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沒自信迷茫，想改變，認為老祖宗留下的東西不管用了想拋棄，就學洋人，現在逐漸找回自信了，又開始重新審視祖宗留下的瑰寶，我們的傳統已是幾千年的文化適應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應該自信傳統文化是世界最全面最先進最有效的智慧，我們該撿起屬於我們的瑰寶，儘管丟了容易重新找回最少一百年，那也要用幾代人去努力喚醒華夏的靈魂，找回自我！

1890年，有個中文名字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的美國傳教士在上海的《字林西報》上發表專欄文章，專門談他在中國傳教時對華人性格和習俗的觀察。明恩溥的這個專欄寫了有兩年之久，對當時的東西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後來，應讀者的要求，明恩溥把專欄文章結集出版，這就是著名的《華人的氣質》一書。書出版後，在歐美一時洛陽紙貴，西方人普遍把它當成進入中國社會的指南。據說，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正是讀了這本書後才決定推動國會動議歸還庚子賠款用於中國的現代教育。

明恩溥傳教的地方，在中國北方的山東西北部的一個小縣城裡。明恩溥畢業於美國比羅耶特大學神學院，1872年來到中國，先是在天津，後來因為賑災來到山東恩縣傳教，就此紮下根來。他親手建立了恩縣的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小學、中學和第一所醫院，並且常年擔任上海《字林西報》的特約通訊員。他以一個傳教士和西方知識分子的身份見證了戊戌變法、甲午戰爭、庚子之亂等重大事件，在中國呆了30年，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由於他生活的地方地處中國北方，靠近京畿重地，是義和拳的發祥地，所以明恩溥對華人的觀察主要是北方農民、士紳和京城的官僚階層，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最正宗、最傳統的觀念形態。

明恩溥對華人的觀察實際上相當到位。比如說，他認為華人普遍缺乏公共精神。當時，朝廷為了在全國各地遞送緊急軍情而修了很多驛道，這些驛道除了官方使用外，民間用起來也很方便，因為官方每天都有驛馬來往，相對就很安全。但是，這些驛道卻大多數情況下都呈現出年久失修的狀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沒人去張羅著修一下這些公共道路，以至於往往官方和民間一起陷入交通不便的困境。

華人的道德標準以守舊為最。誰最能遵從傳統，誰最能師法古人誰就是道德最高尚的人。地方上的公益事業僅限於表彰多年守節的寡婦，對於外國教堂裡從事的一切公益活動，諸如收養棄嬰、義診、興辦學校醫院等行為完全不能理解，甚至以己度人，認為這些活動的背後都是某種陰謀的前奏。

明恩溥對華人缺乏時間觀念、缺乏度量衡標準、忽略精確也有觀察。時間對大多數華人來說似乎是沒有意義的。普通華人對於馬車的喜愛遠遠大於火車。對於那些有身份的官員來說，轎子更讓他們覺得舒服，儘管轎子遠比馬車還慢。中國的官員們那時完全沒有效率的概念，他們出行時首先考慮的不是時間，而是排場、氣派和個人的舒適度。至於因此要付出多少成本，他並不在意。

華人對於所有的精確似乎都不屑一顧。時至晚清，中國社會還沒有統一的度量衡標準。這種度量衡標準的不統一不是說在大的區域內不統一，而是在任何一個細部都不統一。小到一個村莊，地主收租或放貸時，所用的稱糧食的鬥可能會有好幾個標準。一個市集上，買賣雙方的秤肯定會不同。每一家中藥鋪稱藥的戥子都不同，以至於中醫抓藥時下藥的分量形同虛設。大到朝廷也是這樣，戶部歲入銀兩入庫時用一個標準，待支出時不得不使用另一個標準，否則就會造成收支不平衡。為此，官方特別制定了“火耗”這一莫名其妙的明目來為地方大僚開脫，以防他們在錢糧繳納時虧空太大。

這種度量衡制度的缺失導致了華人對於精確的反感和漠視。華人喜歡用哲學觀念替代量化考核，比如陰陽平衡，比如中庸之道等，這種觀念雖然在晚清較盛，卻是中國社會長期累積的結果，乃至於今天的中國，仍然有此遺風。

晚清的中國，頗有一些我們今天看起來匪夷所思的觀念。比如華人對於風水的迷戀，簡直令人髮指。

電報這一新鮮事物早在1871年6月就由丹麥和英國的的公司透過鋪設太平洋海底電纜的方式引入了中國。可中國當時除李鴻章以外的大多數官員反對引人電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風水問題。所以當時清廷採取掩耳盜鈴的方式許可外資經營電報，即不允許電報上岸，以為這樣就不會破壞中國的風水。英國和丹麥合資的電報公司不得不用輪船在海上接受電報，在轉到岸上遞送。而且，為了減少阻力，特地把電報公司的選址定在遠離首都的上海。

1874年，李鴻章、沈葆楨奏請籌設福州至廈門、山海關至北京的電報線路，遭工科給事中陳彝彈劾。陳彝在奏章中說，“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安？”

這讓慈禧太后瞿然動容，因為清廷的祖墳東陵就在要修電報線的路上，立即下令停止修建北京至山海關線路。於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收到外洋的資訊要比上海至少晚三天，因為電報在上海上岸，轉山海關，而山海關到北京卻需要兵部差官騎馬驛遞。

當時的華人對外華人普遍存在一種從蔑視到仇恨的情緒。起先，外華人剛到中國時，華人對外華人聽不懂中國話、不瞭解中國習俗等產生了巨大的優越感。第一次鴉片戰爭時，道光皇帝曾按慣例召見親貴和重臣商討和戰大計，有親貴獻計，說洋人的腿不會打彎（因為此前見皇帝不願意下跪，朝中有人顧及皇帝的面子有此一說），所以可以使用鉤鐮槍專掃洋人的腿，就像鬧蝗災時收拾蝗蟲一樣。

後來見識了洋人的洋槍洋炮，加上一些傳教士重用不安分的教民，造成民教矛盾。華人又開始從蔑視轉而仇視外華人，而且是不分族類，概莫能外，是洋人就仇。庚子之亂，義和團殺洋人時就是見洋就殺，許多工程師、醫生和教師，尤其是外交官都沒能倖免。更令人髮指的是，義和團完全沒有保護和尊重婦女兒童生命的概念，遇到手無寸鐵的外國婦女和兒童，反而殺的更激烈。這種對洋人殺無赦的想法也存在於朝廷的官員和慈禧太后的觀念中。慈禧對列國宣戰，首先攻打的就是大使館，對於大使館裡的文職人員，慈禧除了懵懂地感覺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之外，完全沒有對非戰鬥人員的憐憫。

朝廷重臣中，仇洋情緒尤烈。但他們的仇洋理論卻非常可笑。在朝廷的正規軍董福祥甘軍攻打大使館多日不得時，當時清廷最高學術代表，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認為，大使館之所以攻打不下來，是因為陰氣太重。洋人是把大使館裡女人的陰門都割了下來，佈置了“陰門陣”，所以才阻止了陽氣旺盛官兵。為此，當時義和團的大師兄下令，北京城裡所有已婚女人七天之內不得洗臉梳妝，不得洗腳，不得出門。要以毒攻毒，去破洋人的陰門陣。

另一方攻打西什庫教堂的10萬義和團眾也不甘示弱。他們在端郡王載漪和輔國公載瀾的率領下，蒐羅了全北京的女人月經血，並把北京全城的狗殺了，然後將月經血和狗血混合在一起當作武器潑在西什庫教堂的戰場上，以至於西什庫教堂沒有攻打下來，但血腥氣味和成群的蒼蠅卻把義和團自己燻離了戰場。儘管如此，無論是大使館還是西什庫教堂，無論是10萬義和團還是數萬正規軍，都沒能奈何一群修女教士和文職外交官組成的臨時武裝。

晚清至今，150年過去了，華人經歷了太多的血與火的洗禮，觀念也在慢慢轉變。其中，有的觀念至今儲存著，有的則大相徑庭，向反方向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