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秦帝國，需要從瞭解李斯開始。《史記》記載：“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

李斯對於秦國乃至後世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公元前247年背楚入秦——公元前213年任左丞相期間，在這34年裡，李斯的功績可以概括為三個層面：政治上（輔佐秦王一統天下、建立中央集權制）、經濟上（統一度量衡和貨幣）、社會上（書同文、車同軌）。

政治層面的貢獻：

一是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李斯最重要的功績，沒有之一，否則後面的貢獻就沒了基礎，無從談起）；二是形成了完整的中央集權制度，廢除分封制，設立郡縣制，把之前的諸侯各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以下設縣，徹底消除了諸侯國分裂割據的隱患，對鞏固國家統一，促進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制度在秦以後沿用了近兩千年。

經濟層面的貢獻：

1.統一度量衡。秦朝一統天下後，原六國舊制度量衡標準不一，成為影響當時經濟交流和發展的桎梏，為了統一度量衡的標準，李斯將度制（長度）改為以寸、尺、丈為單位，採用十進位制計數；將量制（容積）改為以合、升、鬥、斛為單位，也採用十進位制計算；將衡制（重量）改為以銖、兩、斤、鈞、石為單位，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並用法律的形式進行規範。這一改革影響深遠，在我們現代的生活當中還能時常看到它的身影。

2.統一貨幣。李斯將貨幣的鑄造權收歸國家所有，統一貨幣，廢除原來秦以外通行的所有貨幣，禁止珠、玉等作為貨幣流通，將黃金作為上幣，以鎰為單位，每鎰重二十四兩；以銅製半兩錢作為下幣，一萬銅錢摺合一鎰黃金，統一貨幣是經濟史上的一個創舉，而李斯所主持鑄造的圓形方孔的半兩錢（俗稱秦半兩）因其造型設計合理、使用攜帶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社會層面的貢獻：

1.統一文字。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接受李斯“書同文字”的建議，禁用原諸侯國的古文字，統一書體為秦篆。為推廣統一的文字，李斯親作《倉頡篇》作為學習課本，供人臨摹。之後，李斯又將秦代官吏程邈創造的新書體——隸書，作為官方正式書體。篆書、隸書作為書法藝術獨具一格，在中國書法中佔據重要地位。

2.修馳道車同軌。為了政令暢通，運輸便利，李斯以咸陽為中心，修築通往河北、山東、兩湖、江浙一帶的“馳道”；在雲南、貴州地區修築“五尺道”；在湖南、江西修築 “新道”， 透過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把各地聯絡在一起。同時，為與道路配套，李斯將車軌的寬度統一定為六尺，保證車輛在各個道路暢行無阻。

統一文字 統一度量衡 統一道路 帝國第一任丞相 怎麼可能對帝國沒有貢獻呢 再說李斯也算是後戰國時代的新法家代表人物 只不過他的功勳被他後來所犯的罪行掩蓋了

鄭國作為一名間諜被發覺，秦國統治者雖然做了恰當的處置，但仍引起了一場反對外來之士的軒然大波。

秦國宗室、大臣紛紛到秦王嬴政那兒進言：“諸侯國來的人，大都為其主子進行遊說，充當奸細。請大王將他們統統趕走。”秦王在為鄭國之事震驚之餘，同意了他們的意見。住在咸陽的遊士紛紛打點行裝，人心惶惶，準備離開秦國。

被驅逐的人中，有一個叫李斯的人。……但是，他不甘於受命運的擺佈，他要抗爭，於是精心炮製了一篇能打動秦王嬴政的文章。這就是文筆甚佳，流傳後世的《諫逐客書》。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對秦王列舉了遊士對秦國所做的貢獻，並曉之以利害，顯示了他對時局及遊士這一階層的地位有十分深刻的認識。秦王嬴政被打動了，他下令收回成命。秦王能從諫如流，的確是關係秦國能否完成統一大業的英明之舉。秦國得以在各國匯聚來的人材的支援下，繼續其吞併諸侯的統一戰爭。秦王嬴政所以能聽李斯的進諫，除了他的氣度，李斯文章的力量外，還另有原因。那就是在秦王的記憶中，這個極富才華的人曾向他提出一個很有創見的間諜戰略。

李斯的諜報戰略主要有如下內容：

1．趁秦國實力大大強於諸侯國，加緊行動，使之無法再度形成“合縱”之勢。否則“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這是李斯提出的軍事、間諜戰略的共同目標。

2．間諜戰略的主要打擊物件是各國用事之臣，干擾敵方戰略決策。

3．主要手段是派間諜持金銀財寶秘密進入諸侯國，對各國權臣、名士進行收買、分化瓦解。對不聽從收買的以“利劍刺之”。對敵方君臣進行離間，使之內部混亂，上下離心，以利於達成秦國之戰略目標。

4．“使良將隨其後”，間諜活動與武力進攻相結合，軍事活動藉助間諜活動創造的條件，對諸侯國給以最後一擊。

關於這個間諜戰略的提出與制訂還另有一種記載。魏華人尉繚到了秦國，對秦王嬴政建議：願大王不吝惜財物，賄賂各國掌權之臣，擾亂其決策。這樣不過需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尉繚是戰國時有名的軍事家，有此見識不足為奇。但從時間上看李斯進言是在鄭國被發覺之前，尉繚則是在秦王收回逐客令之後才到秦國的。從內容上看，二者大致相同，但李斯的建議更為完整，尉繚的建議更具體一些。這也從另一方面表明，這一戰略是為適應秦統一中國戰爭之需要而產生的。這一戰略被秦始皇採納也是經過一番思考，由於李斯、尉繚等人極力促成才確定下來的。李斯在秦居總攬全域性之位，尉繚亦居國尉之重地，兩人對這一戰略進行了積極的推動。

從事戰略間諜活動的間諜和間諜活動的戰略，在此之前就出現了。但是把間諜活動戰略作為長遠國策來加以制訂、推行，秦統一中國的諜報戰略尤為值得重視。這一戰略集中體現了那一時期間諜活動的特點：間諜的主要構成是遊士；主要活動方式是遊士對各國君主以遊說方式干擾其戰略決策；主要打擊物件是敵方君臣；離間其君臣關係，幹掉敵國忠心耿耿的才智之士。間諜戰在戰國後期主要表現為秦國在一條秘密戰線上與“山東六國”的角逐，當然這不排除“山東六國”間相互勾心鬥角。

為了完成一個長遠的政治、軍事甚至經濟戰略，必然要隨之有一個與之配合的間諜戰略。間諜戰中，為了長遠目標，也必須有計劃，有完整的戰略目標、戰略措施去開展活動。應急式的，窮於應付的間諜工作方式，從戰略角度看是不允許的，也是效果不佳的。只有具備一個與之配合的間諜戰略，才能提高其他方面戰略執行、制訂中的預見性，及時地排除障礙。從間諜工作的戰略發展來看也是如此。具備明確戰略指向的間諜工作才是一種藝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從系統功能角度來看，各種間諜活動才能充分發揮效能，相互配合。否則；只能是零亂的，低效的。從戰役、戰術角度看，間諜戰的活動方式在低層次上某種意義上又可能帶有“臨時應付”的色彩。但是也應以間諜活動的戰略為背景展開，並與間諜戰略及其他方面的戰略相配合。

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手段的適時配合，是間諜戰發揮威力的外部因素。只有這些外部因素與間諜活動有機的，自覺的配合起來，間諜在敵內部做的工作才能擴大戰果，轉化為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有利條件。外部因素的有力、適時的配合也將為間諜的活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間諜戰略自然地融入了“大戰略”，成為“大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當今世界，為了制訂、推行“大戰略”，各國政府紛紛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一類的最高層次的戰略協調機構，而情報工作首腦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人物。這既表明了諜報工作在“大戰略”中的地位，也表明諜報工作的戰略制訂與推行，已與“大戰略”密不可分，並必須做為其中一部分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的現實。間諜戰略已是國策中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它的制訂與推行，必須在最高層次上進行決策與協調。

摘自趙英《爾虞我詐——中國古代四千年諜海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