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用我的一篇文章來詳細談一談。

淺談“魏晉風度”

（張清義談國學智慧）

"魏晉風度"自然出現在魏晉時期。在這裡我們首先說明一個容易誤解的問題，就是這個"魏"，是東漢瓦解後，三國時期北方曹魏政權的"魏",而不是南北朝時期"北魏"的"魏"。

那麼，什麼是"魏晉風度"? 簡單來講，就是魏晉時期一些名士具有的一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

既然談到 "魏晉風度"的行為風格，就離不開魏晉精神，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精神散發著一種自由的光輝。並且這種精神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集體徹悟。

如果要探尋產生這種空前絕後的思想光輝成因，我們只有從秦、漢兩個朝代來尋覓答案。

我們知道，秦漢時期的政治形態可謂血腥混亂，金戈鐵馬不斷摧毀各種思想流派，從生命角度來看，人們的心靈精神家園是荒蕪的，心靈被專制統治者的思想所奴役。李白的"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寥寥數語，就透出秦和秦始皇是何等的宏偉氣魄，但"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就不僅僅是氣勢的問題了，而是顯示了一種超乎想象的專制。秦建立的集權專制制度，說到底，就可以用"制度"二字來說明，也就是統治者"制"百姓於死地，"度"自己上天堂。

正因為建立的專制主義集權，使秦朝暴虐不仁，僅有14年便短命而亡。當時一些法家學者命運隨之也很悽慘。

如果說秦朝的統治是"有為",到了漢朝就是"無為而治",漢朝的精神方向發生了改變，以道家為根基的"黃老之學"一時風行，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漢武帝對國家的大好形勢極不滿足，他重用董仲舒推行儒家思想。董仲舒可謂不遺餘力，他把儒家思想運用到了極致，直接輔佐漢武帝的政治權力。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講"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遺憾的是，儒術的社會實踐帶來的是東漢政治昏暗與腐敗以及隨後的三國之間的硝煙瀰漫和戰馬嘶鳴，這樣就使大批社會名士陷入深沉思考，最後導致了魏晉時期在精神上的空前清醒。

如果要談到"魏晉風度"裡的生命營養，我們不妨從思想文學藝術和生活方式兩個方面來闡述:

一、在思想文學藝術方面:

社會實踐證明，儒學有偽飾和無效的一面，所以魏晉名士在哲學上開始追問老莊哲學裡的"無",在生活形態上追求"放",在精神境界上追求"達"。名士們在殘酷的現實中陷入思考:活生生的生命不應該受倫理教條的束縛，而應該向自我、人性、真情迴歸。所以老莊哲學裡的曠達玄遠、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生活態度被當時很多修身者所青睞，最後在社會思想界出現了孔子的"貴名教"和老子的"明自然"之爭辯。結果是把道家思想融入儒家思想體系中，也就是"援道入儒",形成了一種新的哲學思潮:魏晉玄學。

魏晉玄學主要是透過"清談"這種形式傳播開來，其實就是以玄學為中心的學術辯論會。馮友蘭先生說，魏晉玄學是新道家。一個"新"字說明當時名士的人生價值觀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在傳統觀念中，社會以功名利祿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體系，在士人這裡坍塌了。他們認為人生的意義不在於一時一事的物質得失，而在於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釋放。因此可以說自由灑脫的玄學激活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魏晉時代沿襲秦漢以來的中原文化脫胎換骨，在各個方面都顯示出嶄新的面貌，那個時代的思想家都透出濃烈的玄學氣息，名士的一舉一動都流露出飄逸的魏晉風度。

玄學的終極目的，就是探究真意。只不過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真意的表達只能訴諸"玄言",當言不能由衷時，就只能訴諸於文學藝術了。

魏晉時期自由思想的光輝映射出中華世上藝術天空裡道道彩虹，使文學藝術在很多方面都達到了巔峰。

首先是書畫藝術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書畫大家層出不窮。公元353年，陰曆三月初三，41位峨冠博帶的文人在紹興蘭溪河畔做祭祀活動，他們把羽觴放入水中，漂到誰的面前，誰就飲酒賦詩。這個時候，50歲的王羲之帶著酒意，即席揮毫，為眾人寫下一篇詩序，這就是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這篇序共有324字，在結構上舒緩有致，在用筆上每個字都不斷出現新的變化，其中有7個"不"字和"21個"之"字，它們個個富於個性，無一雷同。通篇看去，完美無缺。王羲之的出現，使中國的書法藝術全面成熟，也表明魏晉的書法藝術水平出現了一個巔峰。所以後人有"書不入晉，故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的感嘆。

還有兩位名士也同樣有代表性，一位是畫家顧愷之，一位是彈無絃琴的陶淵明。他們的人生態度都是哲學和藝術的。

顧愷之和其他名士一樣，喜歡浙江紹興一帶的山山水水，他的描述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朦朧其上，若雲興霞蔚。從繪畫理論上來看，顧愷之提倡:傳神寫照，以形寫神。他非常善於用環境描繪表現人物的性格志趣。他的作品的藝術表現離開了禮教和政治，開始重視人物的言論風采和才華。我們從這裡不難看出顧愷之的思想意識和其他名士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他們眼中的自然界，不再是孔夫子的道德象徵，也不是董仲舒的政治籌碼，他們認為自然界和人物一樣，可以觀賞和品評。因此，當這些名士不再將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後，發展起來的就是自然科學以外的兩種精神文明:哲學和藝術。

顧愷之的生活態度是哲學和藝術的，表現在他繪畫的嚴謹和獨立特行上面，他畫人物，有時幾年目不點睛。因為在他看來，人體的其他部分無關緊要，傳神寫照就在瞳孔。正因為他對藝術至臻的追求，他的作品藝術水平在中華史上可以說達到一個巔峰，他被後人稱為"畫絕"、"文絕"、"痴絕"。他的«洛神賦圖»被列入中國十大傳世名畫。

另一位需要著墨的就是彈無絃琴的陶淵明。魏晉名士清談時有"言盡意"和"言不盡意"之爭。對陶淵明來講，就是"無需言",只要有酒，陶淵明永遠撫弄他那無弦的琴，彈著誰也聽不懂的曲子。村子裡的雞鳴狗吠，山中人家的裊裊炊煙，農夫的帶月荷鋤，都昇華成陶淵明對自然界的濃濃情懷。他不僅發現了自然的美，還用一生享受了自然的美，他用內心的純淨面對山水，也就是"玄對山水",最後使玄學藝術化。

二、在生活方式方面:

魏晉名士的生活方式可以概括為四種形式:服藥、飲酒、清談、縱情山水。

1、服藥。

魏晉名士把服藥作為一種時尚，吃的是一種叫五石散的藥。這種藥是東漢張仲景研製的，原本是治療傷寒的。思想家何晏無意中體驗了五石散的神奇功效，因此就成了吃藥的發起人，因為何晏的超強社會影響力，使社會名士紛紛效仿。

何晏，是魏晉名士的傑出代表，曹操把他養大，司馬懿把他殺掉，並對其滿門抄斬。他一直思考著天地萬物的本源。他認為萬物的本源就是一個字:無。在這裡我們不談他的思想，只是從他服藥這個方式來談談他從一方面造就了名士的"風度"。

我們知道，一種新的事物出現時，都有它的本因。為了更好的治療心臟病，研製出了偉哥，結果被廣泛地用在改善人們的生活。印刷術的發明是為了便於印刷，結果打破了特權對知識的壟斷，使文化大面積傳播。何晏所吃的五石散，本來是治療傷寒的，名士們效仿吃了後，會全身發熱後再發冷，成了麻醉肉體的獨特藥劑，其實在當時就是一種"毒品"。五石散的服用，改變了名士的風度。以前計程車大夫都是謙謙君子，正襟危坐，衣冠楚楚。魏晉名士變成了寬衣博帶，披頭散髮，腳拖木屐，捫蝨而談。不吃藥的也學成此樣，裝出抓蝨子的動作，以為這樣就飄逸瀟灑。

2、飲酒。

魏晉名士嗜酒如命，飲酒也就自然成了名士們生活方式的一大特點。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幾乎泡在酒罈裡度過了一生。比阮籍還要厲害的，就是七賢中的劉伶了，他讓僕人扛把鐵鍬跟在後面，自己坐在鹿車上，邊走邊喝，並對僕人說:"我醉死在哪裡，就把我埋在哪裡。"辛棄疾在詞中就對劉伶醉酒一事有直白地描寫，他寫到: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

魏晉名士因為性情不同，對酒產生的情趣也各有特點。下面我們再談兩位名士:

一位是歸隱名士陶淵明。陶淵明同樣嗜酒如命，他任彭澤縣令享用三頃公田，竟然吩咐手下全部種上釀酒用的高粱，後來他太太力爭了五十畝改種了稻子。

陶淵明有酒必喝，每喝必醉。他的酒興都昇華為詩興，所以他才有了«飲酒»二十首。他的詩興三分化成傲骨之氣，七分化成了自然風情。他對爭名奪利的世界採取了疏遠、超脫、漠然的態度，強調自耕自食，儉樸寡慾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因此他的«飲酒»中才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傳世佳句。因為對自然的神往，才寫出"心遠地自偏"的心聲。

另一位，是一位大思考者，後人對他只有遠眺，不能親近，因為他當時是一面文化的旗幟，這個人就是竹林七賢的核心人物嵇康。竹林七賢飲酒，各有千秋，或避世，或酣飲，盡顯風采。嵇康的風采可謂獨樹一幟，他從不喝的酩酊大醉，更不會像阮籍那樣醉數十天，也不會以酒澆愁，他是小酌小飲來怡情，他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生命的思考，一直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嵇康的飲酒特點概括起來有兩點，一是從容有度，一是趣味高雅。王戎說:"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這是何等的風采，何等的風度，何等的大師風範。

正因為有如此高深的修為，嵇康在得罪鍾會後，被殺時可謂從容就戮。那一年，嵇康40歲，他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離行刑還有一段時間，於是讓人取來琴，演奏了一遍«廣陵散»,並慨然長嘆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3、清談和縱情山水。

魏晉的哲學是玄學，玄學的表現是清談。清談和唯美是當時的兩大風尚。魏晉時的清談是名士們承襲了東漢清議的風氣，對玄學問題析理問難，反覆辯論。也就是清雅的談論。

儒家是實踐理性，玄學則是純粹理性。之所以叫清談，其中的"清"就是內容不涉及生活，不涉及政治，沒有柴米油鹽，沒有治國理念。談的內容都是易經、老子、儒家的思想理念。爭論的都是本和末、有和無、一和多等諸多哲學問題。因為名士們對社會政治毫無興趣，所以他們經常聚集在山水竹林之地，釋放自己的真性情。所以除了清談，縱情山水也是他們一大生活方式。

何為"魏晉風度"?其實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性情中人的風度。也就是:真性情，美儀容，尚自然，愛智慧，重門第。其實我們要想真正從"魏晉風度"裡汲取生命營養，就必須辯證地吸收。因為這種風度只重視了"風",有了風采，但沒有"度",這個"度"就是把握分寸，中庸智慧裡的"度"。不是嗎?魏晉名士太局囿、太自我、太自私、無境界、太放任、小格局。他們思考著宇宙萬物，自身卻遁入竹林。在追求個性自由時發現他們個個都特別自以為是。他們漠視儒家禮教，同時也否定了儒家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他們從容就戮，大義凜然，但百姓不知他們為何而死。他們縱情山水，卻漠視了茅屋被秋風所破的悽慘景象，最重要的是他們永遠遠離了萬家炊煙中那些世俗的心。

魏晉風度簡而言之就是魏晉時期名士們的生活方式。要了解魏晉風度就要了解下”玄學“。

我們知道儒學在西漢成為官學，正式稱謂是經學，統治思想界近四百年。但後期逐漸失去了原始的活力，開始教條化和神化。發展到最後甚至開始裝神弄鬼，裝的有時候連皇帝都煩（比如漢光武劉秀同學就對經學不很感冒）。

進入魏晉後，士大夫們對兩漢經學的繁瑣學風，讖緯神學的怪誕淺薄，以及三綱五常的陳詞濫調普遍感到厭倦，於是轉而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於形而上的哲學論辯。

而魏晉又是一個半動亂的年代，但凡動亂也是思想活躍之年代。所以魏晉時期同時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新興的門閥士夫階層生存處境欠佳，但其人格思想行為又自信風流、不滯於物、不拘禮節。士人們多獨立特行，又喜雅集。正是在這個時代，士夫們創造了影響後世的文人書法標杆。當時人稱之為"清談"或"玄談"。這也是玄學的開端。

玄學是魏晉時期到宋朝中葉之間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也可以說是道家之學的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所以又稱新道家（玄學是對《老子》、《莊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因而有新道家之稱）。

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立論，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作“三玄”。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也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問。

玄學主張遠離政治，迴避現實，無關乎道德，蔑視俗務，關心的焦點是高深玄妙的理論問題。

所以產生了魏晉時期的代表---“竹林七賢”。“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常聚於林中喝酒縱歌，清靜無為，灑脫倜儻，為後來許多知識分子所讚賞。這猶如現代之沙龍，風雅名士常聚在一起談論玄道，喝酒忽悠。

所以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其特徵是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

魯迅先生把魏晉風度歸結為藥與酒、姿容、神韻。哲學家李澤厚則補充：“還必須加上華麗好看的文彩詞章。”是春秋戰國後第一個分裂期知識分子被迫依附某個政治集團的散漫心境；是獨尊儒術後儒術又不值錢因而“援老入儒”的尷尬處境；是哲學討論日常化的大眾情境。清談、吃藥和喝酒，組成了風度中的風度。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範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也可以理解為不為膏粱謀之人的一種放蕩不羈。不裝也是魏晉風度的重要內容之一。

魏晉風度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

《世說新語》一書可以說是魏晉風度的集中記錄。

魏晉時期，貴族文人醉心於名利、權利、地位、官職，也包括名聲。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蘭亭序》便是這樣應時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