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馬士英名聲比阮大鋮好還是不好真不好說，畢竟在南明史上，經常被人指著鼻子罵的除了弘光帝，就是南朝重臣馬士英。要說馬士英和阮大鋮誰的名聲更臭，只能說馬士英的名聲更大些，在文學作品上阮大鋮名氣大些。我們這裡只討論在南明覆亡的時候，馬阮的骨氣與民族誌氣比較，誰表現差些。
先說說馬士英這個人。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在《明史》中馬士英與溫體仁、周廷儒、阮大鋮一起被列入奸臣傳。天啟時，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朝遷右検都御史，巡撫宣司。
這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應該算不上什麼好人，到不是因為東林黨攻擊馬士英是與“閹黨”逆案有關，這些所謂的“罪名”現在看來更多是個人意志和牽強附會，而是因為馬士英剛剛當了沒多久的官，就學會了賄賂朝貴，搞官僚主義那一套。後來在明朝覆亡後，馬士英在關於擁立“藩王“繼承大統的問題上，也顯示了這個人並無節操主見，也全然不會為國家和當時的朝廷大局考慮，馬士英考慮更多的是怎樣能夠獲得哪個實力派的認可，立下”定策“不世之功，獲得自己的權力與地位才是關鍵。
在南明第一重臣史可法找馬士英商量擁立大事時，面對東林正統丟擲的繡球，馬士英受寵若驚，馬上與史可法達成了一致意見，商定了擁立“桂王”朱常瀛的擁桂方案。
當擁立福王朱由崧的大軍雲集城外，準備以武力為後盾推福王上臺時，馬士英“敢無支吾，遂隱其前說，且乞附盟”。馬上改變政治態度。由此可見這個人確實沒有太大的政治抱負，只不過是一個庸俗的昏官而已，甚至沒有溫體仁、周廷儒那種手腕。因此說馬士英奸臣當道，排斥重臣，實在是高看了他。
但你說馬士英是個趨炎附勢貪生怕死的漢奸。那趨炎附勢是有，貪生怕死卻實在是栽贓。馬士英雖然缺點汙點很多，但文人的骨氣的勇氣是在的。起碼確定不是漢奸。
關於馬士英的最後下場有很多記述還有野史。記述是非常清楚，然而野史的表達離歷史事實卻是完全相反。在東林黨人帶著有色眼鏡和有意掩蓋混淆之下，原本十分清楚的馬士英之死的結局變成了一個野史。汙衊的方向就是馬士英投降了，然後被清兵殺掉了。
天大的冤屈，東林刀筆吏誅人誅心，十分惡劣。
馬士英之死在清史清廷檔案中記述非常清楚，馬士英在弘光朝覆滅之後，被拒於南明唐王、魯王勢力之外，但依舊堅持抗清，多次參加反清戰役，最後再兵敗後躲入空門逃避緝拿，最後因叛徒出賣，被清廷抓獲不屈就義。
顧城先生在《南明史》中記載：清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蕪湖抗清志士沈士柱寫的《祭阮大司馬文》“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衍、天奪其魄，委贄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共榮名，天實為之也”。
由此可見，馬士英在就義前的所作所為是為人所不恥，但在民族大義和氣節上，馬士英比那些所謂“正義之士”黃宗羲之流要高的多。
再說說阮大鋮。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須，極具才華，被人稱為“江南第一才子”。
早年阮大鋮是東林元老高攀龍的門生，又是東林烈士左光斗的同鄉，因此阮大鋮也可以說是東林派。
只不過阮大鋮滿腹才華只想求官，他求官的物件就是“閹黨首惡”魏忠賢，雖然他沒有投靠閹黨，但因為東林與閹黨的鬥爭，讓本該升遷的阮大鋮被屬東林黨的魏大中搶了位置，氣憤不已的阮大鋮於是轉向魏忠賢，這給了東林黨後來攻擊阮大鋮的口實。
但阮大鋮從來不是閹黨也沒有幹過什麼幫助閹黨的劣跡，但在門戶之見極深的東林黨眼中，阮大鋮就成了必須要整到而後快的物件。又因為阮大鋮政治投機的原因，寫了一封《合計七年通內神奸疏》將閹黨與東林黨鬥爭全部歸於黨爭，讓東林黨記恨在心。在朝野東林的群起攻擊之下，查無實據的阮大鋮就成了魏忠賢“逆案”的上榜人員。
明末散文大家張岱在《琅嬛文集》中就“圓海被謗山居”對其掛名“逆案”感到冤枉。
阮大鋮因為幫助過馬士英，馬士英在弘光朝掌權後起復阮大鋮報恩。阮大鋮因為受東林持續打壓急於報仇，因此準備掀起“順案”來進行報復。
這時馬士英站出來，對阮大鋮策劃的“順案”“僧大悲案”和左良玉東下內訌牽連東林計劃進行了勸阻，在馬士英的阻止下，阮大鋮的幾次報復都未成功。
在弘光覆滅之際，被人們貶斥為奸黨的馬士英、阮大鋮用自己的選擇為人生的重點畫上了最終的一筆。
馬士英堅持抗清，英勇不屈而死。
阮大鋮屈膝投降，毫無節操而亡。
孰高孰低，可見公論。
首先馬士英名聲比阮大鋮好還是不好真不好說，畢竟在南明史上，經常被人指著鼻子罵的除了弘光帝，就是南朝重臣馬士英。要說馬士英和阮大鋮誰的名聲更臭，只能說馬士英的名聲更大些，在文學作品上阮大鋮名氣大些。我們這裡只討論在南明覆亡的時候，馬阮的骨氣與民族誌氣比較，誰表現差些。
先說說馬士英這個人。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在《明史》中馬士英與溫體仁、周廷儒、阮大鋮一起被列入奸臣傳。天啟時，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朝遷右検都御史，巡撫宣司。
這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應該算不上什麼好人，到不是因為東林黨攻擊馬士英是與“閹黨”逆案有關，這些所謂的“罪名”現在看來更多是個人意志和牽強附會，而是因為馬士英剛剛當了沒多久的官，就學會了賄賂朝貴，搞官僚主義那一套。後來在明朝覆亡後，馬士英在關於擁立“藩王“繼承大統的問題上，也顯示了這個人並無節操主見，也全然不會為國家和當時的朝廷大局考慮，馬士英考慮更多的是怎樣能夠獲得哪個實力派的認可，立下”定策“不世之功，獲得自己的權力與地位才是關鍵。
在南明第一重臣史可法找馬士英商量擁立大事時，面對東林正統丟擲的繡球，馬士英受寵若驚，馬上與史可法達成了一致意見，商定了擁立“桂王”朱常瀛的擁桂方案。
當擁立福王朱由崧的大軍雲集城外，準備以武力為後盾推福王上臺時，馬士英“敢無支吾，遂隱其前說，且乞附盟”。馬上改變政治態度。由此可見這個人確實沒有太大的政治抱負，只不過是一個庸俗的昏官而已，甚至沒有溫體仁、周廷儒那種手腕。因此說馬士英奸臣當道，排斥重臣，實在是高看了他。
但你說馬士英是個趨炎附勢貪生怕死的漢奸。那趨炎附勢是有，貪生怕死卻實在是栽贓。馬士英雖然缺點汙點很多，但文人的骨氣的勇氣是在的。起碼確定不是漢奸。
關於馬士英的最後下場有很多記述還有野史。記述是非常清楚，然而野史的表達離歷史事實卻是完全相反。在東林黨人帶著有色眼鏡和有意掩蓋混淆之下，原本十分清楚的馬士英之死的結局變成了一個野史。汙衊的方向就是馬士英投降了，然後被清兵殺掉了。
天大的冤屈，東林刀筆吏誅人誅心，十分惡劣。
馬士英之死在清史清廷檔案中記述非常清楚，馬士英在弘光朝覆滅之後，被拒於南明唐王、魯王勢力之外，但依舊堅持抗清，多次參加反清戰役，最後再兵敗後躲入空門逃避緝拿，最後因叛徒出賣，被清廷抓獲不屈就義。
顧城先生在《南明史》中記載：清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蕪湖抗清志士沈士柱寫的《祭阮大司馬文》“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衍、天奪其魄，委贄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共榮名，天實為之也”。
由此可見，馬士英在就義前的所作所為是為人所不恥，但在民族大義和氣節上，馬士英比那些所謂“正義之士”黃宗羲之流要高的多。
再說說阮大鋮。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須，極具才華，被人稱為“江南第一才子”。
早年阮大鋮是東林元老高攀龍的門生，又是東林烈士左光斗的同鄉，因此阮大鋮也可以說是東林派。
只不過阮大鋮滿腹才華只想求官，他求官的物件就是“閹黨首惡”魏忠賢，雖然他沒有投靠閹黨，但因為東林與閹黨的鬥爭，讓本該升遷的阮大鋮被屬東林黨的魏大中搶了位置，氣憤不已的阮大鋮於是轉向魏忠賢，這給了東林黨後來攻擊阮大鋮的口實。
但阮大鋮從來不是閹黨也沒有幹過什麼幫助閹黨的劣跡，但在門戶之見極深的東林黨眼中，阮大鋮就成了必須要整到而後快的物件。又因為阮大鋮政治投機的原因，寫了一封《合計七年通內神奸疏》將閹黨與東林黨鬥爭全部歸於黨爭，讓東林黨記恨在心。在朝野東林的群起攻擊之下，查無實據的阮大鋮就成了魏忠賢“逆案”的上榜人員。
明末散文大家張岱在《琅嬛文集》中就“圓海被謗山居”對其掛名“逆案”感到冤枉。
阮大鋮因為幫助過馬士英，馬士英在弘光朝掌權後起復阮大鋮報恩。阮大鋮因為受東林持續打壓急於報仇，因此準備掀起“順案”來進行報復。
這時馬士英站出來，對阮大鋮策劃的“順案”“僧大悲案”和左良玉東下內訌牽連東林計劃進行了勸阻，在馬士英的阻止下，阮大鋮的幾次報復都未成功。
在弘光覆滅之際，被人們貶斥為奸黨的馬士英、阮大鋮用自己的選擇為人生的重點畫上了最終的一筆。
馬士英堅持抗清，英勇不屈而死。
阮大鋮屈膝投降，毫無節操而亡。
孰高孰低，可見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