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華人的嚴謹刻板形象從何而來？

很多人提到德華人就是“嚴謹”“刻板”，這種印象其實是近代才產生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1871年以前根本就沒有什麼德國嘛。

如果不開玩笑地分析，那麼近代以前因為交通技術太差的緣故，其實很少有人能進行跨越國家的旅行。在大部分人一生活動半徑不超過一日徒步往返的距離的時代，人們自然也就談不上對整個國有什麼印象。能夠跨國旅行的人要麼是教士要麼是商人或者貴族。對信奉普世宗教的教士和四海為家只為賺錢的商人來說地域差異其實並不重要，反正前者被派到哪裡，哪裡就是他們的祖國。而對商人來說哪裡能夠安身立命哪裡就是自己的祖國。對貴族來說從喀爾巴阡山西邊的莊園收錢也是收，從萊茵河西邊的莊園收錢也是收。所以在近代以前雖然也有人喜歡拿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開玩笑，但對大多數聽眾來說，德意志人或者法蘭西人或者丹麥人，和中土世界的各種族沒什麼兩樣，反正一輩子也碰不上。

老老實實給老爺幹活，打工人沒有跨國旅行的命

真正讓人們對種族和文化差異產生興趣的是近代以來的城市化和交通技術的革命。城市化意味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提高自然就需要更多的互通有無，也就是對貿易和運輸提出更多的需求。這種需求刺激了交通技術的革命，也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在城市裡，來自一個國家不同地區的人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說的原來是一種民族語言而不是家鄉的方言。城市化促成了最初的民族意識，也讓人們第一次開始對民族差異產生興趣。但這個時期今天最常見的那種對某一個民族、某一個國家的刻板印象其實還在萌芽階段。

如果我們看巴爾扎克的小說，就會發現復辟時期和奧爾良王朝時期的那些鐵路和輪船時代以前的巴黎人是透過觀察拿破崙大軍團裡的外華人而形成他們對歐洲各民族的看法的。比如巴爾扎克說大軍團的波蘭人都是好漢，義大利人則同時提供了最無恥的兵痞和最浪漫的豪俠。對巴黎這個國際化大都市來說，歐洲各民族，從德意志人到馬扎爾人到羅馬尼亞人都不陌生。正是透過觀察他們，人們形成了最初的對各民族的簡單印象。而且這種簡單印象的產生還不是單向的，法華人對其他各民族產生印象，其他各民族也對包括法國在內的外華人產生印象。利希滕貝格生活在德意志，但他也對比較各民族的差異非常有興趣，在《格言錄》裡他以諷刺挖苦德意志人為樂。而海涅從德意志逃到巴黎，在巴黎黑法華人和在德意志黑德意志人一樣起勁，中途去了一趟倫敦回來又把英華人黑得體無完膚。這些都是對各民族的刻板印象的體現。

波蘭軍團的英勇給拿破崙時代的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這個階段對各民族的描述還停留在文人群體和少數大城市裡。真正使這些文人圈和大城市裡形成的印象被普及，甚至於被貼標籤的人自己拿過來當作一種榮譽接受，還要等到火車和輪船的普及。既往的馬車旅行，讓路程本身佔據了旅程的一大半，歌德從德意志去羅馬途中花費的時間遠超在羅馬的時間。而俄華人費盡千辛萬苦跑到歐洲，肯定不能像現在這樣歐洲五國六天五夜就往回跑。如果我們看屠格涅夫的小說，就會發現一個俄華人跑到歐洲動不動就在義大利待上一個冬天，或者在德意志待上一個夏天，如果覺得愉快說不定乾脆就住上一兩年。這樣的旅行是很難形成那種貼標籤式的印象的，因為人一旦深入到某一個地方的生活裡，就會更多地體驗到人們生活中的共性而不是特殊性。

貼標籤這種行為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匆匆而過”“浮光掠影”的視角，《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神父在馬車上講的那個笑話裡女兒問爸爸“羅馬怎麼樣？”爸爸回答“就是晚上火車經過有狗叫的那個城市？”就是這種視角的最好體現。這個笑話從技術和心理兩個角度解釋了貼標籤式的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從心理上說這種印象說明觀察者只是對觀察物件形成了一個粗淺的毫無價值的印象。從技術上說它告訴我們“火車”這個新東西是這種印象能夠形成的關鍵因素。

畫家古斯塔夫·多雷筆下的三等車乘客

豪華的普爾曼式車廂

於是到鐵路改變歐洲的十九世紀末，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嘗試過去只有上層階級才有機會的跨國旅行，而且他們在路途上的時間大為縮短。買一張火車票往往還附帶旅店房間，而旅店往往還管飯。於是人們就不再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而是按照旅遊指南到陌生的地方去體驗完全不同的生活。火車票變得像是電影票，當然那時候電影也才剛剛發明。這是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產生刻板印象的真正土壤。因為人們不再深入對方的生活了，他們成了火車上的過客。

人們彼此之間的刻板印象是這樣形成的，那德華人的這倆標籤是怎麼來的呢？很多人現在覺得刻板和嚴謹是一碼事。這兩個標籤也確實挺相似，但其實這倆是不一樣的。刻板雖然也意味著嚴肅和缺乏靈活性，但其實刻板更多的是說德華人服從的一面，也就是那個著名的“德國火車站長看到孩子要被火車撞死就命令他原地臥倒”的故事所表現的那樣。孩子馬上照辦了而沒有問為什麼，於是保住一條命，這是刻板。如果孩子這時候考慮火車距離枕木的高度和自己的腰圍，論證自己有沒有可能生還，還有自己用什麼角度臥倒更安全，這就是嚴謹了。嚴謹這個標籤體現的是德華人主動性的一面，而刻板則是他們馴服順從的一面。而這兩者剛好體現了近代德國最重要的兩種因素，專制體制和中等教育。

普魯士的軍事化教育影響深遠

普魯士人對君主和軍隊的馴服態度，在整個歐洲都很有名。當法華人在柏林看到女士會給軍人讓路、而不是反過來軍官以法國常見的騎士風度給女士讓路的時候，就深刻地體驗到了這種差異。普魯士宮廷和貴族以自己的軍隊為傲，這種驕傲並不僅僅因為歐洲各國都畏懼這支軍隊，同樣重要的是普魯士平民也一樣畏懼這支軍隊。因為普魯士軍隊是屬於霍亨索倫王朝和貴族的戰爭機器，它可以出租給普魯士國家也可以出租給德意志帝國，但本質依然把持在貴族和王室手中。所以他們必須讓普通民眾敬畏這支軍隊，至少是敬畏軍官。

有個著名的笑話：一個騙子買了一身舊軍服，然後攔住一隊正在返回營地計程車兵，率領他們逮捕了一個市長，還打劫了市長的保險櫃，全程沒有任何人敢質疑他們有沒有這個權力，更沒有人敢反抗。這就是普魯士軍隊的權威的體現，而威廉二世自己聽到這個故事後樂不可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此非常得意。

普魯士人、德華人對軍隊的這種崇拜和敬畏，在19世紀末被各國的旅遊者、外交官和文人所渲染。比如德意志帝國宰相馮-貝特曼-霍爾維格身穿軍服騎馬接受皇帝檢閱而威廉二世為他的英姿鼓掌喝彩這種事能夠被人記住，肯定就得感謝英國大使。這些故事的廣泛流傳，再加上法國對德國的仇恨和恐懼，還有英國對德國破壞歐洲秩序的擔憂，幾種因素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德國是一個從上到下逐級效忠的大兵營的印象。於是德華人身上所有的軍人作風，或者生硬機械的一面就被概括為“刻板”。

正在cos腓特烈二世的傻瓜威廉

相比之下嚴謹反而體面多了，因為德意志帝國是歐洲最早在推廣了初等教育之後就搞出了近代式的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國家。這種教育的最大好處是讓德國培養出了一大批中等知識分子，也就是說雖然在普通百姓能讀會寫方面德意志帝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沒什麼兩樣，在精英知識分子方面德意志帝國也和其他國家沒有太多差距的情況下，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卻為德國培養出大批介於高階知識分子和僅能讀寫的下層階級之間的中產階級。比如工廠裡的技術員、工程師助理，城市裡的藥劑師這樣的人。而這在其他國家剛好是一個空白。

所以到1900年前後，歐洲各國都開始發現他們落在德意志帝國後邊了，英國的專家就向議會建議效法德意志帝國推廣中等教育。而他們的理由有兩個，一個是政治性的，就是宣稱“你們讓民眾能讀會寫，但又不讓他們具備辨別對錯的能力，無疑是讓民眾變成易受煽動的庸眾”。另一個是經濟性的，那就是強調英國本土的技術員、藥劑師和中等職業正在越來越多的被德國移民所佔據。這些職業在英國只能靠工人自己摸索和積累經驗，而在德國則透過職業教育和職工夜校被批次生產，如果任其發展英國的工業將不可避免地被德國超越。

1906年，德國斯圖加特近郊，戴姆勒汽車公司的工人在給轎車的底盤刷漆

這種關於教育改革的宣傳以德國為模版，就讓英國民眾產生了德華人對數字的敏銳和長於技術工作的印象。而這些宣傳文章的讀者剛好就是他們所說的“能讀會寫卻不具備辨別是非能力的易受煽動的庸眾”，於是在20世紀初、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德華人嚴謹刻板的形象已經在西歐形成了。剩下的只是透過世界大戰讓德華人的這兩個標籤漸漸合二為一而已。

德華人對產品工藝精藝就進，工匠精神，對製造創新理念具有積極推動創新。做事周到做工精細。我們以前就是喜歡用德國的產品，回過頭看以前李鵬委員長同意進口大眾汽車合作是對的。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進展脫不了的邦助。寶鋼集團第一期使用日本產品質量差了無法使用，從開始使用就修修也修不好。第二期用了德中國產品上下員工一致好評。德國維修人員認真勁沒得說。

不是德華人"刻板"，德國製造的名聲就出來不了，這"刻板"裡包含了，工作上認真仔細，技術上精意求精，中國工業製造，也要用"刻板"來要求自己，限制自己，使之成為世界名牌，中國製造。

哪個國家都有刻板的人，只是對於少的問題，更何況德國那個不屬於刻板吧、應該是屬於精益求精一種工匠精神吧，說到頭可能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精神

確實是！但也有個別的，做事比較靈活。確實在德國市井裡會英文的並不多。懂得比較好都是做出口生意或對外交往的那批人。

確實是這的看情況了，說難聽點是刻板，好聽點是嚴謹，所以德國的高精密機床比較發達。但是跟中國比，也只是文化的不同而已，外華人腦筋一般都比較死板，而中國靈活多變，沒有固定，比如外國看前面有五個人，他肯定會說五個人。華人不一樣，肯定會說有四五個人，一直在變化中，剛才看是五個人，現在看說不定是四個人，中國不會固定思維。但是不能說華人不嚴謹，該嚴謹的時候也會嚴謹，老話說的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所以該嚴謹還是嚴謹。

莫要把西方捧入天，也不要把中國踩入地。西方之所以這麼發達，全靠幾百年的工業積累和近代的掠奪。而中國全盤工業化也就幾十年，慢慢發展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