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罵王振華的辯護律師，說律師為什麼要幫壞人辯護？為了錢嗎？你怎麼看？

富佬王振華以猥褻罪一審被判5年，王振華不服一審判決，已經上訴，律師要作無罪辯護。

於是，許多網民就大罵律師，說律師為什麼要幫壞人辯護？為了錢嗎？

咱們且不說王振華的案子，說說律師為什麼要為壞人辯護這個事。

律師為什麼要幫壞人辯護？什麼叫壞人呢？沒有經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人，都不叫壞人，只叫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按照中國的法律制度，是單槍匹馬在對抗整個國家機器。即便乾的就是刑事偵查工作，但他也不敢打包票不會抓錯人，雖然他的工作和辯護人經常呈對立之勢態，但是他也覺得辯護制度作為一個基本人權，應該存在並加強。

辯護，通常有無罪辯護、罪輕辯護（將一個刑期較重的罪名辯護為另一個刑期較之輕的罪名）、量刑辯護（提出自首、立功、諒解、退贓退賠等情節，在最終的宣告刑上能夠減輕一些）等等。

作為偵查機關來說，以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為例子，我只管調查取證、抓人、審訊、投送羈押場所、報捕、起訴，至於嫌疑人、受害人雙方有沒有意願刑事和解、諒解等等的，我不會去多管，頂多是讓嫌疑人一方先把醫療費支付，但也不能強制，法律沒有授權我這樣做。

如果雙方都有和解意願，我可以搭橋讓他們談，但是不會積極的去遊說和促成。如果嫌疑人一方不先行支付醫療費等等合理開支，那麼受害人一方只能是透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來解決這個問題。OK，就算是嫌疑人有這個心要來先行賠償受害人醫療費等損失，但是他可能已經處於一個被羈押的狀態了，他的家屬是不可能見到他的，固然雙方可以通訊，但是比較麻煩，週期也長，那麼這個時候如果有辯護人介入，會見並幫助嫌疑人來給受害人那邊做出賠償，支付相關的費用，對於一些受害人而言，最起碼能緩解其醫療費的燃眉之急。

訴訟週期有時候是比較漫長的，等你到庭審了再提出刑附民，有些受害人可能在此之前真的無以為繼。再者，就算是證據確鑿，那也是案件實體上的證據是確鑿的，偵查部門也好、公訴機關也好，保持中立的立場之下，並不會積極的去促成雙方當事人的和解、退贓退賠、諒解等等，而這些量刑上的程式性證據，在嫌疑人被羈押的情況下，誰去做？律師或者其家屬。

我認為既然實體和程式法都規定了各種從寬處罰的條款，而嫌疑人也有心去做，那讓律師提供專業服務，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某些傷害案件中的受害人甚至在某種時候，真的很期待著嫌疑人的律師及早的過來跟他談，要不然醫療費都要付不出來了，可是身體還沒痊癒。

所以律師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律師的作用不只是辯護，更是體現了法律的公平。

當然，如果律師要透過利誘當事人改證言，幫助毀滅證據，串供等等的搞盤外招的，那就變了味了。那律師就會變成壞人了。

律師為犯罪嫌疑人作辯護，這是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和律師的權力，祂充分體現了社會的進步，體現了法律的完善。但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請一個律師為犯罪嫌疑人開脫罪責，千方百計鑽法律的空子，有的律師還弄虛作假，高額收委託人的佣金，為其開脫罪責，這也是許多人指責律師的理由，這種現象也較為普遍，如果是律師站法律的天平線上，公正，公平的為委託人作辯護，既維護法律的尊嚴，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為其作充當辯護人，我相信是沒有人去指責律師的。

律師為什麼會為壞人辯護？這是律師制度、以及我們的司法制度所決定的。

智者：上帝為什麼想毀滅這座城市？上帝：因為這裡幾乎全是壞人。智者：如果這裡1000人中有100人是好人，您願意為了這100名好人網開一面嗎？上帝：願意，但是這裡並沒有這麼多好人。智者：如果這裡1000人中有10人是好人，您願意為了這10名好人網開一面嗎？上帝：願意，但是這裡同樣沒有這麼多好人。智者：如果這裡1000人中只有1人是好人，您願意為了這僅有的1名好人網開一面嗎？上帝陷入沉思，隨即放棄了毀滅這座城市。

上帝之所以放棄毀滅這座城市，是因為他不想誤殺一名好人。這種觀念，與我們倡導的“寧縱勿枉”、“寧可放過一萬，也不可錯殺一人”的觀念不謀而合。所以，我們需要有人為壞人辯護，因為要給他一個證明自己無罪的機會，以保證讓他不會成為“刀下冤魂”。

誠然，律師為壞人辯護，不可避免會讓某些壞人逍遙法外，但這正是“寧縱勿枉”的司法理念。畢竟，張氏叔侄、呼格吉勒圖等冤假錯案歷歷在目，“寧縱勿枉”比“寧枉勿縱”的代價要小很多。

官方點說是為了實現程序正義，維護司法公正；現實點說是委託人付了律師費

為了程序正義，維護司法公正

刑事辯護律師的出現就是為了給犯罪嫌疑人辯護，也是刑事訴訟法賦予律師的權利，給予嫌疑人的權利。

辯護的目的是（1）為了保障刑事訴訟程式的公正性，嫌疑人往往不懂法，更不懂得哪些偵查手段屬於違法、哪些證據屬於違法證據等等。有辯護律師的介入，可以有效的保障嫌疑人被刑訊、誘供等，從而保障程序正義，減少冤家錯案。（2）為了保障嫌疑人的辯護權，讓嫌疑人能充分的表達意見。

刑事案件關乎人的自由，因此實體公正預程序正義都應當並重，我們不應該戰在聖人的角度去審視嫌疑人，他們也有好很多無辜的，比如：金融公司詐騙罪的普通員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司機、搬運工等等。

換位思考就能理解為什麼要為嫌疑人辯護了，就像醫者不理好人壞人一樣救。試想，假如有一天，自己的親朋好友被冤枉被抓了但沒有人辯護，此時此刻你的心情如何？

因為委託人支付了律師費

律師也是一份工作，也需要養家餬口，因此俗不可耐的必須收取律師費。

律師既是職業的也是專業的，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既然做了這份工作，收取了當事人的金錢，就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完成辯護。

當然，我個人贊成為嫌疑人辯護，但不贊成超出法律而歪曲事實的辯護。

綜上所述，律師為嫌疑人辯護的原因主要是法律情節（為了公平正義）和收取費用養家餬口。

有人會說，律師為什麼要為這些罪大惡極的壞人辯護呢？

因為，法律是公正而中立的，並不會偏向受害人，也不會冤枉犯罪人，律師為壞人說話，並不是在偏袒罪犯。

法律賦予每一個犯罪嫌疑人辯護的權利，即使他犯了滔天大罪，但誰也不能保證，案件是否另有隱情？訊問人員會不會採用非法手段屈打成招？

這並不是在為罪犯開脫，否則世界上就再也沒有冤假錯案了。

請律師為刑事犯罪嫌疑人辯護，並不代表律師沒有道德和正確的價值觀，這只是法律為了實現公平正義而規定的程式。很多人對律師的印象還停留在影視作品中，不夠全面。

任何案件，都有可能是錯案，哪怕機率非常小

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來看，一些犯罪嫌疑人，手段殘忍、罪大惡極，就應當判死刑立即執行，怎麼還有律師去幫他辯護呢？為他辯護的律師一定是為了錢，是無良律師，根本就是在顛倒黑白！

這樣的想法是不正確的！身處輿論中的"惡人"，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法律是不會允許用輿論來判處一個人犯罪的，而一定是根據證據和事實。

因為兇殺案是已經發生過的事實，除了當事人，沒有人真正知道發生了什麼，警方也只能透過證據儘量的還原，一旦產生冤假錯案，將有可能葬送一個人的自由或者生命，所以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其人權也是應當得到保護的。

律師這個職業本身就是法律的一種執行武器，無論被告人犯了什麼罪，站在法庭上他就是弱勢方，因為個人是無法與國家機器抗衡的，這就是為什麼犯罪者一定要有辯護人的原因，如果沒有人為他辯護，他為人的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這不是正不正義的問題。

謝邀，不是行內人，說些門外話。1職業性質使然，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醫生不能為死刑犯治病麼？律師的職責就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益，犯罪嫌疑人也是有人權的。至於律師是不是觸碰了灰色或黑色地帶先另當別論。2律師工作也是為了生存，在沒有宣判前，當事人頂多是犯罪嫌疑人，如果能洗刷罪名或是儘量保證當事人的權益，應該也會提升業內知名度，所以有職責道德和素養的律師就算心知肚明當事人犯罪了，也會盡職盡責。還是那句話，職責道德和職業素養是決定律師好壞的標準，我相信任何職業也都是這樣。

什麼是壞人好人？法律不分壞人好人，只分有責任無責任的人。就拿崑山電動車主來說，可能他最終會被判決有罪，但他是壞人嗎？自問一下他需不需要律師來給他辯護？

律師為什麼為犯罪者辯護？這個問題用大白話說得明白一些。

在真正民主的司法架構中，律師是佔有一席之地的。為什麼讓屬於個體戶的律師佔有一席之地呢？因為只有律師與公檢法一樣具有必備的法律知識，能夠從理論上講清楚公民的權利義務和社會的公平公正。透過與公檢法的工作對立，能夠有效地監督公檢法依法辦案，並以此來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避免冤假錯案）。律師與公檢法的工作對立是個什麼狀態呢？就是依法找出公檢法的工作失誤。尋找公檢法的工作失誤是大眾百姓看不到的，大眾百姓看到的就是律師替‘’壞人‘’說話。如果替壞人說話說得有道理，那就一方面找到了公檢法的工作失誤，另一方面保護了‘’壞人‘’的合法權益、避免了冤假錯案。找出了公檢法的工作失誤，就是幫助公檢法避免犯更大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律師是幫助壞人，倒不如說律師是配合公檢法將案件辦成鐵案。

即使被告人的確是犯了罪，這裡面還有罪重罪輕的區別問題？有此罪與彼罪的區分問題？這個裡面的問題只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個裡面的知識學問那可是大得去了，如果沒有他人的監督，又有誰會承認自己的事情辦得不對呢？

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壞人，只是有的是真的犯了罪，可有的卻是被冤枉的，所以就需要對每一個案件進行認真審查，怎麼審查？公檢法說此人犯了罪，律師說此人只是犯了錯，誰說服了對方，誰的觀點就會被採納，這就是律師為犯罪者辯護的真正意義所在。

法律規定了律師的兩個工作任務或目的：一是依法維護法律正確實施，二是依法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這兩個任務或目的實現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也就呈現出來了。據此，律師為犯罪者辯護並不是掩飾犯罪者的犯罪事實，而且在大庭廣眾之下配合公檢法將犯罪者的犯罪事實查清楚，然後正確進行定罪量刑，讓犯罪者認罪伏法，讓被冤枉者伸冤，讓社會公眾從中受到教育和指引，據此，律師為犯罪者辯護不應當被認為是幹壞事！社會也的確需要律師這樣行業存在！

你這個問題就有些白痴。在大陸法系的刑事訴訟中，就是為嫌疑人或被告服務的，這是設定律師的初衷！在英美法系中，辯方律師的設定也是這個目的！

法院都沒判決，你怎麼知道他就是罪犯？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都只是叫犯罪嫌疑人，審判階段也只是叫被告人，你憑啥就說人家是罪犯？你這叫先入為主

我是一名律師，因此經常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一開始還會去解釋，但遇見的多了，也就懶得去解釋了。因為，我很清楚，指責你的人，任憑你作出再多的解釋，對方也不會聽，他們享受的就是指責這個過程。

尤其是我在代理刑事案件，併為“壞人”辯護時，經常受到受害人家屬的指責，他們會指著你並質問“你們律師怎麼能幫壞人辯護呢？這不是助紂為虐嗎？”！甚至還有一些罵人的語言。

在面對受害人家屬的指責時，我無法去解釋，因為我身上肩負著法律指責：為“壞人”辯護。

我這些經歷跟我的同事比起來並不算啥，有些同事遇到的處境更極端。曾經有同事跟我說，他辦理了一個涉嫌故意傷害罪案件，為“壞人”辯護，在開庭時，家屬情緒異常激動，時不時的對我這位同事進行指責，甚至謾罵。但我這位同事不愧是專業素質過硬、心理素質過硬，絲毫沒有受環境的影響，而是從始至終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辯護。

但是，等我這位同事開完庭走到法院門口時，受害人的家屬卻圍了上來，不讓他走，並且開始動手撕扯。而我這位同事又不能還手，怕把矛盾激化，於是只能躲，最後還是靠著法警解圍，但身上的衣服卻早已經被撕扯的破破爛爛。

按理說，如果是一位剛入行的年輕律師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會遭受打擊，以後再也不做刑事案件了。但我這位同事後來卻跟我說，這件事確實對他影響挺大，算是他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差的處境。不過他又說不後悔，這是他的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承受委屈，他也不想去解釋。

可見，律師為“壞人”辯護是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的，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然而，這根本無法擋住律師的腳步，無法阻擋律師去為“壞人”辯護。

因為，我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壞人”為何一直打著雙引號？因為在我們眼中的壞人跟你們眼中的壞人是兩碼事。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都是人類的一個主觀評價。人本身是不分好壞的，只分男女（雖然現在發達的變性手術導致男女的區分也日漸模糊）。

既然是一個評價，那就有評價標準。如果只以個人好惡標準來評判的話，你看的順眼的就是好人，看不順眼的就是壞人；對你好的就是好人，對你不好的就是壞人。如果是以這種標準去衡量好人還是壞人的話，那就太不靠譜了。

在我們律師的眼中，你們說的“壞人”相當於我們說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根據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未經法院判決構成犯罪的人，都不能稱作是罪犯！此時，只能叫做犯罪嫌疑人，即只是有犯罪的嫌疑，並不一定就是罪犯。

而你們說的律師為壞人辯護，就是律師在法庭上為犯罪嫌疑人辯護。那麼，律師為何要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呢？——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大家在小的時候肯定都有過被人冤枉的經歷。比如，某一個早上，你的同桌小明突然聲稱他的文具盒不見了，而你前一天晚上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那麼你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於是全班同學都在你背後議論紛紛，認為你就是那個拿走小明文具盒的“壞人”。你很委屈，拼命的去解釋，卻發現沒有人願意聽你的解釋，只會認為你在狡辯。就連一向對你很看好的老師也在苦口婆心的勸你“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做錯了就要承認”。你頂不住壓力，最後違心的承認拿了文具盒。多年過後，小明卻告訴你說，你沒拿他的文具盒，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丟了，怕被父母責罵，於是就撒了謊。你瞬間崩潰，想起多年來承受的委屈。

是的，人都是衝動的動物，並且容易受群體影響，人云亦云。當一個人被認定為是嫌疑犯，如果沒有人為他辯解，那就很容易產生冤家錯案。因為，一旦認定為罪犯，那將面臨嚴重的懲罰，輕則被剝奪人身自由，重則被剝奪宣告。所以，中國針對刑事案件，才制定了嚴密的司法體系，成立了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機構相互牽制、制衡，並且讓律師參與其中，使得各方對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實與證據進行充分討論，進而最大程度的還原事實。

但即使如此，在前些年律師參與的程度很低，很多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為其辯護。另一方面，公安機構又在執行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政策，並且盲目的追求破案率，導致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例如，最著名的冤案“河北徐計彬強姦案”（以下對案件的介紹部分引字新浪新聞）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個清晨。徐計彬隔壁家發生一起入室案，女戶主尚某被人強姦。案後，尚某指認徐計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長恩是徐計彬的堂兄。結婚四年的徐計彬已分家單獨立戶，正忙著蓋新房。當時原告指認徐計彬的重要證據，是因為化驗出他的血型是Ｂ型血。而透過化驗床上遺留著的精斑，發現該男子也是Ｂ型血。

　　“可我明明是Ｏ型血，我做的多次化驗都證明這一點。1990年，事發後，我被抽血化驗。那時辦案人員說我沒事了，因為和我血型不一樣。”徐計彬回家後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帶走，說血型對上了。“我懷疑有人在裡面搗鬼。”

　　徐計彬說，在1992年8月22日一審開庭時，他就提出原告編造謊言告假狀，“可是法官偏聽偏信，根本對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計彬罪名成立，他被判入獄8年。

刑滿後，他不服原先判決，堅決認定自己無罪。後來在律師的幫助下，才得以洗刷冤屈。

由此可見，即使向抽血化驗這種事情也是會出錯的，會導致案件被錯判。如果當時就有律師為其辯護，並堅決要求重新抽血化驗的話，可能就不會導致冤家錯案了。

所以，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辯護，並不是為了幫助“壞人”，而是在幫助每一個好人不被冤枉。

然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即使某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都很充分了，他自己也認罪了，但此時的律師也是有辯護價值了。因為即使是犯罪，也有罪名的區分，也有重罪與輕罪的區分。a罪不能被認定為b罪，輕罪也不能被認定為重罪，這些都是現代司法文明、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

如果說，一位犯罪嫌疑人在律師的辯護下，得到了輕判，那並不是說律師幫助了“壞人”，而是隻能說明公安、檢察院一開始的罪名認定就有錯誤，本來應該以輕罪起訴的，卻以重罪起訴了。

最後，用一句話概括筆者的觀點：律師為“壞人”辯護，是為了不讓好人蒙冤！

我是一名律師，因此經常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一開始還會去解釋，但遇見的多了，也就懶得去解釋了。因為，我很清楚，指責你的人，任憑你作出再多的解釋，對方也不會聽，他們享受的就是指責這個過程。

尤其是我在代理刑事案件，併為“壞人”辯護時，經常受到受害人家屬的指責，他們會指著你並質問“你們律師怎麼能幫壞人辯護呢？這不是助紂為虐嗎？”！甚至還有一些罵人的語言。

在面對受害人家屬的指責時，我無法去解釋，因為我身上肩負著法律指責：為“壞人”辯護。

我這些經歷跟我的同事比起來並不算啥，有些同事遇到的處境更極端。曾經有同事跟我說，他辦理了一個涉嫌強姦罪案件，為“壞人”辯護，在開庭時，家屬情緒異常激動，時不時的對我這位同事進行指責，甚至謾罵。但我這位同事不愧是專業素質過硬、心理素質過硬，絲毫沒有受環境的影響，而是從始至終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辯護。

但是，等我這位同事開完庭走到法院門口時，受害人的家屬卻圍了上來，不讓他走，並且開始動手撕扯。而我這位同事又不能還手，怕把矛盾激化，於是只能躲，最後還是靠著法警解圍，但身上的衣服卻早已經被撕扯的破破爛爛。

按理說，如果是一位剛入行的年輕律師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會遭受打擊，以後再也不做刑事案件了。但我這位同事後來卻跟我說，這件事確實對他影響挺大，算是他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差的處境。不過他又說不後悔，這是他的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承受委屈，他也不想去解釋。

可見，律師為“壞人”辯護是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的，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然而，這根本無法擋住律師的腳步，無法阻擋律師去為“壞人”辯護。

因為，我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壞人”為何一直打著雙引號？因為在我們眼中的壞人跟你們眼中的壞人是兩碼事。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都是人類的一個主觀評價。人本身是不分好壞的，只分男女（雖然現在發達的變性手術導致男女的區分也日漸模糊）。

既然是一個評價，那就有評價標準。如果只以個人好惡標準來評判的話，你看的順眼的就是好人，看不順眼的就是壞人；對你好的就是好人，對你不好的就是壞人。如果是以這種標準去衡量好人還是壞人的話，那就太不靠譜了。

在我們律師的眼中，你們說的“壞人”相當於我們說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根據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未經法院判決構成犯罪的人，都不能稱作是罪犯！此時，只能叫做犯罪嫌疑人，即只是有犯罪的嫌疑，並不一定就是罪犯。

而你們說的律師為壞人辯護，就是律師在法庭上為犯罪嫌疑人辯護。那麼，律師為何要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呢？——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大家在小的時候肯定都有過被人冤枉的經歷。比如，某一個早上，你的同桌小明突然聲稱他的文具盒不見了，而你前一天晚上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那麼你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於是全班同學都在你背後議論紛紛，認為你就是那個拿走小明文具盒的“壞人”。你很委屈，拼命的去解釋，卻發現沒有人願意聽你的解釋，只會認為你在狡辯。就連一向對你很看好的老師也在苦口婆心的勸你“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做錯了就要承認”。你頂不住壓力，最後違心的承認拿了文具盒。多年過後，小明卻告訴你說，你沒拿他的文具盒，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丟了，怕被父母責罵，於是就撒了謊。你瞬間崩潰，想起多年來承受的委屈。

是的，人都是衝動的動物，並且容易受群體影響，人云亦云。當一個人被認定為是嫌疑犯，如果沒有人為他辯解，那就很容易產生冤家錯案。因為，一旦認定為罪犯，那將面臨嚴重的懲罰，輕則被剝奪人身自由，重則被剝奪宣告。所以，中國針對刑事案件，才制定了嚴密的司法體系，成立了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機構相互牽制、制衡，並且讓律師參與其中，使得各方對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實與證據進行充分討論，進而最大程度的還原事實。

但即使如此，在前些年律師參與的程度很低，很多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為其辯護。另一方面，公安機構又在執行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政策，並且盲目的追求破案率，導致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例如，最著名的冤案“河北徐計彬強姦案”（以下對案件的介紹部分引字新浪新聞）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個清晨。徐計彬隔壁家發生一起入室案，女戶主尚某被人強姦。案後，尚某指認徐計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長恩是徐計彬的堂兄。結婚四年的徐計彬已分家單獨立戶，正忙著蓋新房。當時原告指認徐計彬的重要證據，是因為化驗出他的血型是Ｂ型血。而透過化驗床上遺留著的精斑，發現該男子也是Ｂ型血。

　　“可我明明是Ｏ型血，我做的多次化驗都證明這一點。1990年，事發後，我被抽血化驗。那時辦案人員說我沒事了，因為和我血型不一樣。”徐計彬回家後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帶走，說血型對上了。“我懷疑有人在裡面搗鬼。”

　　徐計彬說，在1992年8月22日一審開庭時，他就提出原告編造謊言告假狀，“可是法官偏聽偏信，根本對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計彬罪名成立，他被判入獄8年。

刑滿後，他不服原先判決，堅決認定自己無罪。後來在律師的幫助下，才得以洗刷冤屈。

由此可見，即使向抽血化驗這種事情也是會出錯的，會導致案件被錯判。如果當時就有律師為其辯護，並堅決要求重新抽血化驗的話，可能就不會導致冤家錯案了。

所以，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辯護，並不是為了幫助“壞人”，而是在幫助每一個好人不被冤枉。

然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即使某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都很充分了，他自己也認罪了，但此時的律師也是有辯護價值了。因為即使是犯罪，也有罪名的區分，也有重罪與輕罪的區分。a罪不能被認定為b罪，輕罪也不能被認定為重罪，這些都是現代司法文明、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

如果說，一位犯罪嫌疑人在律師的辯護下，得到了輕判，那並不是說律師幫助了“壞人”，而是隻能說明公安、檢察院一開始的罪名認定就有錯誤，本來應該以輕罪起訴的，卻以重罪起訴了。

最後，用一句話概括筆者的觀點：律師為“壞人”辯護，是為了不讓好人蒙冤。

我是一名律師，因此經常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一開始還會去解釋，但遇見的多了，也就懶得去解釋了。因為，我很清楚，指責你的人，任憑你作出再多的解釋，對方也不會聽，他們享受的就是指責這個過程。

尤其是我在代理刑事案件，併為“壞人”辯護時，經常受到受害人家屬的指責，他們會指著你並質問“你們律師怎麼能幫壞人辯護呢？這不是助紂為虐嗎？”！甚至還有一些罵人的語言。

在面對受害人家屬的指責時，我無法去解釋，因為我身上肩負著法律指責：為“壞人”辯護。

我這些經歷跟我的同事比起來並不算啥，有些同事遇到的處境更極端。曾經有同事跟我說，他辦理了一個涉嫌故意傷害罪案件，為“壞人”辯護，在開庭時，家屬情緒異常激動，時不時的對我這位同事進行指責，甚至謾罵。但我這位同事不愧是專業素質過硬、心理素質過硬，絲毫沒有受環境的影響，而是從始至終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辯護。

但是，等我這位同事開完庭走到法院門口時，受害人的家屬卻圍了上來，不讓他走，並且開始動手撕扯。而我這位同事又不能還手，怕把矛盾激化，於是只能躲，最後還是靠著法警解圍，但身上的衣服卻早已經被撕扯的破破爛爛。

按理說，如果是一位剛入行的年輕律師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會遭受打擊，以後再也不做刑事案件了。但我這位同事後來卻跟我說，這件事確實對他影響挺大，算是他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差的處境。不過他又說不後悔，這是他的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承受委屈，他也不想去解釋。

可見，律師為“壞人”辯護是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的，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然而，這根本無法擋住律師的腳步，無法阻擋律師去為“壞人”辯護。

因為，我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壞人”為何一直打著雙引號？因為在我們眼中的壞人跟你們眼中的壞人是兩碼事。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都是人類的一個主觀評價。人本身是不分好壞的，只分男女（雖然現在發達的變性手術導致男女的區分也日漸模糊）。

既然是一個評價，那就有評價標準。如果只以個人好惡標準來評判的話，你看的順眼的就是好人，看不順眼的就是壞人；對你好的就是好人，對你不好的就是壞人。如果是以這種標準去衡量好人還是壞人的話，那就太不靠譜了。

在我們律師的眼中，你們說的“壞人”相當於我們說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根據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未經法院判決構成犯罪的人，都不能稱作是罪犯！此時，只能叫做犯罪嫌疑人，即只是有犯罪的嫌疑，並不一定就是罪犯。

而你們說的律師為壞人辯護，就是律師在法庭上為犯罪嫌疑人辯護。那麼，律師為何要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呢？——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大家在小的時候肯定都有過被人冤枉的經歷。比如，某一個早上，你的同桌小明突然聲稱他的文具盒不見了，而你前一天晚上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那麼你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於是全班同學都在你背後議論紛紛，認為你就是那個拿走小明文具盒的“壞人”。你很委屈，拼命的去解釋，卻發現沒有人願意聽你的解釋，只會認為你在狡辯。就連一向對你很看好的老師也在苦口婆心的勸你“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做錯了就要承認”。你頂不住壓力，最後違心的承認拿了文具盒。多年過後，小明卻告訴你說，你沒拿他的文具盒，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丟了，怕被父母責罵，於是就撒了謊。你瞬間崩潰，想起多年來承受的委屈。

是的，人都是衝動的動物，並且容易受群體影響，人云亦云。當一個人被認定為是嫌疑犯，如果沒有人為他辯解，那就很容易產生冤家錯案。因為，一旦認定為罪犯，那將面臨嚴重的懲罰，輕則被剝奪人身自由，重則被剝奪宣告。所以，中國針對刑事案件，才制定了嚴密的司法體系，成立了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機構相互牽制、制衡，並且讓律師參與其中，使得各方對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實與證據進行充分討論，進而最大程度的還原事實。

但即使如此，在前些年律師參與的程度很低，很多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為其辯護。另一方面，公安機構又在執行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政策，並且盲目的追求破案率，導致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例如，最著名的冤案“河北徐計彬強姦案”（以下對案件的介紹部分引字新浪新聞）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個清晨。徐計彬隔壁家發生一起入室案，女戶主尚某被人強姦。案後，尚某指認徐計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長恩是徐計彬的堂兄。結婚四年的徐計彬已分家單獨立戶，正忙著蓋新房。當時原告指認徐計彬的重要證據，是因為化驗出他的血型是Ｂ型血。而透過化驗床上遺留著的精斑，發現該男子也是Ｂ型血。

　　“可我明明是Ｏ型血，我做的多次化驗都證明這一點。1990年，事發後，我被抽血化驗。那時辦案人員說我沒事了，因為和我血型不一樣。”徐計彬回家後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帶走，說血型對上了。“我懷疑有人在裡面搗鬼。”

　　徐計彬說，在1992年8月22日一審開庭時，他就提出原告編造謊言告假狀，“可是法官偏聽偏信，根本對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計彬罪名成立，他被判入獄8年。

刑滿後，他不服原先判決，堅決認定自己無罪。後來在律師的幫助下，才得以洗刷冤屈。

由此可見，即使向抽血化驗這種事情也是會出錯的，會導致案件被錯判。如果當時就有律師為其辯護，並堅決要求重新抽血化驗的話，可能就不會導致冤家錯案了。

所以，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辯護，並不是為了幫助“壞人”，而是在幫助每一個好人不被冤枉。

然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即使某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都很充分了，他自己也認罪了，但此時的律師也是有辯護價值了。因為即使是犯罪，也有罪名的區分，也有重罪與輕罪的區分。a罪不能被認定為b罪，輕罪也不能被認定為重罪，這些都是現代司法文明、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

如果說，一位犯罪嫌疑人在律師的辯護下，得到了輕判，那並不是說律師幫助了“壞人”，而是隻能說明公安、檢察院一開始的罪名認定就有錯誤，本來應該以輕罪起訴的，卻以重罪起訴了。

最後，用一句話概括筆者的觀點：律師為“壞人”辯護，是為了不讓好人蒙冤。

我是一名律師，因此經常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一開始還會去解釋，但遇見的多了，也就懶得去解釋了。因為，我很清楚，指責你的人，任憑你作出再多的解釋，對方也不會聽，他們享受的就是指責這個過程。

尤其是我在代理刑事案件，併為“壞人”辯護時，經常受到受害人家屬的指責，他們會指著你並質問“你們律師怎麼能幫壞人辯護呢？這不是助紂為虐嗎？”！甚至還有一些罵人的語言。

在面對受害人家屬的指責時，我無法去解釋，因為我身上肩負著法律指責：為“壞人”辯護。

我這些經歷跟我的同事比起來並不算啥，有些同事遇到的處境更極端。曾經有同事跟我說，他辦理了一個涉嫌故意傷害罪案件，為“壞人”辯護，在開庭時，家屬情緒異常激動，時不時的對我這位同事進行指責，甚至謾罵。但我這位同事不愧是專業素質過硬、心理素質過硬，絲毫沒有受環境的影響，而是從始至終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辯護。

但是，等我這位同事開完庭走到法院門口時，受害人的家屬卻圍了上來，不讓他走，並且開始動手撕扯。而我這位同事又不能還手，怕把矛盾激化，於是只能躲，最後還是靠著法警解圍，但身上的衣服卻早已經被撕扯的破破爛爛。

按理說，如果是一位剛入行的年輕律師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會遭受打擊，以後再也不做刑事案件了。但我這位同事後來卻跟我說，這件事確實對他影響挺大，算是他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差的處境。不過他又說不後悔，這是他的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承受委屈，他也不想去解釋。

可見，律師為“壞人”辯護是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的，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然而，這根本無法擋住律師的腳步，無法阻擋律師去為“壞人”辯護。

因為，我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壞人”為何一直打著雙引號？因為在我們眼中的壞人跟你們眼中的壞人是兩碼事。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都是人類的一個主觀評價。人本身是不分好壞的，只分男女（雖然現在發達的變性手術導致男女的區分也日漸模糊）。

既然是一個評價，那就有評價標準。如果只以個人好惡標準來評判的話，你看的順眼的就是好人，看不順眼的就是壞人；對你好的就是好人，對你不好的就是壞人。如果是以這種標準去衡量好人還是壞人的話，那就太不靠譜了。

在我們律師的眼中，你們說的“壞人”相當於我們說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根據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未經法院判決構成犯罪的人，都不能稱作是罪犯！此時，只能叫做犯罪嫌疑人，即只是有犯罪的嫌疑，並不一定就是罪犯。

而你們說的律師為壞人辯護，就是律師在法庭上為犯罪嫌疑人辯護。那麼，律師為何要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呢？——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大家在小的時候肯定都有過被人冤枉的經歷。比如，某一個早上，你的同桌小明突然聲稱他的文具盒不見了，而你前一天晚上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那麼你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於是全班同學都在你背後議論紛紛，認為你就是那個拿走小明文具盒的“壞人”。你很委屈，拼命的去解釋，卻發現沒有人願意聽你的解釋，只會認為你在狡辯。就連一向對你很看好的老師也在苦口婆心的勸你“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做錯了就要承認”。你頂不住壓力，最後違心的承認拿了文具盒。多年過後，小明卻告訴你說，你沒拿他的文具盒，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丟了，怕被父母責罵，於是就撒了謊。你瞬間崩潰，想起多年來承受的委屈。

是的，人都是衝動的動物，並且容易受群體影響，人云亦云。當一個人被認定為是嫌疑犯，如果沒有人為他辯解，那就很容易產生冤家錯案。因為，一旦認定為罪犯，那將面臨嚴重的懲罰，輕則被剝奪人身自由，重則被剝奪宣告。所以，中國針對刑事案件，才制定了嚴密的司法體系，成立了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機構相互牽制、制衡，並且讓律師參與其中，使得各方對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實與證據進行充分討論，進而最大程度的還原事實。

但即使如此，在前些年律師參與的程度很低，很多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為其辯護。另一方面，公安機構又在執行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政策，並且盲目的追求破案率，導致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例如，最著名的冤案“河北徐計彬強姦案”（以下對案件的介紹部分引字新浪新聞）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個清晨。徐計彬隔壁家發生一起入室案，女戶主尚某被人強姦。案後，尚某指認徐計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長恩是徐計彬的堂兄。結婚四年的徐計彬已分家單獨立戶，正忙著蓋新房。當時原告指認徐計彬的重要證據，是因為化驗出他的血型是Ｂ型血。而透過化驗床上遺留著的精斑，發現該男子也是Ｂ型血。

　　“可我明明是Ｏ型血，我做的多次化驗都證明這一點。1990年，事發後，我被抽血化驗。那時辦案人員說我沒事了，因為和我血型不一樣。”徐計彬回家後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帶走，說血型對上了。“我懷疑有人在裡面搗鬼。”

　　徐計彬說，在1992年8月22日一審開庭時，他就提出原告編造謊言告假狀，“可是法官偏聽偏信，根本對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計彬罪名成立，他被判入獄8年。

刑滿後，他不服原先判決，堅決認定自己無罪。後來在律師的幫助下，才得以洗刷冤屈。

由此可見，即使向抽血化驗這種事情也是會出錯的，會導致案件被錯判。如果當時就有律師為其辯護，並堅決要求重新抽血化驗的話，可能就不會導致冤家錯案了。

所以，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辯護，並不是為了幫助“壞人”，而是在幫助每一個好人不被冤枉。

然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即使某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都很充分了，他自己也認罪了，但此時的律師也是有辯護價值了。因為即使是犯罪，也有罪名的區分，也有重罪與輕罪的區分。a罪不能被認定為b罪，輕罪也不能被認定為重罪，這些都是現代司法文明、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

如果說，一位犯罪嫌疑人在律師的辯護下，得到了輕判，那並不是說律師幫助了“壞人”，而是隻能說明公安、檢察院一開始的罪名認定就有錯誤，本來應該以輕罪起訴的，卻以重罪起訴了。

最後，用一句話概括筆者的觀點：律師為“壞人”辯護，是為了不讓好人蒙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