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喜愛富貴，厭惡貧賤，是人性使然，天下人皆如此。所以對精神上有所追求，甚至有潔癖的人來說，當然要反其道而行之，以跳脫出名利場，迴歸自己的本心。
舉幾個古人視金錢如糞土的例子，就會發現，主人公清一色有嚴重的精神潔癖。
西晉文學家魯褒寫過一篇諷刺文學叫《錢神論》，說自神農氏身死，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絹帛為交換尺度，有大智之人挖掘銅山，仿造天圓地方造出了銅錢，內方外圓，就像乾坤一樣，它“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損。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所以它可以永久地流通下去，人們敬它愛它，就像敬愛自己的兄長一樣，這位兄長如果有字，應該是“孔方”。
魯褒就差說錢是爸爸了，諷刺非常犀利。魯褒雖然以博聞強識見聞於世，但潔身自好，根本不願做官，連什麼時間去世的都不知道。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規箴》記載了王衍王夷甫的一個故事。王衍厭惡自己的妻子貪婪愛財，厭惡到連錢字都不願意說出口。他妻子想試試他是不是真的不願說錢字，讓婢女用錢將床圍住，王衍早上起來，下不了床，喊婢女來：“把阿堵物移走”。
王衍和他堂哥王戎的脾氣秉性截然相反，後者愛財如命，前者只愛談玄，貴為三公，政務皆委以他人，家中財產不少，族人來借錢，全都應允，幾年之間家財散盡。
這裡說一句，阿堵物不專指錢，阿堵是六朝及唐人常用的指稱詞，和“這”、“這個”意思一樣，《世說新語》裡寫顧愷之不願意給畫中人物點睛，認為眼睛最能傳神，原文就是“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這種厭惡金錢的精神潔癖常常表現為不樂意為了一點錢財而供人驅使，寧願窮，也不願意做事。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家喻戶曉。
這樣的例子很多。元代王冕和倪瓚兩個人都是例子，著作郎李孝光推薦王冕做府吏，王冕推辭了，說我有書讀，有田耕，何苦朝夕抱案立於庭下，以供奴役之使。後者家境優渥，卻嫌錢財累贅，四十歲時散盡家財。
明代唐寅更極端。郭德綱常說的那句“家鄉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間造孽錢”，唐寅的原詩是“不鍊金丹不坐禪，不做商賈不種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修道參禪，經商務農，在唐寅看來都是造孽，只有自己靠筆墨丹青換錢最乾淨。
這些例子反映出的對金錢的厭惡，其表面原因是個人的精神潔癖，內裡還有兩大原因，一是道家思想的清淨觀，莊子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意思是外物就是外物，可以用它，但不要反過來被它支使，這樣就不會受到牽累。老子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說的也是一樣的道理。不為外物所累，最是自在，藝術家們普遍追求這種境界。儒家推崇的樸實剛健在道德上也會導致類似的結果。《紅樓夢》裡賈政一個員外郎，天天嚷嚷著要歸農，真歸農估計兩天就廢了。
二是從漢代開始就一直存在的重農主義傾向。賈誼《論積貯疏》中有一句名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一個人不耕，就要有人捱餓，一個姑娘不紡織，就要有人挨凍，這是典型的重農平均主義，在這種思想看來，商人這種從事流通業、倒買倒賣、不事生產的人群，和脫離實踐、高高在上的蠹蟲，當然都是可憎的，不願意和他們一樣。所以陶淵明和王冕這樣的雅士，只要有田種能有飯吃，官都不願意做，何況去想辦法掙錢。
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喜愛富貴，厭惡貧賤，是人性使然，天下人皆如此。所以對精神上有所追求，甚至有潔癖的人來說，當然要反其道而行之，以跳脫出名利場，迴歸自己的本心。
舉幾個古人視金錢如糞土的例子，就會發現，主人公清一色有嚴重的精神潔癖。
西晉文學家魯褒寫過一篇諷刺文學叫《錢神論》，說自神農氏身死，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絹帛為交換尺度，有大智之人挖掘銅山，仿造天圓地方造出了銅錢，內方外圓，就像乾坤一樣，它“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損。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所以它可以永久地流通下去，人們敬它愛它，就像敬愛自己的兄長一樣，這位兄長如果有字，應該是“孔方”。
魯褒就差說錢是爸爸了，諷刺非常犀利。魯褒雖然以博聞強識見聞於世，但潔身自好，根本不願做官，連什麼時間去世的都不知道。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規箴》記載了王衍王夷甫的一個故事。王衍厭惡自己的妻子貪婪愛財，厭惡到連錢字都不願意說出口。他妻子想試試他是不是真的不願說錢字，讓婢女用錢將床圍住，王衍早上起來，下不了床，喊婢女來：“把阿堵物移走”。
王衍和他堂哥王戎的脾氣秉性截然相反，後者愛財如命，前者只愛談玄，貴為三公，政務皆委以他人，家中財產不少，族人來借錢，全都應允，幾年之間家財散盡。
這裡說一句，阿堵物不專指錢，阿堵是六朝及唐人常用的指稱詞，和“這”、“這個”意思一樣，《世說新語》裡寫顧愷之不願意給畫中人物點睛，認為眼睛最能傳神，原文就是“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這種厭惡金錢的精神潔癖常常表現為不樂意為了一點錢財而供人驅使，寧願窮，也不願意做事。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家喻戶曉。
這樣的例子很多。元代王冕和倪瓚兩個人都是例子，著作郎李孝光推薦王冕做府吏，王冕推辭了，說我有書讀，有田耕，何苦朝夕抱案立於庭下，以供奴役之使。後者家境優渥，卻嫌錢財累贅，四十歲時散盡家財。
明代唐寅更極端。郭德綱常說的那句“家鄉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間造孽錢”，唐寅的原詩是“不鍊金丹不坐禪，不做商賈不種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修道參禪，經商務農，在唐寅看來都是造孽，只有自己靠筆墨丹青換錢最乾淨。
這些例子反映出的對金錢的厭惡，其表面原因是個人的精神潔癖，內裡還有兩大原因，一是道家思想的清淨觀，莊子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意思是外物就是外物，可以用它，但不要反過來被它支使，這樣就不會受到牽累。老子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說的也是一樣的道理。不為外物所累，最是自在，藝術家們普遍追求這種境界。儒家推崇的樸實剛健在道德上也會導致類似的結果。《紅樓夢》裡賈政一個員外郎，天天嚷嚷著要歸農，真歸農估計兩天就廢了。
二是從漢代開始就一直存在的重農主義傾向。賈誼《論積貯疏》中有一句名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一個人不耕，就要有人捱餓，一個姑娘不紡織，就要有人挨凍，這是典型的重農平均主義，在這種思想看來，商人這種從事流通業、倒買倒賣、不事生產的人群，和脫離實踐、高高在上的蠹蟲，當然都是可憎的，不願意和他們一樣。所以陶淵明和王冕這樣的雅士，只要有田種能有飯吃，官都不願意做，何況去想辦法掙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