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貧困，世道不太平！僧侶，乞丐靠討要可以行走江湖。

俠士靠賣藝闖江湖。

官員、富人帶著隨從遊山玩水。

一般人，生意人少出遠門，因為一不留神就成了路神！

自稱為古代第一驢友徐霞客，其實家境是非常之殷實的。徐家在鼎盛時期，有良田4萬多畝，從南到北走完有五十里遠路。

另外徐霞客每到一個省份之後都與當地的名士結交拜訪，以此獲得各種各樣的幫助。如若沒有各地名士的幫助那麼徐霞客是不可能走完中國的。

所以說古代驢友只存在於有閒情雅緻的富貴之人之間，對於平民老百姓來說，可能眾多遊方、道士、僧侶及走江湖的苦力人透過借宿化緣尋常百姓家或者露宿山林更加符合現代人對古代驢友的真正形象。

古人的旅行雖然沒有今天旅行那麼的交通便利，甚是是充滿了艱辛，但在古代無論是無論是文人、俠士、僧侶、還是職業旅行家，他們都在用著自己的實際行動闡釋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真諦。

一．文人與俠士的旅行

古人最優的路線多是“入仕”做官，然而現實的殘酷，名落孫山者多為常事。這時，一批普遍文化素養較高，且有經濟實力的文人，便透過遊歷來彰顯自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念。

士人出遊，最早的記載可追溯至春秋。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有一篇就是《遊俠列傳》，記載著一群奔走天下，不計回報，只為尋找明君輔證的“遊俠”。

在社會環境的趨勢下，古代士人的旅遊風氣，由俠士們自覺發起，接著更多的如老子、莊子、孟子與孔子等諸家聖人，都有遊學天下的經歷。後來至戰國末期蘇秦、張儀等縱橫百家遊說四方的說客開始出現。

至魏晉南北朝時，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更是熱衷於“且放白鹿青崖間”的隱逸神遊。至唐時，這種遊俠的精神也隨著唐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發展開始產生了新的變化，穩定統一的政治局勢為士人們的出行帶來了更多的便利。“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李白成為了詩仙大概也少不了他熱愛旅行的功勞。至此到後來就有了《蜀道難》、《望廬山瀑布》等佳作的誕生。

到了宋代這種文人雅趣，因宋代經濟的發達而變得富足。例如蘇東坡雖是時代的佼佼者，但一生都是在貶官與外任的路上，仕途雖然坎坷但其一生卻縱情于山水。任西湖通判時，曾將西湖稱為“山色空濛雨亦奇”，他出任密州知州時曾寫“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句子。除了文采飛揚，他還走到哪裡吃到哪裡，在黃州，一首著名的《豬肉頌》曰：“慢著火，少著水，柴頭爐煙焰不起，火候足時它自美”的詩句。這就是東坡肉的由來

從“仗劍”到“悠遊”，古代文人的行旅之樂逐漸走上高峰，而宋代的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更是這個時代遊士心聲最好的體現。

二、僧人的旅行

《西遊記》的故事，可謂中國文化史上最有名的一場“旅行”。雖然人所共知，真實的玄奘之旅與小說相差甚大。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僧侶之行形成了一種特色的旅行形式。

隨著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原，在“傳道”與“取經”兩個方向的道路上，總能看見那些背起書卷行囊的僧人們。

在玄奘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正處於中華文明大交融的時代，而分裂與割據也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題。此時，佛教更為深化的傳入，加之是道家玄學的興盛，為飽受戰亂之苦的人們帶來了一些安慰。

鳩摩羅什、法顯、真諦、竺法護等一大批僧人不遠萬里，來往於中原-西域（狹義的西域多指今新疆）-犍陀羅-印度傳遞佛法，這批人也慢慢成為了中國較早的一批的僧侶遊者。

這些僧侶遊者中影響力最大的應屬於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早年生活在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那時的龜茲盛行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在父母的影響下，鳩摩羅什從小就皈依佛門。7歲時，他就隨父母在天竺各國學習佛法。至35歲時，鳩摩羅什一路跋山涉水，到達了後涼的都城姑臧，之後鳩摩羅什在姑臧待了近17年，在其中學習漢文，弘揚佛法，併成功翻譯了《妙法蓮華經》、《法華經》與《金剛經》等佛學經典，為西域的佛教向中原的傳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最後他客死於長安。

到了唐代，玄奘、義淨和尚也分別從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來到天竺，學習佛法後返回國內傳道。這一時期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的更加頻繁。

歷史上玄奘取經與《西遊記》中的故事相差甚遠，玄奘大部分路途都是穿越茫茫戈壁，他從今長安出發今天固原-河西走廊-羅布泊-塔里木盆地-帕米爾高原-瓦罕走廊，最後抵達今印度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的那爛陀寺。玄奘除了將佛法傳至印度外，還將中國的《道德經》傳入印度。但印度至德里蘇丹王朝統治時期，佛教已漸漸衰落，大多數的佛教經典多未儲存，以致後來，印度史學家需要查閱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才能補全本國曆史的缺憾。

稍晚的義淨，從廣州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痕跡，經今天的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緬甸最後至印度，除了帶回了大量的佛經外，他的遊記還詳細記載了南海諸國僧人的生活、習俗等內容。

歷史上這些“特殊”的行者，恐怕很難真正有雅興遊山玩水，盡享浪漫。但作為一個深明大義的群體，他們的遠行多了幾份行者的樸素。

三、古代的職業旅行家

說到職業旅行家，就不得不提徐霞客，徐霞客曾說：“張騫鑿空，未睹崑崙；唐玄奘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表達出了徐霞客對先人的崇敬，但和張騫等人相比，徐霞客的旅行更像是職業遊者。

徐霞客22歲就開始雲遊四方，直至54歲離世，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旅行中渡過。

疲勞地跋涉一天，多露宿破廟或接頭。但他卻堅持著把所有的遊記記錄下來，為後人留下珍貴的地理考察記錄。例如，徐霞客透過對雲貴川地區的詳細考察，首次對岩溶地貌（即喀斯特地貌）的成因進行了詳細記錄，再如徐霞客糾正了人們誤認為長江正源一直為岷江的說法。

就在同一時期，還有一位以遊遍中國為志向的“揹包客”王士性，他“無時不遊，無地不遊”。與徐霞客愛觀察自然地理不同的是，王士性的記錄多偏向於文化與經濟地理，他曾寫：“孫吳立國建康，六代繁華，雖古今無比，然建康一隅而止。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正當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轉而黔粵也。”他的記載敏銳的觀察到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發展趨勢。

王士性透過對浙江的行走，將浙江人民分為濱海之民、山地之民與湖澤之民。這樣的劃分具有典型的文化地理的風格。

文史君說

中國古代無論是文人與俠士、僧侶，還是像徐霞客那樣的職業旅行家，每個人的旅行看似瀟瀟灑灑，但實則受困于山川險阻、疾病與糧食的憂慮。古人出行的客觀阻力甚多。此外，農耕民族的特性讓華人更願意固守鄉土，探險與遷徙的主觀意識也難以旺盛。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能夠允許“旅遊”，都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放原始社會，基本的吃穿問題都難以得到保證，哪有時間去遊山玩水。

就以中國古代經濟文化水平發展的頂峰階段——宋朝為例，看古人如何走馬觀花。

雖然兩宋經濟得到空前發展，但農民出行機會還是很少。有時間有錢出行的，主要是官、兵、商、出家人中的和尚、道士。

以僧人為例，通常和尚剃度後，便可自由走四方，遊方各地寺廟，或參見高僧，研習佛法精要。但，僧人每年中有三個月是不允許出行的，這期間他們只能老老實實呆在寺廟裡。四月十五日古稱“結夏”，或“結制”。從結夏開始，僧人們得呆在廟裡，唸經做法事“每日六時修懺，祈國安民，其僧人一刻不敢妄出”寺廟為國為民祈福，僧人們自然不敢怠慢。

直到七月十五日，“孟蘭盆節”，宋稱“解制日”，這時寺廟大小僧尼，紛紛解除封印。出遊、行腳、受業、不再受限制。固“解制”和“結制”是宋代佛教最為重要的節日。

回到問題上來，僧人到底如何出行的？

北宋時，宋朝的陸路交通四通八達，根據《太平環宇記》、《元豐九域志》等書的記載，全國大體有四條主要交通幹道，它們以都城開封為中心，紛紛向全國西、東、南、北四個方向延伸，如西路由開封出發，可通陽穀入長安，再入西北達秦州（今甘肅天水）等，向西南可至四川重慶等地。

相比而言，南方的路況要比北方要好。北方多為泥土路，碰上雨天，如“行泥淖”，而南方街道“皆甃以磚”。

當時地圖、指南針在宋朝民間已十分流行，比如著名的全國性地圖，就有《淳化天下圖》、西安碑林《華夷圖》、蘇州文廟《地理圖》等，人們趕往臨安，怕迷失方向，購買地圖必不可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指南針，在宋朝終於濃墨登場，《夢溪筆談》就談到“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南宋時，船上普遍裝有指南針導航。如《諸藩志》記載“舟舶來往，唯從指南針為則”。

交通運輸方式，出了傳統騎馬、騎驢、騎駱駝出行，宋人已經發展出了各種客車、公交車、貨車等多種形式。

只不過，這些車子，不是機器引擎推動，而是靠牛、馬來拉動，如長途巴士，用三頭牛來拉，稱“三牛廂車”，分上下兩層，輪子巨大，比人高。

另外轎子、山輿、竹輿等人力轎，大行其道。可以說，在宋朝只要你有錢，就能享受五星級的運輸服務，當然咯，比起現在，就是太慢了。

古人沒有汽車，古人往住步行，過河走橋。

從士人到僧侶，身份提高。驢友指南，是讓國家要向古代僧人學習，多多準備驛站，好讓人喝水

古代計程車人一般情況下就是當官的那些人，他們因為要到其他地方去當官，出門的時候是有路費銀兩的，然後還有一些護衛，還有一些服務人員，非常像唐僧取經的幾個徒弟。

到了某些地方的話，當地的官員還是會出來接待的，送吃送喝，彼此還能夠喝酒吟詩作畫，看歌舞表演等等。李白就是非常典型的，他的很多周遊過程都是因為調動到不同的地方去當官，然後去拜訪一些老朋友老熟人，例如，贈汪倫就是這樣寫出來的詩篇，汪倫就在我們安徽那裡面當官。李白從軍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千秋雪，不及汪倫送我情。

現在安徽的涇縣就有這樣的桃花潭。跟新四軍的軍部所在地相距不遠，共同成為風景區。

至於生人出去的話主要靠化緣，到每個地方做一些法事，幫助人家解除一些疑難，順便看一些病，然後就帶上施主們的供奉繼續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