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的這個主張並不新鮮，這些年國外有很多人在討論，尤其是Philippe van Parijs上世紀末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概念，在08年金融危機之後忽然重新變成經濟學與政治學裡的大熱門，而人工智慧在最近一兩年的飛速突破也讓科技界關注起這個問題來。

UBI這類概念，理論上可以追溯到早期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想。比如馬克思說社會主義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實際上就是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分配（收入、財富、衣食住行等等）將會完全與勞動脫鉤。這當然是有前提條件的，一是物質資源必須極大豐富，二是這種分配不會造成“反向”或“扭曲”的激勵，即所有人都不勞動，導致社會突然失去產出。理論上說，隨著科技與生產力的發展（包括人工智慧的應用），這些問題最終都能解決，問題在於這個“最終”要等到什麼時候，以及在我們這個離這種“最終”還遙遙無期的時代，這樣的理念是否應該被推崇與（部分地）應用。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際，西方一些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對共產主義理論進行系統的反思與修正。這一方面是因為蘇聯等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實踐，在當時已經暴露出足夠多的問題，令新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到放棄舊教條的急迫性。另一方面，八十年代裡根撒切爾式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雖然從表面上看令歐美經濟蓬勃發展，卻埋下了貧富急劇分化的隱患，而工會的瓦解，也令底層藍領在面對經濟蕭條時失去了社群與心理上的保障，令他們更加傾向於抗拒全球化的浪潮。

在這個背景下，一些自命“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西方青年學者，比如Jon Elster, Adam Przworski, Orin Wright, John Roemer, Philippe van Parijs, G.A.Cohen等等，組成了“九月小組”，運用行為經濟學、博弈論、分析哲學等新的工具與正規化來重審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概念與理論。其中van Parijs的一大重要貢獻，就是提出了UBI的主張。UBI比“按需分配”的想法要溫和得多，國家分配並不使得每個人予取予求，而只是提供最低程度的普遍收入保障，以便失業者、受困於低技術含量工作者等等，可以適時抽身而出尋找新的機會，不必永遠在底層沉淪掙扎。

UBI在目前時代究竟能夠產生什麼樣的效果，以及現實可行性如何，是學界爭議不休的問題。不過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越來越多曾經穩定的工作職位將在不久的將來消失；在新的工作機會出現並達到足以彌補的程度之前，UBI作為一種幫助社會經濟順利轉型的手段，至少是值得一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