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在於奪取的六國土地磐基不穩，因為他統一的是六個有四百年國家意識的地區，戰後的勞民傷財加以嚴苛的戰時主義秦法致使人民不堪重負，但是秦始皇的早逝也是一個次要因素。

王朝的覆滅往往是從內部開始。秦亡主要由兩方面：一、徭役賦稅太重，秦始皇雄才大略但好高騖遠，北擊匈奴，南征南越，修長城，建阿房宮。百姓就沒有休息，至於刑法殘酷，漢承秦法也沒出啥事。二、貴族沒落，秦始皇沒有充分利用皇族，並積極培養接班人，導致大權旁落，皇族在皇權交接過程中完全沒有份量。同樣隋朝也有這些問題，三家分晉也是因為王族誅殺殆盡。

秦亡的原因主要是胡亥，更主要是趙高。

秦國透過刑法重懲來達到警戒的目的，尤其是連坐之法，過於無情了。當時秦只是邊陲一個小地方，地盤不大，實力也不強，東有魏國，南有強大的楚國，西，北常有有義渠，胡，羌等犯境。這種艱苦條件下秦國賞罰分明，所以秦人尚武，國家凝聚力很強。

後來的事就是，秦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一統中華，從而做到執敲撲而鞭笞天下。打天下難，治天下更難。秦雖統一中國，但是他的刑法沒有變，他的治國政策還沒有變。統治者沒有考慮到他是透過武力征服其他國家的，他華人民肯定不服。這個時候就該採取安撫政策。然而始皇帝很輕視這些賤民，一味用殘酷鎮壓不滿。各種徭役賦稅繁重，且懲罰力度大。特別是國家面積大了，路程就長了。比如從南邊跑去長城，以前路不好，遇上天氣不好，生個病的，少一個人就不問緣由全部處死，從不顧及人情。這種情況下百姓並不會對中央政權有好感，不滿情緒那都是壓在心中，只差一個時機爆發而已。清政府當初奪取中國，也是透過武力，不投降不剃髮就殺。各種大屠殺，人民的反抗情緒肯定壓在心裡了。可是清政府後來也重用了大量漢人，讓天下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你讓百姓有衣穿，有飯吃，有盼頭。仇恨就會慢慢忘卻的。秦卻反其道而行之。秦國統治者十分歧視其他國家，都是重用秦人，而且秦吏執法特別殘暴，各種公報私仇，以權謀私的，服徭役也分三六九等，楚人就乾的多。

這些都是秦國埋下的禍根，重點來了。秦王不仁，但秦實力強大，秦王威望太重，壓的人喘不過氣。這種時候，繼承人就很重要了。廢長立幼，自古為取亂之道。這個道理，在秦這裡體現的很好。本來公子扶蘇，接觸的多是儒生，主張治國以仁，待民以寬。就是因為父子政見不合，所以始皇帝派他去長城歷練了。可以看得出，秦始皇對他寄予厚望，長城是什麼地方，是蒙恬的地盤，是大秦最強軍團所在。他不可能立小兒子而又留下這麼大的禍患的。我相信，以扶蘇的政治主張，如果秦國採取仁政，休養生息，收服民心秦絕不會二世而亡。後世有一個案例，就是漢武帝。漢武帝一生征戰，晚年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把整個國家都掏空了。可以說當時的漢也是走在亡國的邊緣的。幸好他晚年悔悟，肯下罪己詔，還選了一位好的繼承人跟好多個優秀的輔政大臣。秦始皇命不好，因為有一個趙高。

趙高其人，是趙國貴族。至於何時來秦不好說。可能出生就在秦國，也可能是秦亡趙之後，被掠奪來的。反正他精通書法，學識淵博，絕對稱得上一個文化大家。趙高跟李斯合謀，立胡亥為帝，還矯詔殺扶蘇跟蒙恬，這兩個二貨居然自殺了。兩個帝國最大的希望跟依仗就這樣消失了。以後，就是趙高的個人show time了。胡亥好玩，趙高一人獨斷。透過指鹿為馬排除異己。殺光始皇帝兒子女兒，包括他們全家。我所知道的只有始皇帝的六兒子主動請求陪葬先皇，得以保全家人性命。

陳勝吳廣的起義，都是被逼的，一開始只是小規模。原本這樣的起義絲毫沒有影響，只有處理得當就可以。結果朝廷閉目塞聽，小皇帝只管玩，趙高只想弄權，聽之任之。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起義軍迅速壯大，六國各地紛紛揭竿而起，秦國各地的官員也十分不濟，各種縣城都是紙糊的，一下子就被打下來了。此時，秦國還有最後的一樣。那就是章邯這個大秦最後的名將 王離是將門之後，司馬欣也是善戰之人。秦國還有兵，還有能將。結果呢，章邯他們在前線抵抗起義軍，趙高在後面給他們使絆子，殺他們全家。最後被楚霸王項羽在鉅鹿破釜沉舟，九戰九捷，章邯走投無路被迫投降，秦王朝主力全滅，只能等死了。當年秦大將王翦攻破楚國，楚將項燕走投無路自殺身亡，十幾年後，他的孫子被項燕孫子項羽擊敗，走投無路下也是自殺。一報還一報！

趙高，我喜歡稱他為復仇者。設想一下，他在趙國當著他的貴族，錦衣玉食，學識淵博受人尊敬。隨後，秦國鐵騎踏平秦國，他家破人亡被掠奪來秦國當俘虜。後又因為得罪了人被閹割了，他懷著一腔復仇之心，討好胡亥，扶他上位。之後殺掉秦國柱石蒙恬，幹掉李斯，還把始皇帝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全殺光了，末了，他再把胡亥勒死，秦帝國毀於他一人之手。他這一生，就算得償所願了

我們知道天下大亂時秦國的兩個主力扶蘇蒙恬的抵抗匈奴的九原30萬駐軍和南征的50萬軍隊都在原地沒動，秦國最後一位名將章邯出來抵抗的軍隊很多都是囚犯拼湊的，被項羽打敗之後秦國就無還手之力了。為啥沒救援原因有人說扶蘇蒙恬被趙高賜死，手下將士不願救援，也有傳言說秦始皇熱衷於開疆拓土，不論誰造反只要不讓外族入侵就行。不管怎樣秦國滅亡原因之一是秦國自己放棄治療。

至於貴族嘛，項羽算是楚國的項氏貴族，他是滅亡秦國的最重要的人，他利用各地人民的牴觸情緒推翻秦國，並不只靠各個貴族力量，不能說是貴族推翻了秦，陳勝吳廣劉邦等給秦國添麻煩的人也都不是貴族。

從一個旅館小老闆不許商鞅入住可以看出，秦國的刑法是深入人心的，但是是因為秦法好而深入，還是嚴厲而深入，我們並不確定，我們目前只能推測。在秦國普及秦法秦華人民可以接受，但是統一六國後全面普及秦法，對於六華人民來說可以說是文化入侵，肯給有牴觸情緒，而且秦國的連座是很要命的，夫妻倆在家喝茶看電視呢門被一腳踢開，告訴你你鄰居犯錯了，你也跟我們走，冤啊。亂世用厲法，這種法律好處是適應秦國現狀，迅速走向富強，但是秦國變成秦朝之後這法律可能不太適合了，人總有壓不住的時候，這時候誰帶頭起義誰就會獲得大量支援。我們看到陳勝吳廣因為誤期要被殺而起義，劉邦因為跑了幾個逃犯要殺頭而起義，可以看出要不是秦法嚴厲他們起義幹啥，還容易死，秦始皇因為巡遊時被張良襲擊，將百里之土化為焦土萬年寸草不生，可以說是王之霸氣也可以說是暴力。

扶蘇曾勸秦始皇不要太暴力，秦始皇不聽，其實秦始皇想立扶蘇的，正在尋求長生不老的他沒想到死的這麼快，如果扶蘇是秦二世又會怎樣呢？商鞅去世一百多年了，他的法律是否還適合秦朝呢？歷史沒有如果，我們只能揣測，我認為還是秦法本身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太暴力了，百餘年愈演愈烈，加之六華人民沒有適應過程，不管貴族還是平民一定是全面牴觸，爆發只差陳勝吳廣這樣的導火索而已。

秦朝的滅亡，並非直接亡於其刑法殘暴。因為秦的刑法嚴苛，自商鞅變法始，已有百餘年了。秦之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其並國太速，以致其強吞不化，而招致六國的反撲。為何如此說？首先，來看一下秦國並滅六國的時間表。

從上述的秦滅六國的時間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秦滅六國的時間表排得很緊湊，基本上只用了1年多的時間就滅掉了1個國家，而且這些都是在秦王政在位期間完成的。那是不是到了秦王政即位期間，秦國才具備並國的能力呢？這顯然不是的，秦昭王時期，在秦趙長平之戰剛結束後，白起就曾言可以趁機一鼓作氣拔邯鄲而滅趙。而趙國在長平之戰前是當時山東六國中戰力最強的國家，秦國在長平之戰前是攻打韓魏兩國的，而韓魏兩國吃消不了，才提出割讓上黨之地給秦國而議和。上黨的郡守及百姓不樂附秦，而把上黨之地獻給了趙國，這才有了秦國的長平之戰。如果說，當初秦昭王不接受韓魏兩國議和，而一直用兵於韓魏的話，一鼓作氣滅掉韓魏兩國更不在話下。所以，秦國有並國的能力並不是到了秦王政時期才具備的。

齊宣王時期，齊趁燕國子之之亂時而並掉燕國；齊閔王在位期間並掉宋國（宋國當時號稱“五千乘之勁宋”，曾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這些戰果即便是戰國七雄之一的南韓也未必能取得）；燕昭王時期，樂毅以疲弱之燕而下齊國七十餘城、齊國僅即墨與莒兩城未下。燕國破齊軍之主力，雖是合了五國之兵力，但下齊國七十餘城還是靠燕國自身的實力的，而且齊國在當時是與秦國並稱“東西兩帝”之一的國家。楚懷王時期，楚國並掉佔地千餘里的越國。更在很早的春秋末期，吳王闔閭攻破楚都郢，而把楚昭王揍成了流亡政權。以上這些並國戰爭都能與秦國並滅六國的戰爭相論。而秦王政之前的秦國早已經做老大N年了，以彼時秦國之強而先並掉戰國七雄中的一、兩個國家是完全可以先做到的。但是，在秦王政之前，秦國卻並沒有並掉戰國七雄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這道理何在？我們再看一下，秦王政並滅六國前的戰國形勢圖。

從上圖中，我們看到秦的疆域幾乎要佔了當時天下的一半。這時的秦國掀起並國戰爭是比秦王政之前要容易了嗎？顯然不是的，秦王政時期，李信率領20萬秦軍攻楚，還被楚項燕殺得片甲不回，也就是說山東六國還是有戰鬥力的，並非到了不可一戰的地步。戰爭到此階段，秦國的戰線拉長，而山東六國的防線收縮，像韓、趙、魏三國就已經退無可退了，如果集中兵力扼險而守的話，其實戰爭難度是較秦王政之前的難度增加了。

而秦王政的並國速度從時間資料上看，對比其在位之前來說，那是明顯飛速了。這絕非是秦國的實力陡增或秦王政的雄才大略所致，而是秦國並滅天下的方式改變了。

秦王政之前的秦並天下的方式是一種蠶食的方式。用蘇洵《六國論》中的話，說六國是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也就是說秦國就是靠這一口五城、一口十城這樣把自己喂得越來越強壯。秦國起初是受城、受地而不受人，也就是說六國割讓土地給秦國，秦國只接受這土地而不接受這土地上的居民。秦國是遷徙秦人到新佔領的土地上生活，而將原先生活在這土地上的居民驅逐，秦國滅掉蜀國也是一直向蜀地大量遷徙人口，來稀釋蜀地當地的人口比例，甚至後來的呂不韋起初也是被令遷蜀的。所以，秦國這種蠶食天下的方式是透過咀嚼與細嚥的。我們再對照秦末大起義，亂的都是山東六國舊地，而秦地、蜀地卻未聽聞有動亂，這就在於兩者的秦人的比例的不同。

而秦王政的並取天下方式是一種吞嚥的方式，像蟒蛇吞食一樣，直接滅掉一個國家，而把這個國家劃為郡縣。而這種速度非常快，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所以，這種並取天下的速度雖然很快，但是卻沒有透過咀嚼與細嚥，就不能被很好地消化。像大蟒蛇吞食一樣，一條大蟒蛇吞食掉比較還重的食物後，要花掉一年的時間來消化。而一個國家要並滅另一個與自己體量相近的國家的話，起碼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來消化。

荀子說：兼併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並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並齊， 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 故秦奪之。故能並之，而不能凝，則必奪；” 照此理相推，秦能並天下，而不能凝也，故天下人奪之。

秦之所以不能凝也，其原因就在於秦王政的並國速度太快，使得其沒有足夠的秦人去支配、治理山東六國的故地。秦王政之前的秦國是向外去遷徙人口，而秦王政統一天下後，卻只能是把山東六國的貴族遷徙到關中加以控制，而山東六國的百姓仍然是舊時的六國百姓。

這就像沙俄侵佔了中國北方的很多領土一樣，其將當地的華人或驅逐或屠殺，而遷徙其本民族的人口到這些地區，他們就能穩固地佔據了這些地區；而沙俄吞併的中亞、波羅的海、外高加索地區後來都獨立建國了，這就在於這些地區的人口都不是俄羅斯族人為主。按《中英南京條約》來說，香港島也是割讓的，但是香港的居民卻近乎全部是華人。所以，最終收復香港才會那麼順利，假如香港島的居民也全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後代話，那麼最終收復香港的難度就會提高不小。

秦朝亡，亡於始皇帝的仁愛，那個朝代未啥前朝的王公貴族，唯獨始皇帝。如果始皇帝進行屠殺以震懾，張良，項羽等早就死亡。

個人覺得六國貴族的反撲，雖然在吞併六國的戰爭中，六國的軍隊有很多被屠殺，但是六國的統治階級還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摧毀，始皇在滅六國之後只是把六國的皇親國戚移到咸陽附近，所以在後來的起義中他們又成為了領頭人，讓六國的人民又倒竿了，如果當初始皇把六國的貴族趕盡殺絕又此會匆匆而亡呢？

公元前207年秦亡。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500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建立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於全面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兩千餘年來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絡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了一個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系，秦政並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歷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復辟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之後的大暴政導致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其相比，秦政文明水準遠遠高於其上。這一文明水準，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徵：

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這兩個基本點，其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

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誌，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鬥獸場、奴隸角鬥士、初夜權、奴隸買賣制、領主私刑制、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也。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歷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於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歷史事實依據，又與高階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系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系，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執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絡，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係。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只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歷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階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歷史的煙霧之中。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盪。

突發政變是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階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歷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面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

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樑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

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麼？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慾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於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於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第三種便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政變，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的個人利益，或為私慾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同時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權力手段。

然則，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徵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然則，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再度惡變，大大偏離了李斯捲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裡，決定性的誘發因素又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並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扎，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於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李斯的努力顯得蒼白無力，終於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因再度惡變，這一政變終於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徵發不減反增，賦稅徵收不輕反重，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復辟勢力全面復活，使社會動盪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於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面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社會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象的。

............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國大爭傳統形成的巨大慣性，導致了空前劇烈的全面動盪。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激速爆發之勢，為後世任何大動盪所望塵莫及。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事實上也只有這一次。

歷代史家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瀰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並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為人類歷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決於那個時代獨有的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歷史現象。

秦末社會的獨有特質，在於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餘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歷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乾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後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12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拼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於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就權力層面說，戰勝者成了一統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面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卻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關注焦點而言，作為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文明創制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要複雜得多：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六國貴族則殷殷渴求於復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於巨大的分裂狀態。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並欣然接受了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並非虛妄之辭。然則，歷史與社會的複雜性便在這裡：對於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於平復；而對於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覆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援，至於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後外患政變迭出，後更有"家家皆淨"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餘年之後。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後世華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於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注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於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見不同而流亡，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只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選擇效力的國家，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於這一時代的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在秦統一中國之後的12年裡，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存在於現實社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嚮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個人的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於對復辟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復辟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闢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裡，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併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於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髮的反覆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瞭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於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築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鍊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咸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採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複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後，戰國如秦昭王，後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後，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後世繼承者校正，後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後，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於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後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穩定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罕見的偶然性。且作一條歷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的復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後，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帝國政治能否恢復平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後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這一假設的意義，在於展現歷史邏輯，在於清楚認識惡性政變並非因始皇帝時期的秦政而發，並不具有必然性。

於是，歷史的邏輯在這裡突然斷裂了。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於歷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階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

秦朝的滅亡本質亡於暴政，六國反撲只是助力一筆。

在秦朝，刑罰的殘暴用一個現象來形容，割鼻子到有鼻子才奇怪！

劓刑就是割人鼻子，嬴政時，劓刑更是家常便飯。太博趙高教嬴胡亥熟悉獄訟之事，隨意把人抓來割掉鼻子或斬首，作為嬴胡亥的實習。當時真正犯了罪應當處以劓刑的不計其數。

崔實在《政論》中說，秦滅了六國之後，把俘獲的六國軍士和百姓大都處以劓刑，竟然使社會上沒有鼻子的人比有鼻子的人還多，甚至人們以沒有鼻子為正常，有鼻子倒覺得醜了。“秦割六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

你好！我是冬眠蛇，由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希望多多關注！

可以這樣說，秦朝既不是亡於六國貴族的反撲也不是亡於刑法殘暴，而是亡於，專業點說叫擾民，通俗點說叫瞎折騰！

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實際上已經把六國貴族弱化，他們沒有能力反撲，最後實質上也不是他們推翻了秦，復立六國之後只是一種聲勢，但並非決定力量。

秦的刑法也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殘暴，連坐，肉刑，自古皆有，只不過秦行發家，執行起來比較嚴肅，不徇私情，有些嚴刑峻法罷了。要說陳勝吳廣那個失期，皆斬，我不信，肯定還有別的事，就是秦時代，想判一個人死刑沒那麼簡單，這違反了人命關天的中國文化，多是杜撰不可信。

為什麼說秦亡於瞎折騰呢？從商鞅變法起也許就決定了秦國的這個特性。秦人很有憂患意識，想自強自立，想抗衡六國，只有獎勵耕戰，折騰，才能在戰國中生存，這在當時屬於一個好的品質，因為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強，所以商鞅變法在秦國成功了。不僅秦人，秦國聚合了當時天下都喜歡創業折騰的人才才最終滅了六國。六國的人也希望統一，他們希望統一之後沒有了戰亂可以過小日子，一天三飽兩倒的那種生活，這才是大多數人的願望。

然而事與願違，統一後的秦國從上到下的官員都是這幫喜歡瞎折騰的人，所以制定的政策還是原來那一套，什麼北卻匈奴，南伐百越，修長城，建直道，反正永遠也歇不下來，你作為老百姓來說，誰喜歡一年十個月被國家徵調在外幹活打仗啊，皇帝是高興了，大臣是滿足了，全天下老百姓全瘋了，所以秦亡就是亡於此，人民疲憊，天下苦秦久矣！

坦率的說，六國的復仇和刑罰殘暴都不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都是相對次要的原因。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的國家機器的運營機制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或者說國家發展的理念不是人民群眾所擁護的。六國復仇可以算個外因，刑罰殘暴是個誘因，都只是表象。

具體地說，秦朝沒有解決好三大問題的對立，一是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二是國家利益和個體利益；三是軍事集團和普通民眾。其原有的國家運營機制非但沒有緩和這三大對立，反而一直在加劇和深化矛盾，從而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巨大的國家和社會動盪。

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對立。修長城、修馳道、修阿房宮等等，這些都是國家工程，都是千年大計，都需要認真籌劃、仔細規劃、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絕不是畢其功於一役，領導人拍個腦袋就能做完就能做好的。這些大工程、大專案耗費了巨大的國力，雖有著非比尋常的重要意義，但正面價值的釋放卻是個長期過程，解決不了老百姓日常的實際生活需求。

國家利益和個體利益。稍有地理概念的人都知道，秦始皇統一六國花費了10年時間。可以說是民眾血流成河、土地荒蕪如漠。長期生活在各個地區的人，被強行捏合成一個整體，彼此之間缺乏認同和歸一感，而國家給予民眾的，卻沒有實實在在的生活上的好處。衣食住行的社會福利沒有給予，勸課農桑、輕徭薄賦的理念也沒有推行，國家與民眾嚴重隔閡，互不認同。

軍事集團和普通民眾。秦朝迷信武力也好，窮兵黷武也罷，至少統治者一直高度自信自己的軍事力量，這樣一支讓人聞風喪膽的虎狼之師，確實一直以來是帝國的真正保障。法家學說中，一直認為民眾只需要有2種，也就是士兵和農民，簡單的社會構成不需要多元化的文化融合。軍隊並不直接從事生產，一隻如此龐大強大的軍隊，勢必要有數倍的民眾付出無數的代價，才能養活。經濟軍事化、社會軍事化、國家意識形態也軍事化（軍功授爵），當國家統一之後，無仗可打，如何過渡？軍事集團北征匈奴、南討百越，動用軍事力量80萬人，民眾更是以百萬計。有人統計當時的人口2000多萬，卻需要供養100多萬軍隊，加上官員階層，民眾的負擔何等的重？

上述三大問題的對立，實際上是秦朝滅亡最可惜的地方。因為與其他許多王朝的驕奢淫逸、徹底腐敗相比，秦王朝雖是嚴刑峻法，但政治比較清白，秦人也大都不算太過富貴奢侈。恰恰是因為秦王朝貌似做了許多千年大計、百年大事，從而使得有限的國力無法支撐，特別是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嚴重透支了民眾的負擔能力，豈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