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如何透過三步，消除了中央官僚裡能威脅到皇權的力量，實現了決策權的獨裁。

宮崎市定說，中國式的獨裁皇帝是沒有兄弟的，只有臣子。在獨裁體制下，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必須以君臣關係為基礎。那麼，當年與雍正爭過皇位的人，顯然是君臣關係的潛在破壞者，要首先進行打擊。

剛才我們提到，康熙時期，皇八子胤禩受百官擁戴的情形，讓胤禛印象太深了，他登位後，當然會覺得這個兄弟是一個巨大威脅。儘管他封胤禩為親王，但胤禩在面對道賀的親友時，愁眉苦臉地說，這何喜之有呢，不知道哪天我的腦袋就沒了，說明他很明白自己的處境。

雍正四年，胤禩被削去宗籍身份，貶為平民，圈禁了起來。按宮崎市定的說法，他的罪名包括，不願意交出康熙賜給他的詔書、修康熙陵墓時監管不力、管理內務府時煽動屬員騷亂等等，但本質原因就是他的擁躉多，對皇位有威脅。

與此同時，雍正也打擊和胤禩交往過密的其他宗親。宗親，就是和我們源於一個祖先的親人。在清代的皇室宗親裡，有相當一部分人和胤禩交往很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蘇努。他屬於努爾哈赤長子褚英這一支，和胤禩是同輩，很快也被流放了。按馮爾康先生的說法，蘇努被流放兩個月後，雍正就釋出了《御製朋黨論》，這是一篇警告臣子不要結黨的文章，也被看作是聲討胤禩集團的檄文。所以可以想見，雍正是把蘇努看作了胤禩的主要幫手。他在打擊核心人物的時候，自然也要剪去他們的羽翼。

雍正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文字獄，就是呂留良案。因為呂留良的排滿思想，導致這一案件發生。但馮爾康先生認為，這個案件是為另一樁曾靜案做掩護的，實質上還是與打擊胤禩集團有關。曾靜是雍正時期的文人，也是呂留良的學生，他想勸說將軍嶽鍾琪造反，結果被告發，受到了雍正親自審理。曾靜曾說雍正有十大罪狀，其中就包括廣為流傳的弒父篡位、殺兄害弟。雍正追查之後，發現許多說辭都出自胤禩的家奴、太監之口。所以就藉此案對胤禩的殘餘勢力做了進一步的打擊，同時為自己辯白。因此說到底曾靜案還是政治鬥爭的延續，而呂留良案的文字獄只是一種表相而已。宮崎市定也認為，雍正時期的文字獄分兩種，其中一種就是與誹謗朝政尤其是雍正本人有關。當然，由此引發的雍正時期的其他文字獄又另當別論了。

雍正繼位後，本來建立了一套由自己的親信組成的班底，其中很重要的兩個人是年羹堯和隆科多。但他們很快就恃寵而驕，結黨營私，嚴重侵犯了皇權。雖然雍正自己做皇子的時候也結黨，但登上皇位以後，對臣子結黨就特別警惕。所以，幾乎在打擊胤禩集團的同時，雍正也對這兩個權臣下手了。

年羹堯在雍正初期率兵平定了青海，功勞顯赫，也因為如此，他得到了非同尋常的信任。西部地區的人事安排，上到總督和巡撫，下到縣官這種低級別官員，所有的任用都聽他的。至於其他朝廷大事，雍正也會向年羹堯諮詢。比如有一次從進士裡選拔人才進翰林院，雍正就特意把入選名單發給年羹堯，讓他看看名次安排有什麼不妥。隆科多也是一樣，掌握了吏部的用人大權，因為他姓佟，所以人們稱他選出來的官員叫“佟選”，可見其勢力有多大。這樣一來，就導致年羹堯和隆科多越來越膨脹，開始收受賄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在雍正看來，這就是結成朋黨，干預朝政。當官的如果都聽年羹堯和隆科多的，誰還聽他這個皇帝的呢？所以結果就是，年羹堯被賜死，隆科多被圈禁，兩大權臣的黨羽也一鬨而散。

科甲就是科舉。在科舉考試中，考官和考生之間，形成師生關係，考生之間則是同學關係。進入官場以後，這些關係就成了他們維護官場利益的資源。宮崎市定認為，許多人藉助這種資源，變成了政治寡頭，力量大到能對抗皇帝的政策。比如康熙時期，皇帝屢次編纂圖書，都任用徐乾學擔任總編纂，徐乾學就安插自己的門生擔任編纂。書編好了以後，這些門生都會受賞、升官，有的人還被派到外地擔任科考的考官，這樣一來，又可藉助考試形成新的人脈。因為有利可圖，圍繞在徐乾學身邊的人就越來越多，他就成了一個寡頭。

作為獨裁皇帝，雍正肯定不會眼看著這種情形存在。直隸總督李紱曾經上書彈劾雍正的寵臣田文鏡，說他任用小人，打壓好官，導致有不法之事出現。雍正問田文鏡是怎麼回事，田文鏡說自己不是科舉出身，李紱是，所以李紱和一群有師生、同學關係的科甲文人拉幫結派，挑我的毛病。這一下就戳到了雍正的敏感神經，認為科甲朋黨的勢力抬頭，最終把李紱下獄。這是雍正時期一樁有名的案件，可以看出皇帝對科甲朋黨的戒備程度。

透過類似這樣的壓制，使得朝廷內很難再有一股集團型的文官力量，去對抗皇帝了。而文官一旦偃旗息鼓，那麼在中央就不會有任何人敢挑戰雍正的權威，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就徹底由皇帝說了算，雍正就此實現了對決策權的獨裁。

然而雍正畢竟是用壓制手段來控制中央政權的，尤其是文官集團對皇帝的做法並不真正買賬，當雍正推行自己的民生政策時，官員的不滿無形中導致了他們與民間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雍正去世後，乾隆認為父親對朝臣太過嚴苛，決定採取寬仁風格，並且廢掉雍正一些壓制官紳的政策，以獲得後者的支援。這就引起了這群官僚的反彈，那麼那些民生措施遭受的攻擊就可想而知。比如雍正要求舉人、貢生也要服徭役，就是從事各種勞動。但乾隆元年二月，皇帝就免去了這個政策。那麼這些徭役轉嫁給誰呢？只能是老百姓。所以可以說，雍正一時的勝利，最終仍然是由老百姓來買單。

好，以上就是回答內容，就是雍正透過打擊皇室宗親裡的對手，以及權臣和文官系統中的朋黨勢力，從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裡威脅皇權的所有力量，實現了決策權的獨裁。他推行民生政策的一大障礙被去掉了，但暫時的壓制也為後來的政策反彈埋下了伏筆。

雍正以前都以乾清宮為正宮，到了雍正卻將清朝政治生活的重心移到了養心殿。在這裡居住，辦公。養心殿的格局，地理位置以及周邊配置都比較好，非常利於在這裡處理朝政。雍正以後，乾隆，嘉慶，道光直到宣統等都遵循了雍正祖制，將養心殿做為生活，處理朝政的中心。

雍正帝不愧為一位狠茬子的皇帝，說一件他改革滿洲人惡習的“整頓旗務”一事。

初登帝位的雍正推行了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攤丁入畝的政策，那“旗人怎麼辦?”

旗人自打入關以來，遊手好閒，他們享受著滿洲人特權，每年按人頭領銀子，除了皇親國戚以外還有一些各個旗主的奴才也成精了，提了個鳥籠子逛大街、吹牛皮！

在雍正帝的眼裡，要想整頓旗務，必須從旗人下手，廉親王允禩就管著旗務，雍正帝決定讓自己的兒子弘時跟著八阿哥胤禩歷練一下，哪知道竟然搞出來一場宮廷政變，這讓雍正帝非常被動。

雍正帝上臺的國策是推行三條新政，之前雍正帝就發覺八阿哥胤禩一黨明裡、暗裡跟雍正帝對著幹，這讓雍正舉步維艱，怎麼辦？家有三件事，先可緊處來。

八爺黨的優勢在於他們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雍正帝的新政正是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那麼八阿哥胤禩的振臂一呼就得到了那些滿洲貴族的支援，包括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在處處針對。

想整頓旗務，讓旗人自食其力比上天還難加難，在《雍正王朝》的電視劇裡這些表現的淋漓盡致，由此搞出來一個八王議政來大鬧朝堂，這才使雍正對八阿哥胤禩進行了無情的制裁。

《雍正王朝》的劇情有這麼一段看看八阿哥既是廉親王胤禩的臺詞：臣與各旗的佐領、旗主議了一下，這事難處太多，聖祖爺康熙爺說過；興一利不如興一弊，增加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古咱們滿洲人都是以打獵為主，種田那是漢人的事，因此，大家認為聖祖爺有遺訓在先，此時倘若更改恐怕有傷您雍正帝的仁孝之明。

雍正帝與八阿哥胤禩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了！此時的九門提督隆科多已經被八阿哥胤禩收買，形勢非常危機，對雍正帝非常不利，雍正帝用求助的眼光看著朝堂下面的大臣，估計著形勢，感覺危機在向雍正帝一步步逼近。

這時候上書房大臣張廷玉站了出來，博古通今道出了滿洲人的八王議政的原委，雍正帝用感激的目光看著張廷玉的引經據典的說著。

可八阿哥胤禩要推翻雍正帝的新政並不是他的目的，他是想推翻雍正這個皇位！

十三阿哥胤祥的到來，化解了由整頓旗務引起的八王議政的危機，更是化解了一場宮廷政變，就此；以八阿哥胤禩為首的八爺黨徹底毀滅而告終。

雍正帝為了加強皇權，在後來的一個時期得到了推廣，比如；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改土歸流、追繳官員所千庫銀以及在雍正七年設立了“軍機處”等等。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他的一系列改革大大的增加了朝廷的賦稅，對後來的乾隆盛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以上圖片來自影視資料、網路）

從秦朝建立起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開始，君主專制皇權就一直處於加強的過程中，而君主專制皇權最終在雍正時期達到了巔峰。

清朝從東北入關，從皇太極到雍正，皇權一直在加強。在康熙之前，清朝的權力機構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在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巔峰的時候，可以決定皇帝的人選，比如皇太極死後，豪格與多爾袞相爭，議政王大臣議會最終決議讓順治繼承皇位，可見這個機構權力之大，皇權也因此受到限制。

為了加強皇權，康熙設立南書房，與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形成三足鼎立的權力機關。

到雍正繼位後，由於西北用兵，因軍事需要設軍機房於隆宗門內，後更名軍機處，以親信的滿漢官員充任軍機大臣。軍機處的設立，取代了南書房，使內閣職權進一步縮小，更使議政王大臣會議名存實亡。

由於軍機處機構人員簡單，離雍正就寢的地方也近，因此辦事效率高，而且軍機處做事嚴密，外界干擾不了，所以，軍機處就成了皇帝的“秘書”。

而且軍機處與內閣與議政王大臣會議不同的地方在於，透過軍機處，軍國大事全憑皇帝裁決，軍機大臣連討論的權力都沒有。對皇帝的決定，軍機大臣只能唯命是從，“跪受筆錄”，然後負責傳達給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員去執行。這樣，地方軍政首腦實際上也直接聽從皇帝指揮。

軍機處的設定，標誌著中國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發展到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