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服皆須官員自行購置

　中國古代官員服飾以繁瑣嚴格著稱，清代尤甚。官服的式樣、色彩、質料、飾物等細節，都有明確要求。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作為朝廷命官，特別是經常出入宮廷的京官，如何穿戴卻馬虎不得。

　　中國古代官員服飾以繁瑣嚴格著稱，清代尤甚。官服的式樣、色彩、質料、飾物等細節，都有明確要求。

　　比如官帽，按季節要求，可分為暖帽、涼帽兩種。從功能上分，則又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區別。因品級不同，帽子形制、顏色及帽頂質料都有嚴格區別，絕不可越級僭用。

　　至於官服，按出席場合可分為朝服和吉服。按季節，可分冬夏兩種。按功用，又分為日常服和出行服。因官品之不同，官服用色、補子圖案都有區分。《大清會典》甚至將高階官員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質地、皮色及其裡、帶的顏色，分為八個等級，以此區別官員身份地位的高低。

　　官服的面料多較貴重，比如黑狐、紫貂、青狐、貂皮、猞猁猻皮、紅豹皮、黃狐皮等。官帽上的頂珠，亦以貴重材料製作，如一品為紅寶石，二品為珊瑚，三品為藍寶石，四品為青金石，五品為水晶，六品為硨磲，七品為素金，八品為陰文鏤花金，九品為陽文鏤花金。

　　清代官服皆須官員自行購置，甚至皇帝賞賜之物有些亦如此。比如皇帝常賞賜官員花翎以示獎勵，可這種賞賜多數時候只是賜予其資格，花翎需要官員自行購置，其價格因眼數不同從數十兩到數百兩銀子不等。賞穿之黃馬褂，有些情況下也要受賞者自行置辦。

　　官服不但種類多，更替也十分頻繁。因為哪天穿什麼衣服，不由官員自己選擇，而是朝廷統一命令。光緒六年，任戶部侍郎的王文韶入值軍機，頻頻出入宮中。他在日記中詳盡記載了一年更換服飾的次數：前三個月入宮，換了十一套衣服，平均不到九天就要換一次。由貂冠、貂褂直換到葛絲冠、葛紗袍，再由葛紗直換到貂褂，這就是清代官服皮(大毛、小毛)、棉、夾、單、紗，週而復始的一年的更替。

　　所以為官之初，購置官服，對很多官員來說是個極為沉重的負擔。缺乏經濟實力的京官不得不長年借用官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清貧，光緒年升官後，因“隔數日須往頤和園住班……又要添皮衣，非狐皮不行;且定要貂褂”，一下子“用度頓添，異常艱窘”，甚至連城外的房子都租不起了。更有甚者，乾隆朝的大臣錢南園，據說因冬日在軍機處值日無衣，竟至冷病而死。

曾國藩素以儉樸聞名。晚年他在家書中說自己“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由此引出後世的種種渲染，比如說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緞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裡，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如新衣云云。

　　其實翰林經常需要出入宮廷，衣服必須體面，方符國家體制。曾國藩為人固然節儉，但是在官派威儀上卻絕不敢含糊。連曾國藩的夫人和孩子，基於社交需要衣著也相當體面。

道光二十九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信中說：“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

　　確實，入都為官後，曾國藩個人財物中，最值錢者就是衣服了。

樓上的回答不太全面，其實官服並非皆須自行購置。

不同歷史時期情況不太一樣，大部分時期政府都有對官員統一製作發放服裝的制度，甚至這還被當作俸祿的一部分。

政府為官員發放的服裝，每年一般會根據季節配給。比如東漢政府曾按照任事及品秩對標準對公卿百官授冬衣、春衣，作為俸祿的額外補充。西晉百官俸料裡，也包括了“春、秋服絹”的部分，其中諸公給春絹百匹、秋絹二百匹、綿二百斤，“春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則是用衣料代替成衣。

唐代也延續了“冬春衣賜”的制度，除了朝中重臣、地方州府官員、藩鎮僚屬等，士兵、官奴婢等等也是重要的配給物件，《唐六典》裡就詳細記錄了服裝發放的標準和時間。

許多官員在收到服裝以後，都會特地寫一份《謝賜衣表》，比如陳子昂《謝賜冬衣表》、令狐楚《謝賜春衣表》:“二月某日, 中使某至。伏奉敕書手詔 , 並賜臣春衣一副 、牙尺一條。”冬春衣屬於季節性的官服發放，由於人數巨大，也是政府開支（主要由戶部負責）的重要一部分。

除了冬春季節賜服外，在重要節日比如清明、端午、聖誕（皇帝生日），以及皇帝登基、郊祀等大禮儀，政府也會對官員特別發放賜服。比如從唐代開始，就在端午加賜“端午衣”，作為度夏的特別福利。有一年端午，時任左拾遺的杜甫就得到一副唐肅宗賜予的夏衣，還特別作《端午日賜衣》一詩：“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在酷暑的端午，所賜的衣物也特別輕軟薄透。

晚唐五代以後，賜節日衣逐漸成為一項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一年三賜（五月五、十月一、聖誕即皇帝生日）。物件也從主要官員擴大到文武百官。

除了此類常規服裝外，宋代的中高階官員還可在其生日、受命、朝見、 辭別、致仕等特殊的日子和場合，得到特別的服裝賞賜。高官致仕後，在舉行大禮及皇帝登基等重大事件中，也有機會得到襲衣、金帶的賞賜。

《宋會要》《宋史》中都詳細開列了“凡五月五日賜服”“凡十月一日賜服”“凡賜外任初冬衣襖”“凡聖誕節賜服”“凡大臣生日及文武官內職中謝、朝見、受外任及出使朝辭，並於閤門支賜分物，及諸州鎮、蕃國進奉牙校人從見辭，皆有賜”幾種情況的賜服，規模非常巨大。

由於獲賜物件的普遍化，此時不同身份的官員所獲賜的衣物，面料、數目都有詳細區別，成為身份等級的象徵。《宋會要輯稿·儀制九·賜服》中用了極大的篇幅來一一記錄每年幾次賜服等級構成，其中如“二府宰相、親王、三師、三公、使相”等高階官員，每年端午節可以獲得的全套公服為完整的“五事”，包括“潤羅公服、紅羅繡抱肚、黃縠汗衫、熟線綾夾袴、小綾勒帛”一套，衣料均為高階真絲羅、縠、綾，另外還有“銀裝扇子二”；最低等級者則僅有“紫平絁窄衫”一事。

^ 宋代公服，宋代每年幾次的官員賜服主要賜的也是這一種類。此外還有一大類則是錦袍。

所以宋代官員每年的標準裝公服，其實都是政府製作發放的，而且一年還會發放若干次。至於各種禮儀場合所用的大禮服，祭服、朝服之類則更是政府統一製作的了，甚至還出現過某次大禮儀時，從庫房搬出禮服時發現禮服過於破舊但不得不用的情況。

^ 宋代的大駕鹵簿圖，圖裡百官將士的服裝都是由專門部門製作、管理的。

武后登基後，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壯大自己的勢力，於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命內府製作了一種繡有銘文紋飾的新式繡袍——銘袍。銘袍上繡有山形，繞山周圍又繡有“德政惟明、職令思平”和“清慎忠勤、榮進躬親”十六字。 對新授的官員進行賜服。

兩年後的延載元年（公元694年），武則天對銘袍又進行革新，文字增加了好幾種，繡在衣背上，圖案則改為文官繡禽、武官繡獸，均成對繡上，開始賜給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從此，以官服繡飾圖案來區別官階的制度在中國開始確立，也就是後世補服的前身，不過當時確實是政府統一製作發放的。

明代除了高階賜服外，常服一般由官員根據制度自行準備。清代的情況比較複雜。後金、清前期，曾經有過賜服制度，比如《清實錄》裡天聰九年，天聰漢賜服各旗，包括有補子的皮袍、朝褂、朝衣等等，順治二年也有大規模賜服，衣料其實大多是明代衣料或者舊織造局的產品。

當時的賞賜官服，主要由江南織造負責生產。康熙《蘇州織造局志》記載，清朝織造局自開局以來是兩大業務，包括“上用”（即皇帝使用），以及“官用，王公以下賜予賞給悉取資於此”。織造局也負責製作官員賞賜服裝。

但到了後來，各種衣服主要是百官自行準備，自掏腰包，政府也不做報銷。所謂賞賜某位官員服裝，都是由受賞賜的人自行置辦，皇帝只是賞賜名分，具體置辦付錢還是受賞者解決的事。所以才出現樓上回答裡所說的情況，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也是因為這樣，也才出現晚清官員官服質量極度參差不齊的情況。

^ 順治時期的龍褂衣料

^ 織造局生產的蟒服袍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