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司馬光棄地”這個問題一直是新舊黨爭的一個焦點，也是司馬光的一大“黑點”。

實事求是的說，題主的問題表達略有不妥，因為“棄地之事到底發生在司馬光在世之時還是在他死後，棄的又是哪裡的地”是略有異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司馬光生前多次提出這個主張，只是朝廷中有人強烈反對沒有實施，等他死後才由他人代為實施而已。

我們來看幾條關於棄地的記載：

1、≪宋史•夏國傳》載：“元祐元年……六月，復遣訛囉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群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為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時異議者眾，唯文彥博與光合，遂從之。”

按照這條記載，司馬光是個老糊塗，明明當時很多人反對，只有他和文彥博兩人堅持同意，最終“從之”。但此處只寫“從之”，即皇帝（當時哲宗年幼，實際上是英宗高太后輔政）同意了兩人意見，未寫明實際辦理土地交割手續是何時？

2、《宋史•孫路傳》載：“元祐初，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闢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

3、《宋史•穆衍傳》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

按照這兩條記載，司馬光又成了善於聽取意見的君子，聽孫路介紹河湟的戰略意義，知道事關國家安全，便放棄了棄地之事。

4、張舜民《穆衍墓誌》載：“元祐元年，與孫路同往熙河相度措置邊防財用，時大臣有欲棄熙河者，鏝議未決。……今一旦委之，無厭之慾，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後患爾。’熙、蘭卒不棄，系公力也。”

按照這條記載，熙、蘭兩地最終還是沒有被放棄。

5、司馬光《論西夏扎子》載：“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剩，虜中失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鏡，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吾，不敢安居。陛下誠能於此改元之際，……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兇悖之心，悉舉犬羊之眾，投閒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千寨，能有益乎？……固不若今日與之為美也！”

按照這條記載，司馬光的意見是極其明確的，對“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與其讓西夏發兵來攻打，導致天下騷動，還不主動送給他們才是美事一樁！

綜合來看，這些史料實質集中反映了三個問題：

（1）什麼時間提出棄地的主張？

（2）什麼時間辦理的交割手續？

（3）最終棄的是哪裡的地？

由於《宋史》本身就是元末倉促編成，各種漏洞多如牛毛，很多歷史史實記載都是自相矛盾，也沒有進行詳細考證，所以《續資治通鑑長編》的作者李燾在《長編-卷三百八十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考證，並綜合上述史料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5、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載：“蓋元年因二府定議，初許以可還之地，固不曾指名何等地，及四年六月九日，乃舉所還四寨為葭蘆、米脂、浮圖、安疆也。編年因詔許，遂終言其事矣。……舊錄雲：元祐二年春降詔，給賜夏國四寨。誤也。紹聖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孫路亦言安疆寨系元祐四年給賜，要當以元祐四年六月九日降詔為給賜之始。

這樣看來，在元祐元年，兩府大臣（司馬光、文彥博等）已經議定歸還西夏之地了，而最終所議定的地是指“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但當年並未具體實施直到元祐四年才辦理交割手續，將四寨給西夏。 至於史料中記載的河湟、熙河、蘭州等地因為是一大片區域且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司馬光的“美好願望”在很多人堅決反對下未能得逞。

無論怎麼為司馬光洗白，他在棄地之事上起到了主力作用是毫無疑問的！而這也是他對新法“全面反攻倒算”的表現之一。

只要是變法派支援的，我就堅決反對；只要是變法派反對的，我就堅決支援！什麼國家利益，戰略安全，將士鮮血全都給我靠邊站！！

歷史久遠，我真不知一千年以前的北宋高層的權力爭鬥與外交大事與高層制定的具體國策前因後果。只知自李唐之後中原與南方諸侯割劇戰爭頻繁百姓流離。

具體情況“狄飛驚”先生前面做了詳細的考據。總得來說，雖然具體記載有些亂，但這件事情我認為應該是有的，也很符合司馬光一貫的理念！

具體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唉！嘆其迂腐，怒其不爭！

我不是歷史專業的人，也沒有“狄飛驚”先生專業研究宋史功底深厚，我只從讀資治通鑑和歷史的一些感受來總結司馬光這個人的思想，簡而言之有三點。

一是“正名”。這是從孔子以來儒家思想一貫的主張。資治通鑑開篇司馬光就大段論述這個思想，總之做什麼事情都要符合“禮”，既“紀綱”，對外也要師出有名。而根據歷史記載，顯然在司馬光看來，西夏已不是中國，主動奪人土地顯然師出無名，純屬好大喜功！

二是“德治”。名分正了以後還要怎樣呢？那就要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名守自己名應該守的德。好像有點繞啊，白話就是皇帝要勤政愛民、簡樸賢明，官員要忠君愛崗、廉潔修身，屁民呢就好好種地交稅，守法守禮，總之大家都要踐行“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這一套儒家道德！因此，司馬光看來，主動出擊顯然是不仁不義、無禮無信。

三是“愛民”。主要思想就是不要加賦、不要折騰、秉公執法、及時救助等等。從這方面講，戰爭肯定要大大增加國民的負擔，更何況在偏遠的西夏邊境的戰爭，得不償失，所以司馬光一定是堅決反對的。

那宋怎麼強大呢？在司馬光看來，只要加強了德育，每個人能按照他這套思想做人幹事，那國家一定大治。怎麼抗擊西夏契丹呢？我全國上下都這麼有德，四夷自然敬服歸順！不歸附還打你怎麼辦？那就說明你做得不夠好！

這一套思想可以說從五代十國打殘打爛後，儒家包括中國整個文化痛定思痛，矯枉過正的一個反映。他們認為五代十國就是由於唐朝不重“禮”，不修“德”，太受野蠻的胡人和外來文化影響的原因。

這套理論可拍之處就是無法證偽，因為永遠不可能實現，而後卻被司馬光等一代代人奉為圭臬，自己信不說，還彷彿找到了宇宙真理，成了道德制高點。

從此，中華文明從開放包容積極進取逐步走向保守排外固步自封，落後自此始也！

鄧廣銘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中寫道：司馬光上臺後，他卻設身處地地替西夏割據政權的安全著想，認為上述諸寨若不歸還西夏，西夏的統治者就將經常擔心北宋出兵進行“討襲”，從而“不得安居”。因此，他提議要把元豐四、五兩年內所攻佔的所有軍寨，要借新帝即位改元的機會，一律主動地退還給西夏。司馬光提出了主動棄地之說以後，立即得到了保守派的劉摯、蘇轍、範純仁、文彥博等人的附和。經過安燾、孫路等人的竭力爭辯，熙河一路雖幸而得以保全下來，而由沈括、種諤等人艱苦奮戰和使用智計得來的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寨，卻終於被保守派的當權者們拱手斷送給西夏了。

宋懲唐末五代武人專政，兵變頻仍之弊，自開國以來，極力壓低武將地位，以絕其覬覦之心。《宋史》記載，太宗時代，功勳卓著、位居樞密使高官的大將曹彬，謹小慎微，“遇士（大）夫於途，必須引車避之”，而“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賞賜厚，責罰輕”。宋朝用兵方略，歸樞密院，而在樞密院就是現在的國防部任職的多是文人，如范仲淹、寇準、富弼、歐陽修等。握兵之將，則出於三衙（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原來主持天下軍務的兵部，僅與衛尉寺分掌兵械、儀仗而已。軍隊打仗，都要按文人訂好的作戰方略進行，許多時候都是派宦官、文人掛帥出征，如李憲、譚稹、童貫、李綱、宗澤、文天祥等。禁軍由“三衙”分掌，互不統屬，“三衙”的主帥和主要禁軍將領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對皇帝負責。禁軍也定期換防，頻繁更換將領，使之“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兵無長帥，帥無常師”，目的是防止將領擁兵割擾，獨霸一方，危及朝廷。宋朝歷代皇帝都喜文厭武，認為武夫缺少道德自律的能力，什麼事都能幹出來。

重文抑武，守內虛外，是北宋的祖制並一直堅持的治國安邦方略。從北宋的皇帝、著名儒生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論可以看出其重文抑武的偏執心態和頑固思想。趙匡胤自立為帝之後，“杯酒釋兵權”，文人成了政權的主要依靠物件。宋太祖曾經說過：“我用百餘名儒臣分治百藩，縱使他們都去貪汙，其為害也趕不上一個武將。” 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實質。宋太宗也曾議論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懼。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當然被宋太祖、宋太宗的後世作為祖宗之法所持守。

然而，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宋朝文官誤國多在軍事。宋神宗於熙寧二年二月召富弼為相時，富弼首次與宋神宗相見，即向他說道：“陛下臨御未久，當佈德行惠，願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宋宰輔編年錄》）大文豪蘇軾在其《上神宗皇帝書》中的言說更為離奇：“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短長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王。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難怪王安石斥責蘇軾之文“全類戰國文章”，高談闊論，不切實際；斥責蘇軾之人，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韓琦、文彥博、司馬光、蘇轍、範純仁等重臣更是堅決反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改革大計。被歐陽修稱頌為“社稷之臣”的韓琦，是宋仁宗、宋英宗兩代的顧命大臣，但在處理軍國大計上，也同樣缺智少勇，迂腐至極，當契丹無故對北宋進行挑釁時，竟建議把防禦契丹的一切邊備和防禦設施一律撤銷、拆除，認為如此這般大宋與契丹自然會相安無事。

自宋太祖始，北宋諸皇帝和重臣都以這樣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治國治軍，因此，出現北宋與契丹作戰八十一次，僅有一次獲勝的尷尬記錄，宋遼訂立澶淵之盟，司馬光拱手送回宋神宗用兵西夏而收復的米脂、浮圖、葭蘆、安疆之地，大宋遭受靖康之難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