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字，平衡。

當時最有希望繼承皇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肅親王豪格，一個是睿親王多爾袞。

豪格是皇太極長子，相貌不凡，英武豪俊，力大超群，久經沙場，屢建軍功，得到兩黃旗將領支援；德高望重的、掌握鑲藍旗的鄭親王濟爾哈朗，也傾向於擁立豪格登極。論實力，豪格有正黃、鑲黃和鑲藍三旗的支援，再加上自己所領的正藍旗將領的擁護，在軍事上佔絕對優勢，此外地位最高的代善也認為“帝之長子，當承大統”，因此，豪格很有信心。

而多爾袞是皇太極十四弟，也是自小跟隨哥哥皇太極南征北戰，他得到了兩白旗旗主，豫郡王多鐸、英郡王阿濟格弟兄的強力支援。

兩派都在四處活動，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在豪格與多爾袞僵持不下的情勢中，權勢集團必須拿出令宮廷內上下都能接受的第三個方案，特別是讓豪格和多爾袞都能接受的方案。經過多日反覆磋商，兩黃旗大臣佩劍上殿進言：“我們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對我們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皇子，我們寧願以死追隨先帝於地下!”這個方案新就新在，首先否定了多爾袞登極的可能——他是皇弟，不是皇子;其次，豪格也不是必然人選，先皇有11位皇子，豪格僅是其中之一。新方案表明，兩黃旗大臣已經從擁立豪格一人的立場後退下來。憨厚、機敏的努爾哈赤的胞侄、鄭親王濟爾哈朗，把新方案具體化為：由6歲的皇子福臨繼承皇位，挑選兩位親王攝政。豪格與多爾袞先後接受該方案，因此福臨成為了新一任皇帝。

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皇太極駕崩後的政治勢力關係。理順了人物關係，就好理解這個問題。

愛新覺羅·豪格，即和碩肅親王，是皇太極的長子；按照封建禮制，他理應繼承大統。皇太極手下兩黃旗親信大臣索尼、圖賴等人的支援，實力很強。

愛新覺羅·代善，清太祖努爾哈赤次子，被封為禮親王。雖然功勳卓著，但長期遭到皇太極壓制。

愛新覺羅.多爾袞，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戰功卓著，滿清入關前最有權勢者。他所領的正白旗是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皇太極駕崩後，在爭奪皇位過程中，又有他的同母兄英親王阿濟格、弟豫親王多鐸的支援，其他還有一些貝勒的擁護，由他即皇位的呼聲很高。

按照《清史稿》的記載，當時皇太極駕崩五天後，睿親王多爾袞親自到三官廟，傳召皇太極的親信大臣索尼商議冊立問題。索尼只說了一句： “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意思已經很明顯了，索尼擁戴的是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當天晚上，巴牙喇纛章京（清初官職名，相當於護軍統領）圖賴到訪索尼，表明自己也擁立豪格。到黎明時分，兩黃旗大臣聚在大清門，兩黃旗兵拉開弓弦，環立宮殿。索尼到達崇政殿後，見到諸王和各個大臣早已坐立在兩側，索尼和鰲拜當即向眾人表態擁立大阿哥豪格，睿親王多爾袞見狀，說你們資格還不夠討論皇族內部事務，下令兩人先退下。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勸多爾袞即帝位，多爾袞由於此時自立為帝的條件還不成熟，猶豫不決。豫親王愛新覺羅·多鐸（努爾哈赤的第十五子）說：“如果哥哥你不當皇帝，那麼就立我為帝吧。我名在太祖遺詔。”多爾袞趕緊說：“肅親王豪格也很有資格呀”。豪格這時候自己覺得有兩黃旗，兩紅旗支援他，覺得比較有把握，他就又故意謙辭了一下，他說福少德薄，非堪當任。他的意思是我客氣一下，大家再一推我不就行了嘛。於是多鐸又提出來了，那就請代善來繼位，代善說我年紀老了，身體也不好，我不堪大任，代善也推辭，這樣繼位的事情變成一個僵局了。這裡明顯地看出，皇太極死後大權操在多爾袞之手，但多爾袞自立的條件還不成熟，阻力來自兩黃旗原皇太極手下的親信大臣，他如果強行登極的話，勢必遭到兩黃旗，兩紅旗和一個藍旗的反對，就是五個旗的反對，那讓豪格繼位他又不甘心，怕豪格反過來報復，最後就折衷了。多爾袞說：“我贊成黃旗的意見，由皇子繼位，請福臨繼位，福臨年紀又小，我和鄭親王濟爾哈朗我們倆輔政。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達成了一致的意見。擁立皇帝之事，就在兩方勢力的互相妥協下達成了。

順治繼位之後，多爾袞就做攝政王，福臨雖不是皇長子，但畢竟是皇子，這使要立皇子的索尼一派無可指責，從而也避免了一場武裝衝突；福臨年幼，自己以輔政王的身份，仍可操縱大權。

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第一位皇帝，年號“順治”。於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戌時生於盛京，為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的第九子，母為孝莊文皇后，在位18年（1643—1661年）。順治七年，叔父攝政王多爾袞去世，很快十四歲的順治帝開始親政，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逝于禁宮內，時年二十四歲，遺詔傳位於第三子玄燁，即康熙帝，葬於河北遵化清東陵的孝陵，廟號世祖，諡號：體天龍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六歲即位

福臨是以幼小之年在激烈政治鬥爭中被擁上帝位的。皇太極於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暴卒，由於未預定儲嗣，所以在這一突發事件後，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與其長子、肅親王豪格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皇位之爭。爭奪者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精明的多爾袞隨機應變，提出動議，以擁立皇太極第九子福臨為帝，由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他共同輔政，結果獲得透過。福臨於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篤恭殿的鹿角寶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順治。這位年僅六歲的童子皇帝，雖然尚不諳世事，但在滿州人特有的尚武精神的薰陶下，卻有一種好勝的性格和天然的優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底，皇太極出獵葉赫一帶，攜他前往，當行獵於噶哈嶺時，福臨曾“射中一麅”，那時他年僅五歲。在舉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宮乘輦前往篤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輦陪坐，他拒絕說“此非汝所宜乘”，顯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嚴。隨著年齡的增長，福臨愈益感到現狀對他的這種尊嚴實際上受到很大的挑戰和侵害。

當時真正掌握帝國實權的是他的叔叔多爾袞。多爾袞“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稱詔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其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蓋造府第亦與宮闕無異”，“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實際上造成了“關內關外鹹知有睿王一人”的局面。

乾綱獨斷

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病逝於喀喇城。順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 月26 日）福臨將多爾袞同母兄英親王阿濟格以謀亂罪“幽禁”，十二日後御太和殿宣佈親政。此年他雖僅十四歲，但“坐殿上指揮諸將，旁若無人”。二月二十一日，福臨頒諭追論多爾袞罪狀昭示中外，“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

多爾袞雖遭身後之罰，但其勢力仍在。消除其影響，收順治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權，確實很費周折。福臨親政之初，為處理紛繁的日常政務，曾下令“複用諸王”於部院。其中被多爾袞嚴重打擊的鄭親王濟爾哈朗開始握有重權。但這時福臨的注意力集中於如何翦除多爾袞的親信餘黨上。閏二月他下令處死諂附多爾袞而握有實權的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八月殺掉固山額真、吏部尚書譚泰，十月令阿濟格自盡，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擊並消除了多爾袞派的勢力。在根本上穩定了政局之後，順治九年正月，福臨諭內三院說：“以後一應奏章悉進朕覽，不必啟和碩鄭親王。”三月又下令：“罷諸王貝勒貝子管理部務。”從而大權集於一身，他當上名副其實的滿清皇帝。

福臨是個刻苦學習，勵精圖治的帝王。他曾說：“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宴駕，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年至十四，九王（多爾袞）薨，方始親政。閱讀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發憤讀書。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書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計前後讀書讀了九年，曾經嘔血。”這是實情。他曾在座右自書：“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以警策自勵。他博聞強記，耽爰詩賦戲曲，每於絕妙辭章，讚賞不已。但他並未忘記君主的身份，對經書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尤善於思索，學以致用。大量的漢文典籍對他影響極深。在研讀典籍中，他對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檢發生極大興趣。從這幾位人物的思想活動中，悟得了治國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國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為。

思想統治

福臨親政之時社會很不安寧，內地反滿鬥爭連綿不斷。福臨親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殺，敬謹親王尼堪遇伏衡陽身死，當時各種矛盾錯綜複雜，而民族矛盾尤為激烈。因而福臨感到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是收買，安撫漢人，鎮壓反抗。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福臨膺服孔子，他號召臣民尊孔讀經，提倡忠孝節義。他親政後的第二個月，即遣官赴孔子故鄉闕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親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隆重釋奠孔子，親行兩跪六叩禮。他諭學官、諸生說：“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順治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福臨還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他讚美說：“天德王道備載於書，真萬世不易之理也。”他認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廣宣，鼓動人心莫先於觀摩之有象”。於是，他主持編修《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順治大訓》、《範行恆言》、《人臣儆心錄》等，均親自撰寫序言。

十二年（1655）春，他諭禮部說：“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六經諸史有關於道德經濟者，必務研求通貫，明體達用。”號召全國讀經。他以“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特命大學士馮銓為Quattroporte官編《孝經衍義》。他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學士巴哈納、劉正宗等為Quattroporte官編《通鑑全書》。他大力提倡忠孝節義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順治九年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神化了關羽的忠義。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節烈”之人，並注重實行滿漢一致。九年（1652）十一月他諭“命諸王宗室內有孝友義順及守節貞烈者，宗人府核實具奏，禮部照例旌表”。

從此開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節烈。十年四月決定滿洲部院各官與漢人官員一樣實行“離任丁憂”制。他視盡忠盡節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準則，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時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難”者，讚揚其“幽忠難泯，大節可風”，下令禮部“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並實跡具奏”，“給諡賜祭”。他還特為“身殉社稷”的崇禎帝朱由檢立碑，讚揚他“勵精圖治”，追諡為“莊烈愍皇帝”。對“從君殉節”的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更是讚揚備至，稱道他“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特為立碑致祭賜諡為“忠”，以“使盡忠者以為勸，不忠者以為戒”。透過全面倡導忠義，樹立了滿清是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對消除廣大漢人對滿清統治者心理上的隔閡，對緩和民族矛盾，特別對安定漢人地主的人心，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重用漢官

在爭取漢人地主，提高漢官權力、重用漢官方面，福臨進行大膽的嘗試和努力。他已感覺到滿漢的和諧對維繫統治的重要，決心改變“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於十年（1653）正月諭內三院：“嗣後凡奏進本章”，要“滿漢侍郎、卿以上參酌公同來奏”，以達到滿漢的“一心一德”。儘管實際上難以完全做到，他對漢官的態度也總有反覆，但他提高漢官權力的思想卻有所發展。十六年十月，他諭吏部：“向來各衙門印務，俱系滿官掌管，以後各部尚書、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別滿漢。爾部即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這是破天荒的決定，不論實際執行情況如何，漢官權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他還一再要求滿漢官員和衷共事，“凡會議政事，原應滿漢公同商榷，斟酌事理，歸於至當”，“不拘滿漢皆可具稿”，不許“滿漢兩議”的現象再出現。

他對漢人地主的上層人物，也極力籠絡。他以皇極第十四女下嫁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以示優寵。大學士黨崇雅告老還籍時，他兩次破格召見，賜坐，賜衣帽、靴襪、茶飯，“溫語慰勞良久”，並特命滿大學士車克送行。順治十五年（1658）狀元、翰林院修撰孫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對洪承疇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臨爭取漢人的勇氣。洪承疇原是皇太極時降清的明朝著名將領，他在建議滿清大軍入關和招撫江南中立了大功，後遭滿將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學士而無實權。福臨為結束西南戰事消滅永曆政權，認為“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事理者，相機剿撫，方可敉寧”，而“偏察廷臣無如大學士洪承疇”，因於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疇為經略，“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理軍務兼理糧餉”，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權：“應巡歷者隨便巡歷，鎮撫以下聽其節制，兵馬錢糧聽其調撥。一應剿撫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報聞。滿清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取用者擇取任用。升轉補調隨宜奏請，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歸順官員酌量收錄，投降兵民隨宜安插。”這是極大的信任。福臨又親自對洪承疇說：“卿練達民情，曉暢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應排程事宜，悉以委託。距京雖遠，眷注彌殷。務殫忠猷，副茲信任。凡有奏請，朕靡不曲體。”洪承疇就是在這種特殊的信任中坐鎮西南的。但洪承疇卻有負委任，他堅持“以守為戰”的方針，從未主動出擊，致使坐鎮數載，虛靡兵餉。因而引起朝臣不滿，認為這是“坐而自困之道”。後來，洪承疇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說，幾年來“一籌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狀有如山積”。於是一再請求解任。福臨一再“優旨慰留”，表示了對洪的不動搖的信任。後來，就在洪承疇難以為繼，準備“回京調理”之時，大西軍發生內訌，孫可望到洪承疇軍前投降，終使洪收到了“以守為戰”的招撫之功。這裡福臨對洪承疇的堅決一貫的信任，作用巨大。當時魏裔介就說：“若非經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閣部洪承疇亦豈能有所作為？”

招撫政策

福臨在政治上積極推行寬鬆和招撫政策以緩和矛盾，對各地出現的反抗鬥爭他不主張一概堅決鎮壓。他親政的第二個月諭兵部說：“朕思各處土寇本皆吾民，或為飢寒所迫，或為貪酷官吏所驅，年來屢經撲剿，蕩平無期。皆因管兵將領縱令所部殺良冒功”，“真賊未必剿殺，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輕動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諭戶部，允許原清兵入關時俘獲而隸旗下為奴的漢人回鄉探親，“其父母兄弟妻子有願投入旗下同歸一處者，”“準其完聚。以示朕滿漢一視之仁”。七月又諭戶部：“數年以來投充漢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為盜、窩盜者，朕聞之不勝痛恨。”他下令“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這對當時造成社會極度恐慌混亂的逃人法、投充法來說，雖然不能根本改變，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緩和作用。對各地的抗清勢力和抗清活動他堅持剿撫並施的方針，並突出招撫一手。順治十年四月，當偏沅巡撫奏報查獲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並偽劉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廢紳往來書札一事時，福臨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書即行焚燬。

若翻閱窮究必致擾害地方，所首文書內有干連者，即行釋放。”他又頒敕江南等處，公開宣告改變多爾袞在世時凡因抗拒後來降者多被誅戮的作法，而“大開生路，許其自新”。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來降者亦皆當收養。縱有逃亡聽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還感慨地說：“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為愈也！”這種思想在對待鄭成功與孫可望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充分。順治九年十月，福臨指示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鄭成功。他故意開脫鄭成功的“罪過”，把鄭所以抗清的原因歸結為“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和多爾袞對降清後的鄭芝龍“看守防範”而使“成功等疑懼”所致。福臨保證如鄭成功聽撫“歸順”，“許以赦罪授官，聽順治駐紮原地方，不必赴京”。

十年五月，福臨又特頒敕諭對鄭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讚揚鄭芝龍降清大功，指責多爾袞與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鄭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後有心而不能上達”的局面，並懇切地對鄭成功說：“朕親政以來，知百姓瘡痍未起，不欲窮兵，爾等保眾自全亦非悖逆，”對鄭成功的抗清活動表示諒解。於是將“首倡歸順賞未酬功”而軟禁了七年之久的鄭芝龍特封為同安侯，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祿俸如例”。這是破格厚封重賞。福臨還特地差官專程往閩海“齎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敕諭中同意鄭成功歸順後仍駐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鄭成功：“爾膺此寵嘉，受茲信任，務殫心竭力，以圖報稱。”他保證“山河帶礪，垂於永久。”但鄭成功並不剃髮，且提出要管轄“全閩”、“屯紮舟山”等清廷難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對此，福臨仍以極大的耐心說：“剃髮歸順則已，如不歸順，爾其熟思審圖，毋貽後悔。”仍對鄭成功抱有希望。招撫鄭成功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福臨的招撫政策仍然堅定不移。

順治十四年末，大西軍將領孫可望同李定國爭權鬥爭失敗，在喪失了十幾萬軍隊之後，走投無路，僅攜數百人倉皇降清。福臨接報後“深為忻悅”，稱讚孫可望是“識時俊傑”。他說“凡悔罪投誠納土歸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優加封爵，俾享尊榮”。於是特封孫可望為義王，“以示優眷”。他更把孫可望的投降視為他招撫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悅”。因此特命學士麻勒吉齎封王敕書專程前往迎接。當孫可望到京後，他命令隆重接待並予以白銀萬兩等豐厚賞賜。但滿漢朝臣對孫可望的勢窮來降卻“意懷輕忽”，甚至糾他“悖謬之罪”。對此孫可望心虛膽戰，“汗流浹背，寢食不安”，請求“處分”，並“疏辭封爵冊印”。福臨雖然看出了問題，說：“王以孤蹤疑畏，控辭冊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系孤蹤，不必疑畏”，但仍加留養，以表示招撫的堅定意志與許諾必踐的信義。

重視蒙藏

福臨極為重視與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的聯絡。他深悉蒙古西藏篤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聽”，因而奉行自皇太極以來寵幸喇嘛的政策。順治初年多爾袞攝政時曾遣官往請五世達賴喇嘛赴京，達賴應允辰年即順治九年（1652）前來。福臨親政後遣官再請，同時特於北京建西黃寺一座，預為達賴到京下榻之用。五世達賴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蕩前來。福臨準備親自離京赴邊外迎接，以示優隆，由於大學士陳之遴、洪承疇等諫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達賴到京“進獻馬匹方物”，福臨特於南苑接見，“賜坐，賜宴”。十年正月又宴賞於太和殿，同時命諸王“依次設宴”達賴一行。二月，達賴因水土不服辭行，福臨再次宴賞於太和殿，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於清河餞行，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等率八旗官兵護送返藏。四月遣官齎金冊金印賜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澄清吏治

吸取明王朝滅亡教訓，澄清吏治，是福臨親政期間考慮最多、也最傷腦筋的問題。他有懲於崇禎帝的不幸遭遇，他認為朱由檢“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為的帝王，但因“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噂沓而營私”，終於造成“國勢莫支”，國破身亡的悲劇。他為穩坐天下，亟力尋求長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順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學士陳名夏“問天下何以治，何以亂，且何以使國祚長久？”以及“得人如何？”十二年正月諭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滿漢文武官員，“凡職掌所屬，向來積弊之處，見今整頓之方，詳切敷陳”。並令地方官員亦“直陳無隱”。同時又諭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各據所見極言無隱”。儘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確實進行了不懈努力，採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別之法，擢優汰劣，要求各地督撫對所屬官員“嚴加甄別，有德有才兼通文義者著保奏”，“不堪為民牧者立行參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糾參即為溺職，事發一併治罪”。他認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盡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並認為全國百餘府中有三十府最為重要。為選好知府，他於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門滿漢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撫，各舉才行兼優堪任知府者一人，詳開履歷事蹟具奏，吏部再加察議，奏請定奪，以備前三十處知府之用”。為得到真才，福臨親自動手選拔官員。十年三月，他諭內三院：翰林院官員“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為稱職”。為此他要“親加考試，先閱其文，後觀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實據，務求真才”。顯見，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將經過考試的各官“御筆親定去留”。有時他將隨時發現的人才越級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見庶常胡兆龍獨自學習清書（滿文），他當即傳旨“超升學士三級為侍讀”。

順治十年三月，他採納吏科給事中魏象樞的建議，實行京察“大計”，即對各地官員普遍進行考核。這次大計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員受到了革職、降調、致仕的處理。從此三年一大計，定為制度。這年四月，他諭吏部：“京官殿最亦當察核”。這是考核在京官員的京察，從此也按期舉行，成為制度。

他加強對內外官員的監督，尤為重視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飭：“上自諸王下至諸臣，孰為忠勤，孰為不忠勤，及內外官員之勤惰，各衙門政事之修廢，皆令盡言”，“分別參奏”。與此同時，還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為皇帝的“耳目”以“簡任巡方”，“察吏安民”。他還下令滿漢官員互參，即互相監督，“如漢官玩誤，滿官據實奏聞；如滿官執延，漢官亦據實奏聞”。

福臨加強對官員的控制，不許結黨結社，不許太監預政。他有懲於明末士人結黨、太監干政的禍國，多次嚴令“內外大小官員，各宜恪守職掌，不許投拜門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論罪”。他認為投拜師生即為結黨，後竟定為不赦之罪。他嚴厲懲處“賄買關節，紊亂科場”的考試作弊行為，屢興科場獄案。他嚴禁私交、私宴，他認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絕朋黨之根”。順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監預政，設十三衙門專為“宮禁役使”，“不許（太監）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如有內外勾結”，“審實一併正法”。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門鐵牌，上刻敕諭嚴申不許中官干政之條，如有“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等事“即行凌遲處死”。為了鍛鍊官員，他還實行官員內升外轉的辦法。十年四月他諭吏部說：“國家官員內外互用。在內者習知紀綱法度，則內可外；在外者諳練土俗民情，則外亦可內。內外敭歷，方見真才。”福臨認為“治國安民首先嚴懲貪官”。他對貪官深惡痛絕，懲處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環。他嚴懲了一些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順侯、漕運總督吳維華，以貪一萬餘兩，雖因有功免死，卻“革職，永不敘用，贓追入官”。他三令五申告誡大小官不可貪贓身敗，但收效甚微，貪贓枉法者仍然接連不斷。福臨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御史也接連以身試法。如順天巡按顧仁出巡前，福臨兩次召見，諭其“潔己率屬，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賄負朕委任，則不拘常律，雖贓數無多定行正法”。可他到任之後即悖旨貪婪，索取賄賂，陷害無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難申刎頸叩閽這一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來。此事對福臨震動很大，他除了殺掉顧仁並處罰一應干連人等外，還下令：“貪官蠹國害民，最為可恨”。“嗣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者，俱籍其家產入官。”立法不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臨很賞識的原巡按御史劉嗣美也因“監守自盜”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盧慎言“貪贓數萬”被處極刑。面對“貪習猶未盡改”的現實，福臨愈加惱火，他下令：“今後貪官贓至十兩者，免其籍沒，責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流徙”。於是有的大臣上奏認為此法“過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門也會議奏請“今後衙役亦照官律擬罪”。福臨仍然不以為然，他說：“與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貪！”“朕明知立法既嚴，於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懷怨心，但軫念民生，即為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貪風何由止息！”所奏與所議“俱屬不合，著嚴飭行！”福臨非常欣賞與佩服朱元璋誅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經驗。他懲貪決心堅定，無奈事與願違，懲貪與澄清吏治的其他問題一樣，終順治一朝，也未能解決好。

穩定社會

福臨在穩定社會經濟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關之初，雖然公佈以明朝會計錄徵收賦稅，但戰亂之後，地荒丁逃，賦無所出。再由於連年用兵，國庫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臨親政時各直省錢糧缺額已至四百餘萬兩，“賦虧餉詘”，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困難。福臨認識到“兵飢則叛，民窮則盜”的道理。為穩定好社會經濟，他採取了一些措施，比較突出的有鼓勵墾荒等政策。

福臨接受大學士范文程等人建議，於順治十年以後推行屯田墾荒。重點地區是受戰爭破壞嚴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發給牛犋籽種，招民開墾，實行三年起科。在遼東一帶更實行招民墾荒授官令，鼓勵人們赴遼東開發。順治十三年秋下令鼓勵富人墾荒：“如有殷實人戶，能開至二千畝以上者，照遼陽招民事例，量為錄用。”十四年夏公佈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則例中規定督撫按及道府、州縣、衛所等各級官員在一年內，按墾荒數量給以記錄或加升一級的獎勵，同時還規定了文武鄉紳及貢監生民人等墾荒的獎勵辦法。並規定“若開墾不實及開過復荒，新舊官員俱分別治罪”。十五年冬，又實行捐資開墾法：“州縣士民暨見任文武各官並閒廢縉紳有能捐資開墾者請敕部，分別授職升用。”墾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對困弊不堪的社會經濟起了一些復甦的作用，但因當時全國戰火未熄，社會仍在動盪之中，總的說來收效不大。

當時由於戰亂，不僅出現地荒丁逃的現象，還有隱匿土地及佔墾明代藩王勳戚地產不報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數量很少，嚴重影響了國家賦稅收入。福臨親政後對隱匿土地者實行了寬大政策：“直省報荒地方有隱漏田糧以熟作荒者，許自行出首，盡行免罪。其出首地畝，即以當年起科，以前隱漏錢糧概不追究。”這一政策的公佈，出首報墾者開始大量增加。對“為豪強侵佔，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臨令地方官徹底清查後，實行“房屋應行變價，地土照舊招佃”的辦法，因而做到“糧租兼收”。

此外，福臨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產貢品，並一再蠲免受災地區的錢糧，以休養生息。但同時為解決燃眉之急，他還准許富紳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區徵收練餉、遼餉。這類互相矛盾的現象，曾不斷出現。

維護滿人

福臨對漢人官元的信任政策，確實反映了他的勇氣與魄力，但他始終也未改變滿清“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一到關鍵問題上他又總是保護滿人。他對維護滿洲貴族利益的五項政令，不僅從來不予觸動，反而一再重申要堅持滿洲的衣冠服飾，不許放寬逃人之令。為了捕獲所謂“逃人”，他批准設立督捕衙門，並“以逃人逃多獲少，不行嚴察”之故降革督捕官員。他將主張部院大臣專用漢人不用滿人及建議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滿洲，甚至於十一年四月下令將主張“留髮復衣冠”的內翰林院大學士陳名夏處絞。正因為這種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對不少重大問題不了了之。

順治九年十二月在京查獲一起“元兇巨盜”李應試案。李應試又名黃膘李三，原系明朝漏網重犯。投降滿清後，他“交通官吏，打點衙門，包攬不公不法之事，任意興滅，甚至文武官員多與投刺會飲，道路側目，莫敢誰何”。他“盤踞都下多歷年所，官民震懾，莫敢攖鋒”，只“因別事發覺”，才罪狀暴露。但鞫審之日，“諸臣畏不敢言。”大學士寧完我、陳之遴也“默無一語”。在奉命審理此案的濟爾哈朗詰責下，陳之遴說：“李三巨惡，誅之則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陳名夏上奏說：“李三廣通線索，言出禍隨。”這確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大案要案。但福臨除將李應試等首要幾個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孫親戚等，皆免拿問，不加深究。當籍沒其家時“得縉紳名札甚多”，福臨也一概“不問”。這在善搞株連，動輒興起大獄的清初來說，確是一個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與之後竟沒有一個漢臣和言官對此發出隻字議論。為何如此呢？原來李應試有一種特殊本領：“事諸王貝勒等得其歡。時漢官疏隔，冀通肺腑，並藉徑應試交關請託，勢傾一時。”他是與滿洲當權的王貝勒有密切關係之人，漢官不是一律畏李而是一律畏滿。這是畸形的心理，是清初滿洲貴族特權所造成的一個嚴重問題。這是滿洲王貝勒勾結惡人作惡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國，但福臨由於維護滿人，所以也就見不及此，福臨不加深究，黑幕究竟如何也就無人敢揭、無從知曉了，當然也談不上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十五年五月又發生了一起總督自殺事件。十四年年底福臨因孫可望於洪承疇軍前投降，特封其為義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滿洲學士麻勒吉為使，專程前往齎送敕印，並偕其來京。當返回途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張懸錫迎接於順德，遭到麻勒吉凌辱，斥其“失儀”。“始而倨傲之不與見，既而鄙薄之不與坐、不與言，侮辱情狀，誠所難堪”。後又言“我們到南邊，洪經略差人遠接餽遺，日日來見，何等小心。”還明言索賄，要求“餽送駝騾”。張懸錫以賄賂、黨與為朝廷首禁之條，拒不納賄，但又慮以後難熬，因憤極自刎未遂。福臨得報後斥責張懸錫“殊失大臣之體”，降三級呼叫。“以聽勘詣京師，居僧寺”。福臨令大臣往勘取口供。張懸錫不敢盡吐實情，質審諸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詳察”。福臨遂令吏部詳察議奏。張懸錫在說出真象後，便於僧寺自縊身亡。麻勒吉公然索賄竟致總督以死，按福臨一再強調的命令是要遭到嚴懲的。九卿科道會議遂議麻勒吉應革職、籍沒家產並鞭一百為奴。議上，福臨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級，再降二級，仍留原任”。這等於沒有處分。福臨竟如此同自己開玩笑，自亂章法，顯然他是把滿洲貴族作為法外之人。

剛愎任性

福臨有胸懷大志富於進取的氣質，又存在著浮躁易怒、任性放縱的頑症。順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誡皇帝的諭中有“懲忿戒嬉”，這是母知其子，可謂說到了病根。後來和尚木陳忞說他“龍性難攖”，茚溪森說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來從努爾哈赤開始，清廷的規矩是宮女不以漢人充當。但在太監的影響下，福臨追求聲色，耽於逸樂，選收漢人宮女。順治十二年竟派內監赴江南採買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駭，為避免災禍臨頭，紛紛嫁女而“喧闐道路”。七月兵科右給事中季開生特上疏諫阻。福臨覽奏非常氣憤，他強辯說根本無買女子之事，於是將其革職，流放尚陽堡。象季開生這樣真心為清朝、為福臨著想而被懲罰、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後，福臨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御史李森先上奏說，皇上屢下求言之詔，而大小臣工猶然遲回觀望的原因在於，“從前言事諸臣一經懲創則流徙永錮，遂相率以言為戒耳”。他建議要開路，首先應將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開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這一實際問題，福臨又惱火了，他斥責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著吏部從重議處”。李森先又險些遭到流放。福臨剛愎自用，對一切冒犯其尊嚴或不順心者，動輒懲處。十二年八月國史院檢討孫自式目睹吏治敗壞的現實，上疏自請為本縣縣令，但這違背了居官迴避鄉里的原則。對此，福臨卻採取了人們意想不到的舉動：“詔賜牛黃丸歸裡養疾”。其對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圖海的處理則純屬濫施專制淫威了。十六年閏二月，福臨突然諭吏部：“圖海向經簡用內閣，期其恪恭贊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虛公存心，凡事每多專擅。無論朕所見未見之處，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議論，往往謬妄執拗，務求己勝..如阿拉那一案，問理不公，是非顛倒，情弊顯然”，“負恩溺職，殊為可惡”。於是將其革職，家產籍沒。阿拉那是二等侍衛，因被訐告抽刀擊人，經兵刑兩部審理定罪，最後奏請福臨批准執行，此案已經結束，與圖海無關。福臨故意扯來，借題發揮，顯然是因圖海在其面前“務求己勝”而大為惱火。

福臨的任性還表現在該懲而不懲。順治十二年他已嚴令不許太監干政，並立十三衙門鐵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人等”，“作弊納賄，罪狀顯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門鐵牌敕諭應“即行凌遲處死”。福臨卻另有一番言辭：“若俱按跡窮究，犯罪株連者甚多。姑從寬一概免究。”“自今以後，務須痛改前非，各供厥職。”其實這話僅用之於太監，而與太監交通勾結突出者，如大學士陳之遴以及陳維新、吳維華等人，卻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寧古塔的懲處，太監，尤其是吳良輔卻仍然安然無恙。這種福臨自己也無法解釋的自壞章法的原因，是他偏愛太監之故。

但福臨並不是將錯就錯到底的昏君，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膽邁進，具有鮮明個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誠之心。他在堅持滿洲特有權利而嚴厲懲處漢臣的同時，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思想。當議政五大臣會議逃人法時，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牽連眾人，蕩家廢產遠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議大小官員等罪亦屬太過”。要求其“詳慎定議”，“另議具奏”。十三年六月在諭八旗各牛錄時說逃人法中所定的株連罪“非朕本懷也。爾等亦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節其勞苦，無任情因辱，無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豈有思逃之理？”這是發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發出這樣的諭旨：“朕統御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三年間時有過舉。”“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詳察職名事蹟，開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當盡言無隱，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在此諭後，季開生復原官、歸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儘管很少，但終能自責並見諸於實際行動。

優遇湯若望

福臨親政初期即認識了天主教耶穌會士湯若望。湯若望（1592—1666），德意志人。明萬曆末年來華傳教。福臨親政後，湯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十年三月賜名“通玄教師”，十二年授為通政使，十五年誥封光祿大夫，秩為正一品。最初，福臨因母親孝莊文皇后稱湯若望為義父，而稱其為“瑪法”，即漢語爺爺之意。在頻頻的接觸中，福臨深為湯若望淵博的學識與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對各種知識都感興趣而又好學的福臨，向湯若望請教有關天文歷算、社會人生等各種問題，他總是以獲得新鮮的知識而感到愜意，並愈加尊敬湯若望。他下令湯若望見他時免除跪拜，並屢加厚賜。福臨常常召湯若望至宮中，往往談至深夜，最後“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貴胄護送他到家”，並一再囑咐其小心護送。福臨還多次親臨湯若望住宅，“作較長之晤談”，僅順治十三、十四兩年間就達二十四次。湯若望在考察了當時的情況後說“皇帝親到民宅，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這兩年間福臨“僅有一次出宮拜訪一位皇叔於其府邸之中”。

湯若望在福臨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臨對他幾乎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當時的漢臣龔鼎孳評價湯若望“睹時政之得失，必手書以密陳。於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盤固人心，鏃厲士氣，隨時匡建，知無不言。”而更有甚者“乃至獵阻相如，表抗韓愈，牴觸忌諱，罔懾震霆，微聞拂耳，終諧納牖。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為舉朝所難言”。他曾向福臨上三百餘封奏帖，福臨特“選擇一批，藏皇帝個人文書庫的另一格，在出宮遊獵時，攜帶身邊，以便閱讀”。有一次，湯若望“聽說有五位悉屬漢人部中高階官吏，被判決發往滿洲極邊充軍”，他“登時就去向皇上前替他們求恩”。結果又發生作用，五人“竟被赦免”。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張煌言海上反滿聯軍打進長江，攻到南京城下。福臨失去了鎮靜，初欲退走東北，經母親斥責，繼又宣稱親征，隨之暴怒，砍碎御案，表示決不動搖，並在各個城門貼出佈告。最後湯若望寫一封奏疏親自遞給福臨，於是罷出征之論。而福臨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燁為皇太子為帝位的繼承人，也是採納湯若望建議的結果。後來福臨由於完全被和尚所包圍，才與湯若望有所疏遠，但對其始終懷尊敬信任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