，修訂曆法是必須的。湯若望就這樣接近了崇禎帝，並協助徐光啟、李天經編成了一部《崇禎曆書》，共有137卷，完成於1634年。

很顯然，《崇禎曆書》和《大衍曆》、《授時歷》一樣，可以借鑑了一些湯若望為代表的人士傳來的西方數學方法，但總體框架，還是《太初曆》一脈相承的歷法原則——陰陽曆。

史書記載，《崇禎曆書》是明朝政府於崇禎二年（1629）開始組織編修的一部專業性的天文學叢書，是20世紀之前中國最重要的科學典籍之一。叢書圍繞明朝天文曆法機構在天體運動計算以及曆書編修方面的實際需要，針對中國本土曆法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不足，以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新編天文學初階》（Astronomiae Instauratae Progymnasmata）以及第谷的弟子隆格蒙塔努斯（Christen Sørensen Longomontanus，1562-1647）的《丹麥天文學》（Astronomia Danica）為中心，同時參考了從古希臘到十七世紀前二、三十年之間歐洲一些重要天文學著作[主要包括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天體執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約90-168）的《至大論》（Almagest）以及開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天文學的光學須知》（Astronomiae Pars Optica）、馬基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 1555-1617）的《新天球論》（Novæ coelestium orbium theoricæ）以及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星際使者》（Sidereus Nuncius），等等。]中的成果，形成了一套以第谷天文學體系為框架、與中國代數型曆法天文學傳統風格迥異的幾何型數理天文學體系（根據清朝有關現存的圖書研究記載）。

該書內容既有天文學理論與天文表，又有基本的三角學與測量學知識以及相關的天文儀器知識，全面涵蓋了日月五星和恆星運動的觀測、數學處理與具體計算，堪稱是中國天文學史和西方科學東傳史上的一座空前的里程碑。無論是印度天文學在唐代的傳入，還是阿拉伯天文學在元明時期的東來，其規模的宏大和影響的深入持久程度都不可與這部曆書的編纂同日而語。

這套曆書的編纂是出於當時曆法改革的實際需要而開展的。明朝的《大統歷》承襲的是元朝郭守敬等人編創的《授時歷》，沿用既久，在曆書推算和日月食等天象的預報上差誤越來越大，改革曆法的呼聲也隨之日益高漲。在經歷了近二十年的爭論以及初步嘗試的失敗之後，到崇禎二年五月，欽天監的日食預報再次出現差誤，崇禎皇帝震怒之下，決定正式啟動曆法改革。他接受禮部建議，在欽天監以外開設歷局，並命禮部左侍郎徐光啟（1562-1633）為督修，還同意在曆法改革中參用西法。徐光啟在領命之後先後延聘了鄧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龍華民（Nicolò Longobardo，1559-1654）、羅雅谷（Giacomo Rho，1593-1638）及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精通天文學的歐洲耶穌會士以及十多位中國學者入局工作。

只可惜大明此時已經危在旦夕，來不及實際頒佈這部曆法，就滅亡了。接下來，就是滿清時間。滿清入主中原之後，大肆濫殺，竭力排除漢族官員，而滿人自己又不懂天文曆法，所以最後在欽天監錄用的，基本都是回回官員。

當年崇禎修訂曆法，是因為預測日食差了一個時辰——也就是兩個小時左右，和前面的推算基本吻合。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因為《大統歷》也就是《授時歷》使用得年頭太長，而產生的必然誤差，只要進行微調即可——實際上，中國曆朝歷代，如此調整過的歷法可謂數不勝數，基本用幾十年的歷法都算很久了，也就是《授時歷》精度太高，以至於人們一直用了300多年才發覺偏差。但是，如果不作調整，來場預測日食或者測量近日點的PK，很顯然《大統歷》絕對要敗給新鮮出爐的《格里曆》——那還用說麼。

事實的確如此：滿清入關之後，湯若望恭迎新主，獲得了順治帝的青睞，主導欽天監工作，他將《崇禎曆書》壓縮成103卷，地改了標題——《西洋新法曆書》。

康熙十二（1673）、十七和二十二等年，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又先後三次對該套曆書進行了重刊，並將之更名為《新法曆書》。到乾隆朝，該書被收入《四庫全書》，並改名《新法算書》，共計100卷。

爭議與反思

自明代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之後，德華人湯若望便是影響最為深遠的耶穌傳教士之一，他繼承利瑪竇尊重國情、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曆法修訂與火炮製造方面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華人沿用至今的農曆，便是由湯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傳統舊曆基礎上，結合西方曆法重新修訂而成的。但有不少專家認為湯若望筆者，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中華民族辛辛苦苦幾千年的積累，就成了“西洋新法”，這究竟是怎樣的臉皮啊……，包括筆者在內很多人很懷疑西方傳教士與滿清政府聯手打壓大明，打壓漢民族便於奴役統治，把明朝成果閹割或湮滅。

有專家說，《崇禎曆書》的編纂以及最終採納是中國古代曆法天文學發展中的一次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固有的代數化的歷法天文學傳統，使之走上了幾何化的發展道路，為它下一步的近代化發展鋪平了道路。

湯若望無疑是推動中國曆法改革的使者，他將西方先進的科學理念融入到了中國的天文學體系當中，其歷史功勳是客觀不朽的。而我們也應意識到，諸如楊光先們對待西方科學所表現出的盲目排外，也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苦難歷史埋下了思想的伏筆。

參考文獻：

石雲裡 褚龍飛，一座科學裡程碑的聚散離合||《<崇禎曆書>合校》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