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魯迅稱他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兩個人的論戰從1930年開始，長達8年之久，他們以文章作為武器，從政治、文學、翻譯、教育等方面，發起了諸多爭論，寫的文章多達100多篇。

林語堂。因為兩個人文學主張不同：魯迅認為文章就要是匕首投槍，直接向黑暗的時代殺出一條血路 ；林語堂覺得生活應該有閒事，生活應該有情趣。最終兩個好友分道揚鑣。抗戰前夕，林語堂出走美國，並一去不返。

胡適。魯迅譏諷他“不愧為帝國主義的軍師”。兩個人因為1925年女師大開除許廣平、劉和珍等人，意見相左，立場不同，魯迅開始在文章中對胡適口誅筆伐。

有一個很容易比忽略的，美國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也是她的作品，使的中國民間故事，搬上美國大銀幕的第一人。

魯迅筆伐的物件，除了梁實秋、胡適、林語堂這些名家之外，與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蔣光慈、錢杏邨等人間的論戰，也不得不提。

1927年，以郭沫若為主帥的後期創造社的骨幹成員，以無產階級代言人自居，提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並且認定魯迅在文藝界是代表了沒落的封建階級，所以要不遺餘力地加以攻擊，其實不止魯迅，包括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受到了批判。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中，郭沫若給魯迅加上了三個罪名：“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馮乃也攻擊魯迅“常追懷過去的昔日，悲悼沒落的封建情緒。”連魯迅購讀社會科學書籍都被成仿吾說成“粉飾自己的沒落，是掩耳盜鈴的行為，是更深更不可救藥的沒落”。他們把魯迅描繪成一個沒落的、滿嘴黃牙的老頭子，固守著破舊的城堡，留戀那個已經衰落了的封建社會，流露沒落階級的情緒……最後甚至發展成對魯迅的人身攻擊，攻擊魯迅的籍貫、年齡、態度、氣量，說魯迅“尖酸刻薄”、“冥頑不靈”，氣量“太窄”，是“落伍者”。

正如郭沫若後來所說，與魯迅的一場論戰，“幾乎弄得不可收拾”，認為批判魯迅，是一種“社會意識的批判”，“不僅限於魯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體”。誠哉斯言，但魯迅不免筆伐反擊。面對“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魯迅陷於孤軍奮戰，雖然他偶爾也罵創造社一夥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創造’臉”。但是，魯迅的批評主要針對創造社這些骨幹成員在推行“左”的路線時所表現的惟我獨革、飛揚跋扈的惡劣作風和態度，他還揭露了這些人脫離社會實踐，“突變”成革命者的虛偽性。包括對片面誇大 “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在更多的情況下，他還是秉持了理性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