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劉備於成都稱帝，建號章武。
同年，劉備率中軍從成都出發，伐吳之役就此開始。
事實上，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不被人看好。自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便追隨左右的名將趙雲就公開表示過反對，他的理由也很簡單——曹魏才是我們的敵人，此時伐吳，並非上策。
而同樣的道理，東吳的諸葛瑾也曾說過。在一封由諸葛瑾親筆寫就的信中，他不卑不亢的勸說劉備不要率兵東進，並希望他權衡利弊，息兵停戰。而且，諸葛瑾還非常精準的向劉備丟擲了兩個問題：
1.你究竟是應該為關羽報仇，還是應該為漢獻帝報仇？
2.你到底是想要荊州，還是想要天下？
顯然，這些反對意見很有道理，但奇怪的是，劉備對此卻極為蔑視。他一意孤行，堅決伐吳，態度不可謂不強硬，彷彿已經被憤怒衝昏了頭腦似的。
於是，章武元年六月，劉備從成都出發，並詔令張飛率軍趕往江州。但張飛未及出發，便被部下刺殺。這時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先主不聽，遂東征，留（趙）雲督江州。
留趙雲“督”江州，是不是正式任命其為江州都督，不清楚；之前命令張飛去江州，是否也有令其總督江州之意，同樣不清楚。但是，江州乃軍事重鎮，自古以水道伐蜀者，未嘗不急攻江州。東漢滅公孫述，劉備與劉璋反目，東晉桓溫入蜀，無不取江州水路逆流而上。若江州有失，則蜀漢不保，蜀漢的四方鎮戍都督之一，便是江州都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留趙雲鎮江州，至少說明了兩件事：
1.趙雲並沒有因反對伐吳而不受劉備信任；
2.劉備早在戰役開始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退路。
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兵敗夷陵，退守永安之後，趙雲即率軍進駐永安，為擊退吳軍追兵起到了一定作用。
2.李嚴入永安
章武二年六月，陸遜火燒連營，劉備敗退，夷陵之戰結束。
夷陵戰役爆發前，蜀漢防衛東南方向的軍事重鎮為江州，魚復的戰略地位並不突出。七月，蜀軍撤退至魚復，劉備遂發詔命改魚復為永安，並建永安宮，率軍屯駐於此。可見劉備並無返回成都之意，永安此時已成為他眼中的底線，堅決不許吳軍佔領。
對劉備的這種舉動，史書中記載孫權的反應為“甚懼”，可知蜀軍屯駐永安的行為對東吳構成了極大的軍事壓力。十月，孫權遣使和談，但同時，他又命陸遜以輔國將軍、領荊州牧的身份親鎮西陵。章武二年的那個秋天，吳蜀兩國的緊張狀態並未因和談而有所改變，軍事對峙仍然存在，雙方仍在互相防備。
也就是在這時候，李嚴來到了永安。
李嚴到達永安即被劉備任命為尚書令，這似乎很唐突，因為李嚴之前的職務只是犍為太守，從未接觸過統治核心，所以劉備的這一行為看起來非常奇怪。
但事實上，李嚴之任，其實無可厚非。
李嚴之前，蜀漢曾有過兩位尚書令。第一位是劉備賬下重要謀士法正，法正去世後，劉巴接任，但在章武二年，劉巴也去世了。
此時正是劉備進駐永安的時期，永安也正處在向軍事重鎮轉型的關鍵時刻，劉備當然希望新任的尚書令能夠有些軍旅經驗。按說若馬良尚在，此職斷無落到李嚴頭上的道理，但其時馬良已死，而李嚴早在劉璋時期便有督軍綿竹的經歷，犍為太守時期又曾平定叛軍，具備一定的治軍與治政能力，是個合適的人選。
其次，李嚴在蜀中也有足夠的名望。劉璋時期，李嚴曾任成都令，獲得過時人“復有能名”的評價，在建安二十四年馬超、諸葛亮等人的勸進表上，李嚴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足見其在劉備集團的地位。
最後，劉備伐吳之役，蜀漢高階將領及官員死傷無數，馬良即死於此戰。而章武二年，馬超、劉巴、許靖、鄧方等人也不幸病逝，蜀漢人才梯隊正處於青黃不接之時。李嚴於此時接任尚書令，也在情理之中。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年共同編制《蜀科》的五人中，劉巴、法正皆在尚書令任上去世，伊籍不知所蹤，似乎也已去世，而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身份坐鎮成都，不可輕動。也就是說，五位重臣中如今可以接任尚書令的，只有李嚴而已。
所以，劉備選擇李嚴，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但我認為劉備此時應當沒有託孤之意。事實上，他可能還想不到自己會死。從劉備修建永安宮的行為來看，他應當是想在永安長期駐守下去，直到與東吳的問題徹底解決。
但是，半年多以後，即章武三年，劉備突然病重，已到了不得不開始考慮後事的時候。
天不佑蜀漢。
3.永安託孤
章武三年，劉備病篤，以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政。
田餘慶先生在他的《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中指出，之所以選擇李嚴，是劉備深思熟慮的結果。其時蜀漢新嘗大敗，益州本土士族開始蠢蠢欲動，局勢並不明朗。此時任命李嚴與諸葛亮共同輔政，無疑是向舊人集團的示好，因為李嚴在舊人當中頗有威望，新人集團也可以接納，是個兩全其美的人選。田先生的論述開宗明義，我是十分認同的，但除此之外，託孤李嚴，我認為還應有軍事方面的考慮。
夷陵戰敗之後，蜀漢最大的軍事威脅來自東方，陸遜以輔國將軍、領荊州牧的身份進入西陵，與蜀漢遙遙相望，使劉備不遑寧處。
於是，劉備將永安的戰略地位坐地拔高，將其打造為吳蜀邊界軍事重鎮，並提拔有軍政經驗的李嚴為尚書令，命其在永安輔佐自己。但章武二年十二月劉備便疾病不愈，次年二月，諸葛亮便匆忙從成都趕往永安，協助劉備處理政務及安排後事。此時劉備不得不開始思考身後永安的軍政問題。
而在軍政方面均有建樹的李嚴，似乎是鎮守永安的唯一人選。
所以，託孤李嚴，既有政治方面的考慮（對益州系及東州系的妥協），也有軍事方面的作用（李嚴熟知永安的情況，且具備軍事經驗）。但也因此，導致李嚴的身份變得十分尷尬——他身為託孤重臣，卻被“留鎮永安”，根本沒能進入劉備身後的蜀漢政治中心。
這種局面當然是劉備造成的。事實上，我認為劉備根本就沒想要賦予李嚴更大的權力。李嚴所領“中都護”一職，歷來多委任給親信，而從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事可看出李嚴對劉備具有足夠的忠心，因此李嚴領此職合情合理，無可厚非。問題出在他的另一個職銜，“統內外軍事”上。
“統內外軍事”一職不見於三國之前的史料，曹魏及蜀漢應為其首創。《宋書·百官志》對曹魏“都督中外諸軍事”一職有過詳細解釋，蜀漢李嚴之“統內外軍事”應與其類似。一般認為，所謂“都督中外”，即指揮和統管中央軍和外軍的權力。不過我傾向於認為，在曹魏及蜀漢的前期，“統內外軍事”、“督中外諸軍事”還只是虛銜，並非具有實際政治意義的職位。這一點，我們從同時期的曹魏，似乎能得到一些佐證。
魏黃初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成為曹魏政壇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是，此時曹仁尚在，職務為大司馬，職權為督荊、益、揚州諸軍事。作為後輩的曹真能夠都督曹仁的軍事行動麼？顯然不可能。
而且在當年曹丕發動的對東吳的戰爭中，督中外諸軍事的曹真不僅沒能總督中外軍隊，反而只是作為偏師，與夏侯尚一起攻打南郡。不僅如此，在戰爭中，曹真與夏侯尚似乎也只是平行關係，誰也都統不了誰。
由此可知，如果“都督中外諸軍事”的意義是總管中央和地方上的一切軍隊，那麼，此職務在此時還根本沒有被賦予它應有的意義。曹魏如此，蜀漢在事實上也如此。因此，不論蜀漢的“統內外軍事”，還是曹魏的“都督中外諸軍事”，在前期都還只是虛職，這個推論大概是站得住腳的（哈哈哈哈為我自己的腦洞笑一個）。
所以，劉備根本就沒有給予李嚴真正的權力，他的實際權力，似乎也只是“留鎮永安”而已。
4.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作品《品三國》中認為，劉備託孤李嚴，是為了制衡諸葛亮，削弱其權力的政治手段。事實上，這不僅是易先生的觀點，學界抱此觀點者亦不乏其人，民間以此推論貶低孔明的更比比皆是。
但我覺得，這恐怕只是後人的附會之詞。
章武三年二月，諸葛亮從成都奔赴永安。三月，劉備病入膏肓，自知命不久矣，便託孤於諸葛亮，並說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話：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君可自取”之詞，三國時代已有先例，劉備並非首創。建安五年，江東孫策遇刺，臨終託孤於張昭，便曾說過“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而據《魏書》記載，建安十三年荊州劉表去世前，也曾對劉備說過“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之言。《英雄記》的相關記載稱，劉表病篤時，曾上表劉備為荊州刺史。兩份史料互為補充，因此與裴松之的觀點不同，我認為此事具備一定的可信度。
劉備行託孤之事是否依照前例，不清楚。但彼時的蜀漢與建安五年的江東、建安十三年的荊州都處於內外交困之時，章武二年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便舉兵造反，南中諸蠻更是蠢蠢欲動。此時蜀漢迫切需要一位能夠穩定內外的傑出人物來繼承劉備的政治遺產。而唯一的人選，只能是諸葛亮
公元221年，劉備於成都稱帝，建號章武。
同年，劉備率中軍從成都出發，伐吳之役就此開始。
事實上，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不被人看好。自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便追隨左右的名將趙雲就公開表示過反對，他的理由也很簡單——曹魏才是我們的敵人，此時伐吳，並非上策。
而同樣的道理，東吳的諸葛瑾也曾說過。在一封由諸葛瑾親筆寫就的信中，他不卑不亢的勸說劉備不要率兵東進，並希望他權衡利弊，息兵停戰。而且，諸葛瑾還非常精準的向劉備丟擲了兩個問題：
1.你究竟是應該為關羽報仇，還是應該為漢獻帝報仇？
2.你到底是想要荊州，還是想要天下？
顯然，這些反對意見很有道理，但奇怪的是，劉備對此卻極為蔑視。他一意孤行，堅決伐吳，態度不可謂不強硬，彷彿已經被憤怒衝昏了頭腦似的。
於是，章武元年六月，劉備從成都出發，並詔令張飛率軍趕往江州。但張飛未及出發，便被部下刺殺。這時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先主不聽，遂東征，留（趙）雲督江州。
留趙雲“督”江州，是不是正式任命其為江州都督，不清楚；之前命令張飛去江州，是否也有令其總督江州之意，同樣不清楚。但是，江州乃軍事重鎮，自古以水道伐蜀者，未嘗不急攻江州。東漢滅公孫述，劉備與劉璋反目，東晉桓溫入蜀，無不取江州水路逆流而上。若江州有失，則蜀漢不保，蜀漢的四方鎮戍都督之一，便是江州都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留趙雲鎮江州，至少說明了兩件事：
1.趙雲並沒有因反對伐吳而不受劉備信任；
2.劉備早在戰役開始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退路。
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兵敗夷陵，退守永安之後，趙雲即率軍進駐永安，為擊退吳軍追兵起到了一定作用。
2.李嚴入永安
章武二年六月，陸遜火燒連營，劉備敗退，夷陵之戰結束。
夷陵戰役爆發前，蜀漢防衛東南方向的軍事重鎮為江州，魚復的戰略地位並不突出。七月，蜀軍撤退至魚復，劉備遂發詔命改魚復為永安，並建永安宮，率軍屯駐於此。可見劉備並無返回成都之意，永安此時已成為他眼中的底線，堅決不許吳軍佔領。
對劉備的這種舉動，史書中記載孫權的反應為“甚懼”，可知蜀軍屯駐永安的行為對東吳構成了極大的軍事壓力。十月，孫權遣使和談，但同時，他又命陸遜以輔國將軍、領荊州牧的身份親鎮西陵。章武二年的那個秋天，吳蜀兩國的緊張狀態並未因和談而有所改變，軍事對峙仍然存在，雙方仍在互相防備。
也就是在這時候，李嚴來到了永安。
李嚴到達永安即被劉備任命為尚書令，這似乎很唐突，因為李嚴之前的職務只是犍為太守，從未接觸過統治核心，所以劉備的這一行為看起來非常奇怪。
但事實上，李嚴之任，其實無可厚非。
李嚴之前，蜀漢曾有過兩位尚書令。第一位是劉備賬下重要謀士法正，法正去世後，劉巴接任，但在章武二年，劉巴也去世了。
此時正是劉備進駐永安的時期，永安也正處在向軍事重鎮轉型的關鍵時刻，劉備當然希望新任的尚書令能夠有些軍旅經驗。按說若馬良尚在，此職斷無落到李嚴頭上的道理，但其時馬良已死，而李嚴早在劉璋時期便有督軍綿竹的經歷，犍為太守時期又曾平定叛軍，具備一定的治軍與治政能力，是個合適的人選。
其次，李嚴在蜀中也有足夠的名望。劉璋時期，李嚴曾任成都令，獲得過時人“復有能名”的評價，在建安二十四年馬超、諸葛亮等人的勸進表上，李嚴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足見其在劉備集團的地位。
最後，劉備伐吳之役，蜀漢高階將領及官員死傷無數，馬良即死於此戰。而章武二年，馬超、劉巴、許靖、鄧方等人也不幸病逝，蜀漢人才梯隊正處於青黃不接之時。李嚴於此時接任尚書令，也在情理之中。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年共同編制《蜀科》的五人中，劉巴、法正皆在尚書令任上去世，伊籍不知所蹤，似乎也已去世，而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身份坐鎮成都，不可輕動。也就是說，五位重臣中如今可以接任尚書令的，只有李嚴而已。
所以，劉備選擇李嚴，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但我認為劉備此時應當沒有託孤之意。事實上，他可能還想不到自己會死。從劉備修建永安宮的行為來看，他應當是想在永安長期駐守下去，直到與東吳的問題徹底解決。
但是，半年多以後，即章武三年，劉備突然病重，已到了不得不開始考慮後事的時候。
天不佑蜀漢。
3.永安託孤
章武三年，劉備病篤，以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政。
田餘慶先生在他的《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中指出，之所以選擇李嚴，是劉備深思熟慮的結果。其時蜀漢新嘗大敗，益州本土士族開始蠢蠢欲動，局勢並不明朗。此時任命李嚴與諸葛亮共同輔政，無疑是向舊人集團的示好，因為李嚴在舊人當中頗有威望，新人集團也可以接納，是個兩全其美的人選。田先生的論述開宗明義，我是十分認同的，但除此之外，託孤李嚴，我認為還應有軍事方面的考慮。
夷陵戰敗之後，蜀漢最大的軍事威脅來自東方，陸遜以輔國將軍、領荊州牧的身份進入西陵，與蜀漢遙遙相望，使劉備不遑寧處。
於是，劉備將永安的戰略地位坐地拔高，將其打造為吳蜀邊界軍事重鎮，並提拔有軍政經驗的李嚴為尚書令，命其在永安輔佐自己。但章武二年十二月劉備便疾病不愈，次年二月，諸葛亮便匆忙從成都趕往永安，協助劉備處理政務及安排後事。此時劉備不得不開始思考身後永安的軍政問題。
而在軍政方面均有建樹的李嚴，似乎是鎮守永安的唯一人選。
所以，託孤李嚴，既有政治方面的考慮（對益州系及東州系的妥協），也有軍事方面的作用（李嚴熟知永安的情況，且具備軍事經驗）。但也因此，導致李嚴的身份變得十分尷尬——他身為託孤重臣，卻被“留鎮永安”，根本沒能進入劉備身後的蜀漢政治中心。
這種局面當然是劉備造成的。事實上，我認為劉備根本就沒想要賦予李嚴更大的權力。李嚴所領“中都護”一職，歷來多委任給親信，而從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事可看出李嚴對劉備具有足夠的忠心，因此李嚴領此職合情合理，無可厚非。問題出在他的另一個職銜，“統內外軍事”上。
“統內外軍事”一職不見於三國之前的史料，曹魏及蜀漢應為其首創。《宋書·百官志》對曹魏“都督中外諸軍事”一職有過詳細解釋，蜀漢李嚴之“統內外軍事”應與其類似。一般認為，所謂“都督中外”，即指揮和統管中央軍和外軍的權力。不過我傾向於認為，在曹魏及蜀漢的前期，“統內外軍事”、“督中外諸軍事”還只是虛銜，並非具有實際政治意義的職位。這一點，我們從同時期的曹魏，似乎能得到一些佐證。
魏黃初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成為曹魏政壇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是，此時曹仁尚在，職務為大司馬，職權為督荊、益、揚州諸軍事。作為後輩的曹真能夠都督曹仁的軍事行動麼？顯然不可能。
而且在當年曹丕發動的對東吳的戰爭中，督中外諸軍事的曹真不僅沒能總督中外軍隊，反而只是作為偏師，與夏侯尚一起攻打南郡。不僅如此，在戰爭中，曹真與夏侯尚似乎也只是平行關係，誰也都統不了誰。
由此可知，如果“都督中外諸軍事”的意義是總管中央和地方上的一切軍隊，那麼，此職務在此時還根本沒有被賦予它應有的意義。曹魏如此，蜀漢在事實上也如此。因此，不論蜀漢的“統內外軍事”，還是曹魏的“都督中外諸軍事”，在前期都還只是虛職，這個推論大概是站得住腳的（哈哈哈哈為我自己的腦洞笑一個）。
所以，劉備根本就沒有給予李嚴真正的權力，他的實際權力，似乎也只是“留鎮永安”而已。
4.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作品《品三國》中認為，劉備託孤李嚴，是為了制衡諸葛亮，削弱其權力的政治手段。事實上，這不僅是易先生的觀點，學界抱此觀點者亦不乏其人，民間以此推論貶低孔明的更比比皆是。
但我覺得，這恐怕只是後人的附會之詞。
章武三年二月，諸葛亮從成都奔赴永安。三月，劉備病入膏肓，自知命不久矣，便託孤於諸葛亮，並說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話：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君可自取”之詞，三國時代已有先例，劉備並非首創。建安五年，江東孫策遇刺，臨終託孤於張昭，便曾說過“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而據《魏書》記載，建安十三年荊州劉表去世前，也曾對劉備說過“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之言。《英雄記》的相關記載稱，劉表病篤時，曾上表劉備為荊州刺史。兩份史料互為補充，因此與裴松之的觀點不同，我認為此事具備一定的可信度。
劉備行託孤之事是否依照前例，不清楚。但彼時的蜀漢與建安五年的江東、建安十三年的荊州都處於內外交困之時，章武二年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便舉兵造反，南中諸蠻更是蠢蠢欲動。此時蜀漢迫切需要一位能夠穩定內外的傑出人物來繼承劉備的政治遺產。而唯一的人選，只能是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