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所謂四民,指讀書的、種田的、做工的、經商的.出 處：《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淮南子·齊俗訓》：“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

「士農工商」出自《管子·匡君小匡》。管仲提出「士農工商」四民的本意並非為了劃分社會階層：

人稱“多智近妖”的諸葛亮，躬耕南陽時，常自比管仲、樂毅，是以管仲的功業可謂人所共知。然而因《管子》一書成書晚至漢代，書中摻雜太多後人的文字，是以我們對管仲自身的瞭解變得頗有難度。

雖然《管子》各篇成文有先後，但最早的篇章，至少在齊國稷下學宮時期（始於田氏代齊，與田齊政權相始終，隨著秦滅齊而消亡，歷時大約一百五十）就寫就。

所以，《管子》的某些篇章，算是齊國的官學，對於認識管仲意義重大。

其中一篇名為《管子·匡君小匡》，裡面的內容很可能基於管仲當年的執政經歷。其中提到“士農工商”四民。

“士農工商”之論，最晚不會晚於商鞅變法（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因為《商君書》雖不是商鞅親作，但因為年代近，而且功績實際更巨大，所以《商君書》多數內容反而水分不大。

《商君書·農戰》有：

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

其中“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三者，以及後面“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三民，皆是農民之外“士、商、工”三民。

所以，對士農工商四民的認識，肯定早於商鞅的年代。只是商鞅將“士、商、工”三民視為“農者”之外的“遊食者”。

秦國因農戰而得天下。然某種程度，也因農戰而失天下。因為人活著不僅僅為了吃飯。

而管仲所在的齊國，《貨殖列傳》形容為“齊帶山海 膏壤千里 宜桑麻 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史載，西漢初年，齊國臨淄“巨於長安”(長安是西漢的國都)。

各種證據都能證明，齊國工商業古代很發達。所以，即使管仲也被後人歸類到法家，但齊國的管理絕不可能跟商鞅的秦國一樣。

那麼管仲怎麼管理的呢？《管子·匡君小匡》：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 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

很明顯，與商鞅認為“士、商、工”三民不過“農者”之外的“遊食者”不同，管仲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其管理方法是“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必須做的“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

四民不使雜處的好處是什麼呢，文章中馬上細說：

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 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苧蒲，身服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 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兇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週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 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

看著巴拉巴拉一大堆，但某種程度，類似元明時代的戶籍繼承製度。也就是說“四民不使雜處”就會“龍生龍鳳生鳳”。

但實際上呢，後面這巴拉巴拉的一大堆，未必是管仲的本意。其謂“四民不使雜處”，目的只因“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

“不使雜處”，還有一個目的，內部制衡。《管子·匡君小匡》還有：

桓公曰：“參國奈何？” 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自帥十一鄉。其中商工之鄉六，分三份，桓公一份作主導，那很可能是4:1:1。工農之鄉十五，對應的就是7:4:4。

若沒有“四民不使雜處”，就不可能有這種“參國之制”。所以管仲的“士農工商”只是為了管理與制衡，不可能是為了劃分階級。

只是，即使“士農工商”並非階級劃分，但這種分類對國家管理而言，還是存在缺陷。只是，在“出將入相，文武不分途”的時代，缺陷不是那麼明顯。

到了文武分途的後世，士農工商中的“士”只侷限於“文士”的時候。武人地位急劇下降，乃至出現“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時，“國將不國”就為時不遠了。

綜上，管仲時代的“士”，是地主，乃至大地主，世襲時代，那就是各級的世襲分封地主（這些地主，在哪個時代，本身就是管理者）。

到了科舉時代，文武分途，“士”指狹義的文士，官員以及官員的 備選（讀書人）。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淮南子·齊俗訓》：“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 商與商言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