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轅劍7》是中國產遊戲系列的最新一部作品，遊戲中，墨家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設定。

《軒轅劍7》中的神秘墨家少女

戰國時代，諸侯紛爭。有感於生產生活資料的有限，以及戰亂對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害，俠者墨翟振臂一呼，建立墨家，提倡“兼愛”“非攻”，與儒家比肩而立，與道家分庭抗禮。

墨子像

先秦諸子百家中，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儒、墨、道、法四家。秦漢以降，儒家成為了中華文化的正統，法家主宰了專制王朝的廟堂，道家佔據了民間社會的空間。唯獨墨家曇花一現，衰落於秦季漢初之際。如此重要的一個學術流派竟然會突然不見蹤影，無人傳承。

甚至在司馬遷編纂《史記》之時，只能做到在“孟子荀卿列傳”末尾提及一下墨子：“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寥寥24個字，與其他諸子百家連篇累牘的記載比起來，似乎有些厚此薄彼的意思。其餘雜說到了漢代，或顯或隱，或盛或衰，至少有跡可循。

唯獨墨家，在歷史中轟轟烈烈地存在過，卻在亂世中由達趨微，乃至分崩離析，這究竟是歷史的選擇還是另有隱情？這種反差極大的現象十分耐人尋思，既有墨家自身的組織特徵所致，也有時代的必然。

苦行清修

成為墨家弟子需要相當高的自我覺悟：

必須有強烈的獻身精神——“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必須能接受樸素艱苦的生活——“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必須懷抱熾熱的博愛之心，而不講私情……

不過墨子的確強大，我們在教科書中都學過“墨子救宋”的故事，墨子憑藉沙盤演練，乾淨利落地說服了公輸盤與楚王，打消了他們發動戰爭的念頭。墨子的個人魅力因此得到極大彰顯——只要墨家幫誰，誰就不會敗，這種觀念吸引了一眾仰慕者。因此，即使墨家學說如此嚴苛，還是在那個紛亂世間感召到許多信徒，以成為高尚而純粹的人為終極追求。

不過，墨家的道德規範實在太高，據財必以分人，殺己以存天下。這種毫不利己，無私奉獻的精神固然偉大，卻顯得不接地氣。

反觀儒家，所倡導的行為準則主要以血親為核心，從而推己及人，所謂的為父之慈，人子之孝，夫妻之義，兄弟之悌，朋友之信等等，都在綱常範圍之內，比較容易讓人接納。此外，儒家還有諸如知錯能改、見利思義等等教誨，並不使人“吃虧”太多。

很多時候，墨家對人下起手來也夠狠的。當時，諸子百家提倡節用，但略有不同。比如儒家就有：“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連有法家傾向的荀子也知道：“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黃老學派則更是大大方方的提出“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蓄狗馬，百姓藏布帛。”

但是，墨家一下子走向極端：“凡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涼者，其餘皆去之……其為宮室，冬以御風寒，夏以御暑雨，其餘者去之……舟車之道，以車行陵陸，舟以行川穀，以通四方之利，其餘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用者不加。”

這是徹徹底底的實用主義，也就是剛剛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戰國時楚蘭陵令荀況（《歷代聖賢名人像冊》）

同時，儒家也懂得享受美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陶醉音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但墨家就對諸多藝術形式感到反感，無形中抹殺了人們的審美需求。墨子謂之：“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赤裸裸地表達了對音樂的嫌棄。

（清）焦秉貞《孔子聖蹟圖》學琴師襄

墨子的門徒統稱為“墨者”，也叫短衣幫，平日裡短衣草鞋，聞雞起舞，大搞武術訓練，以吃苦為樂事。

看到墨家這般“老實”，無怪乎連道家的莊子也忍不住批評幾句：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意思大概是，墨家的主張未免太偏激，普通人不容易接受，組織紀律也太嚴格，生活其中而如魚得水的，恐怕只有他們自己。這些墨門子弟，生前勤勞，死後蕭條，未免太殘酷。墨家的道違反潮流，使人害怕啊，使人寒心啊。縱有墨子獨挑重擔，天下人也不會理睬，為之奈何？如此之道不合時宜，還談什麼內聖外王，差得太遠了啊！

後繼無人

墨家只是一種世俗學說，卻有著出世般的禁慾規定。然而，佛教能為信徒提供一套靈魂救贖的法門，享受心靈的愉悅。在完備的體系下，虔誠的佛門弟子可以為了追求永恆的極樂而暫時忽略現實的艱苦。這些許諾，墨家做的遠遠不夠。墨家只是很虛妄的提出了鬼神觀念用以勸人行善，且以督導與威嚇為手段，很難激起民眾自覺，無法形成信仰的基礎。

不靠形而下的物質動機，也不靠形而上的精神慰藉，僅僅是理想主義和自我感動，無法維繫普遍而長久的吸引力。墨家最後只能“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逐漸人才凋零。

諸子百家中，儒家最重教育，孔子作為萬世師表，坐下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其中又有不少弟子效法孔子，周遊各地講學，開枝散葉。而墨子及其學派則全然不同，大思想家只有墨子一人。其弟子以及再傳弟子，只會擅長製造兵器和城防守備。以墨子畢生行跡來看，他不是一位教育家，更像是一位反戰鬥士。《墨子》53篇中僅《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5篇記述墨子生平言行之跡，間有師生問答。另外在《備城門》等11篇專論防禦之術的記錄中，略有師生往來的隻言片語。

墨子聚徒講學（圖片採自錢文忠《班墨傳奇》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1月）

從雪泥鴻爪中，可一窺墨子對接班人的培育模式，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則有關教學的記述是在《魯問》當中。

“魯人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死，其父讓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而猶欲糶，糶讎，則慍也。豈不費哉。’”

說的是，魯國有人把兒子送到墨子那裡學習，結果兒子戰死，父親便來責備墨子。墨子說：你要讓你的兒子向我學習，現在他學成了（墨家精神），作戰死了，你卻因此慍怒，猶如想賣米，賣完了，就慍怒了。豈不荒謬？

墨子的鐵面無情，使他對親情冷漠。墨子的教學是以軍事目的為主旨，而不是以學問為核心。也就是說，墨子重實戰，輕學術。以此觀之，視弟子戰死為“學成”毫不奇怪。

墨子本人，大半生奔波遊走於諸侯國之間，反對戰爭，呼喚和平。在其年老力衰後，繼任的鉅子孟勝率弟子為楚陽城君守城。其時，正值吳起變法，吳起論功行賞的行為，激起了楚國貴族的強烈反對，陽城君站在貴族一邊，趁楚悼王死後之機，起兵殺掉了吳起，並毀壞了楚悼王屍體。楚肅王即位後，依法誅殺了一批貴族，並收回他們的封地。陽城君來不及與孟勝告別，落荒而逃。此時，身為鉅子的孟勝十分尷尬——守，並無起兵的信符；走，辜負陽城君的信任。孟勝思考後，認為受陽城君所託，無法守護其屬地，必須一死。弟子徐弱勸道：為城陽君死可以，但其死無益，又絕了墨家的衣缽。對此，孟勝答道：“我與陽城君非師友既君臣。不死，無以示視後人，無以立墨家之高標；死，其實是實施墨家之義並能光大其業。況且已將鉅子之位傳給宋國的賢人趙襄子，何懼後繼無人。”徐弱說道：“果能如此，弟子請先死為先生清掃道路。”於是自刎於前，同死者一百八十人。孟勝死後，三個弟子將資訊傳給趙襄子後欲還楚同殉，趙襄子急忙阻止：“我已是鉅子，當聽我的。”但弟子不聽，返楚一同赴死。

墨子率領的集團，與其說是學派，勿寧說是紀律嚴明的軍事組織。這樣義無反顧的團體誠然能在社會上發揮影響，但是卻難以找到合適的方式存續。

首先，墨家長年奔走於救亡存弱之途，無暇組織有效的學術研討、開展正常的教學活動。大多弟子接近愚忠，直接受信念或者組織的引導，而並未深入思考墨家精神以及實踐戰術，導致學說後繼乏人。

其次，墨家兼愛眾生，常為弱者守城，屢次遭遇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弟子又難以及時補充，很容易迅速凋零。

最重要的是，墨家並不隸屬任何諸侯勢力，多數物質都靠自力更生，很難維持長久保障。而且由於行俠仗義，反而處處得罪冤家對頭，很難在社會中取得穩定地位。不過兩三代“意氣用事”，就到了衰歇消散的境地。

外界打壓

在亂世當中，需要一群人起身倡導和平、幫助百姓、拯救民眾於水火。墨家精神的壯大與盛行正應和了那個時代。墨家弟子致力反戰，“兼愛”“非攻”等理念最終只能導向多國並立的情形，這與秦國橫掃六合一統天下的野心公然對立。

況且，墨家演變到最後，不只是一個思想流派，墨者的組成大多是手工業者或農民，更是先秦第一個具武裝自衛且有文明哲學支援的隊伍。墨家同時掌握著高於其他諸子百家的科學與軍事技術，自然招致秦國的猜忌。為了根除任何具有潛在威脅的武裝力量，秦朝也不得不拿墨家開刀。

墨家這種半軍事化的組織，無論其目的是什麼，都會被視為國家隱患。最可怕的是墨家法典的獨立性，使鉅子可以不顧君命，脫離國法的轄制在組織內普遍實行。

例如，墨家有一個門徒叫勝綽，墨子派他去齊國做官，結果他見利忘義，違反墨家主張，竟然幫助齊國攻打魯國，訊息傳到墨子那裡，勝綽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批評。

還有一事更可見墨家內部的絕對服從，墨家鉅子腹榮之子殺人，秦惠王因其年長且只有一子讓官員不要殺他，但腹榮卻不為所動，因為墨家紀律就是殺人者必死，傷人者必懲，並對秦惠王說“王雖為之賜，而令吏拂誅，腹凡豢剎恍心者之法”，鉅子竟然直接違逆君王指令，殺掉兒子。墨法儼然成了獨立於國法之外的法律。

韓非像

秦國雖倚重過墨家，但是必得除之而後快。首先，透過整治重要工業，用奴隸與罪犯替代了墨家弟子的崗位，阻斷了墨家生計。然後，在無差別打擊下的“焚書坑儒”運動之後，各類書籍幾乎被焚燬，墨家勢力同樣遭到重創。更不幸的是，儒家也並未對與之同病相憐的墨家予以援手。

到了漢代文帝時，多方積極搶救被秦朝焚燬的文化典籍。儒家大師張蒼增補《九章算術》；秦朝博士伏生背誦《尚書》；《禮記》《戰國策》《楚辭》等著作也得到了重新修訂整理。但是墨家學派不在搶救之列。孟子就曾直接打壓攻擊過墨家：“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西漢的統治思想越來越受到儒家的影響。在休養生息恢復國力後，漢武帝最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家一躍成為主流。在儒家的大幅擴張過程中，墨家的發展空間也被極大削弱了。

不合時宜

毫無疑問，在“獨尊儒術”前，墨家思想已經開始衰退。因為墨家的許多主張都在對抗與偏離傳統精英文化中根深蒂固而又廣泛認同的取向。比如，奢侈的葬禮，優雅的音樂，美麗的服飾等等。墨家所提出的“儉用”與“節葬”顯得不合時宜。可一切又充滿矛盾，許多墨家弟子作為當時的知識階層，必須在精英位置上才能發揮才能。

儘管墨子本人並不去求得貴族的任用或供養，可當時計程車人卻並不都這麼“高風亮節”。願意跟隨墨子學習的弟子絲毫不會掩飾慾望。對此，墨子仍要為門下弟子積極奔走：“子墨子使管黔傲遊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全都是墨子為弟子求仕的經歷。

墨家弟子無論擁有何等技藝與道德品質，其根本的生存方式還得與“士”保持一致。他們既有“志於道”的理想，仍要接受“從於王”的現實。可是“士”的生活習慣就與“儉用”“節葬”等理念格格不入。

又比如“兼愛”，被認為是墨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最早提倡人人平等的學說。可是，那個時代恰恰是最講究等級的時代，墨家一句口號就試圖消滅社會等級，顯得太過理想。相較而言，儒家則沒有提及絕對平等，反倒用“人皆有惻隱之心”建立起共情與理解的基礎。墨子的兼愛起源於“天”普愛眾生，相當粗疏。從根本上說，就是原始社會的低階平均主義，與“不患寡患不均”的樸素觀點接近。可這都與墨家自身所處的立場相違背。

墨子代表的墨家畢竟出身於“士”階層，由於其階級的侷限性，不管其思想的平民性有多少，也不管他們如何為民奔走呼號，他們都沒有勇氣與原有的階層徹底決裂。這種錯位使得儒家有機可乘。在世卿世祿制度下，以“學而優則仕”為目的的學人哪還聽得進去墨家思想，更不會為墨家搖旗吶喊了。

自漢魏以來，儒家幾乎對墨家思想集體禁言，使得墨家成為所謂“絕學”。

但話說回來，墨家雖然消亡，但先秦諸子中，最熱切於救世者莫過於墨家，只有他們才真正做到不可為而為之。墨家弟子扶弱抑強，力阻戰爭，將並不強大且難持久的有限力量全然傾注，在亂世的黑暗中迸發出燦爛的光火。這種俠義精神不會磨滅，永恆地流傳了下來。

儒道法，以及後世的舶來品佛家都擁有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基因，而墨家思想卻講求人人平等，所以不為統治階級認同。統治階級的打壓再加上內部矛盾，墨家就沉寂了下來。不過，墨家思想是不會消逝的。國外的烏托邦說法和馬克思思想，誰知道是不是受墨家思想影響呢。國內有沒有墨者，我不清楚，最起碼我是一個很尊崇墨家的學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