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兒，說的沒錯。盛世，也就是和平發展，社會生產力上升的時期。這個時候，仗打的少，出英雄不容易 。可是，中國古代發達的文官制度和科舉制度，讓這個時期名聲大噪的是詩詞歌賦和文章有建樹的人。而亂世，多的是軍人治國，所謂亂世梟雄，多指此輩人物。亂世時，禮樂崩壞，唯有軍人高參才有留名的機會。而且軍閥混戰，變化極快。亂世歷史即是指此。

所謂盛世如西漢文景之治、東漢光武中興、唐朝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老百姓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穿衣也不是多大的問題，精神生活變得更加的重要！更不要說文人騷客，面對歌舞昇平的沒美好時光更要寫出歌功頌德的作品出來，所以創作就特別的多！唐詩宋詞漢文章大概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吧。所謂亂世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西漢時期的七國之亂，東漢之後的三國鼎立時期更也是英雄豪傑們輩出鬥智鬥勇的真實寫照，唐末宋初之間的五代十國亂悠悠也是造就了很多英雄豪傑，這種時期英雄的作用更是被社會或者人民所深深期待，每個英雄都有一段奮鬥的歷史！亂世出英雄也許就是這個道理！就個人而言生活在不同的時代，社會需要展示的東西不盡相同，個人的命運總是與所謂盛世和亂世密不可分，很少有跳出時代獨立獨行的人物存在！所以文人更多在於盛世治理國家而武將更多的在於亂世憑藉個人魅力征討殺伐，這也許是他們的歷史使命不同吧。

“盛世多才”，“才”指“人才”。

在中國歷史上，凡太平盛世時期，無不是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強盛，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得天下士子可以安心治學，憑藉學識在政府當中謀得一席之地。開創盛世的古代帝王，無不求賢若渴，往往採取各種措施拔擢人材、獎掖學士，民間也以“文能經邦、武能定國”為榮，各種各樣的人才能夠充分在這樣的人文政治環境下一展長才，民間學風熾盛，寒門子弟希望透過知識改變命運，富家子弟希望透過讀書做官，鞏固家族權位，因此，王朝盛世對知識有著超乎尋常的需求度，因此，“盛世多才”。

“亂世多史”，“史”指“歷史”。

有人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唐太宗也曾說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歷史上的“亂世”，主要有如下幾個時期：一是春秋戰國時期，二是新莽時期，三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四是五代十國時期，另外，大一統王朝的末年一般也是亂世。亂世著史，始於孔子。春秋戰國時期，“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一書被認為中國史學開始的標誌。亂世時期，中央政府要麼不復存在，要麼權威喪盡，各地分裂割據，自行其是，戰亂連年，民不聊生，社會秩序遭受嚴重破壞。看看亂世時期中國史學界的發展情況就可知：六朝時期，中原板蕩，這個時代史風大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急劇增多。除去官修史書外，私家撰史蔚然成風。“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陳壽、沈約、范曄、魚豢、王荃、吳均、崔鴻等都是一時的名家。後世學者認為中國成為史學之泱泱大國，“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唐代安史之亂，整個社會遭到嚴重的破壞。安史之亂結束後的第三年（766），杜佑開始寫《通典》。自稱“所撰《通典》，實採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兩宋立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不時困擾。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以便於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在此背景下，產生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顧炎武的《日知錄》。鴉片戰爭前後，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魏源編寫《海國圖志》，徐繼畲撰《瀛環志略》，何秋濤編《朔方備剩》，他們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國初年，天下紛擾，梁啟超等人大力倡導新史學，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的先聲。

盛世修史多為朝廷組織，其旨大抵出於以下幾端：儲存歷史的軌跡，宣揚帝王的聖功明德，透過修史來表明本朝的正統地位。以上出發點決定了正史常有諸多不足。與盛世修史相比較，亂世著史多為個人從事。大抵亂世的朝廷自顧不暇，更無心力去勞師動眾修纂史書。常懷治平使命的的知識分子，卻不能對此無動於衷。血性一點的，慷慨悲歌，投筆從戎。文弱一些的，則窮究經史，探尋擺脫困境的辦法。所以亂世所著史書更多地表現出探求歷史治亂之道的色彩，包含著更為濃郁的經世致用思想。因較少朝廷約束之故，這類史著也往往容易有“超歷史之立腳點”，自由度更大，思想性更強，更富於歷史批判精神。

所以，“亂世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