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為什麼要杯酒釋兵權呢？這是為了避免走五代時的老路，防止武夫亂國，武夫手握重兵，容易坐大，然後順便就把江山給奪了。為此，趙匡胤當上皇帝以後，採取了一系列的舉措，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打擊叛亂、杯酒釋兵權、上收地方武裝的精銳部隊和財政權等等，透過這些手段，實現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目的，所以，杯酒釋兵權以後，他最終將兵權收歸了自己。

一、平定叛亂。黃袍加身以後，趙匡胤採取安撫措施，招降了許多地方節度使，減少了上位時的殺戮。當然，還有一些內心不服的武將。960年4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公然反叛，率軍進軍開封。趙匡胤先派石守信、高懷德率軍阻擊，接著又派慕容延釗和王全斌補充，他仍怕有失，他後又親自到前線督戰。隨後，兵敗自殺。960年9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宋，趙匡胤派石守信和王審琦為以正、副統帥南征，後來，他又親征，僅僅2個月就平定了叛亂。

二、杯酒釋兵權。趙匡胤平定李筠、李重進叛亂後，雖然暫時去掉了眼中釘，但他自己是怎麼上位的，別人一樣會效仿，所以，杜絕武夫亂國，是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宰相趙甫的建議下，他決定收掉武將兵權。961年7月，趙匡胤設宴招待石守信、王審琦等高階將領，大家一番交杯換盞後，趙匡胤敲山震虎，說皇帝難當，總是夜不成眠，擔心人家篡權奪位，大將們紛紛表忠，趙匡胤說：“縱使你們無異心，若那些手下將黃袍披到你們身上，那還由你們？”

大將們終於明白皇帝用意了，第二天，他們紛紛稱病，請求解除兵權。於是，趙匡胤封他們為節度使，賜予大量金銀財寶，又與他們結為兒女親家。隨後，趙匡胤開始從中央派遣朝官分任所屬各縣的知縣，以分割節度使對屬縣的控制權，又在各州府設定通判，凡兵民、獄訟等公事，節度使須通判一起簽字方能生效，通判奏事還可直達皇帝，再次分割節度使權力。

三、制其錢穀和收其精兵。為了徹底消除地方對中央的威脅，趙匡胤還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制其錢穀。以前，節度使不僅有兵權，而且地方賦稅收入也歸其所有，稱為“留使”、“留州”，很少向中央繳納。964年，趙匡胤命令自本年度起，各地除日常開支外，其他徵收賦稅全部向中央繳納，專門委派轉運使到各地，把地方財權收歸了中央。

二是收其精兵。965年，趙匡胤下詔要求將各地的精兵收歸中央，作為“禁軍”，中央選擇部分強壯計程車兵，作為選送中央禁軍的兵樣，要求各地依樣訓練當地士兵，訓練成精兵再送中央，這樣，既加強了中央武力，又削弱了地方武裝。地方上留下的叫“廂軍”，基本都是老弱病殘，只負責一此公益事業和治安，自然不可能對抗中央了。

從此，名聲很響的節度使，實際只是禮遇較高的州府長官，與知州知府在職權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燕且，每當有節度使空缺出來，趙匡胤就叫文官去替換，後來的節度使，大都是文官而非武將了，節度使對皇權構成的威脅不復存在。

前面回答這個問題的高手都有點答非所問，人家不是問“杯酒釋兵權”的來龍去脈，而是問“杯酒釋兵權以後趙匡胤把兵權給了誰？”這個問題的答案簡單明瞭——兵權總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實際運作是“樞密院+三衙+帥臣”三位一體、分權制衡的軍事體制。

一、“杯酒釋兵權”釋的不是“藩鎮”兵權，而是“開國功臣和禁軍將帥”兵權

以前大家都認為“杯酒釋兵權”是削弱藩鎮的舉措，把它和“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聯絡在一起，但這完全是一個錯誤。歷史上趙匡胤先後導演了兩次“杯酒釋兵權”。

1、第一次“杯酒釋兵權”，發生於建隆二年（961 年） 七月，被解除兵權的是開國功臣和禁軍將帥，包括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羅彥環、趙光義等人，他們被解除的軍職是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都虞候、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殿前副都點檢、殿前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等，跟藩鎮沒有任何關係。

2、第二次應該叫“設宴罷藩鎮”，發生在開寶二年（969 年） 十月，罷的是前朝藩鎮，包括王彥超、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等人，他們被罷的是安遠軍節度使、護國軍節度使、定國軍節度使、保大軍節度使等節度使之職，被解除的不僅僅是兵權。

因此，詳細介紹“杯酒釋兵權”過程以及“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這三大綱領的同學基本都是答非所問，驢唇不對馬嘴，人家問的就是禁軍兵權給了誰？

二、趙匡胤曾動過讓符彥卿執掌禁軍兵權的想法，但被趙普勸阻

“杯酒釋兵權”後不久，趙匡胤感覺沒有總領禁軍的將帥很不方便，動起了啟用符彥卿掌管禁軍的念頭。趙普得知此事強烈反對，他認為符彥卿已位極人臣，不可再授以兵權，以免不虞之憂，但趙匡胤相信符彥卿的忠誠，不顧趙普再三勸諫，執意徵召符彥卿。

趙普不肯放棄，他私自留下任命符彥卿的宣敕覲見皇帝，不斷向趙匡胤兜售那套“預防為主”的理論，提醒趙匡胤想清其中利害，免得日後後悔。”

趙匡胤不耐煩了，質問道：“你如此猜疑，一再提防符彥卿，究竟所為何故？朕一向厚待符彥卿，他又怎麼可能辜負朕，做出不忠不義之事呢？”

趙普做了一個大膽的回答：“陛下當年何以負周世宗呢？”

趙匡胤沉默了。當年的周世宗柴榮待他不也是恩遇有加，委以重任嗎？他卻趁孤兒寡母之危，竊取後周江山。自己尚且如此，又怎能擔保別人不會效仿為之呢？在至高無上的權力誘惑面前，任何忠誠、正直、義氣都那麼不堪一擊，隨時可以被拋棄。

就這樣，那道原本要發出的宣敕又被收回，符彥卿掌管禁軍一事不了了之，趙匡胤此後再也沒有動過找人總領禁軍的心思。那麼禁軍這個“危險的武器”應該交給誰呢？

三、趙匡胤在軍事上，主導建立了“樞密院+三衙+帥臣”的分權制衡體制

如何才能將中央禁軍這支最重要的武裝力量始終掌握在皇帝手中，確保天下安定，趙宋江山永固呢？趙匡胤的答案是——交給制度，依靠體制的力量。

1、樞密院。按《宋史·職官志》記載，北宋樞密院是國家最高軍事機構和決策機關，核心權力是掌握兵符，調動軍隊，任免中高階將領，掌握“軍政權”。

2、三衙。按《宋史·職官志》記載，三衙（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殿前司，宋初為二司，馬軍司和步軍司尚未分離，合稱侍衛親軍司）是最高統軍機構，核心權力是掌管禁軍，負責軍隊訓練和日常管理，所謂“天下兵柄盡歸三衙”，掌握“管軍權”。

3、帥臣。宋沿唐制，凡出師作戰，往往臨時委派都部署，作為大帥（帥臣），即所謂“駐泊、行營都部署，即古之大將軍、大總管之任也”，掌握“統兵權”。

五代宋初，帥臣多以禁軍將帥充任，相當於“管軍權”與“統兵權”合一，容易導致禁軍將領個人威望過高，釀成兵變，後來趙匡胤逐漸以非禁軍將帥充任，使得三衙將帥逐漸脫離統兵作戰一線，蝸居在汴京，專門負責在京禁軍的日常管理。

趙匡胤將禁軍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在兵權的具體運作上，他將“軍政權”與“管軍權”分離，由樞密院和三衙分領；將“管軍權”與“統兵權”分離，由三衙將帥和帥臣分別承擔，“樞密院—三衙—帥臣”三位一體、分權制衡的軍事體制就此定型。

對這套軍事體制的作用，《範太史集》是這樣評價的：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

這個評價大體是公允的。

@狄飛驚 已經答得挺好了，簡單補充幾段史料作進一步說明

“以佐邦治”說的很明顯，樞密院具有釋出皇帝命令，協助皇帝處理軍事事務的職責，類似皇帝的軍事秘書(幕僚)機構

“三衙”職能相同，類似軍種司令部，主抓平時訓練、建設

這條作補充

兵部主管將領選任、遷徙、賞罰的依據查核和決定

以上，兵權分離，相互制衡。部分權力也有重合處，比如賞罰

權力重合的好處在於最後的決定權在皇帝，皇帝可以隨時透過樞密院、三衙或兵部對將領進行賞罰

透過乾德元年(963年)宋朝徵荊湖戰役看朝廷收權後宋軍的行軍佈陣以及“帥臣”帶領京師禁軍奔赴前線支援的有:

釀酒協會副會長盧懷忠同志，紡織部氈毯專業協會會長張勳同志，化工部印染協會副會長康延澤同志

他們不是去指揮打仗，而是充任具有“清肅隊伍”職責的都(政)監(委)

太(中)常(央)卿(辦公廳)，邊光範主任臨時擔任前線知州，執掌戰區地方行政權

戶(民)部(政部)監察室主任滕白同志統一負責前線物資排程、分配

樞(中)密(央)院(軍委)副主席李處耘同志親赴前線，擔任前指總都(政)監(委)

以上官員的共同之處是:

他們都是來自不同部門的京官

被臨時調來擔任前線總指揮的慕容彥釗是一名有著多年軍隊工作經驗，來自省軍區的負責同志。同時，慕容彥釗司令員也是趙匡胤多年的親密戰友、結拜老大哥、創業好夥伴

想造反

京官們會拋家舍業嗎？

槍桿子和思想能行動一致嗎？

有錢糧嗎？後續還有錢糧嗎？

能得到地方支援嗎？

都監們會放棄做基層官兵的思想工作嗎？

禁軍們會不管身在京師的親屬們的死活嗎？

…………

這樣的軍隊指揮結構，趙匡胤自然放一百二十一個心

補充一個觀點:

有制約是好的。但是，打仗的時候把釀酒、織毯、染布的專業人士塞進軍隊就顯得太不專業了

正所謂“過猶不及”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北宋後，心裡並不踏實。他深知，五代時期之所以會出現那種“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臺”的王朝更替，王旗變幻，不暇稍息的現象，與其說是皇帝闇弱，不如說是臣屬太強，遂至尾大不掉。特別是那些手握兵權的武夫，仗恃手中的武力，一不爽就弒君篡位，取而代之，簡直易如反掌，是覬覦、威脅皇權的最大隱患。自己不就是這樣上位的嗎？自己能輕易取代柴氏登基稱帝，那麼麾下那些驕兵悍將也能輕易取代自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為了確保趙宋統治的的穩固，太祖決心採取更為積極的舉措，削奪禁軍將帥們手裡的兵權。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發生的。

一日晚朝後，宋太祖將石守信、王審琦等禁軍高階將帥留下，在宮裡設宴請他們喝酒。杯觥交錯、酒酣耳熱之際，太祖感慨道：“沒有諸位傾力相扶，我哪有今天，各位的功德，我永生不忘，可是做天子太難，遠不如當初做節度使那般快樂。自從當了皇帝后，我可是夜夜難眠啊”。眾人忙問其故：“這卻是為何” ？趙匡胤意味深長地答道：“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皇帝的寶座，誰不想上去坐坐”。一聽這話裡藏刀，石守信等人唬的慌忙離座跪地說：“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誰還敢再有二心，去遭天譴”？太祖說：“縱使爾等無異心，可你們手下人呢？一旦他們貪圖富貴，再弄件黃袍披在你等身上，到時就算你們真不願做天子恐怕也身不由己了吧”？一番話把禁軍高階將領們給說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好，只得請太祖給指條明路。

趙匡胤喟嘆一聲，一字一句地緩緩說道：“你們為何不釋去（交出）兵權，拿著我賞賜的鉅額財寶去買上一批上好田宅，為子孫們留下一份令人稱羨的產業，家中養上一批俊美的歌兒舞女，天天飲酒狂歡，下半輩子做個快快樂樂的富足翁，如此神仙日子豈不比整日價舞刀弄槍好很多呢，而且，如此一來，我等君臣之間就再不用相互猜忌、提防，上下和睦相安，天下自安，這樣該有多好啊”？石守信等人聽罷如醍醐灌頂，心中恍然大悟，忙用感激的口吻說道：“陛下思慮長遠，為我等考慮的如此周到，待我等如親生骨肉一般”！第二天早朝，石守信等將領紛紛稱病，說自己已不適於統兵出征了，要求解除兵權，回鄉養病。太祖很是高興，當廷大加賞賜安撫了一番，隨之宣佈免去石守信、王審琦、羅彥環、高懷德、張令鐸等人（“義社十兄弟”成員）的禁軍職權，並派他們到地方上去做個有名無實的節度使。

至此，當初策劃併力助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大都乖乖交出了兵權，趙匡胤的“失眠症”也不藥而癒了。史載，“杯酒釋兵權”後，禁軍中的殿前都檢點、副都檢點，侍衛馬步軍正副都統制等官職都被廢除，不再設定了，只留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和殿前都指揮使這三個互不統屬且能相互制約的軍職，這三職各領一司，稱為“三衙”，除相互牽制外均直接聽命於皇帝。從此，軍權盡數握於皇帝一人手中。同時，“三衙”裡的長官都是由後來提拔的軍中“少壯派”擔任，這些年輕武將資歷尚淺，威望欠缺，難以在禁軍中形成一呼百諾、根深蒂固的個人勢力。為了安慰並籠絡被釋去兵權的石守信等開國功臣，宋太祖不光賞賜了大量的錢財，而且和他們“約婚以示無間”，意思是和他們結為兒女親家，以示君臣親密無間。和皇帝成為親戚，讓石守信等人在一得一失間獲得了一種微妙的心理平衡，進而消弭了其對“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敵破臣亡”之恐懼，且已成了一種象徵，表明了大宋立國之初皇帝與功臣宿將間的潛在矛盾終以一種較為和平理性的方法獲得解決。和漢初、明初開國皇帝大開殺戒、功臣血流成河的人間悲劇比，趙匡胤的做法尚屬氣度恢廓、人性未失。

宋太祖把兵權給誰了？給第三者了，哈哈。那我們來看看這第三者是誰。

宋太祖在中國歷史上名氣很大，而且給人的形象很好。其中之一就是作為開國皇帝他並沒有大殺功臣，而是用和平的方法解除功臣對皇權的威脅，“杯酒釋兵權”的典故，很多人都知道。宋太祖在這一點為後人所稱讚。

宋太祖把兵權都收回了，作為皇帝他不能總是領兵打仗吧，那兵權肯定要交給第三者，哪怎樣交給第三者，又不怕他們擁兵自重，造反呢？宋太祖做了以下措施：

1、禁軍不再設定最高統帥，出掉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及侍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的職位。因為宋太祖奪權之前就是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而他的好兄弟就擔任副都點檢和侍衛馬步軍等職務，他怕歷史重演。

2、把禁軍兩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分為三司，即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鼎足而立。三司將領只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而且對這些將領時常加以調動。

3、三司將領只有統率軍隊權利，但是沒有調兵權，軍隊調動需要中央機構樞密院的同意。

4、北宋實行“更戍法”，就是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換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兵”，防止將領與士兵相結合，軍隊與地方勢力相結合。

5、在兵力部署上，禁軍一半駐京師開封，一半駐地方，形成內重外輕的局面。

就這樣宋太祖就解決了武將專權的局面，但是也造成北宋軍隊戰鬥力削弱的弊病。

“杯酒釋兵權”主要針對的是權高位重的禁軍將領，也就是趙匡胤做後周禁軍首領——殿前都點檢時的手下，如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石守信等。這些人走了自然也會有人頂上，只是換了一批資淺望輕沒有威脅的人。“釋兵權”的同時趙匡胤還進行了軍改，其結果就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或者說兵權到了他手上。

趙匡胤也不是誰有兵權都不放心，高懷德、王審琦等人並沒回家當地主，而是被委任為地方節度使，手裡其實還有兵，只是不再管禁軍。禁軍是宋朝的精銳，負責保護皇宮和京城安全，戰鬥力最強離皇上也最近，有臥榻之側的隱憂。上述人等都是前朝後周的將領，也是參加陳橋兵變的開國功臣，執掌禁軍老趙自然不放心。

這幫人卸任後趙匡胤換了一批本事不大、威望不高但容易駕馭的人，如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延讓、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等。而且這批人經過軍改後權力大不如從前。

軍改簡單說就是兩點：一、取消或空缺高階領導職位。比如取消殿前司正副都點檢、侍衛親軍司正副都指揮使，空置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只留下次一級別的職位，影響力大大降低；二、分拆和制約。侍衛親軍司分成馬軍和步軍二司，與殿前司構成互不隸屬的禁軍三司。三司只有帶兵權沒有調兵權，調兵權在樞密院，而樞密院手裡沒兵，所有軍事行動都由趙匡胤一人拍板。

總之趙匡胤透過削權和軍改，最後將禁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完全可以高枕無憂。

當然是攥在皇帝自己的手中，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是一項很正常的“自保策略”，與“重文輕武”關係不大。

（1）宋太祖“釋兵權”將其收歸到自己手中，是恢復歷史常態的行為。在中國歷史上，皇帝（也可擴大為外戚、宦官）掌兵、控制兵權是常態，如果皇帝失去此項權力本身就代表天下大亂將起。

三國兩晉時期天下大亂，武將亂國。其後，南北朝時期逐漸實行府兵制，武將兵權被削弱，在府兵制下兵不知將，將不領兵，這也是李世民用不著殺功臣的根本原因。

高宗時期，府兵制開始崩壞，玄宗天寶年開始募兵制成為主體，自此武將權力擴張，到五代十國時期，天下再次武將亂國，將武將權力收到皇權手中也是必然。

（2）“陳橋兵變”後的四次對禁軍的整頓，其本質是去除禁軍篡位危險；兩次“杯酒釋兵權”徹底解除武將亂國的可能性

“陳橋兵變後”一週對進軍兵權進行過一次整頓；建隆元年秋進行過第二次。由此，對殿前、侍衛兩司的九個最高軍職全部改為自己的親信。緊接著，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到七月，迅速把自己的親信慕容延釗推到高位，又迅速撤兵權。

“杯酒釋兵權”後，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殿前副點檢高懷德、侍衛都虞使張令鐸、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羅彥環、殿前都虞侯趙光義六人的權力也被削弱，皆都被送入地方節度使、地方行政官員序列，失去對禁軍的掌控力度。

開寶二年（969年），又釋了地方節度使兵權，徹底削除藩鎮割據隱患。但問題是，事情一到“徹底”問題就大了。

（3）太祖、太宗因為掌兵將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真宗之後，兵權其實控制在文官制度手中

太祖、太宗、真宗中前期時代只是“重文輕武”，但“澶淵之盟”（1004年）年之後，就成了“重文辱武”的地步。

宋朝只是利用“縱容武將”貪腐用以換得丟失尊嚴後用物質利益代替，用以維持對皇家的忠心。

對於這一問題，限於篇幅，我們會在下個問題中進行細緻闡述。

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分兩個部分來闡述。

節度使是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予旌節而得名。唐初時期的設定掌管兵權的將領為持節都督，這些都督府一般都設定在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以此來統州、縣、鎮戍。但實際上這些軍事部署兵力都相對單弱，遇到戰事時，需要朝廷委任行軍總管來統率，規模較大的戰役，又需要設定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

到唐玄宗開元年間，相繼在邊疆地區設定了10個節度使軍鎮節度使授予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權力之大可見一般。

而到五代時期，節度使的權勢達到了幾點，皇帝的擁立與罷黜取決於節度使，五代君主都是節度使出身，而在軍制演化過程中，禁軍系統中的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顯得尤其重要，他的屁股，決定了這個王朝的安全與否。

宋太祖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了給予功臣銀錢天地奪權的辦法，將兵權從各地節帥手中奪了回來，自此以後武將勳臣再不能直接掌握兵權，其在軍中的影響力被降至最低。

兵權雖然收回來了，但問題是皇帝不可能自己去擔任各個軍隊系統的大佬吧，整個軍隊系統只屬於國家政府的一部分，皇帝是不可能掌握絕對兵權的，畢竟權力的運作需要一層一層釋放和分權，一個人是無法握攏那麼多權力的。

那麼如何保障兵權不會集中於一個人手中，而導致五代武將亂政的局面出現呢？趙匡胤想到的辦法是進行一系列的軍事改革。

首先建立不同於之前的樞密院制度。樞密院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院與掌握禁軍的三衙統領領各有所司。在這裡我們就要先說一下，宋代的軍隊系統，是分為禁軍和廂軍的，三衙能直接掌管禁軍，主要負責禁軍的操練，管理等日常性工作，也就是領兵的權力，地方廂軍大致上也是如此，但是卻不具備調兵和發兵的權力。而樞密院不能直接掌握軍隊，卻擁有發兵、調兵之權力。

這實際上等於是把兵權一分為二，調兵和掌兵權拆開，而分別掌握這兩個權力的部門高官的人事權，卻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同時，樞密院是文職部門，由文臣擔任，而掌兵武將，卻要聽文臣號令，由此就客觀造成了文武對立的局面，皇帝好於其中制衡。

其次，將全國軍隊一分為二，中央禁軍和地方廂軍規模大體五五開，禁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叛亂，而外地駐軍合起來又足以制止禁軍政變。同時禁軍的規模又遠多於任何一個地方的兵力，這樣一來皇帝就能保證牢牢控制全國軍隊了。

再次，兵將分離制度。禁軍和廂軍，都需要定期輪流調動。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之為“更戍法”，名義上是鍛鍊士兵吃苦耐勞，但實際上是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局面，使得將官與士兵之間無法結合在一起，在軍隊中建立自己的聲望，這樣也就無法對朝廷皇權造成威脅了。

最後，在禁軍系統內，將殿前司的首二帥和侍衛司的首三帥不再除授，以致於侍衛司只餘下馬軍和步軍的統帥，而沒有了以前馬步軍兩軍合一的統帥，這就等同於將侍衛司一分為二。這種在制度上將軍隊系統的最高五個職位空置的操作，降低和大大分割了禁軍統帥的職權，十分有效地將軍權完全服膺於王權。

另外地方行政方面，也大大降低了軍隊的權力，財政和行政上都收攏到中央，使得地方軍隊根本沒有做大的可能，而在中央則大大削弱了宰相的權力，軍政歸樞密院，財政歸三司，宰相只剩下民政，而所有的人事任命以及決策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如此“三權分立”，誰能造反啊？

是故，整個北宋時期，就沒誰能造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