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

從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圍後，西漢經歷了6代執政，將近80年時間，才將對匈作戰的被動形式扭轉了過來。為什麼讓漢軍走出國門，遠征漠北就這麼難？坐擁數十萬軍隊，更有灌嬰、李廣等名將為輔的孝文帝和孝景帝，為什麼都無力發動對匈奴的戰略反攻呢？

要將漢朝的軍事力量投送到外線去，讓戰火在匈奴而不是西漢的國土上燃燒，談何容易！自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圍算起，直到公元前127年將軍衛青統軍收復河南地，為了扭轉漢匈雙方的攻守態勢，西漢經歷了整整6代執政，耗費了將近80載的光陰。

為什麼讓漢軍走出國門、遠征漠北就這麼難？晁錯在給孝文帝的上疏中寫道：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漢書·晁錯傳》

國無良將——雖然晁錯號為“智囊”，對西漢內政外交的諸多問題常有深刻的觀察和精闢的分析，但是將阻礙漢軍發動越境反擊的原因歸結為將帥無能，未免有失偏頗。孝文帝手下真的缺乏良將嗎？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賢王侵入北地、河南為寇。孝文帝親赴甘泉，授命丞相灌嬰率軍迎擊。灌嬰可是追隨高皇帝劉邦九死一生、功勳卓著的戰將，西漢的第一支騎兵部隊就是由他一手建立的。

可是即便灌嬰掛帥，也再沒有了從前楚漢戰場上風過草偃、無堅不摧的英姿。灌將軍所能做到的，僅僅是將匈奴人“禮送出境”而已。

灌嬰在戰場上的將星黯淡令人沮喪。但老將軍畢竟年已遲暮。七個月後，他就會步履蹣跚地走向生命的終點。比起灌嬰來，更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年輕的李廣。這位隴西良家子於孝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第一次從軍擊胡，此後的40年裡，他在一次又一次殘酷的北疆征戰中從一個青蔥少年蹉跎為耄耋老將。

雖然他的英勇無畏贏得了匈奴人口中“飛將軍”的美譽，但李廣的功勞簿上卻乏善可陳，以致於未能封侯成了他終生的遺憾。當年李廣還在孝文帝身邊做武騎常侍的時候，文帝看著這位敢與猛獸格鬥的小夥子，感慨地說：

“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廣是沒趕上好時候。但這並不是說身為將軍，李廣錯生在了無所用武的和平年代。在40餘年的戎馬生涯中，李廣統帥漢軍與匈奴人進行了不計其數的戰鬥，但是漢軍對匈作戰的表現卻遠不如當年對陣項羽那般優秀。

“子不遇時”多像一句讖語，劃出了李廣悲傷的宿命。連天下聞名的飛將軍都無法帶領西漢走向遠征匈奴的勝利，那晁錯還能將他口中那個海市蜃樓般的“必勝之將”寄望於誰？

人再強，犟不過命。籠罩在李廣身上的那股宿命究竟是什麼？是“強大”的匈奴嗎？恐怕未必。和體量龐大的西漢相比，人口僅當漢朝一郡的匈奴從來就不是更強大的一方。而縱觀漢匈雙方的百年戰史，主導戰爭形勢的權力也從來就不在匈奴人的掌握之中。《史記·匈奴列傳》說：

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史記·匈奴列傳》

司馬遷的這段記載足以說明，究竟是誰在主導著戰爭：曾經在文帝朝三番大舉入寇的匈奴人，進入景帝朝以後突然消停了下來。可是無論孝文帝還是孝景帝都沒有對匈奴發動過大規模的主動進攻。匈奴的國力也未因為別的原因而遭到明顯的削弱。

敵情如故，戰爭的形勢卻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這意味著漢軍外戰不力的真正原因不在國門之外，而在蕭牆之內。孝文帝的高參賈誼在其所著《新書·匈奴》一篇中說：

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後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

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窾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

——《新書·匈奴》

要御服匈奴，無論採用和平還是戰爭的手段，都必須以強大的經濟力量為後盾。可是在賈誼著書的當時，漢朝的經濟力量卻有相當部分不受孝文帝的控制，而是掌握在“二族”的手中。

所謂“二族”，根據閻振益和鍾夏兩位先生的解釋，該是指鄧通和劉濞。前者是富可敵國的異姓豪族，後者是財雄一方的諸侯藩王。這兩部“印鈔機”霸佔銅山，鑄幣制錢，以致“鄧通錢”和“吳錢”周行天下，無所不有。

要收取鄧通的財力並不困難，畢竟這位佞幸大臣不過專倚孝文帝的寵幸。一旦宮車晏駕，新君孝景帝一紙詔書就可以把他扒得乾乾淨淨。可是同樣事情一旦換到了劉濞的身上，要從他那兒虎口奪食，漢廷就非與之兵戎相見不可了。

七國之亂，讓西漢王朝經歷了三個月的劇烈陣痛，也讓端坐在未央宮裡的孝景帝如噩夢初醒。

如果說在戰爭爆發前，孝景帝還將遠在北方的匈奴視為手足之疾，而把劉姓藩王們認為肘腋之患的話，那麼戰爭爆發之後，他的看法恐怕就大不一樣的：這些分封於東方和南方的劉姓王爺們其實和北方的匈奴一樣，也不過是疾在手足而已，真正的肘腋之患近在宮牆之外——以周亞夫和竇嬰為首，那些率軍戡亂的異姓軍功貴族才是孝景帝最大的隱憂！

要說明這一點並不容易，因為異姓軍功貴族對西漢皇權的威脅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年發生的諸呂之亂。想當年，周勃等人假託“安劉必勃”的所謂高帝遺詔，誅滅呂氏，擅行廢立（關於劉邦遺詔的真偽，可以參看往期文章的考證：《還相信“安劉必勃”是劉邦的政治遺囑嗎？那是有人蓄意造假的陰謀》）。

他們斬絕高祖嫡脈的罪行已經證明了異姓軍功貴族的巨大危險性。故而孝文帝上臺後，不但不對諸呂之亂的“首義功臣”周勃傾心相待，反而兩度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不僅周勃，其餘的列侯功臣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壓。因為孝文帝宣佈所有不擔任現職的列侯功臣都要返回封國，不得留居長安。

至於那些還在朝任職的列侯功臣，則必須以太子代替他們之國——一旦離開帝都，返回封國，就意味著從此淡出漢廷的權力核心。孝文帝就像擠膿水一樣把這些開國將軍和他們的軍功二代一點一點地擠出長安，然後將空出來的職位謄給新晉的文官智囊。這個過程註定佈滿坎坷，文帝最倚重的謀臣賈誼正是在列侯功臣的反擊中淪為了無辜的犧牲品。

可是賈誼雖然遭到了放逐，漢廷推動文治更化的決心卻並未動搖，到孝景帝劉啟執政之初，繼賈誼而起的新一代文官智囊晁錯已經做到了御史大夫的副貳之位。只要再進一步，升任宰相，西漢的文治更化程序就將以文官智囊的最終勝利而宣告結束。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功臣武將們即將被掃入歷史的塵埃之時，賈誼的削藩策卻激而生變——七國之亂爆發了。

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讓將軍們的影響力死灰復燃。他們不但逼迫孝景帝殺死了晁錯，而且在戰後建立了新的權力秩序（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七國之亂”的最大懸案——誰是殺死晁錯的幕後真兇？》）。周亞夫和竇嬰憑恃戰功，勢力已經膨脹到了滿朝文武無人敢與亢禮的地步。連孝景帝都惴惴不安地感嘆“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治世先文臣，國難思良將。發動戰爭只會增加功臣武將們說話的分量，打斷西漢文治更化的程序。

一場只延續了三個月的七國之亂已經成就了周亞夫和竇嬰兩位軍功巨頭，如果漢廷還要主動與匈奴開釁，那麼國家很可能在曠日持久的對匈戰爭後倒退回軍人政治的時代，到那時連皇帝本人都有可能受到軍人政治家的挾制。相比於這樣嚴重的後果，匈奴人在北邊的小打小鬧又算得了什麼呢？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會看到孝文帝治下的西漢對抗匈奴的這般“奇景”：孝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大舉入寇，烽火傳警長安。老上單于在關中腹地整整逗留了一個月，才在漢軍的大舉反擊下被迫撤退。

一個月的時間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漢軍的還擊完全是事出倉促的應激反應。即便匈奴人此前已經有過大舉入寇的惡行，但孝文帝仍未在北方邊境上做出過強有力的軍事部署。既沒有與匈奴展開大戰的準備，事到臨頭才倉促集結兵力，所費的週期當然就長了。

就在匈奴屢興寇兵的那段時間裡，太子家令晁錯向孝文帝呈上了一篇《言兵事疏》，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匈奴問題的思考，提出擇將、練兵、收編遊牧武裝等多項建議。而面對晁錯的慷慨陳詞，孝文帝回覆卻是如此的婉轉迂曲：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漢書·晁錯傳》

晁錯謙稱自己整軍備戰的建議是所謂“狂夫之言”——粗鄙之人，講話不知深淺輕重。對此，孝文帝回覆說，你的上疏並無不當，但是採用其中的哪些建議，我必須深思熟慮，慎之又慎，否則會給國家引來巨大的禍患。

是什麼讓孝文帝這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呢？我想，就是高皇帝遺下的軍功集團勢力太強，孝文帝無法完全掌控軍隊。這是他有口難言的苦衷。

軍功集團的強勢不但構成了對皇權的嚴重威脅，更妨礙了軍事改革在漢軍中的推行。要知道，與匈奴人的戰爭不同於以往的中原戰事。面對著機動能力空前強大的遊牧騎兵，西漢必須改進軍隊的兵力結構與戰略戰術，建立一支以騎兵為主的強大的機動武裝。

可是從平定七國之亂的戰爭形勢來看，沒有功臣武將的支援，皇帝連調動和指揮軍隊都成問題，這當口，又哪兒能奢談改組軍隊的事兒呢？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同利軍《漢朝與匈奴戰爭述評》；王先謙《漢書補註》；《中國軍事通史·西漢軍事史》。

— THE END —

兩漢與匈奴的關係變化:

第一階段：西漢初年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原因：匈奴力量很強，而西漢經過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經濟凋敝，國力薄弱，百廢待興。影響：有利於集中力量恢復經濟，增強國力。

第二階段：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發動了三次大規模戰爭。原因：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有力量打敗匈奴。影響：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對北方邊郡威脅，有利於邊疆的開發。

第三階段：西漢後期又採取和親政策，漢元帝將王昭君作為公主，遠嫁呼韓邪單于。原因：匈奴內亂，西漢後期杜會問題嚴重，也無力進行大規模戰爭。影響：終止了漢匈間的連年戰爭，雙方互市興旺起來，文化往來增多，和睦相處，密切了漢匈關係。促進匈奴社會文化發展與民族融合。（昭君作為和平使者出塞以後，漢朝與匈奴之間50年左右未爆發戰爭，邊疆地區出現了“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和平景象。

第四階段:東漢初期匈奴分裂，南匈奴內遷，北匈奴居蒙古高原，南下騷擾，控制西域各族。東漢政府先後兩次竇固、竇憲率兵大敗北匈奴，最後解除了匈奴對東漢和西域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