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4年，距離大明王朝滅亡（1644）已整整一甲子。此時正忙於九子奪嫡家事的康熙爺肯定沒有想到，自己的藩屬國北韓此時正在秘密地進行著一場“甲申六十年祭”的紀念明朝大型儀式。這多少有點時光錯亂的感覺，要知道，隨著臺灣在1683年的歸於一統，大明朝最後一面王旗在中華已銷聲匿跡了21年之久。

這一年，北韓肅宗國王在自己的王宮後苑中建起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建築--“大報壇”，以至高無上的祭天之禮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為了北韓王朝今後兩百年間最為隆重的祭禮。

這一幕只是明亡之後，北韓思念明朝的一個縮影。實際上，有清一代，北韓在從軍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時，朝野之中始終瀰漫著以明朝為中華正統，把清朝視為夷狄而與之虛與委蛇的主流意識形態，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誇張的是，包括幾任國王在內，北韓也不乏以“驅逐韃虜，反清復明”為己任的極端復國主義者，北韓的孝宗國王甚至有“養精兵十萬，出其不意，直抵關外”的具體軍事構想。而最可笑的是，在當時那個資訊封閉的年代，迷醉於天下觀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終被矇在鼓裡。

自唐朝以降，秉持著儒家中華正統觀的北韓一直都是以“藩國”自居，尊中原王朝為宗主國，但在歷代王朝中，北韓最為心悅誠服的卻是明朝，北韓國內甚至有學者將明朝看成“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際都無改初衷。

中國的明清時代對應的北韓王朝為李朝（1392-1910年），事實上，李朝的建立就是北韓忠誠於大明的一個最好例證。北韓高麗王朝在與朱元璋發生領土爭端之後謀劃進攻遼東，不願伐明的高麗大將李成桂先是苦諫國王遭拒，之後便發動政變推翻了高麗王朝，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稱王之後，迅速確立了“事大主義”的國策，並且上書朱元璋要求天子賜予“國號”，此舉在北韓歷史上也就僅此一次，北韓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賜名後堂堂正正地成為了“北韓”。

以上所說的北韓“大報壇”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明神宗萬曆、崇禎，在北韓李朝的歷史觀中，正是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北韓對大明萬世不易的忠誠。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雖然萬曆皇帝在中國歷史上聲名狼藉，但卻是北韓歷史上最為尊崇的中國皇帝。朱元璋的“賜名”被北韓王朝認為是“大造之恩”，而萬曆的“抗日援朝”則被北韓認為是“再造之恩”，事實上，這也正是“大報壇”的修建初衷。在北韓君臣的心目中，萬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帶上了“捨己救人”的悲劇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於東征”，北韓的肅宗國王甚至“內疚”地認為，如果不是出兵北韓而損耗國力，明朝就算亡國，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樣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樣旋踵亡國。

如果說北韓對於明朝有著超出尋常的“忠誠”，那麼北韓對於清朝的仇恨與蔑視也同樣深入骨髓。從大的方面說，北韓深受程朱理學儒家正統觀的影響，滿腦子的“華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義”。在北韓主流意識形態中，只有作為東夷的北韓才實現了“由夷變華”，成為“小中華”，其他任何少數民族都不可能繼承中華正統，清即使入主中華，始終還是“夷狄”。

但北韓可能另有始終無法撫平的隱痛。這樣說吧，滿族曾被北韓視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後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這讓北韓如何能忍。明朝中前期，滿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籬下棲身北韓北部，北韓以“天朝上國”的姿態對待女真諸部，雙方完全處於尊卑不平等的關係。最丟人的是，就連努爾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也就是列於清王朝譜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稱臣於北韓。

明清戰爭爆發後，北韓國王光海君曾想採取“中立國”態度，在關鍵的薩爾滸大戰中（1619年）還密令參戰的北韓將領出工不出力，最後竟臨陣降清（那時還叫後金）。但光海君這一政治態度顯然不見容於親明的北韓王室和士大夫階層，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的罪名在宮廷政變（1623年）中廢掉了。這對於之後的北韓國王無異於一次血的教訓：如果誰放棄了“尊明攘清”的國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

在光海君之後即位的仁祖國王顯然接受了這一教訓，在明清戰爭中立場堅定地站在了明朝那一邊。但問題是，正如清朝在鴉片戰爭後遭受的教訓一樣，在“蠻夷”強大的軍事實力面前，禮義做不了幹櫓，忠信更不是甲冑。1627年，皇太極終於被北韓桀驁不馴的態度惹怒了，命阿敏率軍進攻北韓，兵鋒所至，北韓軍隊潰不成軍，開戰十幾天就丟掉了平壤，只得求和，這也就是北韓歷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亂”。戰場上雖然一塌糊塗，但北韓在停戰談判中卻自認“春秋大義”在手，表現得無比強硬，對於後金提出和明朝斷絕關係的要求堅決抵制，彷彿在戰場上取得壓倒性優勢的是自己，後來缺乏理論自信的阿敏竟然也服軟了，還稱讚對明朝忠貞的北韓是“節義之國”。

在談判桌上“大獲全勝”的北韓之後，對後金仍然是愛理不理，對明朝則仍然是熱絡有加。1636年，皇太極稱帝建立清朝時，北韓非但不朝賀，連清朝使臣都不接待，這讓皇太極勃然大怒，隨即親征北韓，這就是北韓史上的“丙子胡亂”。對於這場戰爭，2011年的南韓電影票房冠軍《最終兵器：弓》將北韓軍民描繪得可歌可泣，箭術天下第一，還擊斃了清朝的太子，但實際上呢，這次北韓敗得比上次還慘，十二天就丟掉了都城，曾有四萬守軍被三百清軍騎兵大敗的經典戰例。

最後，連仁祖國王都被困南漢山城。在這次的城下之盟中，北韓也曾一度放出“所爭者義也，成敗存亡不論”的狠話，但皇太極這次顯然吸取了上次的談判教訓，咬死了逼北韓與明朝斷交這一條，要求北韓轉而向清朝稱臣。最後，北韓君臣只得屈服，還被迫將北韓的世子送到瀋陽當人質。可就是這樣的無奈之舉，仁祖晚年還是遭遇了叛亂（後被鎮壓），而理由還是老樣子，誰讓你臣服清朝來著。

據《明史·北韓列傳》記載，當內外交困的崇禎聽說仁祖國王被困南漢山城時，當即命令總兵陳洪範調集“各鎮舟師赴援”，後來半途聽說北韓已降才作罷，而崇禎不僅沒怪北韓投降，反而責備陳洪範救援不力。崇禎的這一“義舉”，在多年後也被北韓英祖國王贊為“清兵滿遼陽，流賊遍佈中原，然猶欲涉海出師，遠救屬國。中夜念此，不覺淚下”。也正因如此，崇禎後來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報壇”。

皇太極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北韓歷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國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滅亡後的第五年，曾在瀋陽度過了八年人質生活的孝宗國王即位，屈辱的人質生涯讓孝宗對清朝恨之入骨，還在瀋陽時就寫下了“我願長驅百萬兵，秋風雄鎮九連城”的反詩，即位後便正式啟動了他不切實際的反清復明政治藍圖。

孝宗反清復明的精神導師是北韓大儒宋時烈，在他的謀劃下，孝宗一邊大肆起用所謂的忠良之後義理之人，一邊花重金擴軍備戰，“故欲養精炮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據說，孝宗本計劃在1661年起十萬大軍北伐，但16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

在後人看來，孝宗的北伐計劃顯然是荒謬不經的，先不說北韓的十萬大軍是否湊得齊，即使有了十萬大軍，憑北韓那“四萬守軍被三百清軍大敗”的歷史前科，也無非是烏合之眾罷了。更何況，孝宗所謂的“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可能也是高估了中原人民的覺悟。就連主戰派宋時烈也曾質疑說：“諸葛亮（北伐）尚不能有成……事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可孝宗卻“大義凜然”地回答：“大義既明，則覆亡何愧。”好像為了反清復明的理想，賠上北韓也無所謂。

可以說，北韓北伐計劃的唯一機會在於清朝的內亂，而後趁亂起事。1673年，機會還真的來了，三藩之亂爆發，可此時北韓卻又遲疑了。當時北韓有大臣上書給顯宗國王，認為吳三桂起兵“乃千載一時，應結集出兵，以完成孝宗遺願”，北韓的儒生們也是群情激奮，國內一片北伐之聲。可就在這“千載一時”，才34歲的顯宗突然駕崩了，剛剛十三歲的肅宗接位，北伐這事又黃了。北韓正史《李朝肅宗實錄》辯解道，北韓此次痛失良機完全是因為顯宗突然駕崩所致，“乘此之機，我若提兵渡遼，直搗巢穴，王師攻其南，我兵擊其西……則可以掃清腥穢”。書中甚至大膽推測，如果三藩之亂髮生在孝宗時代，孝宗“必仗忠烈，奮神威”北伐中原。

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無論北韓事後如何痛心疾首，這一北伐時機終究一去不復返了。之後的北韓，如同文章一開頭所說的，對於“反清復明”的夢想，只能在“大報壇”的祭祀中，只能在精神層面一遍遍地重複，實質上的“反清復明”還未及開始已然結束。

不僅是官方的“大報壇”，北韓民間對於明朝的種種尊崇也一直未斷絕。宋時烈晚年隱居的華陽洞後來成為了北韓儒林中的“崇明中心”，後世儒生流行在洞中和附近的萬東廟摹刻明朝皇帝御筆，舉行各種思明儀式，最著名的勝蹟是，華陽洞中有孝宗國王的御筆“大明天地，崇禎日月”，意思是明朝雖亡，唯獨北韓保有“大明天地”，用當時北韓一位大儒的話來說就是，“北韓乃大明之北韓也”。

儘管此時北韓官方文書的紀年在明亡後早已採用清朝的年號，但在私下裡，無論是私人文書，還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紀年，用清朝年號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當時北韓的主流是採用崇禎的年號，以至於出現了“崇禎兩百多年”的奇事，19世紀下半葉還有北韓儒生自豪地說“喚我作大明人”。

這可謂是世界歷史上最獨一無二的現象：某位皇帝在本國早已成為前朝舊人，但在鄰國的紀年中卻還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裡一直存在著。對此，北韓儒家大師樸趾源在“燕行錄”名著《熱河日記》中一語點明：“尊崇禎以存中國。”既然軍事上無法完成反清復明的夢想，就讓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遠活在“崇禎”的年號中吧。

平心而論，從順治開始，清朝皇帝對於北韓可謂是恩寵有加，無論在經濟上還是禮儀上，對於北韓的態度甚至都要超過明朝，又是減免歲貢，又是優待北韓使臣，甚至還親自寫詩賜予北韓國王。

到了乾隆時代，北韓對於清朝的態度終於發生了“轉折性”的改變，對於清朝皇帝不再背後稱為“胡皇”，改稱“皇帝”；對清朝皇帝的評價也公允起來，不再動輒“荒淫”“虐民”，也不再天真地認為“胡人無百年之運”，清朝隨時可能滅亡。

然而，此後北韓對於清朝態度的改變也無非就是放棄了敵意，不再意淫著顛覆清朝而已，更準確地說，是從浪漫主義的“反清復明”回到了現實主義的立場而已，但這遠遠不等於說北韓就真心認同清朝，更不等於說北韓放棄了對明朝的尊崇與忠誠。事實上，一直到20世紀初，在延續了兩百年之後北韓國王對於“大報壇”的祭祀才最終停止，這在實質上已成為了北韓王室的“家法”。

“北韓乃大明之北韓也”，北韓始終踐行著這一承諾，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禎265年”，北韓才在曆書上最終結束了崇禎紀年。此後一年，日本強迫北韓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北韓亡國。北韓與大明，也算是“與國同休”了。

元朝時，並不把北韓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來看待的，北韓曾經一度淪為元朝的一個省的待遇。但從明初開始，明朝始終將北韓作為一個國家來對待，雖然是屬國，但明朝從不干涉北韓內政，而且厚往薄來，兩國關係始終很好，沒有摩擦。

壬辰戰爭時，北韓國力衰弱，根本擋不住打了幾十年內戰的日本軍隊的攻擊，京城都丟了，基本上將要亡國，不得已嚮明朝求救。 明朝立即派出大部隊對北韓進行支援，從而使得北韓復國，忠實地履行了宗主國的職責。

而明朝沒有提任何條件，戰爭完畢後立即撤軍回國，顯示了泱泱大國的君子之風，令人可敬可嘆。北韓君臣始終以此為明朝對北韓的再造之恩，把明朝作為自己的再生父母來看待。

雖然清朝取代了明朝，但為了便於統治，安撫外邦，一些小的細節也就默許了。

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大眾對北韓的誤解。很多人認為，北韓在整個清朝時期，都死硬地堅持使用明朝年號，收容明朝遺民。這種認識，顯然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首先，北韓確實曾經拒絕使用大清年號，但大清不是默默忍受，而是果斷下手製裁。

皇太極的年代，北韓使者就堅決不承認大清，他們的立場非常堅定——大明才是正統，你個清無非就是夷狄，憑啥跟華夏正統大明朝並立，也稱起皇帝來？

所以，皇太極的登基儀式上，兩位北韓使者被強迫加入朝賀的行列，但他們堅決不肯，為此遭到滿清官吏抓扯和毆打，鼻青臉腫，衣服破碎，依然不屈從。

這個，絕對是真的！

而最終，清朝便把北韓使者打入大牢——這一幕，老實說，讓當時已經臣服清朝的東北漢人很是汗顏，至少在這一點上，咱就比不過人家。

當然，皇太極豈能善罷甘休，立即派人去北韓發出嚴正警告。

結果，反而激發了北韓上到官員下至百姓的憤怒，當時有人提出要“毀書斬使”，以表對明朝的忠誠。甚至滿清的使者在路上，遭到百姓以石頭泥塊亂打。

當然，後果就是皇太極出兵。而北韓人，雖然有骨氣，但骨氣不能當兵器來打退敵人。所以清兵殺來之際，不論是北韓的正規軍，還是義勇軍，都一敗塗地。

所以，光有勇氣還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實力作後盾。

而且，隨後清朝便入關，大明都滅亡了，所以此後的北韓官方，也只能使用清朝年號，如承政院（類似國務院），當時規定：疏章不書清年號者不得捧入。

但是慢慢的時光流逝，大清國對北韓的監督不再那麼嚴厲，尤其是康熙帝，一會打三藩，一會打蒙古，一會打俄國，對北韓這邊自然就鬆了。於是北韓內部，便出現了個別情況下可以不使用清朝年號的規定，當然也不能使用明朝年號，因為明朝已經亡了，所以北韓人就用干支紀年代替——但實際上，還是為了懷念明朝——1704年，明亡60週年之際，北韓專門舉辦了祭奠萬曆和崇禎兩位大明皇帝的活動，當時用的也是干支紀年，根本就不提清朝的年號。

當然，北韓人也怕清朝報復，所以祭奠剛結束就立即燒燬相關文書。

而在乾隆時代以及以後，大清國自己都開始放鬆，甚至皇帝還去拜祭孝陵（朱元璋），整修了明朝十三陵，北韓自然就再無忌憚，他們舉辦了一項叫做“忠良科科舉”的專題考試，應試者限定為明人後裔或北韓人而於丁卯、丙子兩役與滿清作戰身亡者的後裔，允許這些人中舉紅牌可以不寫清年號而寫干支紀年。後來又擴大到一切忠良之後。

也就是此時起，不使用清年號而使用干支紀年，至少在北韓民間成為潮流。而寫有明朝年號的東西，更被視為寶貝。譬如1756年，北韓王得到了十幾個寫有明朝年號的馬牌（驛馬的身份證明），藏於尚瑞院馬牌櫃——後來，這些馬牌便成為文物，上了南韓郵票。

但是，司馬在這裡也要說一句：人終究是會變的，尤其是在大陸清宮戲氾濫，不顧史實地溢美清朝這種傾向之下，半島與大陸的分野越來越深，最終便出現了另一種人，即認為大明已經滅亡了，華夏傳統在中原已被拋棄，那麼被稱為“小中華”的半島人就應該把這種傳統繼承下來，變成自己的東西。也就是說，半島人開始拒絕把自己視為大陸文明體系的一部分——當然這是後話了。

那是因為北韓一直在私底下偷偷用~並無史料能夠直接證明清朝知情，而且當時北韓在內部用明朝年號，那是一種政治正確問題，輕易不可觸碰。

崇禎十年（1637），李朝在被後金兵困南漢山城四十六天後，無條件出降，自此，北韓斷絕與明代藩屬關係，轉而成為清朝屬國。但在處理正朔問題上，北韓態度十分曖昧——表面上使用清朝年號，暗中卻遵行崇禎、永曆紀年。甚至在北南韓王死後，拒絕使用清朝皇帝所賜諡號。

丁卯之役（1627）後，清與北韓結為“兄弟

之國”，但堅持使用天啟年號，權宜之計對清朝文書改用干支紀年。當年天熹宗崩，思宗繼位，崇禎元年二月，北韓在尚未接到明朝頒佈正朔時，在皮島總督衙門毛文龍處得知中國已改元，直接宣佈全國改行崇禎年號。這一次改行的崇禎年號，成為北韓隨後二百多年一直暗中遵行的明朝年號。

崇禎十年，北韓被迫成為清朝藩屬，其首要條款即為“去明國之年號”。自此，清朝正朔成為北韓法定的紀年方式。原則上，北韓官方文書都應奉行清朝正朔，但在實際操作中，年號問題卻十分複雜。

如今在南韓慶尚南道居昌郡渭川面，還在使用明朝崇禎年號的桐溪古宅

對清文書，北韓一直使用清朝年號。北韓王朝政府公文正朔使用，原則上需要使用清朝年號，但在北韓所見公文至少有三種正朔方式：遵行清朝正朔、使用崇禎年號、使用干支紀年。政府間往來公文，朝臣上奏國王的奏疏一般都用清朝年號；科舉放榜一律使用清朝年號，但英祖為忠良後孫和明遺民後代專門設立的忠良科則特令不書清朝年號；北南韓王個人畫像不用清朝年號；與日本的來往文書中曾長期不書清朝年號；值得一提的是，北韓馬牌一直使用天啟年號……以上可知，即便在北韓官方文書中，不用清朝年號的情況仍時有發生。私人文書（包括王室在內）普遍使用明朝年號。當時北韓從士林到百姓幾乎皆使用明朝崇禎、永曆年號，其中以崇禎為主，偶有不用者頻遭抨擊。這是政治正確問題，輕易沒人敢違反。北韓祭祀上的正朔問題則比較複雜。大體來說，在官方祭祀中，時而用明朝正朔，時而用清朝正朔，視情況而定。但在北韓王室墓碑所遵行的無一例外皆是明朝年號，用“皇明”、“有明”字樣表示是明朝遺臣，用“崇禎後……年”的方式來紀年。關於崇明祭祀中，如大報壇、萬東廟則全部使用明朝正朔，樣式為“維崇禎幾年，歲次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干支，北南韓王臣姓諱敢昭告於……”朝宗巖大統廟則使用永曆紀年等。士大夫家祭則全部使用明朝正朔。

至於明朝遺民入朝，基本都會被北韓政府安置起來，專門設立了科舉的忠良科為他們提供上升渠道；1667年丁未年，有一批來自南明臺灣鄭家勢力的海難漂流者在北韓濟州島登陸，他們作為鄭家的御用商人去日本貿易，但被颱風吹到了北韓。他們穿著明朝服裝上岸，後來幾經周折，因為清朝知道了此事，在清朝壓力下這95人被北韓遣返到了中國北京，隨即被處死。

因為此事，北韓官紳士子一致批評政府行事不當，百多年後北韓人還在拜祭這九十五義士。丁未事件後，對於南明漂流船的難民，北南韓採取放任自流態度，船毀了的就地安置留居，船壞了幫忙修好讓他們自己離去，不再強行遣返。

這事也說明了清朝政府對於明確的反清分子進入北韓，一旦知道了此事必定會向北韓政府追索。而那些零星進入北韓的明朝遺民，在當時的資訊條件下，北韓政府完全可以做到不讓清朝知曉，加以妥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