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和凱恩斯是現代兩大經濟流派的代表，凱恩斯成名要遠早於哈耶克，在凱恩斯之前是古典經濟理論，而凱恩斯提出了全新政府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的理論，透過擴大貨幣投放來刺激經濟，而哈耶克是堅決反對這種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認為經濟活動應該按自己的規律執行，這是經濟活動本質的需要，哈耶克反對強勢政府，主張經濟自由。

因為凱恩斯成名很早，而哈耶克當時與凱恩斯發動論戰的時候，地位遠不如凱恩斯，影響力更不如，雖然哈耶克很有才華，但比起凱恩斯過於年輕，過於性急，最後爭論的結果是凱恩斯勝。其實哈耶克也非常想透過與名人的爭論迅速取得世界經濟論壇的名望，這其實是很自然的，哈耶克是平民中的平民，想獲得富有生活是人之常情，雖然在二戰前爭論的失敗但並不意味著哈耶克理論不對，40年後，哈耶克終於獲得了世界經濟論壇的認同，獲得大獎。哈耶克是鬥士，一生都是在為自己的自由經濟和自由政治奮鬥，不斷反擊凱恩斯的領袖地位。

說直接點，凱恩斯是在政府主導下的相對自由經濟，而哈耶克理論是純粹自由的市場經濟。二者到底誰是終極真理，都很難說得清，但是從經濟本身的角度看哈耶克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經濟本身就是與社會聯在一起，單獨的分析經濟而不分析社會，容易導致社會經濟的雙重危機，凱恩斯主義正是針對十九世紀不斷出現的經濟危機提出了政府幹預，但政府幹預下，必然會導致一些不公平和低效率的經濟發生。其實就目前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凱恩斯與哈耶克二者理論來一次重新融合出相對兼顧的新經濟理論也許是最合理的。

如果說哈耶克對弗裡德曼貨幣主義理論的商榷還是學理上的和比較友善的話，他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尤其是在通脹問題上的論戰，就多少有點情緒化了。當然，這樣說並不否認他與凱恩斯的論戰，主要還是學理和政策主張導向上的。 

從源頭上來看，最早哈耶克在1929年撰寫了《儲蓄的“悖論”》一文，英文稿在發表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人》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哈耶克並沒有提到凱恩斯的名字，但他的觀點卻被羅賓斯認為可能是對凱恩斯正在形成的理論進行反擊的最有力武器。凱恩斯曾認為，過度的儲蓄是商業週期的根源，照他看來，英國當時的問題就是儲蓄太多，而消費不足，導致英國經濟多年蕭條。哈耶克在《儲蓄的“悖論”》一文中則提出，商業週期的根源在於資本的過度投資拉長了生產的週期，而不是儲蓄過多。 

從凱恩斯的思想淵源來看，他的貨幣理論同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樣，都曾受過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的影響，因而開始他對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觀點還是蠻欣賞的。譬如，在1926年出版的《貨幣論》中，凱恩斯就曾兩次提到哈耶克，說“在德國和奧地利正在形成一個思想流派，這個學派可以被稱作為魏克塞爾學派。他們提出的銀行利率對儲蓄與投資之間均衡的關係，以及這種均衡對信用週期的重要性，和本書的理論相當近似”。在一個註腳中，凱恩斯還友善地說：“可惜，當這些學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到我手裡的時候，我已經寫完這本書要去付印了。如果這些學者的書能夠在我思想發展的較早時期到我手中，同時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差，我會更多地參考這些學者的研究。” 

儘管凱恩斯一開始對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貨幣和商業週期理論比較欣賞，但是在1931年《經濟學人》秋季號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對凱恩斯先生的貨幣純理論的反思”的書評中，哈耶克卻較強烈地批評了凱恩斯的《貨幣論》，指責凱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塞爾理論的一般理論基礎”。哈耶克還用了一些帶有情感性的詞語來評論這部著作，說“《貨幣論》很顯然僅僅是知識急速發展中的一個轉瞬即逝的表達，無非只是一個嘗試而已，任何對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對歐洲大陸的經濟學家來說，這種研究方法並不如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新潁……”；“他的表述艱澀難懂，不繫統，也不清楚……”，等等。 

讀到哈耶克的這些評論，當時正如日中天的凱恩斯當然大光其火。凱恩斯曾私下批註說：“哈耶克在讀我的書時，根本就沒有懷著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讀者的一定程度的這種善意。在他能做到這一點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確。他顯然是對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這種情緒的原因何在。”在這種判斷下，在1931年迴應哈耶克對他的商榷的文章中，凱恩斯也用犀利的文筆，反過來嘲笑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雜燴”。 

其後，哈耶克又在一系列文著中繼續與凱恩斯商榷。譬如，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後，哈耶克在1939年出版的《利潤、利息和投資》一書中，就批評凱恩斯提出的利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增加就業的做法：“當然，從來沒人否定利用擴張貨幣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業，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但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僅僅利用這種手段創造就業，有著內在的不穩定性；用這種手段創造就業，等於是讓經濟波動永無止境。”接著，哈耶克還補充強調說：“利用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實現就業最大化的目標，在本質上是一種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這類人才會在短暫的喘息中毫無損失地獲得一切。” 

對於這場論戰，哈耶克的一位傳記作者考德威爾（Bruce Caldwell）曾評價道，故事始於一聲巨響，但終於一聲嘆息：“巨響是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這次交鋒使二人都受了輕傷，但也讓專業圈的人士注意到了他們各自的模型，結果兩人都受到了諸多批評。他們各自的反應是回去構思自己更大的模型。凱恩斯率先完工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自《國富論》以來經濟學家寫出的最出名的著作。哈耶克直到1941年才完成了《資本純理論》。” 

很顯然，儘管哈耶克經歷了大約七年才寫出了這部400多頁的專著，但仍然是一部“未完成交響曲”，且後來在國際經濟學界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到現在筆者真不敢說世界上有幾位經濟學家認真讀過這部艱澀難懂的著作。就此而論，儘管目前我們還不敢斷言是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主要促成了凱恩斯寫出《通論》這部20世紀影響最大的著作，但至少可以斷定這是促使凱恩斯寫作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20世紀40年代之後，哈耶克因忙於其他更重要的學術研究和有關計劃經濟可行性的理論論戰，而沒再繼續聲討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但他似乎始終沒有忘記要徹底清算凱恩斯的經濟理論。1946年4月22日凱恩斯的逝世，也沒消除掉哈耶克這多年耿耿於懷的未完成任務。 

譬如，1974年10月15日發表在倫敦《每日電訊報》上的一篇題為“通向失業的通貨膨脹道路”的短文中，哈耶克一上來就說我要十分抱歉地說，目前世界範圍的通貨膨脹，其責任完全要由經濟學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經濟學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凱恩斯爵士教誨的大多數人負責……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完全是凱恩斯爵士的經濟學後果。正是由於他的那些門徒的建議甚至鼓動，各國政府才不斷增發貨幣而不斷增加開支，而凱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經濟學家都能預見到，這種開支的規模是如此之大，肯定會引起我們正在經歷的通貨膨脹。” 

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開的日內瓦黃金和貨幣大會上所作的題為“貨幣的選擇：終結通貨膨脹之道”的發言中，哈耶克又進一步指出：“我們目前貨幣問題的主要根源，當然是因為凱恩斯爵士及其弟子為一種久遠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學權威的外衣，即相信透過增加貨幣開支總量，我們可以持久地保持繁榮和充分就業。”哈耶克認為，這種凱恩斯主義的政策選擇，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因為，“從長期來看，凱恩斯主義的藥方非但治不好失業，反而會使其惡化”。 

值得注意是，由於在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中雙方就都帶著較強的個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凱恩斯逝世後，在60年代以後的許多著作中，哈耶克不止一次地揶揄凱恩斯，說他“涉獵的領域極廣，但經濟學知識卻相當狹窄”，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對就經濟學理論所知有限的人”。1983年，在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所邀為凱恩斯百年冥誕撰寫一篇紀念文章時，哈耶克還寫到：“儘管我要說，凱恩斯也許是我一生中所遇到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漸漸認識到他在一般思想領域中的卓越之處，但是，讓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學研究成果，卻完全是錯誤的。” 

當然 晚年的哈耶克也認識到，要把凱恩斯本人的經濟理論與所謂“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主張”區別開來。譬如，在洛桑召開的國際會議上的那次發言中，哈耶克就為凱恩斯辯護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過多地指責凱恩斯爵士，要他為身後的理論發展負責，這多少有點不公平。我確信，不管他以前說過什麼，如若他還在人世，一定是位反對目前通貨膨脹的領袖。”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耶克60年代後繼續清算凱恩斯本人的貨幣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的同時，提出要警惕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利益集團的危害。他說：“在我自己漫長的一生中，我對政府的看法越來越糟：政府越是想採取某些明智的行動（而不是簡單地遵從現成的規則），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為，一旦被人知道政府要達到某個特定的目標而行事（而不是僅僅維持一個自我調適的自發秩序），就難能免於為某些黨派的利益服務了。” 

哈耶克還接著指出，“儘管從整體上來看通貨膨脹是有害的，但是，總有些有實力的利益集團──包括有集體主義傾向的政府首先要尋求其支援的那些利益集團，卻會在短期內從通貨膨脹中大獲其益──即使是透過一定時期內居民收入的下降而導致饑饉他們也在所不辭，因為，人的本性使他們相信，只要能平安地度過危機時刻，這一切都是暫時的”。 

在哈耶克逝世20週年後，重讀哈耶克差不多40年前曾說過的這些不無尖刻的大實話，實在發人深思。如果考慮到政府財政部門總是能從通貨膨脹中取得財稅收入的快速增長這一事實，更是讓我們驚歎哈耶克的深刻和先見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