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諸位邀

不得不說，一道很有深度的問題已經被活活答廢了，既然廢了，也不在乎我再來廢一下

“三冗”問題在仁宗朝就凸顯出來了

仁宗慶曆後，每年國用入不敷出，差300萬緡左右~《樂全集.論國計出納事》.張方平;

仁宗死後兩年(英宗治平二年)，短1570餘萬緡~《文獻通考.國用考》

“……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排程之急，計將安出哉？”~寶元二年(1039年)賈昌朝上疏

“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佔六軍，耗蠹縣官衣糧，有妨徵役，在京不啻數千人”~韓琦上疏

六月壬戌詔曰:“比命近臣議省浮費，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如前詔，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

仁宗認為:國用的確不足，是應該節省點了……要省就省朕的開銷吧，兵制、官制不能動。(所以士大夫們認為這是個好仁)

宋朝的兵制和官制是穩定的基礎。在不能對祖宗之法下狠手又要改善財政、充盈府庫的情況下，王安石變法只能以經濟變革為主，兼顧其它

“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 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 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 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從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宋史.王安石傳》

以釣魚個人觀點對諸法做簡單分析

1.青苗法:青黃不接的時候，由官府放貸，農民用(預期)收入作保，付給兩成利息(利率低於地主放貸)，與秋糧一併交納官府。看起來是雙贏

當一項特殊時期於區域性有利的措施被官府推廣，並作為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後來會怎樣不用多說。比如，明明你不缺錢，官府平白無故強行給你送上半年利率20/100的大筆借貸關懷，估計你心裡也不會太高興。

2.均輸法:以前無論豐歉，地方交納朝廷的物資定額相同;均輸法要求各地方在京城設立專倉庫，物資便宜時就多買多蓄，反正平均輸納的錢糧與往常一樣就行。

均輸法減輕了地方官府的負擔，類似於zf採購

3.保甲法:本意是想以保甲替代缺額募兵，替朝廷省錢。

二丁取一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時期意味著什麼不言自明，有自斷手足避役的人;以保安代替正規軍也導致宋朝軍事能力進一步降低。(詳見2017.8.22我在問題“宋朝的募兵制有多強”下的答案)

4.免役法:每個人都有為國家服勞役的義務，有錢人不想服役，交免役錢由官府僱人代為服役;公平起見，以前不用服役的“單丁”和“女戶”現在也有為國家作貢獻的權力。

因為馬老闆每年個稅交1億，所以你每年也得交10萬。這很公平？

5.市易法:官府透過賤買貴賣，給商人放貸，介入流通領域，平抑物價。

經驗告訴釣魚，官府對商業介入越深貓膩越多，民資之間可以公平競爭，跟官資競爭一個試試？再者，你這個民資還享受著官資20/100的硬性關懷。防止民資壟斷最後演變成官資壟斷。

6.保馬法:宋朝馬政腐敗，迫不得已讓民間養官馬，給養馬戶一定的優待和補償;馬出現死、病的情況，養馬戶要負責賠償。

養馬是個技術活，隨便扔兩把草不能養出優良的戰馬。保馬法是使宋朝官馬退化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使很多養馬戶破產。

7.方田法:對漏稅的隱田進行清查，對耕地的肥沃貧瘠進行重新評估，按等級交納田賦

宋朝吏治腐敗，“官戶”享有減賦的特權，官富勾結，清查出的360萬畝土地大部分來自自耕農。

變法使宋朝朝廷收入劇增，“中外府庫，無不充盈”，從王安石新法上甚至可以找到很多當代金融運作的影子，但是違背了“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初衷，造成了與民奪利的後果。

在傳統農耕社會，最現實的情況是

“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司馬光

重開源而不重節流，對民間過分盤剝帶來的紅利自然無法持久，所以靖康年的宋朝

“無兵無財，天下瓦解”~朱熹

要變法，就需要有一批執行新法的自己人。激進的變法遭到舊黨和中間派的強烈反對，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提拔了一批投機新法的奸臣酷吏，為日後激盪宋朝政壇數十年的黨爭埋下了伏筆。

王安石為了推進新法貶黜了一大批反對者;為了獲得神宗的全力支援，鼓勵“聖心獨斷”。變法由“國事之爭”轉變為“黨同伐異”，使皇權失控。

“神宗盡得荊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年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左右趨承耳”~朱熹

釣魚竊以為:

靖康之禍，徽欽父子“作”也是一大主要因素，卻無大臣可以阻止，皆由此故

這才是熙豐變法最失敗之處。

雖然，釣魚對荊公的勇氣和個人操守是萬分景仰的

大補丁

1.在這個問題上，現代人沒必要站隊吧？！

第一段就交待了變法背景，之後也肯定了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變法富國的目的

2.宋代是傳統農業社會，不具有相對完善的工業、金融體系，皇權不下鄉，缺乏專業人才，鄉賢們在執行的過程中難免走樣;今天的改開是建立在完備的重工業體系、金融體系以及農業科技大發展基礎之上，循序漸進地進行變革。

3.對司馬光反對變法的理由作簡單分析

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練保甲，教習兇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

以下是釣魚個人看法

青苗錢的確使很多不需借貸的人背上了債務，這筆錢是在交秋糧的時候一併交予官府，官府怎麼會“無所得”？第一條，半真半假

交免役錢是免上戶之役的前提條件，“免上戶之役”的指責不成立;原本無役的“單戶”、“女戶”現在要交“助役錢”，“斂下戶之錢”的指責成立。第二條，寓假於真

市易司加強了官資對市場的控制，增加了官府收入;放貸給民間商人自然要動用官府的錢，有償借貸並非“耗散”;市場就這麼大，必然與“細民爭利”。第三條，假多於真

宋朝“侵擾四夷”？我竟無言以對。第四條，不解釋，不成立

為省去募兵費用創立保甲法，保丁專事校閱捕盜，徵用精壯，侵擾平民。第五條，成立

循循守舊的洛派士大夫們強烈反對新法，自然不可用，在急推的過程中連原本贊成部分新法的蜀派都一併打擊了，也只有投機的“狂狡之人”可用;水利是發展農業的基礎，興修水利設施不花錢不勞人？也虧砸缸能想出來。第六條，前半段有原因的成立，後半段純屬“欲加之罪”

憑著這些真真假假的理由，老王下課了

從側面反映出朱熹那段話是有道理的。

4.王安石超前的思維遇到農耕的宋朝，宏大的計劃遇到低下的執行力，最終走樣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5.上世紀三十年代，華萊士借用青苗法和市易法使美國度過了大蕭條

6.不符合現實狀況的經濟措施是無法堅持下去的

這些日子，倔奇算是在“閉關”吧。偶爾回答幾個問題，總感覺詞不達意，又默默刪掉，還真是有點兒江郎才盡、黔驢技窮的體會。

現在感覺狀態稍稍有所恢復，趕緊不避愚鈍，回答這一道看似遠在天邊的問題。

倔奇仔細看了一些答友的精彩見解，頗有啟發。在倔奇看來，王安石變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北宋王朝作為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亦是一個巨大的有機整體，如果這個機體出現了許多症狀，是需要一位好大夫開出良方來的。

再者，王安石不遺餘力地推銷他的治病良方，終於獲得宋神宗的認可，並且在後者的大力支援下推而廣之。

最後，效果如何呢？在北宋朝廷內部出現所謂新黨、舊黨，黨同伐異、互相傾軋，新黨、舊黨輪番上臺，朝廷政策搖擺不定。

若用中醫術語來形容，用了王安石的猛藥之後，短時間機體好像強壯了一些，可是機體內部氣機不順、陰陽不調，已經處於很嚴重的紊亂狀態啦。

由此，倔奇認為治理國家真是一件很需要智慧、能力和技術的事情啊！

北宋是中國在經歷混亂的五代十國之後，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雖然疆域面積在全盛時期只有460萬平方公里，穩定的控制疆域約280萬平方公里。

但是北宋的經濟、文化、科技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遠超過了漢唐的繁榮，雖國土面積狹小，卻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口過億的朝代。而且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0%-25%。

但就是這樣一個繁盛的王朝，卻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進攻下亡國，靖康之恥，徽欽二宗被擄北上，兩宋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唯二亡於外族而非內亂的朝代。

現在關於北宋滅亡的主流觀點

第一個觀點——腐敗亡國

北宋因為政治腐敗導致最終的滅亡，這是最主流的認知，也可以視之為最主要的原因。腐敗的政治導致北宋逐漸喪失了對遼、金的綜合國力的優勢。

著名宋史學者張邦煒就提出：“北宋絕非落後捱打，實因極度腐敗而亡國”的觀點，腐敗使國家機器癱瘓，軍隊戰力喪失。

第二個觀點——守舊亡國

這個觀點的產生基於王安石變法。主要認為，王安石變法未能進行到底，沒有使社會得到徹底的革新，斷送了北宋王朝改變積貧積弱的大好局面。

魯迅先生是這一觀點的代表，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寫道：“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第三個觀點——革新亡國

這個觀點最早指的是蔡京變法，而不是王安石變法，雖然前者是後者變法的堅決擁護者。也是因為支援變法而得到快速升遷的，但是其變法的力度與後者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觀點也是在南宋中比較盛行的，畢竟要為亡國找找理由，但帽子不能扣在皇家身上，就找大臣唄。南宋中興四賢相之首趙鼎曾言：“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禍。”

現在對於北宋滅亡的原因，觀點有多種，除了上述的三種，還有比如國策的失誤，不該聯金滅遼等等，而且更多的考慮綜合因素對北宋滅亡的影響。狼君認為的北宋滅亡的因素，分為以下幾點。

北宋晚期的社會腐敗，導致北宋的最終滅亡，這是狼君認為的最主要的因素，最關鍵的因素。因為其他因素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因素，不會過快過於直接的影響百姓，但政治腐敗，卻會實實在在的直接影響百姓。

北宋的腐敗，是從上到下深入骨髓的腐敗。宋徽宗本人就是一個昏君，在吃喝玩樂上的確“造詣頗高”，但是在治國之術上，卻盡顯昏聵無能。

宋徽宗本人吃喝玩樂，還任用一批和他臭味相同的奸佞大臣，國家高層全部是投機分子，真才實學沒有一分，吃喝玩樂卻花樣百出。

對於這些臭味相投的王公大臣，宋徽宗以為摯友，推心置腹的信任，使得這幫親信大臣無所顧忌，大肆斂財，發展黨羽，無度揮霍，使北宋進入了最黑暗的歷史時期，漸漸失去了立國的群眾基礎。

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也初顯成果，為北宋王朝積累了相當可觀的財富。可這辛辛苦苦攢下的國庫，卻成了宋徽宗揮霍的資本。

身邊有一幫投機倒把的大臣恭維，宋徽宗的小日子必須過的舒舒服服的，每天玩樂享受，升級一下皇宮也是應該的嘛，於是北宋末年便開始大興土木。

皇家修園子，那麼各級經手的大臣，不層層扒皮喝點血，斂一波財，都對不起自己費盡力氣爬上的高位。

僅僅為了給園子蒐集裝飾所用奇花異石，就專門在蘇州設應奉局，由於為皇家辦皇上最上心的事兒，應奉局得以為霸一方，成為“小朝廷”。

民間的財富，被各級官僚以各種藉口搜刮殆盡，百姓不少因此家破人亡，這也是方臘起義的重大原因。而類似為滿足宋徽宗揮霍而搜刮民財的事，數不勝數。

這裡指的變法亡國，並非指堅持新法或是堅持舊法，而是指一會堅持新法，一會堅持舊法。雖然在統治高層看來，只是一個會議在下達一個命令的事。

但是到了下面具體執行的各基層官府和普通百姓，卻是一件勞神傷財又耗時間的事情。可是北宋末年這一個時間段，卻新法舊法來回變換，使社會失穩。

變法政策不能穩定執行最大的因素就是宋朝的黨爭，黨爭歷朝歷代皆有，且都對王朝覆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北宋的黨爭更是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

在前期的黨爭，如熙豐黨爭、元祐更化等，雖然造成了一定的混亂，但是兩黨主要是政見之爭，出發點都是為了國好，只不過是對於新法好還是舊法好的爭論。

但是到了宋徽宗時期，任用的蔡京等人，不再是以變法或守舊法謀國強，而是以變不變法來逢迎聖上，變法和黨爭不再是為國，而是為己。

宋徽宗時代的變法，失去了變法為國家謀富強的根本利益，更多時候像是裝裝樣子，然後一群大臣逢迎，連帶著以利益為目的的黨爭，整個國家混亂不堪。

這一點也是說的最多的一點，都認為宋朝的制度有些矯枉過正，雖然是防武將權力過大威脅皇權，將一系列軍權都收歸到皇帝手中，並實行募兵制。

宋太祖在這一點上認為：“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叛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但是過度收歸軍權這樣的做法，使得北宋的軍力過於孱弱，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極大地削弱了軍隊，這樣的軍隊何來戰鬥力殺敵衛國。

而募兵制，在饑荒之年，大量招募饑民參軍，是解決了饑民生變的問題，但是這樣的軍隊軍心渙散，以混口飯吃為目的計程車兵大有人在，導致軍隊戰鬥力孱弱。

《水滸傳》中的林沖就能表現上面的兩個問題。兵將分離制度，林沖只是一個教頭，就是教士兵習武，職位低也沒有什麼權利，空有一個噱頭。

而一號稱八十萬禁軍，就想著宋朝有都少的兵力，光禁軍就有八十萬。實際上宋朝的軍隊幾乎都是禁軍，而且募兵制導致的兵多而不精的現象嚴重。

以上就是狼君個人認為的導致北宋最後滅亡的原因，是一個多方面原因的綜合，腐敗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此之上又滋生出了各種不利因素，最終各種原因相互作用，外族入侵的最後一擊，使北宋走向滅亡。

王安石變法只是觸動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士大夫讀書人，變法沒有成功，守舊派從新掌權，從各方面詆譭汙衊王安石！史書是都他們寫的，所以你懂得！！！

雪峰居士看到這個問題都沒去查資料、沒去看書，第一反應就是覺得有這種說法的人就是扯淡邏輯。為什麼說是扯談邏輯？因為按照他得意思，王安石不變法北宋就不會加速滅亡，所以北宋滅亡了就怪王安石。這跟社會上某些三四十歲的人自己不爭氣、好吃懶做還啃老，到頭來怪父母沒教好，不是一樣的扯淡邏輯嗎？按照這個說法，乾脆趙匡胤他別建立宋朝好了，這樣宋朝就沒出現過也就不會亡啦！同理，父母不生某些人是最好的！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宋朝“冗官”“冗兵”“冗費”造成國家財政支出困難，而兵雖多但弱。為改變這種狀況宋朝統治階級內部實施的改革，宗旨當然就是富國強兵。沒看錯就是富國強兵，沒什麼好奇怪的，宋朝雖然經濟文化發達，可是錢要麼在富人手裡要麼進貢給了遼、金等國；兵就不用說了，上面說過兵多但弱。

其實就是“富國法”和“強兵法”。細分來太多，比較著名的就是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等。

王安石肯定沒讀過《史記 劉邦本紀》，不然不會這麼操之過急，不懂得權衡各方利益，後世有人形容，王安石變法就是“一刀切”法，這形容太到位、太深刻，可謂入木三分。那麼王安石變法的好處肯定是顯而易見的，要不然不會自宋神宗後一直爭論不休，最後被定義“新舊黨爭”。可是錯就錯在王安石太過於急於求成，造成保守派的全力反彈。

沒讀過幾天書的劉邦還知道“進三步退兩步”的道理，可為什麼讀了那麼多書的王安石就不明白呢？難道他以為有宋神宗的支援就萬事大吉？很顯然，王安石的政治水平沒過關，不知道政治利益的平衡與妥協。

所以，變法失敗是肯定的，王安石自己被罷官也是肯定的。只是因為他變法的內容卻是好，所以他之後的人才喋喋不休，爭論不斷。這跟王安石有幾毛錢關係啊？

北宋之亡，實亡於徽、欽二帝。而宋之聯金滅遼實為史上第一外交蠢策，豈不知弱軍焉能平起平坐？都說有宋一代文化繁榮，居士看來文化繁榮在民間，而皇帝、大臣都不讀史書，尤其是秦之張儀、蘇秦之書少讀矣。有宋一代，遼、金、夏、吐蕃諸部、南詔並立，合縱連橫難道不行乎？

首先，北宋的滅亡是諸多因素共同構成的，這裡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一概推在王安石身上未免不妥。

其次，我們就要來談談，為什麼有人會認為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他到底做了什麼呢？這，還得從北宋仁宗時期說起。

北宋仁宗時期，宋朝大軍在好水川被西夏軍隊殺了個落花流水，仁宗皇帝龍顏大怒，一怒之下罷免了韓琦等人的官職，可是，宋軍的戰鬥力等並未因此得到改變。為了駕馭武將，宋朝不斷調換軍隊的防區，並任意更換中下級軍官，以致於將不知兵而兵不知將，連自己的實力都不瞭解，還打什麼仗呢？武器裝備和訓練就更不必多提了。

再看仁宗時期的政治，改革勢力與保守勢力互不相讓，互相攻伐，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也因此夭折，空落得“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的自我解嘲之言。這就是宋朝的祖宗之法，讓士大夫互相扯皮，以加強皇權。但這也大大削弱了宋朝的決策力與行政效率。

經濟方面，青黃不接年裡，農民因生活困窘無法度過難關，於是高利貸橫行，官府也不管不問，這更讓農業經濟雪上加霜。

仁宗時期的危機被神宗原封不動地繼承了。神宗勵精圖治，自然要努力矯正這些問題。於是，在一些大臣的舉薦下，王安石登場了。

王安石曾是宋朝的基層官員，對這些社會問題都有一定的瞭解，在他當任宰相後，多次頒佈新法進行改革。例如在軍隊方面，淘汰老弱病殘，加強自身訓練。同時還在地方搞保甲法，組織民兵自衛。

在中央，王安石也改變選官用人的方式，例如要求考生就實際問題來運用經義解答。

為了解決農村地區高利貸橫行的問題，王安石命令由官府借貸給農民，收取低息來幫助農民度過難關。

這些辦法看得都不錯，可是，神宗畢竟年輕，缺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氣魄，而且瞻前顧後，擔心大權旁落，所以多次阻撓新法進一步推行，例如王安石擔任決策的角色，而負責執行的很多都是保守派官員。這些人三心二意，讓新法從一開始就跑偏了。

另外，在地方官府的借貸方面，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許多地方官與放高利貸者結成了新的利益關係，他們強迫農民借貸，並收取高額利息，這讓農民苦不堪言。

還有說明一點的是，為了培養騎兵，王安石竟下令把軍馬交給農戶人家來養，不說能不能養好，光此一措施便幾乎榨乾了不少人家幾輩子的積蓄，所以新法在執行上無疑變異為北宋政府對會資源的總掠奪。

因此，與其說王安石該為北宋滅亡負責，不如說該負責的是以皇權為核心的傳統官僚機制罷了。

參考文獻：漆俠《王安石變法》河北教育出版社

鄧小南《祖宗之法》 三聯書店

北宋以兵變起家，看重對兵權和兵力的控制，和平治國的思路一以貫之，倚仗官僚權貴集團治理國家，對外以金錢換和平，皇權被架空，軍力不強，而王安石推行之新法旨在削弱官僚權貴集團之力量，最終被扼殺，其改革並未對北宋政權產生實質性改良，北宋的滅亡這口鍋不能背在王安石頭上，官僚權貴集團的貪婪和皇帝的無能導致百姓生存空間被不斷壓制，民不聊生，農民起義四起，又無抵禦外患之力，內憂外患，這才是其滅亡之原因。

為什麼史書上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首先史書是以司馬光為首計程車族官僚階層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編寫的，他們為了自已階層的利益，對王安石當然是極盡攻擊汙衊之能是！

其次史官是代代傳承，對上一輩的傳統說法予以肯定。

其三因為王安石動了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土豪劣紳的蛋糕，斷了他們的財路，當然遭到上下統治階級一至的反對！

其四對於國家的失敗，史官們一定要找一個替罪羊，而王安石正好帶上這個帽子，把責任往他頭上一安，皇帝和官僚系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對其它想改革動他們乳酪的人也是一個警告！

其五用現在的觀點看，王安石變法有點操之過急，對反對派的反撲和制度的制約考慮不周，某些改革措施確實有擾民傾向，措施不到位，讓對方抓到了把柄，而後來者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行私利和報復對方的手段，使改革變相的變成了王安石的罪證！

歷史性改革，無非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顛覆性的革命，把舊的制度統統打倒，創立一種新的制度，從根夲上改變社會分配系統，如商鞅變革。另一種是在體制內變革，這就要困難的多，大多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無非是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乳酪，當改革領袖人物一旦離世，既得利益集團會瘋狂反撲，以至改革功敗垂成！

例如商鞅變法：一加強專制統治，先施行“相坐法”。二獎勵軍功，禁止私鬥。三獎勵耕織，懲戒懶惰。四重農抑商增加糧食儲備。五開墾荒田，增加稅收。六平均納稅，以田計算。七並鄉為縣，中央集權。八統一計量，便於管理。九發展水利，方便交通。十遷都咸陽佔據地利。當然這是那時的措施，當然有侷限性，但卻大大提高了秦國在列國中的地位，由於是顛覆性的制度性變法，雖然秦孝公一死，商鞅被車裂，但商鞅創造的制度性改革卻流傳了下來，為秦國統一全國提供了制度性法律，這也是秦律的初始版本。

西漢文帝，景帝時的賈誼，晁錯同商鞅的主張大同小異，主張削弱諸候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即政治上削藩，經濟上勵民耕，減賦稅，廣積糧，富人納糧受爵，用庫糧平抑物價，取有餘，補不足。結果，賈誼被貶，晁錯被腰斬。雖然他們為改革付出了代價，但這些主張還是被後代使用，在平息七國之亂後，漢武帝還是借鑑晁錯的辦法用推恩令支解了諸侯，改革措施反而加強了。

唐朝中期唐玄宗時期宰相姚崇，提出重用人才，嚴格法紀，禁止宦官干政，不許外戚專權，廢除雜稅，大開言路。等十項措施。在三十年中唐朝的實力大幅提升後世稱“開元盛世”可惜後期被玄宗破壞了。

現在我們說一說王安石。

王安石（1021一1086）享年65歲，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小官僚家庭出身，21歲時考中進士，初官至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嘉佑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受到神宗重視，累次加官至宰相，當時豪紳大戶，皇親國戚，商豪大賈，瘋狂兼併土地，中小地主破產，民不聊生，迫使農民造反，北方遼族，西北部西夏，大舉入侵，內外矛盾到了崩潰的邊緣。王安石提出的口號是：“變風俗，立法度”，富國強兵。其措施是：“制置三司條例司”受皇帝任命的財政經濟部門即戶部，度支，鹽鐵！在一系例法律中有均輸，青苗，農田水利，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將兵等一系列新法！總的原則是由政府出錢出面，將錢貸給農民，不允許民間借貸，機會均等，利益均沾，多地多交稅，鼓勵商業，增加商品流動，丈量土地，按土地厚薄好壞交稅，在強兵上，“消募兵驕志，省養兵財費”採用保甲之法，保甲法規定，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每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了，在農閒時集訓，平時負責巡查，維持治安。將兵法是專門負責輪流訓練戌守軍隊，派武藝精良之人訓練之！公元1076年全國已訓練保丁700萬人！國家開始強盛起來！

公元1086年宋神宗病死，哲宗趙煦上臺，司馬光被起用為宰相，推翻了宋神宗，王安石制定的一切變法革新措施，王安石抱恨而亡，改革失敗，守舊派瘋狂反撲，加速了土地兼併，貪汙腐化，賣官弼爵，土族大豪為所欲為，土匪惡霸橫行鄉里，我們在《水滸傳》中看到的宋微宗，蔡京，高俅，梁中書，祝家莊的三霸，高衙內，陸兼，蔣門神，西門慶，等人就是當時真實的寫照！當時的北宋早己是風雨飄搖的破廟了，一場風暴來臨自然轟然倒堨，因此當金人南侵，百姓並不抵抗，是恨透了這些貪官汙吏，土匪惡霸，士族大家，豪強劣紳，富豪大賈了。你說北宋的滅亡與王安石有什麼關係？

中國比較虛假的史書是宋史，不是一點假，有時太假。如果王安石變法能堅持下去，北宋一定會強大起來，最後統一中國的是大宋，而不是蒙古。王安石變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和抵制，最後破產了。史書是人編寫的，太祖皇帝還懼史官記錄自己不當言行。但自宋太宗干預史書後，史料就不那麼可靠了。史料要經過皇帝稽核，根據皇帝意見修改，史官就不能完全獨立行事了。司馬光的史書個人觀點塞進不少，至於宋史，他不敢寫。資治通鑑寫到宋朝就沒有了。司馬光眼中的變法，就是毒蛇猛獸。在這方面，司馬光就是個罪人。能夠編寫史書的，不是平民百姓，雖然可能是平民出身，但到寫史的時候，就成了地主階級了。他們一般都站在地主階級那邊，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詆譭王安石是當然的了。

可以肯定地說，北宋滅亡，決不是因為王安石變法。而是相反，是因為沒有堅持王安石變化。

如果堅持王安石變化，北宋不會亡國。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是富國強兵。主要內容是一

一，青苗法。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

二，農田水利法。政府鼓勵地方興修水利，開墾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各種差役，民戶不再自己服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服役。民戶按貧富等級，交納免役錢，原來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錢。這樣即增加了官府收入，也減輕了農民的勞役負擔。

四，方田均稅法。為了防止大地主兼併土地，核實土地數目，按土地多少，肥薄收稅。

五，保甲法。政府把農民按住戶組織起來，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家裡有兩個成年以上男子，抽一個當保丁，農閒練兵，戰時編入軍隊打仗。

王安石的變法對鞏固宋王朝統治，增加國家收入和國防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國家逐漸富強起來。

可是，變法嚴重觸犯了貴族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許多朝臣和貴族皇親的強烈反對。其代表人物是司馬光。正趕那年河北鬧旱災，出現了農民逃難的情況。反對派群起藉此攻擊王安石。原來支援變法的宋神宗也發生了動搖。王安石被迫辭去宰相職務。

神宗死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上臺，將新法不分好壞全部廢除。變法徹底失敗。

謝邀，北宋的滅亡，個人認為外交是主因，內政是輔因。因為北宋亡了後，南宋還支撐了一百多年，說明宋的實力還不至於象明末一樣，牆倒眾人推，清兵入關一潰千里。為什麼說外交是主因呢?就是那個糟糕的"海上之盟“，罪魁禍首是童貫和趙良嗣。北宋立國時北方就有一個強大的鄰國稱為遼國，宋太祖太宗哥倆都想征服遼國，收復大唐故土燕雲十六洲，打了25年敗多勝少。到了宋真宗的時候，雙方議和簽下澶淵之盟，兩國之間才安定下來，百年無戰事，到了宋徽宗的時候，這遼國下屬的女真人壯大起來，建立大金，與遼華人幹起來，宋金遼形成三國鼎立之勢。這時宋當家的是徽宗，遼是天祚帝耶律延禧，金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某一日宋徽宗派宦官童貫出使遼國，被天祚帝怠慢，心中不爽，正巧遼國的漢人馬植求見，提出聯金滅遼的建議，童貫回國後向徽宗推舉馬植，徽宗認為建功立業的機會來了，賜馬植跟自己姓，改名趙良嗣，並出使金國，走海路與金簽定聯合滅遼的”海上之盟“。為什麼這是個糟糕的盟約，一是之個盟約違背了澶淵之盟，宋成為背信棄義的一方。二是當時的宋遼象兩個年老體衰的大俠，而金象一位爭霸武林的壯漢，兩老漢聯手尚可抵住壯漢的囂張，一方倒戈，正好各個擊破。果不其然，遼是滅了，金人順便打到宋的家門口，把徽宗，欽宗兩位皇帝抓到北方的土坑裡，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恥，北宋至此而亡。北宋滅亡這事把死了四十年的王安石扯進來，是因為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著名奸相蔡京。蔡京這個人善於投機應變，早年還真與王安石有淵源。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元年主持變法，推行新政，蔡京於熙寧二年考中進士，當時王安石手邊缺幹部，蔡京作為新人，投靠王安石，成為新政的擁躉，自然進步很快。宋神宗死後，宋哲宗上位(9歲)，高太后當家，廢除新政，王安石被貶回家。起用司馬光等一批守舊派(史稱元祐更化)，蔡京又為司馬光出謀劃策，這種作派為士人所不齒，多次因奸滑被人舉報。到了宋徽宗的時候又重推行新政，蔡京被再次啟用，並四度為相。但因此認為王安石就是北宋滅亡的罪人就是混淆是非，王安石推行新政是為了富國強兵，蔡京推行新政是為了中飽私囊，兩者天壤之別，至於新儒與腐儒之辯，新黨與舊黨之爭，說來話長，不贅述。要之，北宋之亡，不在新政，在於昏庸。

一個朝代的沒落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原因，但也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一些外在因子會加速其沒落的程序的。王安石的改革就是這個典型例項。

從史書與一些野史綜合來看，當時的北宋朝廷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大概是因為腐敗嚴重而致使中央財政陷入了危機。這時的王安石的改革進言的到來當時的皇帝首肯，於是把他提升到了丞相，以讓他順利進行改革——史稱“王安石變法”。從這次的改革運動來分析，王安石所提出的一整套措施，並非如何提高民眾收入，來擴大國家財稅源，而是一昧地把一些有收入來源的多行業歸為中央管理或經營，併為此設立國家金融，強行各地實施讓農民貸款。其結果造成了寡頭與腐敗的大量發生，加速了全國經濟的崩潰。

由此後來有人總結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越是集中於少數寡頭之中，也就是壟斷經營越明顯，這個國家離崩潰就越近了。

由此可知，王安石雖然是在進行改革的努力，但終究是不得其法，也非其時，是朝推動北宋滅亡的道路上使勁的喲，屬於好心辦壞事了。

他有的改革太急了，出現點小問題。但更大的原因改革派都會得罪了既得利益者，後世的保守派都會把責任往過去的改革派上推

這篇文章是寫明朝的事，和王安石有關聯，發到這裡。

《五人墓碑記》是小時候學的一篇明朝的有名的文章。按照中心思想的寫法就是：文章透過記述蘇州市民和惡勢力進行鬥爭的英勇事蹟，熱情歌頌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為。表達了作者“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思想。五人墓碑記是張溥於崇禎元年（1628年）創作的一篇碑文，反應的是蘇州人民公元1626年反抗閹黨捉拿周順昌的事情。此距明亡1644年僅有有18年。

此文是東林黨人復社的創始人張溥寫的，文學成就是比較高。但其寫的其中的事情就有可能與實際有出入。五人中除一人是周順昌的轎伕，據考證其他四人是把兄弟，本就替人背官司的人。儒家士大夫包括寫的文章和史書是有中心思想，目的是有關教化，正人倫；所以寫的文章事情可能是那麼回事，但結果和起因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如果相信史書和東林黨人寫的文章，就會陷入西宮娘娘和八王千歲的好人和壞人之爭。而不是去真實的瞭解一個王朝背後真實執行規律。

其實，當時看似黨爭，但背後實際是經濟利益之爭。明朝中後期出項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蘇州和以及其周圍的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但其實明朝並沒有工商稅之說，明初因有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朱元璋開國時一切向著最落後的形式靠近，徵收賦稅以實物為主，而且一切賦稅以人丁稅和田賦為主。王安石也是在近代才被認為是正面角色，但在明清時期王安石一直是反面的的典型，北宋的滅亡被認為他要佔很大責任。王安石變法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看是向最先進的經濟靠近，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目的，有現代意義的擴張性的財政的方向，簡單的說就是想以現代的企業制度來管理這個國家。王安石變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依靠官僚來管理一個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都不清晰的公司，只能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來經營，失敗也是必然。但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在古典時期一次向現代意義上的經濟變革的嘗試，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但古人並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明朝朱元璋認為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是古往今來第一奸臣，故而反其道而行之。一切賦稅向最基礎的靠近，以田賦為主，宮廷用度以收入計算支出。為防止不夠用，特意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專門的民戶幹某項工作。比如燒磚有專門的磚戶，燒瓦有專門的瓦戶，製造兵器有專門的製造兵器的戶，關於這一點大家旅遊天壇時，可以在天壇的圍牆上看到磚上有燒這塊磚的磚戶的人名。

說了這些就是想說明我們的朝代的歷史沿革下來的辦法和眼光，有著其時代侷限性也有著其努力。明朝中後期，經濟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朱元璋的眼光，基本來說是上層建築已經不適應經濟基礎，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萬曆朝的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就是為適應變化的一個小變革，也僅僅是吧賦稅由實物改為銀子罷了；張居正的考成法也就官員的績效考核，省的一群官僚天天混日子不幹正事。但就這也引起官僚的反彈，張居正一死，考成法也作廢了。

萬曆以後不上朝也是對一群吵吵鬧鬧的官僚失去耐心，但其實萬曆國家大事依然是抓的很緊，比如說萬曆年間的三大徵，背後的經濟力量其實是江南的工商稅，這些名目其實是茶稅、礦稅等工商稅等效益好的工商稅。但大家一定不要誤會以為這些是政府收到的，和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這些稅是直接入“內務府”，徵收這些稅收的是皇帝派到各地的太監。所以萬曆朝的三大證等於用的是皇帝的私房錢。這樣看似萬曆皇帝聰明，直接繞過了百官，省的你們中間盤剝了。但這樣帶來的弊病是離心離德，反正你又錢，有事反正是你皇帝的和我無關。這就是後來崇禎想百官捐些銀子沒人搭理的道理，都以為皇宮裡銀子還多呢，不知道這會兒是真沒銀子了。為什麼崇禎沒銀子了呢？

天啟朝重用魏忠賢的道理就是靠太監們在江南收工商稅，此時遼東的努爾哈和明朝交戰正厲害呢，當時的邊防和軍隊都是要錢的，雖是當時的黨爭的厲害，但多少還在維持著，關寧防線得以組建。

崇禎朝魏忠賢倒臺後，東林黨等所謂士大夫們上臺了。東林黨背後是什麼？是江南士大夫，是江浙的財閥，是江南的工商業主。東林黨為了自己的利益，不讓皇帝收工商稅，說些“朝廷焉能與民爭利”之類的話。道理也說得過去，這些畢竟不是正路，反正沒進戶部。

但如果實際按照明初的田賦稅的話，其實連官員工資都發不下去，而且這些稅因為是直接面向最基礎的農民收的，當時已經到了多收一點都可能會餓死人的地步了。但東林黨人、浙黨、楚黨等不管，只是一味的強調我們要清廉等等，但你們幹事啊！只是一味爭吵以掩蓋背後的利益，崇禎朝一口氣換了十多個內閣大學士和首輔，其實重要原因也是這班人不認真幹事。

對此再說五人墓碑記，就明顯看出其東林黨人格局之低下。清朝入關的時候錢謙益家的錢連滿人都為之瞠目，為國盡忠？他嫌水涼。所以，萬曆十五年說世間也無張居正使我們這個（明）帝國步履蹣跚跌入深淵。

改革變法不好嗎？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支援盡遵祖宗之法的司馬光，為反對而反對。假設他生在當代，他也會反對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