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付魯國採取就是利用進口政策等多手段提高魯國的魯縞的價格，禁止國內生存，進口只准進口魯國的，使魯國全民生存魯縞，破壞了的他們的各行各業，最後國內經濟崩潰，無人從業其他行業。對付楚國也是如此，只是換成鹿子，目的都是破壞他們的經濟體系。

管仲，姬姓，原本出身於周王室，是周穆王後裔。但管仲一族並非周穆王嫡系，按照周王國宗法制逐層分封，管仲一族地位每況愈下，到最後也被迫流落到齊國，靠替人“打工”為生了。管仲父親去世之後，管仲還被迫從事在周代最底層的經商工作謀生，嚐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雖然地位越來越不如人意，但管仲的學識和思維能力卻異於常人。據《管子·大匡》之說，早在齊僖公死前，為保證管仲、鮑叔牙、召忽必有一人能夠輔佐到正確的人，管仲就提議三人分別輔佐公子小白和公子糾，將來誰得勢則提拔其餘的人。後來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小白在 鮑叔牙輔佐之下，奪得齊國君位。隨後，鮑叔牙輾轉反側，從魯國騙回了管仲，齊桓公姜小白立刻拜他為相，主宰齊國大政。

管仲回到齊國之後，主導了系列對齊國強盛的重要改革，但如果說如何用經濟手段讓齊國壓倒周邊國家，應該是主要分成兩方面：國內經濟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

國內經濟政策，主要是讓齊國自身經濟實力增長。相對於舊時政策，管仲在經濟上影響後世華人最深的經濟改革就是“官山海”：官營鹽鐵資源——官方對食鹽和鐵製品實行壟斷經營。壟斷經營這兩樣資源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萬乘大國徵人口稅，當徵人數為百萬人，每月每人三十錢才不過稅收三千萬。如今我們沒徵收任何稅，就已收入兩個大國的人口稅。收人口稅，還會引起民眾反對，影響政府與百姓之間的‘魚水情深’，埋下不穩定因素的禍患。現在收稅於鹽，即便是百倍歸於君主，百姓也無法逃避。這就是理財之法。”（《管子·海王》）官方壟斷鹽鐵，讓齊國經濟實力迅速增強，在東周諸侯國中鶴立雞群。

齊國自身經濟實力增強之後，天下貨物爭相進入齊國，齊國才有實力利用經濟手段才控制別國經濟。

《管子·輕重戊》記載，齊桓公問管仲：“魯國、梁國於齊國有威脅，兩國唇齒相依，農田相連，就好像馬蜂的毒刺。我現在想攻佔這兩國，該如何進行？”管仲回答：“魯梁之民傳統上以織綈為業。國君你現在就穿上綈，命令左右之人都穿綈，齊國之民必定流行穿綈。請您隨後命令齊國不準做綈，這樣綈必然從魯梁兩國進口；魯梁二國之民為謀利，必然紛紛放棄農耕而做綈了。”齊桓公答應了。管仲馬上召集魯梁二國商人：“你們為我買來綈千匹，給你們三百金；送十次就有三千金了。”

這樣，在齊國大力促進下，魯國、梁國不向民眾收稅，國用也就足夠了。從此，魯、梁二國之君，都在本國大力促使民眾做綈。十三個月之後，管仲派人到魯國、梁國探聽，兩國城市人口多得路上塵土飛揚，十步之內都互相看不見，走路時腳跟都提不起來，大街上車軸互撞，騎馬的列隊而行。

得到回報後，管仲對齊桓公說：“可以拿下魯、梁二國了。”齊桓公還不明白怎麼回事：“該怎麼辦？”管仲說：“請國君您該穿帛料衣服，帶領百姓不再穿綈。同時封閉邊境，斷絕與魯國、梁國經濟關係。”齊桓公依計而行。

十個月後，管仲又派人去探聽，發現魯國、梁國鬧起饑荒，朝廷根本沒有賦稅收入；兩國缺糧，購買糧食每石高達上千錢，而齊國糧價才每石十錢。兩年後，魯梁之民十分之六歸順了齊國；三年後，魯、梁國君也請求歸順齊國了。

《管子》中記載這類的故事還有不少，但基本不可能為真。但是這種經濟戰的思想，卻應該是讓後人受益不少。

錢真能買到一切嗎？

管仲塑像。

古代最少有三個超級大國是因為這個原因走到末路，第一個是殷商，“商人、商人”，就是商朝的人，他們依靠四方做生意獲利，被周文王和姜子牙“揍了”。趙國也不是因為“紙上談兵”而沒落，他那地方糧食產量低，國庫靠經商獲利，長平之戰的時候，大家都害怕秦國，趙王拿著大塊大塊的金銀就是買不到軍糧，廉頗想個主意，造大糧倉，裡面裝的不是糧食，是沙子……

管仲紀念館。

姜子牙來到齊國，發現鹽是寶貝，再記起殷商國庫閃閃的金銀財寶，開始壟斷鹽的銷售，操縱鹽的價格，內陸不產鹽，所以獲利頗豐，當時齊國的商人沒有其它國家那麼低的地位，過得逍遙自在，管仲是齊桓公時期的人物，齊桓公跺跺腳連當時周天子都睡不好覺……

當齊桓公任命管仲為相時管仲說了三句話“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這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國理念。在他眼裡普通百姓和朝廷官員都是人，是人就免不了人性的弱點，比如好逸惡勞、貪財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親情。在管仲眼裡這個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壞人”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組成的，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雖然這話是漢朝的司馬遷所說，但其實春秋時代的管仲早就看清了這點，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強調道德，也不迷信強權，一心務實。他改革的本質是將人性的弱點變成勞動的動力：集大家之私，成社會之公。在下不禁歎服我華夏先民的智慧——先民造字時”公“字的一半正好對應”私“字的一半，這不正說明古人想告訴我們”合眾人之私即為公“，事實上我們普通人的親情、愛情、友情都是自私排他的，可當大家把對自己親人的愛推己及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時每個普通人的情感就昇華為一種人間大愛。所以管仲施政不壓抑人們的逐利之心，而是正確引導這種逐利之心，把國家的富強建立在每個國民生活幸福的基礎上。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戰”即：對內方面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對外方面就是擴大對外貿易，用貿易來制衡戰爭。讓各國發動戰爭的代價大於終止貿易的代價！因此他又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在中國歷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卻將“工商”與“士農”並排。同時管仲又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仲還制定了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使林木和漁業資源得到可持續發展，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在提高積極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人民自覺抓緊農時。他們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會自覺地早起晚睡，不辭勞苦地經營，否則大家都是奴隸，只能消極怠工。這樣做的本質其實就是把勞動者由被野蠻強制下勞動變為自覺主動的盡心盡力的勞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那是在面臨利益衝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其實是對立的：儒家弟子看不到這世界醜惡的一面，而法家弟子則看不到世間還有美和愛的存在，但他們都推崇管仲。管仲認為“善”和“惡”都不是絕對的，但“私”和“貪”卻是永在的，自私和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對人性的瞭解，並想辦法使之得到滿足。利用人們的逐利之心最終實現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目標這與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

私營經濟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齊桓公曾要求將國家資源由政府壟斷經營，但管仲說：“故善者不如與民分利共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說政府不能獨佔資源，應該放手讓民眾去經營，政府只要徵收30%的所得稅即可。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透過對貨幣的控制，掌握住糧食等重要商品，以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認為商品輕重與否，取決於這種商品的多少，常固不變的價格是不存在的，如果價格恆定不變，就無法調節流通。價格上下波動，價值規律才能發揮調節作用。穀物被“囤積則重，被拋售則輕。集中於國家則重，流散於民間則輕；貨幣流通得通暢則重，流通不通暢則輕；國家政令與該商品關係重大則重，關係不大則輕。管仲還把穀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幣重則谷輕，幣輕則谷重。至於國家如何發行貨幣？管仲認為第一步先在方圓6裡的地區內作典型調查，第二步由點及面估算全國的貨幣需求量，以此為基礎確定貨幣的鑄造發行量。管仲是第一個強調國家貿易的人，他大開國門歡迎各國商人，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討取稅費，步行背東西來的不要去交稅”。他還在齊桓公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從此全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關鍵的是：管仲掌了握對外貿易中最微妙的技巧：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採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中國。而對本國的剩餘商品，則採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輕’的低價政策，促其對外傾銷。在一般情況下要做到‘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保持大體相同的輕重關係。這不就是人民幣“貶值”和“升值”的概念嗎？在這種自由貿易方針的鼓舞下，齊國首都臨淄繁榮至極：“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據核算其時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國際上最宏達、富貴雅典人口不到5萬。管仲的經濟思想中還有一項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勵消費，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管仲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指出：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每當年歲低迷時，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臺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這同2000多年後的凱恩斯經濟學又如出一轍。但管仲過於強調商業和普通，甚至忽視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齊國首次設立了“國家大妓院”，繁華的都城臨淄就試點開了7家官辦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閭”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認為是性產業化的鼻祖。“國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國家稅收；二是解決了女奴隸被解放後的的再就業問題；三是解決了許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進了社會和諧，四吸引了愛金錢更愛美女的四方英雄來齊國發展。正是對商業有著如此深刻的見解，管仲也成了歷史上亙古未有的經濟學家。他的“自由經商”主義跟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非常相似，他的“投資”、“消費”、“出口”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又跟凱恩斯經濟學遙相呼應，但是他理論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堪稱世界範圍內經濟學的鼻祖。

事實上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動“貨幣戰爭”的高手。齊桓公曾經想教訓楚國，管仲說：“大王您出高價購買楚國特產的鹿吧！”。楚國活鹿的價格為八萬錢一頭，齊桓公就派人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蒐購。楚王聽說後開心的說：“鹿，禽獸而已，楚國多的是，趕快讓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於是楚國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動了，頗有點“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這時管仲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併囤積糧食：楚國靠賣活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餘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國也因此卻誤了農時，而這時管仲下令封閉與楚國的邊境。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華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後向齊國屈服。管仲發動的另一場貨幣戰爭是‘衡山之謀’。衡山國盛產兵器，天下無雙。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於是衡山國百姓紛紛放棄農業轉而打鐵。一年後，齊國派人購運糧食，當時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的其它國家百姓都運糧賣給齊國。然後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時齊國又忽然對衡開始山國出兵。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場上敗的精光，只得奉國降齊。‘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追求某種產業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鉅額利潤。但除非這種利潤來自於國內壟斷性技術，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衝進去，而且，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幾乎全民幹一件事情的時候，暴利就要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