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玄策及其出使印度之事，目前留下來的直接資料不多，甚至他的生卒年也已難具體考證，印度方也缺乏修史的習慣，更無可參考的文獻。

如此現狀導致，在民間及後世文人筆下，王玄策被不斷構建，他的形象愈發傳神與不可信，甚至出現“一人滅一國”之類不可信的誇張表述。

在以前的研究中，大唐王玄策僅僅作為東西交流的典型人物被提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如此記載：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可以間接推斷出：王玄策應該是洛陽人。王玄策，在一些文獻中偶爾也會寫成“王玄照”。

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北印度的瑪卡達國送使節來唐，王玄策被以對其答札之副使節身份認命，第一次出使印度、尼泊爾。在《法苑珠林·卷二九》中提及此事：

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

公元7世紀的印度政權是相當分裂和支離破碎的，諸侯之間爭霸不斷，雖然後笈多王朝的統治權力的中心退回到了摩揭陀，但基本沒有實質統攝力。

當時的天竺政局，除了卡瑙季（曲女城）的統治者戒日王在北印度建立過短暫的霸權之外，沒有一個王公擁有廣大的權力。其時戰火紛飛，權力移易如走馬觀花。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與蔣仁第二次到達印度後，不幸捲入了瑪卡達國的王位篡奪事件。王官品雖只有五品，卻勇膺謀略有加。為了解決此事，他雖然不是“一人滅一國”的傳奇戰績，但是確實干預了印度的政事。

實際上，王玄策是借兵吐蕃，平定了中印度的變亂。《資治通鑑·唐紀·唐紀十五》記載：

會屍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

梳理相關資料可以發現，王玄策一個人滅一國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玄策被抓後，在戒日王妹妹拉迦室利公主的幫助下逃跑，後寫信給與大唐交好的吐蕃借兵。而且，出兵也符合吐蕃的利益和戰略。

故而吐蕃兵一至，在王玄策帶領下，戒日王的繼承者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被王率兵俘獲。《資治通鑑·唐紀·唐紀十五》記載：

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

《資治通鑑·唐紀·唐紀十五》中又云：

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餺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

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國王鹹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屍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與胡御戰，不敵，矢盡，悉被擒。胡並掠諸國貢獻之物。

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並泥婆羅國七千餘騎，以從玄策。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

在《舊唐書》也有王玄策勝利後回到長安的場景，率俘虜面見大唐皇帝：

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國，大破之，獲其王阿羅那順及王妃、子等，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二萬餘以詣闕。

如果以上這些資料無誤，王平定中印度也是一場不小的戰績。當然，這在多個影視作品中也有相關刻畫。

王玄策的強大在於應變和軍事指揮能力，他一生的官位其實並不高。正因為此，唐史中並未為他作傳。顯慶二年（657年），王玄策第三次被選為往印度之使節。在各地訪問之時，還曾前往摩河菩提寺參拜。

據歷史學家研究，貞觀十七年至龍朔元年（643年―661年）間，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印度。又有學者說四赴印度，但孤證不立，大部分專家認為證據不足，難以成定論。

位於西藏日喀則地區的大唐天竺使出銘（當地人稱為阿瓦呷英摩崖題銘）的發現，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考古資料的空白。碑刻記述了唐代使節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中經過吉隆的過程，非常有文獻價值。

王玄策後升任朝散大夫，本人著有《中天竺行記》一書，但是完本早已缺失，只餘下《法苑珠林》、《解迦方誌》等散逸殘篇。加上王玄策出使印度後，奇事頻出，充滿異域色彩，這也是其不斷被神化與構建的原因之一。

王玄策的事蹟學界關注的已經很多,而與王玄策生活在同一時代,且與其出使的時間幾乎一致,亦建功異域,生平事蹟亦不為史書記載,千百年來不被史家所關注的還有一位出使西域的大使,他就是王名遠。史書記載了幾條與之相關的材料,

其一,唐會要卷七十三載: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並請于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羅國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

其二,唐會要卷九十九記載,吐火羅國(顯慶)三年,其葉護那史烏涇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縣使王名遠到其國,以所理阿緩大城為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為二十四州,以烏涇波為都督。

其三,唐會要卷一百載:龍朔元年,其國王卑路斯使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之。詔遣隴州南由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

另外,龍朔初年唐在吐火羅等原中亞國家設立州府之事兩唐書地理志皆有載。這幾條資料反映,王名遠曾於顯慶三年和龍朔元年兩次被唐王朝派遣出使中亞,而他的這些資訊與王玄策事蹟頗有相似之處。

其一,上引文所記的時間，龍朔元年六月，結合上下文顯然是王名遠繼顯慶三年出使歸來後進書與朝廷再次下詔令其出使的時間。前次其出使西域歸來的時間雖無從知曉,但因此時向朝廷進書,應該與龍朔元年六月相去不遠;法苑珠林有條記載王玄策出使歸來的資料曰:(迦畢試國)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發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這裡明確記載王玄策出使歸來的時間為唐龍朔元年春初。二者皆為龍朔元年,前者為六月,後者為春初,但若將這一時間之差理解為王名遠前次出使歸來後休整與整理其西域圖記的時間,則兩人這次出使歸來的時間正合。而且據下文所考,兩人這次出使出去的時間也是相同的。

其二,兩人出使歸來後皆有行記呈遞給朝廷。據上引文,王名遠所進者為西域圖記（此不見其他史書),而王玄策所進,據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等為中天竺國行記,共十卷,明謂王玄策撰。對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撰成的時間,學界有爭議,但相比之下已大都傾向於馮承鈞、陸慶夫先生提出的在龍朔元年到龍朔三年(公元661~663年)之間,此說明兩書撰成的時間也是相同的;另外對於兩書書名,似乎也有關聯。上引文謂王名遠出使歸來後向朝廷所進者為西域圖記,而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一書在法苑珠林、宋人志磐佛祖統記等書中就多次被稱為西域記,此前賢已經指出,所謂的西域記實際上是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一書之別稱。而對於王名遠所進朝廷的西域圖記,我們知道,隋唐時期所修的地理志書圖文並舉,而圖文又是分離的,西域圖記因圖遺失或分離後,即可單稱西域記。由此,也就是說兩人大約在同時撰寫的書名也是相似或是相同的;另外,據下文考證,二人撰書皆為唐官修西國志所依據的重要資料。

其三,王玄策與王名遠的行程有相似之處。關於王玄策出使印度所取的道路問題,為學界爭論最多的難題。這其中孫修身先生堅持王玄策歷次出使皆經今天的中亞,並非走唐蕃古道的北線長安至邏些段。我們暫不討論孫先生此觀點正確與否,但可注意的是他所堅持的觀點其中有王玄策到過今天的中亞,而且先生列舉了許多王玄策曾到大夏等西域古國的可信資料,其中典型者如法苑珠林等記載王玄策到大夏、迦畢試國等,日本奈良市藥師寺佛足跡石銘文所引王玄策西域記記載丘慈國城佛堂玉石上佛足跡見聞等,都說明王玄策曾親履其地。則兩人應皆有出使中亞大夏等國的經歷。二者幾次出使前後職任的品級也是相符的。

最後,玄策與名遠互為表裡,彼此釋義。玄,古文有遠之意,說文曰:玄,幽遠也。莊子天地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而策,古文有簡冊或寫在策,記載之意,且古文有策名的陳句。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闢也。

由此,結合下文我們對於兩人事蹟的進一步考察,以及古人起名取字多出史籍,追求文雅含蓄而彼此釋義,而史官不稱名而稱字又為同僚間的彼此尊重等常識,我們提出玄策與名遠為一人，實是名與字的區別。

近來學術界關於王玄策出使印度事蹟的爭論,一是集中於其出使次數。據目前的研究,王玄策先後四次出使印度的觀點基本已成定論。若前面我們提出王玄策即王名遠的結論成立,則在肯定王玄策出使印度四度說的同時,結合王名遠中亞活動的記載,我們進一步推測他出使印度至少四次,也許還為五次或六次。甚至結合義淨關於彼岸法師與智岸法師事蹟的記載,我們推斷王玄策很可能還有取道海路出使印度的經歷。

在此,為了進一步探明王玄策與王名遠之間的關係,對王玄策是否到過中亞大夏等國,其行程是否曾取道西域絲綢古道等問題,僅就王玄策事蹟再作探討。其實唐朝初年,即使在吐蕃泥婆羅道開通以後,取西域古絲路往來於印度的行人也還是有的,除玄奘法師外,另有隆法師,義淨記他以貞觀年內從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說明道路的選擇因人、因事、因時而不同;

其次,前面我們經過對大唐天竺使之銘的探討,亦確定王玄策一行曾取道吐蕃泥婆羅道出使印度,現在的問題是,就目前所知的這四次出使中,其歷次往返究竟哪次是遵吐蕃泥婆羅道,哪次可確定是經西域絲道的?下面逐次予以探討:

第一次,貞觀十七年至二十一年(643~647年),這次因送婆羅門客使而出使。對於此事,舊唐書天竺傳、法苑珠林等記載彼此印證,史事基本清楚。至於此次往返的路線,大多數學者認為俱遵吐蕃泥婆羅道,而孫修身先生則認為是取道西域絲綢古道,理由是此時前者尚未開通。其實若結合此時的唐蕃關係來看,此路已經開通。自貞觀八年(634年)吐蕃傑出贊普松贊干布(棄宗弄贊)始遣使於唐即走該道北段邏些至長安段,而該道吐蕃至泥婆羅段,也由於兩國的傳統關係應該是早已有行人往來,因此該道的打通實初賴吐蕃使臣之力。此後,唐貞觀十三年(639年)松贊干布娶泥婆羅赤尊公主,貞觀十五年繼娶唐文成公主,該道南北兩段皆已暢通。加之,兩位公主入藏後,吐蕃派其大臣吞米桑布扎等人率領僕從,前往天竺,從婆羅門李敬學習三百六十四種文字,又漸慕華風,乃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詩、書,在此背景下,該道已是使節、留學生、僧侶、商客等行人前踵後繼、相望於途了,見諸於義淨著作的玄太、道希、道方、道生等法師該時期皆取此道得達印度即是明證;而撰成於高宗永徽元年(650年)的釋迦方誌遺蹟篇對於該道(東道)全程的詳細記述,又是一明證;至於孫修身先生依據的近世藏族白史等稱松贊干布為迎娶文成公主歷時六年的說法,一是一國之主為此擅離國政如此之久於情不通;二是從貞觀十三年唐蕃松州之戰,到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出嫁,中間加上雙方交涉、使臣往返等,也僅僅相隔了兩年時間。而且據考吐蕃境內唐初已有驛道,史載其國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加之唐境多有驛道,全程一旦連通往來是十分迅速的。因此,在兩國關係親睦如許、安全便捷的道路已有的情況下,作為資訊靈通、有政府提供安全保障的使節,取道於此,應該是無甚疑義的。而王玄策的首次出使,也許他就是其中走通該道全程的先驅之一,其開創之功是不可否認的。

第二次,貞觀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647~648年),這次因求取制石蜜(糖)之法出使。這次去程路線很難確定。因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載: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並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並就菩提寺召石蜜匠,由此很可能說明王玄策此行應該是隨大夏使臣繞道中亞,經西域古絲道出去的,所以孫修身先生對此的觀點還是不無根據。但這次返程應該是取道吐蕃泥婆羅道的,因諸史記載當王玄策的使團到達印度後,為中天竺叛臣阿羅那順所掠,玄策發吐蕃與泥婆羅等國兵擊敗叛者,之後史載: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吐蕃發精兵與玄策擊天竺,大破之,遣使來獻捷。因此,在已建奇功又有吐蕃使臣同來獻捷的情況下,急於恃功邀賞的王玄策這次取道吐蕃泥婆羅道歸來應該是更有可能。而這次王玄策遇亂不驚、迅速果敢的表現,震驚了天竺,轟動了唐朝朝野,初露了其不凡的外交才能。

第三次,顯慶三年至龍朔元年(658~661年),這次為至婆羅琳送佛袈裟出使。這次去程據前面我們對大唐天竺使之銘的探討,說明該碑銘記載的正是王玄策一行這次出使的去程,時間是顯慶三年,所取的路線的確為吐蕃)泥婆羅道,具體細節前文已述。而前文亦論,王玄策這次出使的時間與王名遠顯慶三年至龍朔元年出使往返的時間、史事皆相符或銜接,此應該為王名遠即王玄策的一重要證據。若此觀點成立,則他這次出使,先去印度後,又於同年取道中亞吐火羅等國,至龍朔元年春初返回了長安。此又與孫修身先生過去關於王玄策這次取道中亞,經西域絲路古道返回的推斷不謀而合。其實,若結合該時期的唐蕃關係及文獻,僅就王玄策這次取道中亞返回的事實也是不難推知的,我們的理由是:一,此時唐蕃關係在王玄策出使以後很快惡化。事情的發生起於吐蕃大相祿東贊專政以來吐蕃北擴,與唐爭奪內附唐的吐谷渾而矛盾激化,史載:顯慶三年,復請婚。未及,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惎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慕容諾曷缽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在這種情況下,顯慶三年吐蕃提出請婚要求後,遭到唐廷的拒絕。據敦煌文書吐蕃大事紀年的記載與今有學者的研究,唐蕃戰爭已於顯慶四年(659年)在河源爆發。前引書載:及至羊年(659年),贊普駐於札之鹿苑。大論東贊前往吐谷渾(阿豺),達延莽布支於烏海之東岱處與唐朝蘇(定)方交戰。達延死,以八萬之眾敗於一千。是為一年。由此,在唐蕃關係極其惡化的背景下,吐蕃是不會允許具有外交身份的唐廷使臣透過的;二,從王玄策此次出使帶回的佛頂骨與所進朝廷的遊記證明他是取道中亞西域古絲道返回的。前引法苑珠林感通篇聖蹟部載,龍朔元年春初,王玄策從迦畢試國帶回佛頂骨,我們知道迦畢試國為西域古絲道南北兩道交匯的必經之地,其地約在今阿富汗西部興都庫什山以南喀布林河河谷一帶。古城在今喀布林北六十餘里處Begram,今已發掘;再者,從此次回來后王玄策撰成的西域記的殘存內容看,多處提及迦畢試國、那揭羅曷國、烏仗那國、呾叉始羅國等中亞古國,皆證明他這次返程取道中亞。

第四次或有第五次出使的時間。對於王玄策有四次出使印度的結論,前賢已經探明。但若王玄策為王名遠的觀點成立,則其第四次出使的時間和路線還需重新考察。依據前引唐會要等關於王名遠的資料記載,他是繼上次出使歸來以後,於龍朔元年六月向朝廷進上其西域圖記,並請于于闐以西等地分置府州縣,而被朝廷採納後再次頒詔令其出使的。而且明謂其銜為吐火羅道置州縣使,這意味著其出使的時間、地點、任務都十分明確,出使的路線也就明確無疑了。即由此明確的任務與出使地點,也就決定了他這次出使必須是取道西域絲路古道往返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龍朔二年(662年)五月王玄策還參加了朝廷議論沙門拜俗一事,還撰寫了沙門不應拜俗狀,另外又有義淨玄照法師傳反映的麟德三(二)年之前出使印度追玄照歸國一事。於是,這次其出發的時間很難判定。在目前資料闕如無法判明事實真相的情況下,我們暫作出以下兩種推測:1龍朔元年六月出使中亞與此後出使印度為兩次出使,即分屬第四次與第五次出使。第四次王玄策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的職銜出使中亞,往返的時間在龍朔元年六月至龍朔二年五月之間,往返的路線皆取道中亞西域古絲路;第五次,他為追玄照回京出使印度,此次往返的時間為龍朔二年五月以後至麟德二年(665年),往返的路線,考慮到此時的唐蕃關係與王玄策的政治身份,他很可能皆取道西域古絲路往返的。儘管玄照返回的路線義淨記載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但這裡只是記載了玄照的行程,並未提及王玄策是否同行歸來,且由蒙國王發遣句又可窺見此時該道不易隨便通行的事實。

龍朔元年六月以後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的職銜出使中亞與出使印度追玄照返回為同一次出使,即皆為第四次出使。則此次往返的時間為龍朔二年五月以後至麟德二年。出使的任務有兩個,一是追玄照入京,二是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的職銜往中亞置立府州縣,往返很可能皆取道西域古絲路。在出使中先抵達印度,命玄照取吐蕃泥婆羅道返回後,王玄策自己返回中亞,行使置立府州縣的重大使命。

王名遠顯慶三年與龍朔元年的這兩次中亞之行意義重大。中亞吐火羅諸國所在的地區,處在西域南北兩道交匯之處,國際交通、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因為唐王朝要維持與中亞、南亞各國的關係,以及吐蕃經小勃律而進入西域,均必須取道於此。該地區諸國原來皆為西突厥所役屬,自從顯慶二年(657年)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的叛亂以後,唐王朝重新控制了西域局勢。而就在此前後,大食東擴,公元642年滅波斯薩珊王朝,繼之數度威逼河中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等城;吐蕃西進,急於問鼎西域,向西北發展。在此複雜的政治背景下,為牢固佔有該地區,以西拒大食,東制吐蕃,應波斯國王卑路斯的求援,短時間內唐王朝迅Superb王名遠先後兩次出使中亞,因之此行可謂任務重大、艱鉅而機密;而唐王朝於中亞吐火羅等國置立府州縣,將唐的行政建置直接推行到該地區,這就意味著大唐西疆曾跨烏滸水(今阿姆河)而遠邁蔥嶺為不爭的歷史事實。因此,若王名遠為王玄策的觀點成立,則王玄策尚有兩次作為欽差特使出使中亞,再建奇功的事蹟。

最後一次,永隆二年(681年)出使隴右。炳靈寺石窟下寺區中段崖面之第54龕有石刻題記雲:大唐永隆二年閏七月八日隴右道巡察使行殿中侍御史王玄️敬造阿彌陀佛一軀並二菩薩。該題記除這裡所空字比較模糊外,其餘數字均很清晰,後經閻文儒、李併成二先生的辨識確認,模糊者確為策。且經核對,其官銜與本文所論的王玄策所任略同,說明實為一人。則王玄策在已知的出使印度歸來之麟德二年後十六年,因諳熟隴右情況而再次被委以巡察使重任赴隴右道巡察,再建出使之功。

大唐天竺使出銘位於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吉隆縣北部崖壁上。當地人稱為阿瓦呷英摩崖題銘，崖壁面闊約1．5米，其上有崖棚遮蓋，崖腳有水渠環繞而過，崖面距地表約5米。題銘系陰刻，字面寬81．5釐米，殘高53釐米，下部已破壞。字面用陰線細刻方框間隔，每一方框高約4釐米，寬3．5釐米。字型為楷書，字約2釐米見方，現存24列，約311字。題銘額題為隸篆，字約5釐米見方，上書“大唐天竺使出銘”7字。

題銘文字因多年風化，侵蝕嚴重，有許多已模糊不清，但從題銘及文中“大唐顯慶三年”的年號來看，系唐顯慶三年（658）一方題銘，文中記述了唐代使節王玄策出使天竺（今印度），途中經過吉隆的過程。這一珍貴題銘對進一步研究古代唐蕃、中外關係等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和價值。2001年06月25日，大唐天竺使出銘作為公元658年的古建築，被國務院批准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專家佟柱臣先生對這些文字所做的釋義。全文如下記錄人有兩位，一位為劉嘉賓，另一位記錄人名字已殘。寫天竺使出銘楷書的亦為二人，一人為囗抉粵書，另一人為賀守一書。維大唐高宗顯慶三年六月，大唐之馭天下，馭與御同，即治理天下之意。奕葉重光，謂世次相續，聖德重光，玄化法於無空，即佛門，方道格於蒼穹。三五，史記謂為天數者，必通三五。三五即三辰五星，三辰者：日、月、星也。五星者，即五行之星：金、木、水、火、土星是也。貰（匈？）之國，山海經有貰匈國，其為人匈有竅。逾山海，即越山渡海之意。*字不可查，或作估量，*身毒近隔，即近隔身毒，天竺舊名身毒，即印度。念濡，濡字不可查。左驍衛長史，唐軍事官制，建立府兵制，設十六衛以統之，其中有左右驍衛。凡兵士東衛，各有其名，左右衛曰驍騎。關內，指函谷關以內，為唐十道之一，今陝西終南山以北，甘肅壠坻以東及寧夏之地是。王玄策傳達君命，令劉仁楷選出函谷關以內的清白人家之子六人。但是王玄策這一左驍衛長史的使者團，除良家子六人以外，還有其子王令敏和其侄，並有兩位記錄人及兩位書寫人，計十三人，加上士兵和雜役，總人數應有幾十人。雪嶺，應指玉龍山，南詔蒙異牟尋封為北嶽，在今雲南麗江西北。鷲山，也稱靈鷲山，在印度，佛嘗居此，世俗所稱鷲嶺，靈山，皆指此而言。聲超雪嶺指鷲山以遒騖，即聲越雪嶺，詣鷲山若浮騖。年夏五月屈於小楊童之西，此處的“年夏五月”，推定為顯慶四年夏五月，已經到了小楊童的西部，石刻作小楊童。《通典》卷一九《邊防六》作小羊同。小楊童與小羊同為同音異書，以石刻小楊童為是。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二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即小羊同在大羊同之西。小羊同，《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60——70圖中列在扎達普蘭之間象泉河一帶。時水勢方盛，棧道因唐使而得通行，山腳則積雪堆擁，天際則白雲浮動，其下障遮黑霧，西望接連群峰。箭水，不知所指，或當今吉隆縣境內的第一條大河吉隆藏布江。箭水匯萬壑之細流，實天下之險也。“但燕然既邇猶刊石以（下殘），銅而囗囗況功百往囗路囗（下殘）之囗猷，默皇華之囗（下殘）”，意即燕然山雖近，猶利石以紀漢威法，況天竺（印度）更遠，仍有通使之謀，默思君命，遣皇華遠道奉使，自應刻石勒銘，讀大唐盛法。“小人為其銘曰，懿皇華兮奉囗天則聘輏（下殘），窮地域勒貞石兮靈山側（下殘）使人息王令敏囗使侄（下缺）”，小人為王玄策自謙之詞。其銘曰：好啊使者啊，奉天意以馳輕車窮地域，勒貞石於靈山之側。使者之子王令敏，使者之侄（下殘）。燕然山即今蒙古塞音諾顏部有杭愛山是。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秋七月，《後漢書》卷二十三《竇憲傳》，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率眾降者二十餘萬，竇憲耿秉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里，刻石勒功，以紀漢威德。

大唐貞觀十年，唐朝和尚玄奘到達中天竺。屍邏逸多召見玄奘，說：“你的國家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你為我說一下他的為人。”玄奘講述了李世民神武、平定隋末禍亂，周邊四夷都臣服的事實。屍邏逸多說：“我應該向東面朝拜。”貞觀十五年，屍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派使者到唐朝朝貢。

之後，唐太宗派人帶璽書去天竺慰問。王玄策當時只是一個從八品的右率府長史，被派作大唐使團的副使。他們的使命是保護婆羅門的使節回到自己的國家，但他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便陷入了印度的內亂。原本想要朝見的國王已經身死，整個印度都陷入了一場巨大的戰爭風暴之中。王玄策一行人很不幸被俘虜，並且，還被關在了大牢裡。

身為大唐的使節，王玄策非常明白自己的處境，但他也明白自己一定要逃出去。畢竟，他代表著大唐的臉面，如果，就這樣輕而易舉的被人俘虜，甚至送回大唐，那麼，皇帝的臉面大唐的臉面將無處安放！於是，王玄策決定鋌而走險——越獄。

王玄策從尼泊爾國王的手中借來了七千名騎兵，他就帶領著這些借來計程車兵回到了已經大亂的印度。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王玄策竟然僅憑這借來的七千兵馬成就了一番功績。在他的指揮下，七千騎兵縱橫捭闔，很快就平定了印度的內亂。甚至，還將發動這場內亂的阿羅那順帶回了中國。

除了將戒日王阿羅那順帶回長安，王玄策也從印度帶回了很多金銀財帛，這些都是曾經和王玄策戰鬥的國家用來表示臣服大唐的貢品。最終，李世民在看到了這些貢品之後才龍顏大悅，給了王玄策一些獎勵。

但王玄策滅掉印度的事蹟並未在唐朝引起多大的反響，甚至都不如後來的薛仁貴、蘇定方有名。王玄策也只是從一個從八品的右率府長史升到了從五品的朝散大夫，一生都只是一個官微職卑的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