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慶曆新政之前梅堯臣對變法派的支援及其變法主張

就北宋的現實境況而言，在事業初成的官僚階層裡面，又可分成兩類人:一類是春風得意者，另一類則是壯志未酬者。而梅堯臣屬於“壯志未酬者”一類人，這是因為他是依靠蔭補而不是依靠科舉做的官，同樣是官，但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受重視程度卻有很大的不同，在政治地位上科舉出身的官僚顯然要比蔭補之官更受朝廷的重視和擢用，尤其在高階官員層表現更為突出。天聖三年（1025），梅堯臣因其父為知州而蔭補為太廟齋郎。在北宋，太廟齋郎不僅是無品官，而且還是無品官中的最低等，所以為了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梅堯臣亦曾想金榜題名，可惜他失敗了，以至於後來歐陽修在給他撰寫墓誌銘時不得不有意識地迴避了這些細節。

梅堯臣先太廟齋郎，後桐城縣主簿，再河南縣主簿，此時因河陽接近北宋的文化中心洛陽而使他的政治命運出現了新的轉機。當時，洛陽聚集著歐陽修、范仲淹、錢惟演、尹洙等一大批文化界名流，其中錢惟演是西昆體詩派的代表人物，而梅堯臣就很受錢惟演的賞識，據《宋史》記載，錢惟演當時“留守西京（即洛陽），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唱，一府盡傾”（《宋史》卷443《梅堯臣傳》），於是梅堯臣“知名於時”（同上）。

從這層意義上說，如果沒有以後科舉的失利，梅堯臣很可能就會變成西昆派的著名詩人。然而，現實的生活命運是殘酷的，景佑元年（1034）梅堯臣應進士試又遭失敗，隨之他的思想和情緒便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的詩文主題也由謳歌生活的美好一面轉向痛斥社會之不公的一面。可惜，不知什麼原因，梅堯臣的兩千多首詩被保留下來了，而他的論文卻全部丟失。所以梅堯臣在慶曆新政之前特別是在景德元年以後的思想發展狀況，我們只能依靠他的詩歌來尋求其跡了。

1、他從美化上層社會的腐朽生活轉向揭露和同情下層勞動者的悲慘生活命運，逐漸形成了其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

西昆詩派崛起於宋真宗景德年間，由於其成員大都供職翰林，生活優遊富貴，所以他們用華麗的辭藻去詠唱帝都的糜爛生活，一時聳動天下，給宋初文風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如果說景德元年以前梅堯臣因受西京文化的感染而對“藻麗”之詩還能夠接納的話，那麼景德元年以後西昆詩體則跟他的實際生活背景已發生了很大的偏移，“藻麗”之詩已經同他的真實心境不能相照應了，尤其在他的知己錢惟演死後，那越來越蹇坷的現實生活遭遇則更促使他走向西昆詩的對立面。

儘管在慶曆初年梅堯臣還沒有完成對西昆詩風的改革，但他透過大量描寫下層勞動者苦難生活的優秀詩篇，客觀上已對北宋中期的詩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如梅堯臣在景德三年所寫的《猛虎行》和《田家》及景德四年所寫的《禽言四首》等，以俗為雅，諷刺辛辣，覃思精微，寓意深刻，給人以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因而深得歐陽修和蘇軾的讚賞，其中“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宋史》卷413《梅堯臣傳》），因而他“益刻厲，精思苦學”（同上），充滿了自豪與自信。

後來，蘇軾效法“聖俞體作五禽言”，歐陽修更學詩於梅堯臣，故有人稱梅堯臣是宋詩求新求變的“啟幕人”和旗手（張海鷗《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03頁），應當說這個定位是比較準確的，同時也比較切合北宋詩歌發展的客觀實際。

2、作為一名黨爭的局外人，梅堯臣以其清醒的戰鬥意識，積極主動地接近和堅定地支援那些推動北宋社會前進的人和事。

文人政治與黨爭是北宋社會的兩大特徵，而隨著北宋的統一和宋仁宗“異論相攪”政策的出臺，統治集團內部的政見分歧終於在景德三年（1036）演變為一場黨派之爭。在這場黨爭中，一方是范仲淹及其他的政友歐陽修、尹洙，另一方是呂夷簡及其黨人高若訥，雙方圍繞著言事權而相互攻訐，結果范仲淹一派因過分“譏指時政”（《長編》卷118“景德三年五月初九日”）而相繼被降黜。

事件發生後，遠在建德任縣令的梅堯臣連續撰寫了一系列詩篇，一面聲討呂夷簡以權廢言和迫害異己的罪惡行徑，一面則對范仲淹等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時對他們不畏強權和“寧作沉泥玉，無為媚洙蘭”（《聞尹師魯謫富水》）的高貴品格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如梅堯臣不僅將范仲淹稱為“獨醒人”（《宛陵集·寄饒州範待制》），而且他還透過《讀漢書梅子真傳》（景德四年）、《宿州河亭書事》（寶元元年）、《聞尹師魯赴涇州幕》（康定元年）、《田家語》（康定元年）等詩抒發了其“上書陳治亂”的雄心和壯志。

特別是當他聽說宋朝派遣尹洙奔赴陝西前線與西夏軍對戰時，其內心的興奮終於化作湍流急川噴瀉而出，“青衫出二崤，白馬如飛電，關山冒風露，兒女泣霜霰”，這既是對尹洙奔赴陝西前線之壯舉的謳歌，也是對主戰派取得宋仁宗支援這件事本身的肯定。雖然梅堯臣不是朝官，不能直接與宋仁宗“求對未央殿”，但他深知主戰派的勝利來之不易，因而積極支援對夏作戰，憂國憂民，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他才在襄城縣任內那麼急切地去分享主戰派勝利的喜悅。

3、梅堯臣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北宋的社會變革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看法，並在一定程度上對變法派思想產生了積極影響。

北宋的社會變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正如陳亮所說“方慶曆、嘉 ，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龍川文集》卷11《銓選資格》）。當然，慶曆新政之變絕不是脫離量變的“突變”，而是經過了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儲備和思想積澱的“漸變”，其中梅堯臣也是出了力的。如梅堯臣在景德四年所寫的《水輪詠》詩中對存在於士大夫中間的那種“忘機”觀念提出了批評，他明確表示“不學假混沌，亡機抱甕罌”。

而在康定元年（1040）宋夏開戰後，不僅用詩歌從精神上給主戰派以鼓舞，而且他還用實際行動為對夏戰爭出謀劃策。如《宛陵先生年譜》載：康定元年，梅堯臣注《孫子》一書。歐陽修曾致書說:“孫書注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張師曾《宛陵先生年譜》，清道光十年夜吟樓本）

梅堯臣注《孫子》今已失傳，其詳細內容不得而知。但歐陽修在《〈孫子〉後序》一文中說：梅氏“愛其（即《孫子》）文略而意深，其興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而“傅以己意而發之”集中體現了北宋中期疑古派的精神特徵，可見梅氏注《孫子》對歐陽修是產生了深刻影響的，所以元人張師曾說:梅氏“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張師曾《宛陵先生年譜》，清道光十年夜吟樓本）。

二、慶曆新政期間梅堯臣對黨爭的批評

王夫之說:“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佑、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佑諸公開之也。”（王夫之《宋論》卷4《仁宗》，中華書局，2003年，第86頁）“於是而宋興以來敦寵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王夫之《宋論》卷4《仁宗》，中華書局，2003年，第87頁）。就“景佑諸公”而言，以政治觀點的不同可以分成兩派:改革派與保守派。

當時，改革派的中堅人物范仲淹、歐陽修、富弼等，都跟梅堯臣有一定的交往關係，而保守派的中堅人物呂夷簡曾提拔了梅堯臣的叔父梅詢，這父輩的情誼梅堯臣當然不能不顧及。事亦湊巧，“景佑諸公”之黨爭偏偏發生在范仲淹、歐陽修與呂夷簡等人之間。這使梅堯臣左右為難，故當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受到呂夷簡排擠出朝廷時，梅堯臣還是原則性地站在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一邊，嚴厲地譴責了呂夷簡的行為。

同時他又勸說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應顧全大局，擯棄前嫌，作為朋友的梅堯臣這麼做也是應該的，本無可厚非。事實上，歐陽修對梅堯臣善意地批評黨爭這件事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接受的，所以歐陽修在康定二年《與梅聖俞書》中明確地表示了他對黨爭的態度:“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

跟歐陽修有所不同，除了幾首詩外，范仲淹與梅堯臣沒有一封書信往來，這件事情頗讓人費解。即使在有限的幾首詩中，彼此的言語也不是太友好，如景德四年（1037），范仲淹過池陽來看望梅堯臣，梅堯臣特作一首《範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詩。對於這首詩，歐陽修《詩話》稱其為“絕唱”，而詩中說出“持問南方人，黨護復衿誇”這樣很尖刻的話，無論如何，它讓范仲淹聽了很不舒服，儘管范仲淹當時對此並沒有作出任何形式的迴應。但他由此卻對梅堯臣產生了芥蒂之心，這一點我們也不能不承認。

慶曆三年（1043）九月，鑑於內外交困的嚴峻形勢，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歐陽修、韓琦等人，試圖依靠他們“興致太平”（《長編》卷150“仁宗慶曆四年六月”）。范仲淹遂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其中第二事就是“抑僥倖”。而“抑僥倖”的矛頭直指北宋的選官制——恩蔭補官，在范仲淹看來，蔭補是“積成冗官”（《范文正公政府奏議》捲上《治體》，《范仲淹全集》上集，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476頁）的主要原因。

然而，范仲淹改革蔭補制的時機和條件在客觀上都不成熟，所以當時難免有冒進之嫌。果然，此項改革措施一出臺,“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長編》卷150“仁宗慶曆四年六月”）。況且由於這項改革舉措牽涉到很多中小官吏的切身利益，故而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而慶曆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就告失敗，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因素，如劉克莊在總結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時就說過：慶曆“議減任子，而仲淹、琦罷”（《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1《輪對札子》）。

前面講過，梅堯臣人生中所遭受的最大心靈創傷就是科舉失敗和蔭補得官。而恰巧在慶曆四年十一月由他向范仲淹舉薦的李定挑起了針對新黨的“奏邸之獄”，李定同梅堯臣一樣，也是蔭補為官，自然為范仲淹所不屑。因此，當李定想透過梅堯臣去參加進奏院宴會而遭蘇舜欽拒絕後，他便懷恨報復。宋人鄭俠記其事說:“自蘇子美（即蘇舜欽）監察奏邸，舊例鬻故官睶以賽神，因而宴客。時館閣諸名公畢集，獨李定不與。遂捃摭其事，言於中丞王拱辰。御史劉元瑜，迎合時宰之意，興奏邸之獄。一時英俊，斥逐殆盡。”（《西塘集耆舊續聞》卷5《進奏院宴客賽神》，知不足齋叢書）

如果我們把“奏邸之獄”僅僅看作是李定個人洩私憤之所為，就未免有點偏狹。實際上，“奏邸之獄”本身體現了北宋統治階層內部進士跟蔭補兩個官僚集團之間衝突和對抗。而梅堯臣與范仲淹之間的衝突也是這個矛盾統一體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過去，人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因而在討論“奏邸之獄”這個特定的歷史現象時很難抓住問題的關鍵和實質。

對於范仲淹等人而言，慶曆新政正是用人之際，據《范文正公年譜補遺》載：慶曆二年，范仲淹共舉薦了種世衡、高階、高良夫、楊畋、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孫復等9人，而慶曆四年則又舉薦了葛宗古、楊麟、張子奭、張燾、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夏安期、向約、張繼勳等10人，其中都沒有梅堯臣。

看來梅堯臣之被范仲淹所冷落絕不是偶然的衝動，而是一種很理性的選擇。在此，我們不能不牽扯到范仲淹用人的原則問題，在范仲淹看來，用人應堅持“黨性”，他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范文正公年譜》“慶曆四年甲申”，《范仲淹全集》下集，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746頁）。

由此判斷，梅堯臣儘管跟范仲淹有一定的私人情份，但卻不是“一黨”，所以范仲淹不舉薦梅堯臣的原因恰在於此。梅堯臣不僅不會“為一黨”，而且對“各為一黨”的政治現象還提出了尖銳批評。葉夢得說：“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兇’，蓋為範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兇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復明、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石林燕語》卷9，中華書局，1997年，第135～136頁）。

這段話中實際上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梅堯臣對范仲淹的朋黨之論提出過善意的批評或忠告，而范仲淹“寧鳴而死”（《范仲淹全集》上集卷1《古賦》，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12頁）決心已定，義無返顧，如果是范仲淹不聽勸，事情可能就變簡單了，然而他卻偏偏還希望梅堯臣跟他“殊途同歸”（《范仲淹全集》上集卷1《古賦》，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12頁），這下子問題就複雜化了，因為依梅堯臣的脾氣，他肯定不會讓自己公然變成“一黨”人的；第二層意思是梅堯臣對范仲淹的用人政策甚感不當，遂在說話上免不了帶著些情緒。

慶曆元年，梅堯臣赴任湖州監稅，而梅堯臣對於自己去做這種差使心裡感到十分委屈。所以當歐陽修和陸經為他餞行時，梅堯臣可能說了很多過激的言論，他在《醉中留別永叔子履》詩中很坦率地說:“酒酣耳熱試發洩，二子尚乃驚我為”。對此，歐陽修也作《聖俞會飲》詩云:“關西幕府不能闢，隴山敗將死可慚”，它說明在此前歐陽修曾舉薦過梅堯臣，至於是否是向范仲淹舉薦，因為沒有確切的證據，不敢妄言，但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如歐陽修在康定元年《答陝西安撫使範龍圖辭辟命書》裡有這樣的說法:“今奇怪豪雋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之”。

所以當慶曆新政期間，梅堯臣一直在湖州監稅任。本來新政跟他並不發生直接關係，但范仲淹倡導“抑僥倖”，甚至把蔭補說成是危害社稷的禍首，只有到這個時候，梅堯臣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在他看來，蔭補之仕未必都是蠢豬，而科舉之士也未必都是龍虎。故他在慶曆二年所作《冬雷》詩裡把批判矛頭直指北宋的科舉制度：“蛟蛇龜蟲厄，鱗裂口塊吐”，“必恐竊天威，似將文法侮”。

可見，他對於北宋的科舉制度是抱有懷疑態度的。這樣梅堯臣和范仲淹之間的個人私怨已經演變為蔭補跟科舉制之間的矛盾衝突，因而他們之間的關係破裂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了。

三、慶曆新政之後梅堯臣與范仲淹關係的緊張與破裂

關於梅堯臣與范仲淹關係的破裂，目前學界存在著兩派意見:一派以劉子健為代表，認為“梅範的決裂是在1043年”（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騢〉與慶曆政爭中計程車風》，《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第110頁）:一派以孫雲清為代表，認為梅範公開破裂的時間是在1045年（孫雲清《〈碧雲騢〉新考》，《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51頁）。

根據前面的分析和人際關係發展的規律，筆者認為孫雲清的觀點更合情理，因為慶曆新政在客觀上對梅範之間業已緊張的關係產生了激化的作用，也是兩人關係由友誼走向破裂的轉折點。如果說慶曆新政之前，梅堯臣對范仲淹的批評還有些顧及私人情面的話，那麼慶曆新政之後，梅堯臣對范仲淹的批評乾脆就撕破臉面毫無顧及了。請看下面兩個例子:

1、慶曆四年，在新政失敗之後，梅堯臣寫了一首《異同》詩，對范仲淹加以譏諷。

2、慶曆五年，梅堯臣寫了《諭烏》詩和《靈烏後賦》，對范仲淹的“營私結黨”之所為進行了強烈的攻擊。如他在《諭烏》詩中說:“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鹹用所附己，欲助同翱翔。以燕代鴻雁，傳書識暄涼;鸜鴿代鸚鵡，剝舌說語詳;禿鶬代老鶴，乘軒事昂藏;野鶉代雄雞，爪嘴稱擅場;雀豹代鵰鶚，搏擊肅秋霜；蝙蝠嘗入幕，捕蚊夜何忙;老鴟啄臭腐，盤飛使遊揚;鵂鶹與梟鵩，待以為非常。”這首擬禽化的詩，體現了梅堯臣的寫作風格。詩中將范仲淹比做“烏”，而把他的黨人比做鸜鴿、禿鶬、野鶉、雀豹等，未必合適。但梅堯臣籍此來剖析北宋黨爭的現實成因，卻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承認，范仲淹是慶曆新政的領袖，他那“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薛正興《范仲淹全集前言》，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20頁）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脊樑。但這並不等於說范仲淹就是完美無缺的聖人了，比如他在主持慶曆新政時，就“由於用人的失當和教子的無方，給人們以很大的失望”（朱東潤《梅堯臣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76頁註釋）。劉子健先生也說：“德高如範，也不免有拒絕勸告，蔽護私人，猜疑傍人等等缺點”（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騢〉與慶曆政爭中計程車風》，《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第115頁）。

《靈烏後賦》也寫於慶曆五年，其內容跟《諭烏》大同小異。只是前者的語氣似趨向平和，但其鋒芒卻更加尖銳，指事亦更加明確。他說:“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兔。不能啄判臣（指西夏）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有人說梅對範的攻擊純屬個人私怨，甚至宋人也指責梅對範的行為“為隘”（《石林燕語》卷9）。

筆者卻不這樣認為，因為這個結論無法解釋梅聖俞在整個北宋時期的思想表現和鬥爭實踐。從大的方面說，景佑三年（1036）他寫詩反對過呂夷簡的卑鄙行經，說他“當途食人肉，所獲乃堂堂”（《猛虎吟》），而呂夷簡對梅聖俞的叔父有知遇之恩，梅聖俞在大是大非面前，並沒有給呂夷簡留什麼情面;

慶曆四年（1044）針對保守派惡意傷害革新派的劣跡，他口誅筆伐進行無情地揭露和聲討，如他的《雜興》詩直指李定而發，而他的《鄴中行》則貶斥了王拱辰等人為網路黨羽、排除異己而發動的“進奏院之獄”，實乃擾亂朝綱之舉（朱東潤《梅堯臣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67頁註釋），所以說梅“對‘奏邸之獄’的罪魁禍首守舊派賈昌朝、王拱辰等無隻字批評”（孫雲清《〈碧雲騢〉新考》，《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52頁）的看法，顯然不符合歷史實際;

皇佑三年（1051）唐介乃耿直之人，卻因彈劾文彥博結交宮闈敗壞祖宗家法而被宋仁宗貶謫，對此一貫主持正義的梅聖俞當然不能沉默，他先後寫了《宣麻》、《兵》、《書竄》等詩篇抨擊文彥博勾結宮闈、僥倖進身的醜行，言辭激烈，可稱其為梅聖俞所有作品中最具戰鬥性的一篇詩稿了，也許正因如此，歐陽修才在編輯梅聖俞集時將它削去，李燾也趕忙說:“介章及梅堯臣《書竄》詩，過矣”（《長編》卷171“皇佑三年十月庚子”）。

可見，梅聖俞所針對不僅僅是一個個的具體人物，而是針對著整個北宋的社會制度，甚至直至仁宗皇帝。

即使推一步講，梅堯臣對范仲淹的態度有些過，但范仲淹絕對應該為梅堯臣的過激行為負責。不管人們是否承認，梅堯臣在范仲淹當政期間始終得不到朝廷重用，是確定的事實。而范仲淹在皇佑四年五月去世後的第四年也即從至和三年起，梅堯臣不斷得到歐陽修等人的舉薦，由補國子監直講而參詳官，最後至都官員外郎，雖然梅堯臣到死都沒有取得顯赫的官職，但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畢竟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終使他那顆受傷的心得到了些許寬慰。“嘗奏其作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東都事略》卷115《梅堯臣傳》）。

用歷史的眼光看，北宋科舉制既造就了一大批傑出人物，同時也湮沒和貽誤了不少人的才華和前途。如北宋的著名戰將狄青功勳卓著，可就是在文臣韓琦面前不能揚眉吐氣，因為他說:“韓樞密功業官職同我一般，就是我少一個進士及第”。梅堯臣也是如此，所以造成梅堯臣“才高位下”（張師曾《宛陵先生年譜》，夜吟樓，清道光10年本）的根本原因當然不在於范仲淹的壓制，而在於北宋人才制度的不合理。

事實上，梅堯臣後期的詩作大都凸顯了這個歷史主題，如皇佑四年的《書南事》、《蔡君謨示古大弩牙》、《許生南歸》，皇佑五年的《淘渠》、《依韻吳衝卿秋蟲》、《龍女祠祈順風》，至和元年的《聞永叔出守同州寄之》，至和二年的《聞進士販茶》等詩，無一不是感慨由於社會制度不公而給人們帶來的種種悲劇，而梅堯臣詩的精華亦在於此。

梅堯臣在嘉佑三年（1058）重新回憶起他與范仲淹的關係問題，而且還寫成其集中最長的一首詩。其詩中說：“曩者忤貴勢（指范仲淹），悔說烏鳥靈，烏靈反見怒，終恨屈此誠”（《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看來范仲淹對梅堯臣的成見太深，以至於他們兩個人之間無法再進行平和的語言溝通。一方面，梅堯臣與范仲淹的關係破裂，另一方面則是他跟歐陽修之間的友誼更加深厚，而且在晚年他還與王安石建立了深切的私人關係，這可從《得王介甫常州書》一詩中反映出來。我們只要把這些現象對照著看，就不難發現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私情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歷史已經過去快一千年了，由於種種原因，梅堯臣相對於范仲淹很少被人們所張揚，尤其在他跟范仲淹的個人關係問題上更是苛責於他的人多，而能夠實事求是地為他說話的人實在太少。筆者在此無意去抬高梅堯臣而貶低范仲淹，而此文的目的也試圖從北宋社會的現實層面來解讀梅堯臣與范仲淹的關係問題，因為他們的問題不僅僅兩個人之間的問題，而是整個北宋社會悲劇的縮影。

如提問者而言，確實梅堯臣在宋代既詩名又有才華，從兩件事就能得以印證。

第一、梅堯臣與歐陽修是知己，兩人無話不談，但是仕途確實相差甚遠，歐陽修一路高歌猛進，仕途非常順利，雖然也有被貶謫的時候，但是整體是向上的，梅堯臣就不同了，基本就在X軸上徘徊。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兩人的友情，兩人還是來往頻繁，交往甚密。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載，一次他到梅堯臣家喝酒，酒味非常醇厚，不像是平常人家能有的，而梅堯臣家裡很窮，應該買不起。歐陽修就問梅堯臣酒是哪裡來的，梅堯臣說是某個皇親送的。還有的皇親用重金買梅堯臣的詩篇。

第二、梅堯臣生病後，前往他家探病計程車大夫們絡繹不絕，導致他住所附近道路擁堵，行人無法透過，附近居民都驚奇地互相詢問說：“是哪位大人住在這裡？”他死後，士大夫和朝臣們又爭相前往哭吊。這麼看，梅堯臣生前就已經揚名了，可惜那個時代沒辦法單靠寫詩謀生。

那麼這麼有才有名的人為什麼得不到中用呢？大致原因應該有下面幾個：

宋朝對科舉制度是極其重視的，在重文輕武的王朝，學而優則仕，對於才學的考究主要依靠科舉，但是科舉不一定適用於所有人，有了詩情，才情不一定科舉文章就寫得好。同樣的，同一時期被後世列我唐宋八大家的柳永、曾鞏，仕途也不順，屢次不中。這就好比今天的高考，很多人水平很高，平時學習也很好，但是一遇到高考就廢了，所以一個制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人，正好梅堯臣就是這種。

由於屢次不中，估計梅堯臣也心灰意冷了，靠叔父梅詢的恩蔭進入仕途。“恩蔭”制是宋代除科舉制以外最主要的一種任官途徑。朝廷規定，一定等級以上的官員可以在國家遇到慶典時（比如皇帝祭祀），把子孫或其他親戚的名字報上，就可以得到官職，表示皇帝顧念君臣情誼。宋代對科舉制相當重視。一般說來，既有親戚在朝為官、又中了進士的人，仕途最順暢；其次是單靠進士進入仕途的人，要想得到重用，一方面靠才能，一方面靠朝廷大臣的賞識，如范仲淹；單靠恩蔭進入仕途的人，一般都被安排在不重要的崗位上，很難得到重用。靠著親戚的恩蔭做個小官。但其實這是一種惡性迴圈，既然你依靠恩蔭進入仕途，所有人都認為你是搭飛機上來的，並沒有真才實學，和治國之道，不會拿正眼瞧你，所以上面的人根本不放在眼裡。

從現有資料和後來整理的作品來看，梅堯臣並沒有好的文章傳世，加上科舉制度對於文章的章法及論點各個要素規定極為嚴明，宋代的科舉，大體同唐代一樣，有常科、制科和武舉。進士科仍然最受重視，但在考試內容上作了較大的改革。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後，對科舉考試的內容著手進行改革，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所謂經義，與論相似，是篇短文，只限於用經書中的語句作題目，並用經書中的意思去發揮。所以我推測梅堯臣除了詩情方面，其他水準可能不一定很好，一個人的政治素養和文學素養沒有直接聯絡。

文章開頭我要先吟詩一首：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

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

這首詩的作者就是梅堯臣，北宋詩人，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稱他為宋詩的“開山祖師”。

關於宋詩，我幾個月前還保留著一種錯誤的印象。儘管我學過王安石的“牆角數枝梅”、“總把新桃換舊符”，學過林和靖的“疏影橫斜水清淺”，但下意識裡總認為宋代的詩不發達，甚至以為宋代沒有詩。當我讀林語堂的《蘇軾傳》時，看到蘇軾年輕時作詩，會覺得很彆扭，因為我最熟悉的是他的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左牽黃，右擎蒼”等等；當我看到有一本書《宋詩鑑賞辭典》時，也覺得很新奇，原來還有“宋詩”這個概念。稍微瞭解之後，我認識到，在宋代，詩和詞是同樣發達的。我們之所以經常把“唐詩”“宋詞”掛在嘴邊，我想是因為在唐代，詩獨領風騷，而宋代，詩和詞平分秋色。再加上我們的語言總講究個對稱美，“唐詩宋詞”多對稱，如果加上“宋詩”讀著就不美了，於是乎，竟把宋詩這麼大一個領域忽略掉了。

我不知道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人對梅堯臣的重視度如何，但我猜絕大多數普通人都不知道他，而現在關於梅堯臣的書籍也是極其的少。這和他的詩才以及他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極其不符。我也把這歸罪於“唐詩宋詞”這個招牌。上學時學習各歷史時期的文學代表人物，唐詩代表人物：李白、杜甫、孟浩然、孟郊、杜牧、李商隱、劉禹錫等等；宋詞代表人物：李煜（五代）、晏殊、柳永、蘇軾、李清照、辛棄疾等等；元曲代表人物關漢卿、王實甫等等。這都是按照“唐詩”、“宋詞”、“元曲”分類介紹的。這樣，生於唐代的詩人即使詩歌成就比不上梅堯臣，也有機會留個名；但梅堯臣不幸生在以“宋詞”為招牌的宋代，課本上只好抹去他不提（課本中倒是有林逋）。因此，不是文學專業的人，很少有知道他的。許多文學家生前困頓，死後揚名，而梅堯臣生前在仕途上不得志，到如今也沒能靠詩才聞名於世，真是不幸。

囉嗦這麼多，言歸正傳，介紹一下梅堯臣。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世稱宛陵先生，今安徽省宣城人。他和歐陽修是同時代人，也是歐陽修一生的摯友。和歐陽修、蘇舜欽等人共同發動了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和歐陽修並稱“梅歐”，又和蘇舜欽並稱“蘇梅”。

梅堯臣自幼喜歡讀書，長大後考進士不中，靠叔父梅詢的恩蔭進入仕途。“恩蔭”制是宋代除科舉制以外最主要的一種任官途徑。朝廷規定，一定等級以上的官員可以在國家遇到慶典時（比如皇帝祭祀），把子孫或其他親戚的名字報上，就可以得到官職，表示皇帝顧念君臣情誼。宋代對科舉制相當重視。一般說來，既有親戚在朝為官、又中了進士的人，仕途最順暢；其次是單靠進士進入仕途的人，要想得到重用，一方面靠才能，一方面靠朝廷大臣的賞識，如范仲淹；單靠恩蔭進入仕途的人，一般都被安排在不重要的崗位上，很難得到重用。

梅堯臣靠恩蔭進入仕途後，又多次考進士，都沒有被錄取。這和當時的考試製度有關，許多有才的人如柳永、曾鞏也是屢次在考場中碰壁。但中不了進士，即使有才也不能在仕途中向上升。因此梅堯臣大半輩子沉淪下僚，一直做州郡長官的僚屬或知縣一類的官。直到他五十歲時，靠著朝中大臣的推薦，仁宗才賜了他一個同進士出身。後來在歐陽修的推薦下，到朝廷中任職，參與修撰《新唐書》。嘉祐五年（1060年），汴京爆發疫病，梅堯臣不幸感染此病，病逝，享年五十九歲。

梅堯臣和歐陽修相識在年輕時。那時歐陽修剛進入仕途，到洛陽任官。梅堯臣也在洛陽，兩人很快結為好友，常在一起切磋文學。之後，歐陽修雖然遭到過貶謫，但在仕途上節節高升，最後成了朝廷重臣；梅堯臣卻只能在底層徘徊。不過地位差距的拉大並沒有影響兩人的友誼，他們無話不談，是彼此的心靈伴侶。在詩的創作上，歐陽修不及梅堯臣；不過歐陽修的文學成就涉獵很廣，詩、詞、散文都有不少作品，而梅堯臣只寫詩。梅堯臣的詩平淡中見深意。因為他長期在底層任官，見多了下層人民的貧苦生活以及官吏對人民的壓榨，因此，他很大一部分詩作是對貧苦人民生活的寫照，如前面提到的《陶者》，還有人民受官府抓丁之苦的姐妹篇《田家語》、《汝墳貧女》。另外，他因為官位低、俸祿薄，自身也飽嘗著貧窮之苦，子女和妻子的逝去也給他帶來很深的痛苦。他的詩作因為注入了深切濃厚的感情，與其他詩人的詩作大大區別開來，質量更上一乘。歐陽修根據梅堯臣的經歷和詩作，經過思考，得出了“詩窮而後工”的理論。

梅堯臣在世時，他的詩名就已經名揚天下了，詩作流傳於宮廷皇室和異域之地。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載，一次他到梅堯臣家喝酒，酒味非常醇厚，不像是平常人家能有的，而梅堯臣家裡很窮，應該買不起。歐陽修就問梅堯臣酒是哪裡來的，梅堯臣說是某個皇親送的。還有的皇親用重金買梅堯臣的詩篇。梅堯臣生病後，前往他家探病計程車大夫們絡繹不絕，導致他住所附近道路擁堵，行人無法透過，附近居民都驚奇地互相詢問說：“是哪位大人住在這裡？”他死後，士大夫和朝臣們又爭相前往哭吊。這麼看，梅堯臣生前就已經揚名了，可惜那個時代沒辦法單靠寫詩謀生。

梅堯臣生前喜歡作詩，但寫完後就隨手亂丟，不注意儲存。他妻子哥哥的兒子謝景初在梅堯臣死後，收集了他的詩作，編成《宛陵集》，後來歐陽修又收集了梅堯臣的一些詩作補加了進去。梅堯臣現存的詩作有近三千首。

最後介紹梅堯臣的幾首詩。

下面兩首詩《田家語》和《汝墳貧女》，是作者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擔任河南襄城縣令時所作。當時朝廷為了防禦西夏，匆忙地下詔徵集鄉兵充當弓箭手，加強戒備。而下層官吏們藉此胡作非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內殃，上下愁怨，情景悽慘。梅堯臣親眼見到這種景象卻無能為力，深感痛苦，只得作詩排解自己的憤懣之情。

《田家語》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

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詔書來，生齒復板錄。

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dú） 。

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樸。

搜尋稚與艾，唯存跛無目。

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畝焉可事？　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

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

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

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譯文：

誰說我們種田人快樂？春天欠下的賦稅，秋天還沒交足。鄉中的小吏敲打著我的大門，沒早沒晚狠狠地逼迫催促。今年盛夏雨水如注，大水漲得高過房屋。水已經淹沒沖走了稻菽，蝗蟲又吃光了粱粟。前些時詔書下達，挨家挨戶把戶口登入，三個中間要抽一個壯丁，兇狠地趕去做弓手編入軍伍。州里的命令十分嚴厲，老吏拿著鞭子不斷催著上路。只剩下跛子與盲人，老人與小孩也不放過。村裡人誰敢嘆氣抱怨？父子各自悲傷痛哭。田裡的活怎麼去幹？為了買箭早就賣了牛犢。怨愁之氣化作連綿秋雨，鍋子瓦罐都是空的，吃不上一頓粥。盲人跛子如何耕種？死亡只在早晚。

我聽了老農的話，十分慚愧，深感自己白白地拿了朝廷的俸祿。還不如棄官回鄉，在深山大谷打柴種田。

《汝墳貧女》

汝墳貧家女，行哭聲悽愴。

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

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攜杖。

勤勤囑四鄰：幸願相依傍。

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

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

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

生女不如男，雖存何所當！

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

譯文：

汝水邊貧苦人家的女兒，一邊走一邊哭，聲音淒涼悲傷。她說家中上有老父，除了她這女兒再沒丁壯。郡中的官吏下來態度強暴，縣官那裡敢表示違抗。催逼嚴厲不允許片刻擔擱，老邁的父親扶著柺杖上路。臨走時再三拜託四鄰，希望對弱女多多相幫。剛才聽到同鄉人回來，向他們打聽父親下落時心裡疑慮不安。果然在寒冷的雨中，父親凍死在河邊堤上。我這瘦弱的女子沒人依靠，父親的屍體也無力安葬。生女兒比不上男子，我雖活著有什麼事可以承當？摸著胸頓足高呼上天，我是活是死真是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