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464—549）是一個很特殊的皇帝，他的文功武藝都不錯，運氣也不錯，在位時間竟長達48年，在南朝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即位之初，也是個好皇帝，可惜到了晚年，過度沉溺於佛教，無心治國，導致國力日衰，江河日下。最能反映他瞎折騰的，是他曾四次出家又還俗，這不僅在歷代皇帝裡絕無僅有，而且在老百姓中也沒聽說過，他無意中創造了一個世界記錄。出家的起因是，他又要大修寺廟，而國庫已空，財政困難，大臣們群起反對。他的一個佞臣左光祿大夫朱異獻了一計，要他借出家再還俗來勒索大臣。於是，他就提出要到同泰寺“捨身”，也就是要出家做和尚。皇帝做和尚，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可是皇帝說要出家，誰敢反對！再說，那時候佛教盛行，皇帝肯做和尚，還表示他對佛法的虔誠哩。可剛做了四天和尚，屁股還沒坐熱，朱異就以國事難離為名，帶領眾臣要迎皇帝還俗。而按當時規矩，和尚還俗，要出一筆錢向寺院“贖身”，地位越高身價也越高。皇帝當了和尚，自然也不能例外，而且錢比一般人要得還多。群臣無奈，只得咬牙給他捐了一萬萬錢的“還俗費”。這錢名曰捐給寺院，實際由梁武帝來掌握。梁武帝用這筆錢，裝模作樣重修了幾座寺廟，還給自己的嬪妃們分發了豐厚的脂粉錢，剩下的都裝進了小金庫。嚐到甜頭後，過了兩年，他估計大臣們又撈得差不多了，就又要第二次“捨身”做和尚。有了頭一回的教訓，大臣們都竭力反對，有的上書，有的面諫。可皇帝執意要幹，誰也擋不住，大臣們只得暗暗叫苦。果然，梁武帝出家剛20天，又被大臣們花一萬萬錢“贖身”回宮。一些撈錢有方的貪官汙吏，出點血倒也無所謂，反正最後還要轉嫁到老百姓身上，多加些賦稅也就是了。只是可憐了那些平素廉潔的官員，本來就家無餘財，捉襟見肘，現在還得被皇帝“敲竹槓”，只得四處借貸，求爺爺告奶奶的，可憐巴巴的。還有的官員乾脆辭官不幹了。梁武帝可不管這些，看著黃燦燦、白花花的錢財，高興得鬍子直翹，既可以再蓋幾座漂亮寺廟，又可以肥肥美美過一陣子了。本來嘛，有這兩回就行了，見好就收吧，可他當和尚當上癮了，後來又找理由出了兩回家，自然又戲劇性地被大臣們集資“贖身”。據史書記載，梁武帝先後於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共四次“捨身”同泰寺，每次都裝模作樣脫下皇袍，穿上僧服，不吃肉，不近女色，乘車、用具一律從簡。可這些戲劇性的捨身為奴事件，短的只有4天，最長的也不過37天，最後都由群臣用錢一萬萬將他贖出，並在群臣齊集同泰寺東門或鳳莊門再三叩請的情況下，他才回宮執政。梁武帝善於表演，臉皮也真夠厚的。這用來“贖身”的四萬萬錢，究竟多少用在重佛上，多少裝進了小金庫，誰也說不清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平心而論，梁武帝還是真心重佛的，他不僅著有《涅萃》、《大品》、《淨名》、《三慧》等數百卷佛學著作，把儒家的“禮”、道家的“無”和佛教的“因果報應”揉合在一起，創立了“三教同源說”，而且還大興土木，不計工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不過，儘管梁武帝這麼重佛，大修寺廟，幾次“捨身”，每天早晚到寺裡去燒香拜佛，講解佛法，可佛祖並沒有保佑他，他最後在“侯景之亂”時竟然被活活餓死，子孫後代被殺得七零八落，社稷江山也淪入他人之手，真是個莫大的諷刺。

要說歷朝歷代最昏庸無道，最殘暴的皇帝有好多好多，可是論最會賺錢的那肯定非漢靈帝莫屬了。

漢靈帝生財有道

這個奇葩皇帝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竟然親自公開叫賣朝廷的官位。漢靈帝在位的二十年間，漢朝的文武官員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有能者得，而是有錢者得。

雖然漢朝以前也有過買官賣官的行為，但是那都是為了解決巨大的財政困難，而且都是有限的規模和職位很低的官位上。而漢靈帝在為期間，雖然漢朝衰微，但是並沒有什麼大的戰事發生，少有的幾次邊境戰爭也是很輕鬆的就解決了。

漢靈帝公開承認賣官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吃穿完樂，賣小官根本滿足不了他的慾望，於是國家的最高官職三公九卿業被拿出來賣。

明碼標價

買賣官職是在大漢宮城的西苑組織進行的。明碼標價童叟無欺，三公之位標價一千萬，九卿之位標價五百萬，不過這些都是些虛職，僅僅是一個頭銜，所以更多的人還是喜歡買一個郡守的職位。郡守畢竟是一方一把手，斂錢比較方便啊，漢靈帝也明白這個道理，於是郡守的價格反而更高，標價兩千萬。漢靈帝在賣官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曾經的舉孝廉制度，這種制度在賣官時依然有效，可以打個五折。

童叟無欺講究誠信經營

有意思的是漢靈帝還是一個很講誠信的皇帝，公元185年，有一個叫崔烈的花了五百萬就秒殺了一個司徒的職位，這讓漢靈帝大呼賠本了，不過既然賣了就賣了也沒坐地漲價。於是公元187年，漢靈帝決定出售關內侯來獲得更多的錢。

縱觀歷史幾百位皇帝，大部分都是透過收下官員徵收賦稅之類的去斂錢，像漢靈帝這樣親自披掛上陣賣官賺錢的奇葩皇帝估計也僅此一個了。

說起古帝王的生財之道，不得不提起一個人那就是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卻牢牢把握國家的財政大權，活脫脫的一位財政部長，估計嘉靖皇帝是財會專業畢業的，看過嘉靖1566的同學一定會為他的生財之道感到震驚，可以不顧國家，縱容貪官，但是必須保證他的收入。

從1531年起，嘉靖為表達自己對道教的虔誠信仰，屢次動用鉅額國帑，興建富麗堂皇的工程建築。其數量之多、規格之奢和運費之貴，都令時人瞠目結舌。為了加緊催辦神仙宮祠，皇帝還親自下諭，讓所需物料一律由產地和運輸方直接孝敬。這一政策令全國各地都苦不堪言。浙江、江西、湖廣、四川、貴州等地的民眾，整日價忙於採集木材。被官方選派採購運輸木材的商人和木工，更是需要掙扎在生死線上。

嘉靖時代 開始大規模修建廟宇宮殿

除了朝廷的重壓，地方官吏也還要藉機撈上一筆。他們以商人和工人繳納物品的質量問題為藉口，命令他們重造或者繳補差價。可憐的商戶和手工業者們早已傾家蕩產，哪有餘力繼續奉獻財物？於是，在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和應天府等地，都有被強迫燒製大磚大甕的窟戶逃離。廣東沿海打撈蚌珠的珠戶則直接奔向海外，成為近代很多南洋華人的直系先祖。

此外，窮奢極欲的嘉靖還要想盡辦法去廣開財路。這從其對皇店的關心和控制上就可見一斑。

走私商團興起 就是內無門道的表現

所謂皇店，就是以皇帝名義做背書，進行特種經營的官方壟斷機構。由於帶有“皇”字，其威勢甚至讓眾多地位不如的官店都只能望其項背。雖然皇店制度始於更早的正德皇帝，卻是在嘉靖皇帝時期被髮揚光大。相比肆無忌憚的浪蕩天子朱厚照，嘉靖顯然要精明許多，經常詳細指示徵納款項的數額、上繳期限和支配用途等瑣碎事項。透過這種將皇店收益納入財政制度的做法，加強了自己對相關機構的控制力度。如此一來，皇帝自己的小金庫也就有了源源不斷的收入，可謂是理財有方。

表面上看，皇帝管理皇店似乎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皇店和官店收入的背後，是一個又一個被逼破產的商人與手工業者。這種機構，一般由親信太監執掌，具有凌駕於地方官府之上的治外法權。當然也有權在官方稅外在另行設定關卡徵收商稅。很快，這些背靠皇權的大戶，就開始以各種名義橫徵暴斂。路過的來往客商全被攔截，很少有人能夠倖免。

為了更有效率的斂財，皇店還擁有武裝巡邏隊，以到處耀武揚威的方式來勒索錢財。從肩挑揹負賣點小貨物營生的小販，到趕考路過的莘莘學子，甚至一些低級別的官員都無法逃過其騷擾。一旦開囊檢查，就必須拿出部分盤纏孝敬。以至於時人紛紛哀嘆：皇店設立，盈耳嗟怨之聲。

當然，皇權對商人的殘酷壓榨還遠不止於此。明朝所奉行的“照上買辦”制度也是吃拿卡要的有力措施。朝廷經常將一些採購和買辦的任務交給民間商人，類似今天的招標採購。原本應該按和對方商議好價格，在物資採買運輸到位後，再將對應的金額給予商人。但面對絕對強勢的皇親國戚，商人根本沒有議價和要求給付的對等條件。

普通人面對皇權 幾乎沒有反抗餘地

於是，所謂的“和買”，也很快就演變成了強買強賣。一般情況下，官府強行攤派採購任務。等商戶完成後，再以各種理由拖欠款項或者明確不予償付。甚至尋找各種藉口說貨物質量差，反過來要求對方繼續補交數量。早期的永樂、洪熙、宣德時代，宮廷官府還比較崇尚節儉，沒有太多因享受而需要上貢的奢侈品。但正德朝之後，王室的奢靡之風漸熾，驕奢淫逸成為了常態。需要商人供應的物資，無論從數量、品種還是質量上都呈爆發式增長。同時，不少官府成員也藉機搭便車，將大部分索取物資都加入和買清單。自然也就苦了底層的大量商戶和手工業者。

事實上，明朝商人的境遇幾乎是不可避免。因為沒有法制概念，皇權幾乎可以無邊無際，肆無忌憚的揮霍也是順理成章的為所欲為。一般商人和小民在絕對權力面前，毫無反抗的能力。這些趨勢都在嘉靖時代被推向頂峰，從而釀成了後人都無法完全治癒的深層次頑疾。至於繼續強化海陸兩頭的封禁，將大部分遠人拒之門外，不過是內在統治邏輯的外部投射。

熱播劇《慶餘年》裡一個很重要的情節就是範閒娶林婉兒後可繼承內庫！長公主卻捨不得放手，於是施展了種種手段阻止範閒掌管內庫！

《慶餘年》裡的內庫是葉輕眉利用史前科技產品，賺取利潤充實內庫！內庫說到底還是皇帝的私人錢袋子，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充實自己內庫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

漢武帝造“皮幣”

《史記·孝武本紀》：“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史記·平準書》：“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漢武帝雄心勃勃，數次派軍隊遠征匈奴！槍炮一響黃金萬兩，戰爭燒的就是錢。漢武帝為了獲取更多的軍資，也想是費盡心思，動起來了外腦筋！

漢朝早期分封了很多諸侯王及各種侯爵，這些人經過幾代的經營，富可敵國未必有腰纏萬貫肯定是有的會。按照禮儀諸侯王是需要定期朝拜皇帝的，於是漢武帝做個一個規定，凡是來朝拜的，必須用一種皮幣墊著美玉才能覲見。

製造皮幣的皮是一種很特殊的白鹿皮，而這種白鹿只有皇家園林有。漢武帝賣給諸侯王一小塊皮子，需要四十萬才能買走！其實就是皇帝以貨物的方式，向貴族們斂財！

漢靈帝“西園賣官”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後漢書·孝靈帝紀

漢靈帝為了設定西園，首次將賣官帶進了史書。漢靈帝公開宣佈可花錢買官，自關內侯以下至光祿勳下屬虎賁、羽林等給錢就能進。最著名的買官的當屬曹操他爹了，曹嵩花費了一億萬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太尉！

萬曆皇帝“抄家、收稅”

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工作不積極但是貪財卻很積極。張居正和馮保一死，就急吼吼的把兩人家給抄了，錢財都搬進了自家內庫。

乙酉，始遣中官開礦於畿內。未幾，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陝西悉令開採，以中官領之……乙酉，始命中官榷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明史

抄家畢竟不能天天干，收稅卻是可以天天有。萬曆皇帝讓太監去各地收稅，制定了徵礦稅、山地稅、墳墓稅、河流稅等等非正式的稅收。

乾隆“議罪銀”

“議罪銀”是乾隆內務府總管和珅提出來解決乾隆財政危機的一項措施。乾隆為了個人愛好鑑賞古玩，又要塑造“十全老人”的光輝形象，都需要花費大量錢財，而乾隆顧及臉面不能動用國庫，只能動用內庫。

和珅提出“議罪銀”就是官員犯錯，可以花錢向皇帝買罪，這樣就不用處罰了，而這樣的錢財都進了內務府，皇帝的小金庫。

歷史上當然也有一些皇透過特定的手段進行斂財。曹操設定摸金校尉盜墓斂財。趙匡胤也曾設立“封樁庫”，將平定各藩鎮後，掠奪的財富納入其中，用以收復燕雲十六州的軍資儲備。朱元璋也曾為了恢復民生經濟開辦過“國營妓院”。

古人雖然長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富有四海，實際上皇帝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富有那麼自由，為了自己的功業、愛好、享受等等都需要想方設法為自己斂財！

所謂“度牒”，就是僧人的出家憑證，相當於僧尼的專屬身份證。至今仍然在宗教界內實行。自唐朝草創度牒制度以來，至今約有1300多年的歷史。而度牒也經常作為商品或貨幣，流通於市場。以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南北朝時的寺院經濟繁榮

佛教在發源地印度和中亞等地都不存在度牒制度

在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本身並沒有度牒的說法。也沒有諸如僧籍、寺籍一類的嚴格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得到了迅速地發展。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當時社會風氣的一個縮影。

但對於帝王和任何統治者而言，這絕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事情。按照佛教從印度和中亞帶入的傳統，寺院和僧尼不必繳納賦稅，也不必服徭役。這麼一來，就勢必吸引廣大百姓剃度出家，進而導致寺院和僧尼的數量急劇膨脹。

中世紀早期的西域佛像 依然比較偏向印度和中亞風格

對此，南北朝時代的統治者都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手段進行限制。比如說北魏孝文帝時期，對於那些“假稱入道，以避輸課”的冒牌僧人進行了整頓，並淘汰了一批無籍僧尼。

此處的“籍”指的便是僧籍，說明在當時已經有了比較嚴格的僧籍管理制度。而東晉的桓玄也曾移文地方州府索求“沙門名籍”，將僧籍名冊上交官府以供查驗。由這兩點可見，在至少在東晉南北朝時期，朝廷便已經對僧人進行嚴格地登記管理。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限制了僧尼和寺院的發展。

開啟北魏毀滅之路的魏孝文帝

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寺院和僧尼，除了擁有不服徭役、不用繳納賦稅等特權外，還有獨特的寺院經濟收入。這也是寺院數量和規模在當時發展到巔峰的重要原因。

對佛教異常篤信的梁武帝

其次就是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內以莊園的形式經營地產。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手段，獲得了相當於封建領地的收入形式。

但寺院除了從事墾殖田圃外，也有從事商業、手工業、占卜等事業的。這些經濟活動並不是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開銷，而是以營利為目的經營行為。在統治者看來，已經發展到與自己爭利的地步。因為此類活動不但不用繳稅賦役，還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財，而佛有七八”的詭異說法。

莫高窟壁畫上的附會之作 漢武帝拜佛

唐朝的財政節流

興建於南北時期的龍門石窟

既然寺院能斂財，那麼朝廷自然也要想法子把錢從宗教僧侶嘴裡摳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頒發“度牒”以限制宗教僧侶數量，正好符合了統治者的需求。

度牒產生的確切年份略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北朝已有了最初的萌芽。到唐朝建立後，正式產生度牒制度。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度牒的發行變得更加嚴格化、制度化。

唐玄宗是第一個大規模利用度牒的皇帝

度牒在唐代由尚書省祠部發行，因此又稱祠部牒。度賺上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等內容，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身份證。有了這份度牒便可隨意行走，還獲得了免除賦稅徭役等特權。這在限制農民自由遷徙的時代，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既然度牒如此重要，那麼其發行自然也要嚴格控制。在申請度牒的文書上面，需要三省諸位高官連署才行。首先需要地方官府、名僧、大臣上奏申請，並提供剃度者的個人簡要資訊。隨後經過皇帝批准，再由中書門下向祠部發出敕牒。再由祠部向表奏者轉發敕牒並頒發實名敕牒。

莫高窟中的文殊菩薩形象

所謂的實名敕牒是與空名敕牒相對而言的。通常情況下，祠部頒發的都是已記錄剃度者資訊的實名度牒。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資訊的空白度牒，這種度牒就可以由買主隨便填寫。後世朝廷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大肆販賣的度牒，也多為這種“空名度牒”。

除了限制性地頒發度牒外，唐朝還一反隋朝的宗教寬容政策，嚴格限制寺院建造的政策。在隋朝時期，有僧行處皆為立寺。因此隋代寺院數量增加很快。唐高祖在位時期，卻並未如隋代統治者那樣大力推崇佛教，反而淘汰了不少寺院僧尼。但在武則天繼位後，由於其崇信佛教，因此又對佛寺的發展選擇網開一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唐開元年間的有敕額佛寺數量與貞觀年間相比並未增長多少。從武則天當國到會場滅佛之前這段期間，主要增長的是“無敕額佛寺”。

這裡說的有敕額佛寺，也就是國家官方認可的寺院。而民間私自建築的佛寺在當時嚴格來講並不能稱之為“寺”、“院”，只能冠為“招提”或“蘭若”。

唐武裝的會昌滅佛 有巨大的經濟考量

根據後來會昌滅佛時期的統計，這段期間共拆寺4600多所，拆“招提”或“蘭若”有40000多所。還俗僧尼260500人，解放寺院的奴婢150000人。佛教寺院在唐代的發展可見一斑。如此多的寺院對朝廷的財政來說，無疑是一股極大的有害勢力。但限制佛寺發展只是節流，要想開源就必須從作為源頭的度牒下手。

安史之亂爆發後，宰相楊國忠獻策，不用耗費正庫之物便能籌錢。於是讓御史崔眾去河東收錢度僧尼道士。結果，很快就得錢百萬。後來唐肅宗在彭原郡時因“軍興用度不足”，也透過販賣度牒的方式來籌錢。

儘管朝廷開始逐漸濫發度牒，但此時度牒發行手續仍然比較複雜。跟後來宋朝時的度牒經濟規模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安史之亂的爆發 迫使唐朝販賣度牒換錢

宋朝的開源經濟

北宋時期的佛像

北宋初期，為保證中央的財政收入，對出家有著較為嚴格的限制。當時的宋朝財政，還是收大與支的，故而度牒價格還很正常。每張只收一百，也沒有出現販賣度牒籌錢的現象。對於僧人來說限制並不算嚴格，可以說是相當寬鬆的。

但到了宋英宗年代，情況則大不相同。北宋中央財政已經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資金困難，出現了收不抵支的現象。既然出現了財政困難，那就要想法子籌錢。便開始學習到了唐人販賣度牒籌錢的方法。

宋英宗時代的經濟困難 讓度牒有了重要價值

於是，宋朝政府對度牒開始極為看重。在官方編纂的《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中，就明確把“度牒”歸入在了“財用門”和錢幣並列。這也讓宋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鬻牒最為濫觴的時代。

至於宋朝正式採取鬻牒政策的時間，也有不同說法。通常認為，在治平四年以前，朝廷買賣度牒的行為還算不上濫觴。但從治平四年開始，每年所賣度牒總額一直在不斷上漲。到宋神宗時期，每年發行度牒數量已超過10000。發展到末世的宋徽宗階段，每年已發行超過30000。這個程序一直到南宋孝宗在位時期，每年度牒發行量更是突破100000大關。

大搞改革和對外作戰的宋神宗 非常需要度牒收入

宋朝發行的度牒，用途也非常之廣，把物盡其用的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總得來說，宋朝的度牒能有以下幾點功能：

賑災救荒

比如說熙寧七年，宋廷就降度牒千道給予環慶安撫司，以備賑濟漢番饑民。

充作軍費

南宋初年的四大中興名將裡，名聲最差的張浚和後世評價最高的岳飛，都曾獲賜度牒，作為贍軍修城之用。

工程建設

元豐五年，朝廷給予河北東路提舉司度僧牒千餘道，作為整修黃河的經費。西湖上大名鼎鼎的蘇堤，便是蘇軾向朝廷請求賜予度牒而成功修築的。

蘇軾主持的蘇堤工程 就是用度牒收入作為經費

農業開發

南宋紹興四年，高宗賜予兩浙路空名度牒二百道，讓其購買耕牛，借貸民戶開墾荒地。

充當貨幣

度牒也能直接進入市場，作為貨幣購買一些商品。宣和年間，河北真定、高陽等路缺馬，朝廷特賜度牒若干，令地方長官在市場買馬。

放債息利與經商牟利

元豐七年，廣西經略安撫司曾乞求發行度牒若干作為本錢，在當地置轉買務，以便番漢通商。

作為獎賞

比如大觀元年，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獲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

由以上可見，度牒在宋代社會經濟方面的用途極廣，可用於各種財政開支。因此度牒的使用在當時的史料中也隨處可見，數不勝數。一份小小的度牒，就可以對宋朝的財政穩定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是由於度牒的重要性，其發行權一直控制在朝廷手中。張浚此前也一度造綾紙度牒在其所轄地域內發行，以資軍用。但很快朝廷便下了嚴令不準地方私自發行。

中興四大名將的軍費 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度牒收入

觸底反彈與消亡

景泰帝時期的國力衰退 讓明朝也開始販賣度牒

明朝建立後，官方仍然嚴禁民間私自出家。透過限定全國僧道人數、設定度僧考試、限制出家年齡等措施去嚴格控制宗教發展，並一度免費發放度牒。

但由於財政困難，明朝卻也難免走上唐宋兩朝的鬻牒老路。明朝鬻牒之風，始於土木堡戰敗後的景泰二年，到成化年間開始大行其道。比如早成化二十年，宣大總督餘子俊就曾建議度僧、道60000人。每人各給當地官府納銀12兩，類解轉運，以備邊用。整個成化時期，度牒總髮行量超過250000張。

一張儲存至今的明朝度牒

但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情況還與宋朝時候的相反。宋代的僧侶數量並沒有隨著度牒的大肆發行而大規模上漲，反而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北宋前期全國僧侶大概是40萬，,到了熙寧十年的總數則下降至20多萬。至南宋紹興年間，僧尼總數也在20萬左右徘徊。

這可能是因為宋朝時期的城市經濟有所發展，對於普通人遷徙的限制也做了降低處理。所以，度牒所具有的自由活動功能，在當時被大大弱化了。而明朝立國後，非常重視對民眾人生自由的限制。度牒的自由活動價值，便在這一時期有了重大提升。

清朝取消了人頭稅 讓度牒的價值也隨之降低

清朝建立後，度牒制度才走向消亡。當時已經推行的攤丁入畝制度，可能是乾隆準備廢除度牒制度的重大外力因素。簡單來講，就是廢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人頭稅，只以土地作為徵稅依據。這樣一來農民就擺脫了千百年來加在身上的丁役負擔。同時抑制了土地兼併，這使得百姓透過遁入寺廟道觀方式躲避賦稅的方式不再是那麼必要。

古代的度牒制度在乾隆時代便戛然而止

同時，佛教已經很大程度成為朝廷的統治工具。佛教管理體系也已基本定型，不再必須透過度牒管理僧眾。鑑於這幾個原因，在乾隆三十九年，清政府正式廢除了有著一千多年曆史的度牒制度。（完）

俗話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乾隆時期，數次大戰，加上乾隆南巡，名為巡視，實為吃喝玩樂。國庫早被消耗殆盡，到了嘉慶朝，國家手裡早沒錢了。於是嘉慶就盯上了和珅。

正月十三日，嘉慶帝宣佈和珅的二十條大罪 ，下旨抄家，抄得白銀八億兩。乾隆年間清廷每年的稅收，不過七千萬兩。和珅所匿藏的財產相等於當時清政府十五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