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8日是東盟成立50年紀念日。半個世紀的歷程，東盟的最大成就是把一個戰亂、貧窮的東南亞帶向和平、穩定與發展。東盟50年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取得進步的過程，它所建立的“東盟方式”有別於歐美的思維方式和制度設計，體現了亞洲的思想、文化精神和制度構建方式。

如果要對東盟50年的發展做一個總結，我看可以這樣表述：在行進中探索和進步。行進是一個發展與建設過程，探索是一種堅持不懈的努力，而進步則是不斷取得進展。東盟從最初的五國，逐步擴大，先後吸納了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和高棉，達到10個成員國，把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納入到一個區域合作組織的框架之中(東帝汶獨立後，東盟也把其納入合作程序，接納為觀察員，成為正式成員國只是時間問題)。東南亞地區曾是一個矛盾多、戰亂不止的地區，透過地區組織的協調與推動，如今成為大局穩定與和平的地區。東盟以推進經濟合作為重心，逐步由優惠關稅區，到自由貿易區，再到共同體，當年東盟成立只是基於一紙宣言，如今實現了基於法律基礎的區域組織構建，即東盟共同體。

從外部關係看，東盟利用自己的區域組織地位，構建起與其他國家的對話、協商與合作機制，逐步構建起多個“以東盟為中心”的平臺，就雙邊、地區以及世界的重要問題開展對話，發展合作，不僅提升了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而且為促進地區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

東盟50年來一直在抓和平與發展這個最大的公約數，求同化異，以共識和責任集聚合力，以包容性擴大區域合作的共利基礎。“東盟方式”借鑑了歐洲合作的經驗，以區域合作建立區域和平與發展，但是沒有沿襲歐洲的路子，以區域合作（cooperation)，而不是區域治理（governance）來實現區域的利益聚合，以共識而非強制來推進合作程序。

“東盟方式”的核心是亞洲文明中的寬容與包容性精神，即尊重多樣性、照顧差別性和程序漸進性。當然，在推進區域合作程序中，這些既是優點，也是缺點，優點是能夠使程序可持續的行進，並不斷取得進步，缺點則是有時很難達成共識，或者讓一些共識得不到落實。這也是人們對東盟的評價會產生很大分歧的原因:當審視東南亞因為有了東盟而成為一個穩定、和平與發展的地區時，東盟的存在和發展功不可沒；而當研判它作為地區組織在推進合作程序上往往軟弱無力時，東盟又不像是一個成功的區域組織。最近，有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東盟國家的公民對自己是“東盟人”的認可度很低，創始成員泰華人的認可度最低，只有10%。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表明東盟建設失敗嗎？我認為不能這樣簡單下結論，因為東盟的發展是以維護成員國的主體地位為基礎，堅持最低程度的區域組織權利，讓區域整合更有利於各國獨立自主的發展，而不是以區域合作組織替代主權國家。因此，對“東盟人”的認可度低並不能與對東盟的認可度低劃等號。

如今，我們研究東盟，特別是審視東盟50年的發展歷程，需要一些新的視角，特別需要有亞洲的視角，即基於亞洲的歷史、政治、文化來進行思考，因為以往的區域理論和實踐大都以歐洲的合作為模板，成功與否基本上是以是否逐步提升區域治理的水平為標準。歐盟的危機，包括歐債危機、英國退歐等表明，現實的“歐盟模式”並非是一個完美的模式，也並非一個固化的結構，所謂模式，無非是指方式與結構，它們實際上是變數，是在發展中不斷進行調整的。

世界其他地區構建的區域合作機制也不少，比較而言，東盟算是比較成功的一個。其突出的特徵是程序不間斷，一直往前走，不斷取得進步，對本地區和相關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東盟的發展沒有出現大的危機，其原因可能就在於其靈活性特徵所提供的內在生命力。在當今世界和地區處於一個大轉變時期，在多重矛盾交織之時，也許，“東盟方式”所提供的經驗和啟示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中國與東盟國家比鄰而居，是具有地緣和親情的特殊關係。中國與東盟打交道26年，正如東盟本身50年的歷程，也是在行進中探索和進步。中國—東盟關係之所以能夠“披荊斬棘”，保持前進和取得進步，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方式”（協商合作，睦鄰、安鄰、富鄰，親誠惠容……）與“東盟方式”比較容易對接，因為，作為亞洲國家和生於斯、長於斯的鄰居，更容易進行溝通和相互理解。從更大的視角和更深的意義來看，中國與東盟是在為探求構建基於命運共同體利益和精神的新型國家關係和地區秩序而努力。■

1.東盟10國在未來都有可能面臨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選邊站的困惑和考驗。

2.從經濟角度來看，一個崛起的中國需要向東盟十國出口更多的物資、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來轉移消化中國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可美國絕對不會讓中國順利的崛起，所以美國會在東盟尋找對抗中國的棋子，來延緩中國發展的步伐。所以東盟國家面對中美兩國的博弈，都很糾結困惑。

3.東盟十國想聯合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是東盟國家內部矛盾重重，有黨派之爭、有域外大國之間的博弈、有分裂勢力企圖獨立、有反恐問題，這些不穩定的因素導致一些東盟國家經濟落後，造成人民不滿政府的惡性迴圈，使東盟國家沒有競爭力。東盟十國聯合的基礎不牢固。

4.東盟各國也不團結，例如越南總想吞併高棉和寮國，恢復以前法國佔領東南亞地區的勢力範圍；泰國和高棉有領土糾紛，這些問題都是東盟未來要面臨的挑戰。

2017年是東盟成立50週年，2018年是中國-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係15週年。

回頭看，十幾年時間，中國-東盟貿易總額整體呈上升態勢，雙邊關係也從快速發展的成長期邁入提質升級的成熟期。

2002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啟動，中國率先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成為東盟與外部建立的第一個自貿區。

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啟動，成為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後的第三大自由貿易區，對中國和東盟的經貿關係產生巨大影響。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商務門戶資料顯示，2005年-2014年，十年間，中國-東盟貿易總額從1303.6億美元躍升至4802.9億美元，增幅達268%。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並非一帆風順，自2005年至今，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曾兩度出現下滑。

導致下滑的原因是什麼？對中國而言，雙邊貿易額下滑是好事還是壞事？中國決策者又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

並不是完全是壞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僅促進了雙邊國家的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貿易注入了新活力。

成績有目共睹，但問題也不容忽視。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分析，2009年貿易額下滑與全球經濟危機有關，當時全世界貿易同步萎縮，中國-東盟也不例外。

到了2015年，國際產業分工發生巨大變化，勞動力成本明顯提升，華人口紅利優勢不再凸顯，相反，東盟部分國家則脫穎而出，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替代。

中新社發 張建成 攝

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下滑不容樂觀，但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認為，這並不完全是壞事。

根據Heckscher·Ohlin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國際貿易產品種類反應各國在自然條件、勞動力、資本等方面的自然稟賦。

經驗也表明，區域貿易的成功與否與內部成員的自然稟賦有密切聯絡，內部成員貿易互補程度越高，區域貿易就容易成功。

此前，中國相對東盟的優勢產品主要是，紡織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業轉移的發生，中國此類產品的優勢不再明顯。

中新社發 彭寰 攝

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雙邊貿易額的持續增長？這對中國是一個挑戰。

在許寧寧看來，中國-東盟貿易額下滑，會反過來倒逼中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研發創新。

這對中國是一個機遇。

給企業帶來新機遇

相比2015年開始的下滑趨勢，2017年1-5月，中國-東盟貿易保持持續增長勢頭，增速達16.2%，比全國平均貿易增長速度高3.2個百分點。

白明認為，這是中國-東盟貿易互補性不斷提升，“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的自然結果。

經歷全球產業分工的巨大變化，在商品結構方面，中國基本實現了從初級產品向工業製成品的轉變。儘管，東盟國家也有一定程度的升級，但總體而言，中國的調整速度要高於東盟國家。

這為中國出口東盟提供了視窗期。

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同東盟互聯互通規劃的對接，為中國-東盟合作進一步拓展了領域和空間。

中國資訊中心2017年釋出的資料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前5位中有2位是東盟國家。東盟國家貿易潛力巨大，許寧寧表示，東盟國家大力實施基礎設施建設，給中國機械企業帶來了新商機。

中國與東盟合作空間不斷擴大，除了自身結構調整的內在問題，中國還面臨外部環境的諸多挑戰。

“東盟各國政局穩定程度、經濟發展水平、與外部尤其是大國關係友好程度不同。”許寧寧認為，這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發展。

如何趨利避害，推動推動中國-東盟關係的提質升級？

白明認為，中國需要根據東盟各成員國的國情，避免低端產品惡性競爭，採取比較優勢戰略，推動中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中國-東盟間貿易投資的便利化和自由化。

可預見的是，中國將繼續參與東盟的第二個50年，而雙邊貿易也會迎來更多機遇與挑戰。中國能否抓住機遇，實現雙邊共同發展，仍有待時間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