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勳閣二十四功臣是宋理宗欽定的宋朝功臣，其中北宋16位，南宋8位，而這24人中武將僅有5位，他們分別是韓世忠、曹彬、潘美、曹瑋和李繼隆。但要說宋朝最著名的武將，相信大家都會想到岳飛，為什麼岳飛沒有入選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呢?實際上還是因為當時岳飛身背千古奇冤，所以沒辦法入選。宋理宗的選擇明顯是偏向文臣，這應該也和當時的風氣有關，宋朝武弱多半還是因為自身原因造成的。

宋理宗寶慶二年，圖功臣神像於昭勳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在這二十四功臣中，只有曹彬、潘美、曹瑋、李繼隆、韓世忠是職業軍人。趙普、薛居正、李沆、王曾、王旦、呂夷簡、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是曾擔任過首相的重臣，石熙載僅僅擔任過樞密使。

寇準在公元961年七月十四日的時候出生，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的進士。在淳化五年的時候出任為參知政事，他的政治才華被當時的皇帝所稱讚。他為人剛正不阿，在朝堂世上多次直言進諫，於是逐漸引起皇帝的注意從而受到重用。在太宗在位的時候最高任職是參知政事。

太宗死後，真宗登上皇帝之位，他先後在工部，刑部，兵部出任職位，之後又任職三司使。公元1004的時候，他和當時的參知政事畢士安一起被皇帝任命為當朝宰相。

在他當宰相的時候，朝中的奸佞莫不戰戰兢兢，不敢逾矩一步。也正是因為寇準在官場中如此剛正，使得他觸動了一大群官員的灰色利益，使得這些官員聯合起來迫害他。

韓琦的評價確實挺高的，因為在重文抑武的宋朝，身為武將的韓琦能幹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宰相"確實是個奇蹟。他能名列昭勳閣主要是明英宗趙曙是他一手擁立起來的，英宗去世，他又擁立神宗上位。

寇準一直坐電梯，今天上去了，明天又下去了，反覆了好多次。寇準一生正直，有才能。但就因為這，多次陷入危險境地，一次是硬逼真宗去澶源親征，訂立澶源之盟，遭王欽若陷害，說訂的是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而遭流放。一次是吃飯鬍子沾了湯，副宰相丁渭立即給擦。(溜鬚拍馬成語)寇準取笑說，副宰相就是給人溜鬚的嗎？丁渭懷恨在心。又陷害寇準流放，直到死在了流放地。

昭勳崇德閣二十四功臣直接來自每朝配饗太廟的功臣。寇準晚年因與宋真宗劉皇后不合遭貶，晚景淒涼，故沒有配饗太廟，自然也就未能名列昭勳閣。

宋理宗親灑宸翰題寫閣匾，並命翰林學士鄭清之撰寫《昭勳崇德閣記》，刻其文於石”。在鄭清文的《四明叢書》中有明確記載“於是少師右丞相臣彌遠奉俞諮閱故府凡以功宗作元祀自韓忠獻王趙普至郕文定公曾邲合文武二十有三人。”

至於為什麼少一個，因為趙汝愚是後來增益的：“（八月）乙卯，以太師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仍影象於昭勳崇德之閣”（《續資治通鑑·宋理宗端平二年》）

韓琦絕對有資格入選昭勳閣。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而北宋的一代名相——韓琦，就是這樣的一位人物。

韓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北宋政治家、詞人，仁宗天聖年間進士。他與范仲淹率軍防禦西夏，在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稱“韓範”。當時，邊疆傳頌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 他歷任三朝兢兢業業，把安定國家社稷作為自己畢生的使命，贏得後世景仰。 韓琦一生，歷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歷和參加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如抵禦西夏、慶曆新政等。在仕途上，韓琦曾有為相十載、輔佐三朝的輝煌時期，也有被貶在外前後長達十幾年的地方任職生涯。但無論在朝中貴為宰相，還是任職在外，韓琦始終替朝廷著想，忠心報國。在他的仕途生涯中，無論在朝中為相，或在地方任職，都為北宋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他忠於職守，勤政愛民。是封建社會的官僚楷模。

熙寧八年(1075)六月，韓琦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宋神宗為他“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諡忠獻，贈尚書令，配享宋英宗廟庭，備極衰榮。

韓琦的成就：

韓琦一生歷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歷如抵禦西夏、慶曆新政等重要事件[51]。曾為相十載、輔佐三朝，也有被貶在外前後長達十幾年的地方任職生涯。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忠於職守，勤政愛民。正如他本人所說：“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轟不為哉！”但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步入中年以後的韓琦的思想顯得有些保守，未實行大的改革舉措，也未能徹底扭轉北宋的境況。

總的來說，韓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賢相，正如時人所言：“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製作全補天下事。”《韓魏公集·序》亦稱：“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相三朝，立二帝

宋魏國韓公小像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起，韓琦開始了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後，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三子（楊王趙昉、雍王趙昕、荊王趙曦），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年間又因患病，無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深為擔憂。立儲，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範鎮、司馬光等人反覆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後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後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於下定決心，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詔，正式立堂兄、濮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的確立，韓琦贊輔應推首功。但他從不在別人面前誇耀此事，不把功勞記在自己身上 。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簾聽政。因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後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后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韓琦作為宰相，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了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后，一面安慰英宗並以舜帝之孝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凱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英宗聽後，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后，兩宮關係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后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在“濮議”中，韓琦與歐陽修等順應英宗之意，建議尊其生父趙允讓為皇考，但遭到了王珪、呂誨等人的反對，他們力主稱仁宗為皇考，趙允讓為皇伯。英宗自治平二年（1065年）起將此事交太常禮院討論，爭論持續十八個月，韓琦等勸說曹太后簽押同意，稱趙允讓稱“皇”，其三位夫人並稱為“後”，貶呂誨、呂大防、範純仁三人出外。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

修吏事，擢賢才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 力求改變那種只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52]

經濟上，韓琦嘗試實行均田，把廢棄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嘉祐四年（1059年），“中書門下言，天下賦稅輕重不等，乞行均定。”於是“復遺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諸路均田。”這次大規模的均田活動，為後來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的實施積累了經驗，在均田中，韓琦“選宮分詣諸路”，為“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韓琦還非常注重體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經他奏請，朝廷“置天下廣惠倉”。此外，韓琦請求諸路戶絕田僱人耕種，收其租儲存之，以接濟居住城郭的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韓琦又奏道：“向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並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聽下戶請佃。”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僅河北一路就逐田於民3350餘頃，每年給國家課斛鬥117802石、絹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較大成績。[51]

韓琦到揚州後，瞭解到地方官吏以軍需匱乏為由，“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認為這是坑害百姓的“無名之使用，請為蠲之。”慶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罷義倉”，將義倉“所有斛鬥若便撥入官倉支遣”，義倉的糧食，是從廣大百姓那裡額外徵集來的，其目的是為了救助受災百姓。如今若將義倉的糧食無償撥入官倉，顯然是對百姓的侵奪行為。韓琦認為這樣做，將會失信於民，引起百姓不滿。他上奏朝廷，陳述利害，建議將義倉的糧食“撥與常平倉”或“賑濟貧民”，以實現義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目的。朝廷採納了他的建議。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如糧食官物，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稱“里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幷州，瞭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十一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幷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隻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後，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於手背刺字，農閒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徵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51]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遼朝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禦遼朝南侵，北宋政府就釋出“斬伐令”，規定這裡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後，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並近裡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採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51]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群眾疾苦。長期以來，由於疏於管理，定州駐軍驕蠻難御。韓琦到定州後，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他“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計程車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並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後，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後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經略陝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於賊？”韓琦到達陝西后，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參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透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韓琦復判相州。在與遼的關係上，他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他建議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不要輕率譭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並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鬥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曆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陝西抵禦西夏，或是在定州、幷州、揚州、大名府等地，他都把邊防安全放在首位，為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

韓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詞氣典重，敷陳剴切，有垂紳正笏之風”。他的文章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等，大多“正論凜然”，體現其大節所在。

韓琦為詩不事雕琢，“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黃花晚節”一聯，為宋人所傳誦。其餘詩作“隨時抒興，亦多寄託遙深”。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萬餘卷，都經其親手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里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的“六一堂”、司馬光的“讀書堂”均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他的後代韓忠彥、韓侂冑均能藏書。

地位

寶慶二年（1226年），宋理宗圖畫二十四功臣神像於昭勳閣，韓琦位列其中。

清聖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韓琦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至清文宗咸豐（1851年－1861年）初年，韓琦得以配享孔廟。

寇準的成就：

澶淵退遼

寇凖主要成就在於遼軍圍困時力勸宋真宗親征，擊退遼朝的進攻。景德元年（1004年）秋，遼軍南下的訊息傳到開封，邊書告急，京師震動，宋廷君臣驚慌失措，部分主政大臣主張遷都以避風險。不少人主張南逃金陵（今南京）或西逃四川。寇凖力排眾議，堅持真宗皇帝親征。寇凖推舉參知政事王欽若鎮守天雄軍（治今河北大名東北），雍王趙元份留守汴京，朝中文武隨軍出征。

宋真宗親自到澶州城，但不敢過河。寇凖與高瓊力促真宗渡河，命令衛士把皇帝車駕駛向澶州北城。宋真宗到澶州北城時，北宋軍民士氣大振。宋真宗象徵性地巡視後即回到南城行宮。寇凖在北城負責指揮作戰，直至迫使遼國停戰求和。[18]

開發雷州

寇凖被貶雷州期間，傳播中原文化，指導當地居民學習中州音，促進了當地人與中原的交流；傳授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興修水利，開渠引水灌溉良田，促進經濟發展；向群眾解說天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說；同時還修建真武堂，收徒習文學藝，使鄉民的子孫也能讀書，對雷州文明發展起到促進作用。[19]

文學創作

寇凖在文學創作上也有較大成就。他從小就非常聰明，七歲時隨父登華山就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俯首白雲低”的詩句。寇凖與宋初山林詩人潘閬、魏野﹑“九僧”等為友，詩風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類，情思悽婉，很有賈島詩的風味。他的七言絕句意新語工，最有韻味，如“蕭蕭遠樹疏林外，一半秋山帶夕陽”（《書河上亭壁》），“日暮長廊聞燕語，輕寒微雨麥秋時”（《夏日》）等，情景交融，清麗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他不是詞家，但偶有所作，也頗可讀。

由此可知，寇準雖然也曾經位列宰輔，但是他對宋王朝的貢獻還是弱於韓琦的，特別是韓琦是一個“溫和改良派”，寇準則是一個“鐵齒衛國派”，從性格上，韓琦是屬於“彈性派”，寇準則是一個“硬性標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