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包括一些歷史領域的學者都說大明“名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學生不才，對於這個現在已成基本事實的論題，仍有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或看法。

實亡論斷，實為謬矣

實亡這個論題源於清朝徐元文，張廷玉所修《明史》中“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一說。我個人認為一切的歷史事件都要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上考慮，因為歷史可能被篡改，但是社會大環境是不會因為個人因素而改變的。

而當時滿清入關是打著為崇禎復仇的旗號，因為凡事都講順勢而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時李自成，張獻忠已經佔據北京推翻了明朝，如果此時滿人再打著推翻暴明的旗號豈非自取其辱。

只有打著復仇的旗號，才可以安撫被李自成搶掠的百姓，也可以撫慰和欺騙殘餘的明軍勢力。但是一個昏君又何必為其復仇呢？所以抬高崇禎帝的形象，將其優點放大，缺點掩蓋，並將明亡的鍋搬給別人，才是名正言順的鞏固清朝統治之措。

其次關於“實亡”的這種邏輯我個人還認為，這是歷史虛無主義在作祟，一切歷史的發展都有其必然聯絡性，按照這種“實亡”的論斷邏輯，完全還可以說明朝亡於嘉靖，亡於土木堡。

這顯然是可笑的，一個王朝的顛覆往往是內外兩個不同的層面逐步衰敗的。所以又有人說了，明朝亡於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亡於建州女真。那為什麼不把責任歸於起義的源頭沒有糧食呢？這些論述網上有很多，也還能展開很多，學生在此就不再一一列舉。

但我想說的是，這些因素都不可否認，但這些也只是客觀原因，大明朝最終是確確實實亡在了崇禎手裡，這個鍋還真不能甩給萬曆，包括他的祖宗們。更不能歸咎於自然災害。

歷史上許多王朝都是建立在餓殍遍野的基礎上，而且也有很多王朝天災人禍頻仍，仍是會出現一位“中興之主”扭轉乾坤。崇禎不是個暴君，不是個荒淫無恥的皇帝，但他是個庸君。而且是個不知道自己是庸君而要振作的庸君。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最終還是要歸咎於崇禎帝身上。

權術不精，用人不專

崇禎和天啟比起來實際上對帝王之術是比較弱勢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天啟雖然不理朝政，鑽研木工，但是他在朝堂沒有出現一派獨大，兩邊失衡的局面，雖然魏忠賢是臭名昭著的權監，妄稱“九千歲”但終究是池塘裡的泥鰍——翻不起大浪，而且當時邊關起碼有餉銀可拿，百姓有谷可種。

但崇禎一上來，就除魏忠賢剿滅閹黨，導致東林黨一派獨大。這還不算什麼，崇禎除閹黨株連太廣，堪比後朝的文字獄，導致閹黨中的很多能人被殺，人才缺失嚴重但其實完全可以留魏忠賢一命，發揮他斂財有道，做事雖狠，但有條理的長處來鞏固帝國統治，這和辮子朝嘉慶帝殺和珅是一個道理。但留魏忠賢一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維持宦官與東林黨之間的平衡。有朝政制衡，才能夠維護朝廷內外的平衡，整個國家也不至於偏離航向太多。

其次用人方面不專很多人也都有所瞭解，崇禎當了17年皇帝，換了50個宰相，17個刑部尚書，14個兵部尚書；督師級別的包括袁崇煥在內，賜死和被逼自殺的，崇禎帝幹掉11個，其中不乏盧象升這樣的經天緯地之才。在罷黜溫體仁後，朝廷內閣換人相當頻繁，導致整個朝廷難以形成一個穩定團結的中樞。滿朝大臣或死於非命，或唯唯諾諾。文臣武將，各個不缺，但是有誰得以施展一腔抱負呢？反而像洪承疇，金之俊這些“貳臣”在降清以後像都表現出了卓越的能力，不得不說崇禎帝乃自掘墳墓啊。

目光短淺，婦人之仁

可以說李自成，張獻忠之所以能夠造反成功，絕大一部分程度上還要感謝想要殺他們的崇禎帝。在戰略方面，不接受楊嗣昌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而是接受了四正六隅的方針，但是取消了工商稅，加徵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項賦稅。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使得富商更富，貧窮的農民更窮。這無疑是變相地幫著李自成拉大造反隊伍的臭招！

之後在民變尚未徹底消除的時候，崇禎就把洪承疇和孫傳庭全部調到東北，急於求成。結果李自成乘機再起，最終推翻明朝；但是遼東戰場上也未能勝利，明軍精銳淪喪松錦。國家元氣大傷，之後在已經只剩孫傳庭一副家當的情況下，崇禎仍然沒有戰略性收縮防禦的概念，逼著孫傳庭“畢其功於一役”。最終孫傳庭兵敗，關中淪陷；要是不急於出戰，依照當時情況守備完全可以。

再者婦人之仁的體現，教訓也可謂鮮血淋漓。在張獻忠暫時投降，李自成勢孤力弱的時候，崇禎沒有吸取先前反賊“降而復叛”的教訓，而且也沒有采取讓反賊互耗的建議。反而說流寇“亦朕子民”，以婦人之仁待敵人，要不是李自成跑到鳳陽把皇帝祖墳給挖了，讓崇禎下定決心是真難。也沒見他待手下人這麼好，如此做法和當初項羽鴻門放劉邦又有何異？但人家項羽有“靈屠”坑俘之稱，崇禎又何來此呢？

功過不明，自我標榜

崇禎這個大明王朝的最後一任老闆，可謂是“大氣不足，小氣有餘”。對於那些給他打工的大臣和將領，幹得好剿滅了反賊，崇禎認為那是為朝廷辦事兒應該的，要啥賞賜，難道想擁兵自重，謀權篡位不成？幹得不好罪過就大了，各種罪名，輕則罷免——盧象昇，重則下獄砍頭——孫傳庭、袁崇煥。所以文臣武將各個都不敢諫言了，更不敢做事了，甚至連之前各代言官諍死求名的現象也不見了。

建議提好了也就是口頭表揚，提錯了絕沒好下場。再加上心胸狹窄，凡忤逆過他的人，他會千方百計地找茬，必置之死地而後快。現在的公司還好，覺得憋屈可以跳槽，但當時誰敢覺得憋屈就得玩完。弄得大臣們跟崇禎嚴重對立，所以才導致後來對明朝的死活袖手旁觀，甚至大開京門迎闖王。

而且崇禎非常好面子，經常諉過臣下，自我標榜。對於很多重大事情，事成則歸功於己，事敗則斬擔責之臣。喜歡下“罪己詔”，畢竟眼看祖宗江山丟在自己手裡，怎麼會不慚愧難過呢，但即使是下六次“罪己詔”又有何用？百姓依舊苦不堪言，除了可以為自己博得名聲外別無他用。另外還在南遷問題上不願自己擔上“放棄祖宗陵寢”的罪名，想仿古禮“三讓”，讓臣下擔責，但是大臣們也不願意揹負罪名，提議被拒絕一次索性就不提了，於是就有了那句“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可嘆可嘆！

剛愎自用，不恤民情

崇禎帝勤政儉樸，但是不分主次的忙，無可避免地就會導致事事效率不高。因為除了自己，對任何人都不相信，導致大明王朝在最後的幾年時間裡，沒有人願意幹活了。這裡列舉兩件事，第一件事：崇禎不放心太監，害怕再出來個“九千歲”，就自己一個人批奏疏。但明朝本來有個體制，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可以幫著皇帝批紅。這其實就相當於總經理把秘書撤掉，一職兩任。能勝任最好，但崇禎又沒有他老祖宗朱元璋過硬的能力，只能說瞎忙。

第二件事，親自挑選推知（縣一級官員），所有推知一類的官員，都必需親自接見，各地的官員要到京見皇上一面，才能上任。詳情如下：

清·張廷玉等《明史·職官志》二《翰林院》：崇禎七年，又考選推官、知縣為編修、檢討，蓋亦創舉，非常制也。

王世德《崇禎遺錄》：凡考選中行評博推知。上必和容天語論，諸臣勿懷畏懼，明賞罰嚴銓政，練兵馬，納直諫，均賦役，憫疾苦，開言路。令各官奏對，量才授職。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自己親歷親為，當司令的難道還要扛著大刀衝前線炸碉堡嗎？眾所周知，明末農民起義源於災荒連年，也就是“小冰河”時期，農民吃不飽穿不暖。

據計六奇的《明季北略》上說：天啟七年陝西發生大旱，次年的崇禎元年繼續大旱，其中陝北受災程度最重。到崇禎三年，災區擴大到全陝。崇禎六年旱蝗霜三災並至，全省大飢。但是在崇禎帝在位的十七年間，從未有過朝廷組織民眾興修水利的記載。不可謂之明也！其次雖然崇禎也穿補丁，天天喊沒錢，但是各地藩王卻富得流油，宗室子弟依然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而且崇禎本人是真窮嗎？來看看這段內容：

楊士聰 《甲申核真略》：嗚呼! 三千七百萬 ! 捐其奇零 , 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 ,明日搜刮,使海內騷然 ,而扃鑰如故, 策安在也 ? 先帝(崇禎帝)聖明 ,豈真見不及此……籲, 其亦可悲也矣 !

崇禎帝的內帑（tǎng）也還藏著三千七百萬，可供大明朝兩年財政，這又何談攘外安內呢？

最後借管子的話來總結這篇文章：“人君唯優與不敏則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

如果一個君王有優柔寡斷、拿不定主張的個性，同時又不夠聰明，碰到事情反應不敏捷，實在不足以擔當治國的重任。崇禎並非亡國之君嗎？難道只有暴君，昏君才會被人戴以亡國之責嗎？所以我說：明朝實亡於崇禎，不可推責！

明亡於萬曆這句話的原文出自《明史》，其文謂曰：“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哉！”我個人認為這句話基本上是對的。

明神宗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不能不說，在其親政開始的時候，確實有勵精圖治的新氣象，萬曆三大徵也取得了勝利。可見，明神宗也並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皇帝。

但是他親政以後的一些行為，確實為明王朝衰敗埋下了伏筆。

第一、萬曆皇帝反攻倒算，清算張居正，使張居正的改革成果流失殆盡。

明神宗親政後，對之前的顧命大臣內閣首輔張居正進行清算。隨著清算的展開，也波及了張居正改革的成果，張居正的繼任者張四維和申時行一切盡反張居正所為，張四維恢復了冗官弊政，而申時行更是直接廢除了考成法，造成了吏治廢弛，明王朝開始衰弱。

使紀綱凌遲，侵漁日恣，吏貪而民玩，將惰而兵驕。

第二、長期懶政、怠政，加速了明王朝的腐敗。

明神宗在萬曆十五年已經有了怠政的苗頭，數次傳旨免朝。萬曆十八年，申時行更是免去了經筵和日講，只進講章讓萬曆皇帝自己閱覽。發展到後來乾脆就以稱病調養為理由，上朝次數非常稀少，很少面見大臣，連大臣的奏章也懶得批閱“疏皆不發”。

這就導致了國家得中樞機構全面癱瘓，不僅許多幹旱水災、刑獄這樣的國家大事不能處理，就連官員的選拔和任用也不能正常的進行，形成了缺官不補的局面，明朝的政治狀況就日益惡化了。

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

三、橫徵暴斂，向地方上派遣礦監、稅使，激化了階級矛盾。

自萬曆二十四年六月起，明神宗就派大量的宦官充當礦監和稅使，以開礦和徵收商稅的名義，到各處去搜刮民脂民膏，這些人仗著皇權的庇護，瘋狂斂財，凌虐百姓，使明朝的社會生態和地方軍政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而諸稅監有所奏，朝上夕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激變。

比如說在遼東地區萬曆所派遣的的稅監高淮，在其在遼東任稅監十年間，搞得遼東軍政、民生極其混亂，“山海關內外鹹被其毒”，終於到萬曆三十六年，遼東前屯衛、錦州、松山軍民忍無可忍，開始可針對高淮的軍變革民變，其中前屯衛官兵甚至要“誓食淮肉”來發洩心中的怨恨，嚇得高淮又逃入關內尋求庇護。

所以、綜上來看明朝亡於萬曆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只能說也對也不對，首先這句話是清代的人評價的，那個時候看問題還是一味地只看人治，不考慮綜合因素。但也的確，從人治的角度上來看，萬曆皇帝確實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一定的禍根，但要說明一點，這些禍根在後世完全是可以被糾正的，所以你說就這麼賴萬曆也是沒什麼道理，那我現在就說說這兩個禍根。

黨爭

按照現在的西方政治學觀點，黨爭是民主的基石。但是明朝的黨爭卻不像西方的民主政黨那樣點到為止。萬曆十五年後，黨爭的勢頭躍上紙面，齊楚浙三黨之間相互嫌棄，掙國本一案開始之後，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互撕，隨後在三王並封、福王就國、明末三大案和李三才入閣又發生了大規模的罵戰，到最後，東林黨完勝三黨，但是贏得勝利的東林黨並沒有就此收手，而是對齊楚浙三黨進行了“趕盡殺絕”，這就為之後三黨投奔閹黨復仇埋下了伏筆。而作為皇帝的明神宗，卻沒有對這種現象進行調和，實為皇帝之失。

國庫空虛

萬曆朝之後國庫空虛倒不是像乾隆那個老混蛋那樣花天酒地作沒的，而是多用於軍爭，像三大徵，明緬之戰，薩爾滸之戰，明軍都動輒以龐大的軍費支出，這樣一來，張居正改革充盈的國庫就被花的差不多了。

不過你要就這兩個問題來說明朝滅亡就怪萬曆，那就很過分了，確實這兩大問題起自萬曆，但後世完全也可以透過正確的努力來解決，如果天啟和崇禎能夠強勢一點，握殺伐決斷於一手，黨政又豈會紛紛擾擾不斷。如果崇禎能利用好錦衣衛和東廠牽制文官，又怎麼會收不到大量的商稅來充盈國庫。明亡的根本原因並不是一個因素、一個人就能決定的。崇禎皇帝有心努力卻用不對地方，朝臣貪汙腐敗為己不為國，小冰期到來氣候寒冷農耕線南推，鄉紳地主土地兼併讓農民無地可耕，西北中原大旱導致顆粒無收激的農民軍四起，遼東戰事不斷不斷消耗國力，瘟疫橫行導致軍民病死無數，天災人禍俱全，縱使崇禎皇帝能保住大明衣缽，卻也是一個殘缺的大明，興許數年之後可以重新北定中原，但是歷史已經過去，一切早已成為定數，沒那麼多假設給你去玩，大明亡，所以有今天的你我他她。

【戲說映象】故事開始了，請屏住呼吸，仔細感受。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說，明朝亡於神秘力量。

從明朝天啟年神秘力量就開始出現了，先是天啟六年的大爆炸，而明皇則於第二年天啟七年去世。接著就是末代之君崇禎（重振、蟲振）登場了。

努爾哈赤則將後金改為清，年號天命。皇太極年號天聰、崇德（蟲得、重得）。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原名鴻基，小字黃來兒，又字棗兒。李自成的命運軌跡基本就是被推著直奔造反和破壞而去的。出生富裕，遭遇家道中落。幹什麼，什麼不成，好不容易娶個妻又遭遇通姦偷情。其妻韓金兒和姦夫蓋虎的名字更是詭異。李自成這個被命運推著向前走的破壞王，幾乎就幹了一件事，替滿清砸爛明朝政權機器。更詭異的是其建立大順朝和成圓圓事件。要知道大鯀帝舜大禹這一系就是虎圖騰、虎叫聲汗。關於成圓圓有更多映象，這裡不說了。滿清的天下幾乎就是躺著獲得的。

多爾袞入關與大鯀族大洪水時的逃離有關，順治福臨登基時為六歲，活了二十四歲，與漢語一瞬間都是對應的。康熙玄燁對應夏朝和古帝玄囂，雍正對應秦贏政，乾隆弘曆對應匈奴的鴻尼西戎和我字千戈。其實符號對應的就是漢族。然後其詭異的被說成是漢族。其實清朝是一個映象朝代，它把中國歷史某些部分重複了一遍。就像雍正如果真的是被毒死的話，那秦始皇在沙丘政變時也很難說是被毒死的。因為很可能是一個映象反射。多爾袞與豪格之爭可能也是暗示大鯀與少昊之爭。就是說滿清是一個程式設計出的朝代。誰該幾歲登基，該幾歲死都是程式設計設定。不為別的就為了一個圓。包括最後的通古斯大爆炸。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萬曆皇帝雖然不怎麼樣，但是光一個張居正在財政，軍事上做的貢獻都不可抹殺，甚至有人說張居正讓明朝晚滅亡了幾十年。所以還是個人有個人的理解吧。

明起與明太祖亡與朱元璋 明朝幾乎所有弊端都是朱元璋制定的

兩百多年恪守祖宗之法就沒太大變化

明亡於朱允炆好端端去削藩幹嘛 導致內戰 空耗國力

明亡於朱棣 好好的南京不呆在跑北京去 下西洋千秋之功 說停就停 放任歐洲做大

明亡於朱高熾 當了幾個月就暴斃死翹翹 一點不注重個人健康

明亡於………………………………………………

天天糾結這鬼問題幹嘛 明朝亡了TM三百多年了

學歷史瞭解歷史不是去指責別人的錯誤 而是發現錯誤引以為戒

明實亡於萬曆，這句話雖然不對，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萬曆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長達48年，有名的事蹟就是三十年不上朝和千古一相張居正的改革變法，還有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抗倭援朝戰役，籠統來說，大眾認為萬曆帝三十年不上朝是造成明朝最終的亡國原因之一，這個還真是如此，下面我們來說說萬曆不上朝帶來的惡劣影響。

表面上來說，萬曆多年不上朝是造成東林黨一黨獨大，朝政混亂的最大原因，造成了明末東林亂政的局面，其實還有更嚴重的影響。

雖然萬曆三大徵都是萬曆帝親自拍板決定打不打，用那個將領那支軍隊來打，說明了萬曆帝只是大事嚴抓小事不管，但恰恰是這個小事不管壞了大事，造成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般的效果。

萬曆帝多年不上朝造成的是內閣出現“人滯於官”，很多閣老大臣要求辭職告老還鄉，萬曆剛開始還處理一下，到了後來甚至奇葩的置之不理，朝堂之上則是“曹署多空”的現象，朝廷機構多是缺人，如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很多職位內閣做不了主皇帝又不管就這樣一直空著，造成了朝廷行政效率下降還有一定程度上的混亂。

嘉靖帝時期多年不上朝，埋下了黨爭萌芽，但是嘉靖帝玩的很好，透過反覆的打壓一派抬高一派來把持朝政。萬曆帝時期黨爭徹底爆發，東林黨、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在朝堂之上為了利益動輒傾軋，而萬曆帝雖然精明，卻太過任性，沒有像他爺爺那樣在多黨之間採取平衡，以保持大權在握，而是在爭國本立太子之事以後一個人躲於深宮中幹生悶氣，任由東林黨一黨獨大。

東林黨抓住萬曆帝不上朝小事不管的機會，大力發展勢力，當時朝廷官員仕途高低，政績如何不再是衡量的標準，而是出現了類似於今天的報團現象，如果不是東林黨之人又沒有皇帝的看重，最後只能是默默無名甚至被打壓著。

當時官場上也是風氣越來越亂，孝宗弘治年間，朝廷官員私下議事大多力求務實的，不求高檔場所，而是安靜優雅就好，到了嘉靖帝時期，嘉靖帝的不上朝同樣的小事不抓，造成了下面官員的奢侈之風漸長，似下議事也是規矩多了場所要求高了，到了萬曆帝時期，官場幾近成為富貴人家場所，議事需要提前下請帖，要定個好日子要選擇高雅的富貴之地，繁瑣的不只是禮節，還有這個帝國官場的腐敗蔓延。

在萬曆帝小事不管，東林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帝國官場成為名利場，這時候大家關心的不是某某某有什麼突出政績，而是某某某上面有沒有人，是不是東林黨之人，國事天下事都不如官員一己私慾，這個帝國已經開始在根子裡爛透了。

官場的腐敗還有成為名利場的不正之風，其實每隔幾十年皇帝矯正一下，大力打擊以身作則就好了，比如萬曆帝的父親明穆宗隆慶帝登基後就透過六年一次的京察清理貪官汙吏，矯正嘉靖帝時期的官場不正之風，還有之後張居正的改革變法中也涉及到矯正這種不正之風，而萬曆帝沒有。

萬曆帝因為立太子之事，沒有立了自己喜歡的皇三子朱常洵的失敗，三十年不上朝的任性之下，官場被江南士族代表的利慾薰心東林黨隱性把持，終是成為名利場。

萬曆帝之後一月天子泰昌帝應東林黨的要求，更是廢除了當時所謂怨聲載道的礦稅，而礦稅是商業稅一種，國家不能對士族利益下手，只能壓榨百姓，代表著東林黨的勢力進一步擴大。

泰昌帝之後兩個兒子天啟帝與崇禎帝都是十幾歲的少年登基，面對幾乎整合整個官場的東林黨勢力，又豈會是對手，天啟帝選擇了抬出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打壓，而崇禎帝太過自信，除掉魏忠賢以後卻無法駕馭東林黨，崇禎一朝換了多達十幾位內閣首輔更是說明這位末代皇帝的痛苦，把握不了朝政只能透過不斷換取首輔來培養自己的勢力，最終君王扯皮之間，明朝亡於區區流寇李自成之手。

萬曆帝帶來的深遠影響在於官場成為利慾薰心的名利場，一黨獨大的東林黨心中利益當先無國無君，整體根子開始爛透了，之後三位皇帝又非中興之主，明朝，不亡也難啊！

任何事物都有因有果，有前世有今生，明朝亡於萬曆應該是牽強的，但卻也有萬曆朝種下的因在，這一點也是不可否認的。

明朝整個王朝經歷了276年，先後傳了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其國土面積達到了一千多萬多平方公里，是中國歷史上比較興盛一個王朝。

崇禎帝作為最後一任皇帝，應該是比較勤奮和有作為的皇帝，他自己也有振興明朝的決心，在他執政的十多年裡，剷除了閹黨，浮現了中興的跡象。然而，崇禎雖勤奮，但卻生性多疑，對將領都極不信任，走馬燈一樣的撤換將領，這個生性多疑的性格註定了明朝無法實現朝廷的中興。

當然，明朝各位皇帝都生性多疑，這是骨子裡就有的遺傳基因。開國皇帝朱元璋將一干開國的功臣都進行了封殺，開創了東廠，對全國進行監視，這種特務機構讓明朝都人人自危，傳說朱棣在篡了侄子的皇位後，為了查訪朱允炆而四處派人打探，甚至傳說鄭河下西洋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可見疑心有多重。在明朝的諸皇帝中，大都沒有太大的政治作為，不是求仙問道就是追求木匠藝術，沒有表現出應該的大國氣魄。

萬曆皇帝長年不上朝，透過太監來控制全國的局勢，中間又經歷了援朝抗日戰爭，這一長達六年的戰爭雖取得了勝利，保持了東北亞數年的和平與穩定，但明朝卻也是付出極大的代價，國庫基本被戰爭掏空了，國力從此慢慢衰竭，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也正是這個時機裡，金國卻藉此時機慢慢強大起來，到了崇禎帝時成為了一支虎視眈眈的惡狼，伺機出擊。

再加上，最後幾年，屋漏又逢連陰雨，全國大旱，人民缺衣少食，到了“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的情景。這就引來了內亂，內外交困，最終亡國。

因此，明朝亡於萬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是全部，大明王朝最終滅亡應該是多種因素累加在一起引發的最終結果，性格決定命運，無耐怎樣都躲不過去了。

還是那句話，有因就有果，你的失誤或不足恰恰就是別人最大的機會。

第一，萬曆皇帝鋪張浪費，只在乎自己的享受，忽略了國家的貧瘠。

可以說，萬曆皇帝跟自己的爺爺嘉靖皇帝是一個德行，那就是自私。作為一個皇帝，那是承擔全國老百姓生活的天子，卻只顧著自己的小家庭，只想著自己的小金庫是不是應該擴充一下，絲毫不管民間疾苦。舉個例子，萬曆皇帝是非常喜歡珠寶首飾的，所以常常讓官員們下去搜羅奇珍異寶。這可不得了，那些官員們為了邀寵，什麼樣的手段都使得出來，甚至讓民間的珠寶行情大漲，國家以十幾倍甚至二十倍的價格去收珠寶，反正國家有報銷，只要完成皇帝的任務就好了。再說他們皇家的婚禮，萬曆皇帝更加大方，隨便一個王爺結婚，他都能花銷個幾萬兩銀子。所以萬曆皇帝當政期間，國庫空虛，而老百姓的負擔是極為沉重的。

第二，老百姓不堪重負，起義者數不勝數。

經常這麼鋪張浪費，就算再有錢，也不可能花不完。在國庫沒什麼錢的時候，萬曆皇帝想了個新花樣去搜羅錢財。他增加了礦稅，並且讓手底下的太監去收稅。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時代，天下百姓都遭受太監們的敲詐騷擾。清朝的時候太監是不能出紫禁城的，而萬曆時期，三年之內，將太監的活動範圍擴大到了全國各地。這些太監哪裡有什麼好東西，大多數都是在敲詐勒索當地的百姓，最終使得全國各地出現了若干起義的情況。老百姓為什要起義？因為活不下去了，聚集在，當時的商人和農戶都十分貧窮，有家不能回，甚至有賣孩子賣老婆的情況出現。這些情況都出現了，難道還不是一種亡國的體現嗎？

第三，萬曆本人消極怠政，使得貪腐之風暢行無忌。

我們知道，自從嘉靖皇帝發明了躲在後宮治理國家的臭毛病以後，他的孫子萬曆也開始玩起了這一招，而且一玩就是三十年。有人就為萬曆打抱不平，說他在後宮三十年可不是不管事情，至少還決定了不少大事，比如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那可就是他決定的。但是我們用正常思路想一想，他一直躲在後宮，怎麼可能管的了事情？還不是被手底下的官員騙的團團轉。他開會從來只有那麼幾個內閣大臣能夠得到召見，其他官員的聲音他一點也聽不到，這就是萬曆時期最大的弊端。以至於全國貪腐盛行，卻有沒有一個有魄力的皇帝來扼殺這種行為。官員是不可能扼殺的了的，畢竟誰家裡都是拖家帶口，誰會冒著生命危險去得罪天下的貪官呢？所以這件事必須皇帝來辦，可惜皇帝自己也不辦。

一百年後，滿清雍正皇帝登基以後，他可不管那些貪官是怎麼想的，他只知道，現在如果不懲處吏治的話，那將來這種事情一定會將滿清王朝帶入墳墓。所以他雖然只做了十三年皇帝，卻將康熙晚年遺留下來的吏治問題給徹底解決了，不知道殺了多少貪官，才給乾隆皇帝換來了一個太平富足的六十年。而萬曆可不會考慮這些事情，只要自己兜裡有錢就行了，國家變成什麼模樣，似乎跟這個皇帝一點關係都沒有。他也沒想過給子孫留下些什麼，只顧著自己的享樂就行了。以至於萬曆晚年，賣官鬻爵的現象遍佈全國，掌握國家前程的人，都是這些花錢買官的人，那大明朝哪裡還有希望呢？

第四，軍隊鬆散，毫無戰鬥力可言。

當時大明朝已經察覺到了東北地區的異常，努爾哈赤在慢慢崛起，一點點消滅自己的對手，建立自己的集團。可是大明朝做了什麼呢？什麼都沒有做，反而讓努爾哈赤成為了東北貿易的樞紐。東北的土特產基本上都是透過努爾哈赤販賣給大明朝，而大明朝也會給努爾哈赤輸送一些物資補給。人家在一點點壯大，你卻只跟他做生意，這實在是讓人不能理解。當時的遼東守將是李成梁，他對努爾哈赤曖昧的行為直接導致了後期一發不可控制。這些守將都會虛報士兵數量，吃空餉。軍隊毫無紀律，整日裡吃喝遊蕩，日子過得逍遙自在，卻失去了最重要的戰鬥力。所以崇禎時期，大明的軍隊不堪一擊，打不過李自成，打不過張獻忠，最終也打不過滿清。滿清消滅的是南明王朝，李自成才是消滅大明王朝的直接劊子手。所以明朝亡於萬曆年間，你們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確實亡於萬曆，但是亡在萬曆前期張居正變法上，作為一個全靠吹起來的政治人物，在政策層面確立了明朝死亡的根本方式，既農民起義摧毀明朝。最終他成功了，明朝倒在了農民起義之下！

清朝在總結明朝的滅亡教訓時，得出了一個結論：“明實亡於萬曆”。這個評價應該是比較客觀的。

明神宗萬曆帝在位長達四十八年，他童年即位、天資聰明，最初十年由內閣首輔張居正輔政，張居正和他生母李太后都對少年天子嚴格而精心的教育，應該說這時朝野都對小皇帝成為中興之主抱了很大的期待。

但神宗皇帝親政後，殘酷清算了恩師張居正，當然即位初期他也一度勵精圖治，試圖成為一代明君。但親政後在他最應該勵精圖治的青年時期，面對官僚集團強勢的慣性力量，他卻為了立皇太子事件，長期和官僚集團進行著一場無意義的拉鋸戰，對官僚集團進行消極抵抗，甚至停止上朝，而朝政也極度荒廢。

朝政的大量精力和注意力則長期消耗在“國本之爭”這種精神道德層面的虛務之上。而這時位於遼東的建州女真部落崛起，逐漸形成一個統一強勢的政治體後金，後金不斷南下侵犯，對明朝的國防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明王朝不得不在遼東地區投入大量錢糧。萬曆皇帝臨終前都在問遼東之事，可見他死都死得不安心。

明朝的政治崩壞、黨派之爭、女真崛起等尖銳矛盾都是起自神宗年間。特別是因“國本之爭”而起的黨爭貽害無窮，直到南明時期都沒有擺脫其陰影。而繼任的明光宗和天啟皇帝性格荒唐，也是深受“國本之爭”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