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中難以逾越的高峰，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與文化價值。周汝昌先生將其評價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文化小說’”，他說， “從所有中國明清兩代重要小說來看，沒有哪一部能夠像《紅樓夢》具有如此驚人廣博而深厚的文化內涵的了”。
而在世界視野上，《紅樓夢》同樣有著崇高的地位。有人這樣說：“如果沒有曹雪芹,在面對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普希金、托爾斯泰時,很難想象,我們將處於何等尷尬的境地。而有了曹雪芹,在面對這些世界文學巨匠時,我們則毫無愧色,因為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學經典媲美。”《紅樓夢》是可以與其他國家最優秀的著作對標的偉大作品，但它們的過去與現狀也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同。
如《紅樓夢》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同樣是包羅永珍、成為反映當時社會、民俗各個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藝術經典。它們的社會性、符號性，也使得它們在異域的傳播成為必然和可能。而且隨著中外文化交流，這兩位作者的影響從本土逐漸擴充套件到世界範圍，他們的作品已經超出了文學的意義，擴大為一種指導文學創作的原則。近代以來，二者都成為國際文化學術界所熱衷的話題，形成了以作者及其創作為研究物件的專門性學問，即紅學和莎學。在思想性上，曹雪芹寫下了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的衰亡史，莎士比亞則是中世紀後期的作家，兩人的著作都反映了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在腐朽的時代之中點亮了人的光輝。
儘管在地位上位居同列，高度被世界所承認，但我們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即使是在中國，真正接觸過《紅樓夢》及其衍生作品的人也並沒有那麼多。《紅樓夢》在學術領域是顯學，在文化普及層面卻不容樂觀。相較而言，以各種形式接觸過莎士比亞作品的人可能更多。在作品傳播的廣度上，《紅樓夢》和莎士比亞作品存在較大的區別。
這與作品本身和作者的境遇都有密切的聯絡。我們提起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因為被選入過語文課本或“名場面”，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而對他的十四行詩等作品可能不甚瞭解甚至是沒聽說過。可見劇作在莎士比亞作品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劇作不僅僅能展現出文學的魅力，還有指導表演的實際功能，透過與本時代的人、物質條件相結合，而不斷更新著自己的內涵。世界上現在有三大莎士比亞劇團：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加拿大斯特拉福莎士比亞戲劇節、美國俄勒岡莎士比亞戲劇節；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劇場裡仍然上演著這些經典劇目，一代又一代的演員將這些作品呈現給大眾。為表演而創作的口語化文字在演出中再加改變，古英語所遺留下來的佶屈聱牙的部分被過濾掉了，演出也就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
此外，在當代，節奏緊湊、情節性強的劇本在改編成電影方面有著相當的優勢。經典文學的電影改編幾乎與電影誕生同步，第一部“觸電”的經典文學作品，1899年的默片就是莎士比亞的《約翰王》，據統計，世界的電影業把莎士比亞的37部喜劇全部進行了改編，總共拍攝了600多部電影，莎士比亞的作品甚至融入到跨文化語境中，如黑澤明將《麥克白》、《李爾王》改編成日本戰國背景的《蜘蛛巢城》和《亂》，中國電影《夜宴》來自於《哈姆雷特》。
與此相對的是，《紅樓夢》篇幅長，人物線索複雜，情節性不強，一眼望去讓人有眼花繚亂之感，閱讀門檻比較高。作為古代小說，在今天是沒有所謂“譯文”的，與今人的閱讀習慣也有隔閡。這部長篇小說要改編成電影相對困難，而拍攝電視劇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了，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投入才能呈現出其美感與質感。老版《紅樓夢》電視劇拍攝時，演員花了幾年時間研讀原著和接受其他訓練，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樣也難以複製。《紅樓夢》同樣流傳於戲劇當中，但傳統戲劇在今天同樣處於衰落之中，吸引的新觀眾並不多。
二者的傳播狀況從一開始就有巨大的差別，這與兩位作者的身世及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曹雪芹家道中落，在困苦之中“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作品卻停留在手稿上，在他生前只能在朋友之間傳閱。加上清代的高壓環境和文字獄，這本鉅著在民間的傳播也遮遮掩掩，提心吊膽。與之相對的是莎士比亞在當時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名滿英倫，風光無限，他生活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女王的政治智慧與包容之心惠及文學藝術，女王與繼任君主對文學藝術都相當支援。寬鬆的政治環境，以及資本主義興盛上升，市民文化生活的豐富都為戲劇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儘管莎士比亞創作了大量揭露宮廷黑幕的歷史劇，甚至已經可以認為是影射當時，王室並沒有因此而對他進行懲罰。詹姆士六世時期，莎士比亞和他的劇團都身列“國王供奉劇團”，在國王庇護之下，擁有榮譽頭銜。
在後世的傳播中，《紅樓夢》的外傳與莎士比亞作品的東傳都與傳教士的活動有關。《紅樓夢》很早就已經傳播到日本、北韓，俄國希臘東正教傳教士將早期脂評抄本帶回俄國，到此時，《紅樓夢》主要以原文形式流傳出海，讀者也侷限於精通中文的漢學家。但1830年起，逐漸有了《紅樓夢》內容的外譯，1892年，英國駐澳門副領事喬利節譯了《紅樓夢》前56回。大致相當的時期，莎士比亞的名字也被介紹進中國，1903年，上海達文社首次用文言文翻譯了蘭姆兄妹改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題名《澥外奇譚》。
但傳播的結果仍然不同。莎學在本世紀初就引起了中國當時優秀知識分子的注意，並由他們大力推廣介紹，其精神已經成為文學創作之指導，紅學在西方的影響就沒有這麼大。這與當時的國情是分不開的，中國近代的衰弱讓志士仁人向外尋求改造中國的方法，對外來文化的推崇中也有文學之外的理由。
《紅樓夢》不是莎士比亞，是時代、個人等諸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但今天我們繼承、發揚本國優秀文化，可以將它推向世界，讓它成為“莎士比亞”式的文明符號，讓世界瞭解中國，也增強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化的自信。
參考文獻
《誰讀懂了<紅樓夢>？——紀念曹雪芹誕辰300週年》 張真慈
《文化多樣性·文化對話·文化間性》 金元浦
《新京報》2014年4月20日版
《經典的改編與改編的經典——論莎士比亞電影改編及改變研究的意義》 張衝
《尋找“中外文化比較”的共性與個性——從莎士比亞與曹雪芹的著作談起》 胡德平
《紅學與莎學的東西互漸》 李偉民
《從傳播學看<紅樓夢>與莎士比亞作品》 李偉民
《千古文豪誰堪憐》 王龍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中難以逾越的高峰，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與文化價值。周汝昌先生將其評價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文化小說’”，他說， “從所有中國明清兩代重要小說來看，沒有哪一部能夠像《紅樓夢》具有如此驚人廣博而深厚的文化內涵的了”。
而在世界視野上，《紅樓夢》同樣有著崇高的地位。有人這樣說：“如果沒有曹雪芹,在面對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普希金、托爾斯泰時,很難想象,我們將處於何等尷尬的境地。而有了曹雪芹,在面對這些世界文學巨匠時,我們則毫無愧色,因為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學經典媲美。”《紅樓夢》是可以與其他國家最優秀的著作對標的偉大作品，但它們的過去與現狀也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同。
01如《紅樓夢》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同樣是包羅永珍、成為反映當時社會、民俗各個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藝術經典。它們的社會性、符號性，也使得它們在異域的傳播成為必然和可能。而且隨著中外文化交流，這兩位作者的影響從本土逐漸擴充套件到世界範圍，他們的作品已經超出了文學的意義，擴大為一種指導文學創作的原則。近代以來，二者都成為國際文化學術界所熱衷的話題，形成了以作者及其創作為研究物件的專門性學問，即紅學和莎學。在思想性上，曹雪芹寫下了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的衰亡史，莎士比亞則是中世紀後期的作家，兩人的著作都反映了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在腐朽的時代之中點亮了人的光輝。
儘管在地位上位居同列，高度被世界所承認，但我們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即使是在中國，真正接觸過《紅樓夢》及其衍生作品的人也並沒有那麼多。《紅樓夢》在學術領域是顯學，在文化普及層面卻不容樂觀。相較而言，以各種形式接觸過莎士比亞作品的人可能更多。在作品傳播的廣度上，《紅樓夢》和莎士比亞作品存在較大的區別。
這與作品本身和作者的境遇都有密切的聯絡。我們提起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因為被選入過語文課本或“名場面”，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而對他的十四行詩等作品可能不甚瞭解甚至是沒聽說過。可見劇作在莎士比亞作品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劇作不僅僅能展現出文學的魅力，還有指導表演的實際功能，透過與本時代的人、物質條件相結合，而不斷更新著自己的內涵。世界上現在有三大莎士比亞劇團：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加拿大斯特拉福莎士比亞戲劇節、美國俄勒岡莎士比亞戲劇節；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劇場裡仍然上演著這些經典劇目，一代又一代的演員將這些作品呈現給大眾。為表演而創作的口語化文字在演出中再加改變，古英語所遺留下來的佶屈聱牙的部分被過濾掉了，演出也就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
02此外，在當代，節奏緊湊、情節性強的劇本在改編成電影方面有著相當的優勢。經典文學的電影改編幾乎與電影誕生同步，第一部“觸電”的經典文學作品，1899年的默片就是莎士比亞的《約翰王》，據統計，世界的電影業把莎士比亞的37部喜劇全部進行了改編，總共拍攝了600多部電影，莎士比亞的作品甚至融入到跨文化語境中，如黑澤明將《麥克白》、《李爾王》改編成日本戰國背景的《蜘蛛巢城》和《亂》，中國電影《夜宴》來自於《哈姆雷特》。
與此相對的是，《紅樓夢》篇幅長，人物線索複雜，情節性不強，一眼望去讓人有眼花繚亂之感，閱讀門檻比較高。作為古代小說，在今天是沒有所謂“譯文”的，與今人的閱讀習慣也有隔閡。這部長篇小說要改編成電影相對困難，而拍攝電視劇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了，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投入才能呈現出其美感與質感。老版《紅樓夢》電視劇拍攝時，演員花了幾年時間研讀原著和接受其他訓練，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樣也難以複製。《紅樓夢》同樣流傳於戲劇當中，但傳統戲劇在今天同樣處於衰落之中，吸引的新觀眾並不多。
03二者的傳播狀況從一開始就有巨大的差別，這與兩位作者的身世及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曹雪芹家道中落，在困苦之中“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作品卻停留在手稿上，在他生前只能在朋友之間傳閱。加上清代的高壓環境和文字獄，這本鉅著在民間的傳播也遮遮掩掩，提心吊膽。與之相對的是莎士比亞在當時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名滿英倫，風光無限，他生活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女王的政治智慧與包容之心惠及文學藝術，女王與繼任君主對文學藝術都相當支援。寬鬆的政治環境，以及資本主義興盛上升，市民文化生活的豐富都為戲劇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儘管莎士比亞創作了大量揭露宮廷黑幕的歷史劇，甚至已經可以認為是影射當時，王室並沒有因此而對他進行懲罰。詹姆士六世時期，莎士比亞和他的劇團都身列“國王供奉劇團”，在國王庇護之下，擁有榮譽頭銜。
在後世的傳播中，《紅樓夢》的外傳與莎士比亞作品的東傳都與傳教士的活動有關。《紅樓夢》很早就已經傳播到日本、北韓，俄國希臘東正教傳教士將早期脂評抄本帶回俄國，到此時，《紅樓夢》主要以原文形式流傳出海，讀者也侷限於精通中文的漢學家。但1830年起，逐漸有了《紅樓夢》內容的外譯，1892年，英國駐澳門副領事喬利節譯了《紅樓夢》前56回。大致相當的時期，莎士比亞的名字也被介紹進中國，1903年，上海達文社首次用文言文翻譯了蘭姆兄妹改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題名《澥外奇譚》。
但傳播的結果仍然不同。莎學在本世紀初就引起了中國當時優秀知識分子的注意，並由他們大力推廣介紹，其精神已經成為文學創作之指導，紅學在西方的影響就沒有這麼大。這與當時的國情是分不開的，中國近代的衰弱讓志士仁人向外尋求改造中國的方法，對外來文化的推崇中也有文學之外的理由。
04《紅樓夢》不是莎士比亞，是時代、個人等諸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但今天我們繼承、發揚本國優秀文化，可以將它推向世界，讓它成為“莎士比亞”式的文明符號，讓世界瞭解中國，也增強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化的自信。
參考文獻
《誰讀懂了<紅樓夢>？——紀念曹雪芹誕辰300週年》 張真慈
《文化多樣性·文化對話·文化間性》 金元浦
《新京報》2014年4月20日版
《經典的改編與改編的經典——論莎士比亞電影改編及改變研究的意義》 張衝
《尋找“中外文化比較”的共性與個性——從莎士比亞與曹雪芹的著作談起》 胡德平
《紅學與莎學的東西互漸》 李偉民
《從傳播學看<紅樓夢>與莎士比亞作品》 李偉民
《千古文豪誰堪憐》 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