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題目中提及的在平息動亂後，唐王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而清王朝則沒有形成割據勢力，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

一，唐朝與清朝本身的統治體制就有不同，唐王朝早在安史之亂之前，就已經是武人節度使掌握地方軍隊、行政、財物的體制，究其實質，已經具有割據勢力的基礎。只是那時的節度使還僅僅侷限於邊陲地域，而在鎮壓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王朝不得不在全國各地給予地方官員以及一些軍事強人以節度使的稱號、許可權，這樣在戰後，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是由諸道節度使進行治理了，更何況為了加速平叛，朝廷還接受了史思明部下多位擁有相當實力的部將們的投誠，並給予了這些一直首鼠兩端的野心家們以節度使的官銜以約束舊部、管理地方，這更是埋下了後來河北諸鎮自行其是、形成獨立王國的隱患。而清朝不同，自其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治開始，就繼承了明朝專制集權的統治方式，地方總督、巡撫、布政使等各司其職，軍、政、財等完全分開，使得地方官吏中難以出現威脅朝廷的重臣名將。即使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不得不借助湘軍、淮軍等非國家直屬軍隊的力量時，清朝在各地的官吏體系並沒有損壞，依然可以透過錢糧供給對前者進行有效掌控。

二，掌握平叛武裝力量的群體身份不同，唐朝平息安史之亂主要仍是依靠各地方軍隊的武夫將領，他們在本質上與叛軍諸將是一樣的，都希望在平叛中擴大自己的勢力，即使如郭、李、僕固懷恩等名將，其統御全軍依靠的也多是個人威望、集團利益而不是國家大義，他們的軍隊已經逐漸蛻變為他們名義上要討伐的那些叛軍一樣了。而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期崛起的湘軍、淮軍等所謂地主武裝，其雖然帶有強烈的地域性，統兵大員本身也多有師生、故舊的關係，但他們都是儒生領兵，其糾合、團結全軍的基礎，是所謂忠孝仁義的大節，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等，無不以忠君愛民的形象以作表率，他們不要說不會去做割據反叛之事，就是真有企圖，具有同樣身份、理念的部下們也斷斷乎不會從逆。當然，在平息太平天國運動後，湘、淮軍將領們還是攫取了豐厚的政治資本，成了事實上的清朝晚期的一股新的強大政治勢力，尤其是淮軍系統，由於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支援，成了清朝晚期最主要的軍事力量。

平亂之後不完善，各大將領仍擅權。中央集權難統一，藩鎮割據成事實。大清中樞尚完好，民變把樹搖一搖。就算身上兩處火，抖抖精神能撲滅。

由於唐玄宗的怠政，引發了安史之亂，摧毀了統治基礎，削弱了封建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儲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

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有的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有的不入貢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一千年以後，歷史似乎又要重演"開元盛世"後的悲劇。自"乾隆盛世"後期清政府就開始"高開低走"，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後，由於統治階級內部在內政外交上的失策，自1840年後更是使中國淪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不過，隨著一個人物的"登場"，最後的封建王朝避免了藩鎮割據的悲劇。

此人就是飽經儒家忠君學說浸潤的曾國藩。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進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綠營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飭令各省舉辦團練，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喪回湖南湘鄉守制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奉命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督辦湖南團練。後來，曾國藩認為團練不足恃，決定組建一種新的軍隊，這就是“湘軍”（也稱“湘勇”）。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者，他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成湘軍，形成了書生加老鄉獨特的體制，成為清政府與太平天國起義軍作戰的主要軍事力量。滿清政府雖然對地方漢族武裝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於湘軍。曾國藩同時又藉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了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湘軍不但消滅了太平天國，還參與了清廷與各地其他起義軍的作戰，挽救了清王朝，最終，曾國藩急流勇退，沒有和安祿山一樣擁兵自重，尾大不掉，遣散了湘軍，將兵權還給了朝廷中的漢人，改變了當時清朝的政治格局。

不過，此舉也為日後北洋軍閥的出現，以及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埋下伏筆，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唐朝的時候，普遍設定都護府都督府，管轄各自轄區。都護府是軍事機構，有一支直屬於大唐軍隊，西域各國名義上歸附大唐管轄，各國誰不服，就打誰，都護府對附屬國的管轄較為鬆散，疆域也不明確，中央強大的時候，都護府權利極大，各國無不臣服，中央有變，往往會有藩國叛亂。都督府權利更小，是名義上歸中央管轄的區域自治，像波斯都督府這樣的機構，天高皇帝遠，中央很難管轄得到。

清代尤其是中後期，國界的概念日趨明顯，新疆甘肅作為省份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領土，而並非藩國附屬之類，財政軍權都由中央節制，官吏商法任用也都跟各省一樣，跟內地雖有區別但跟唐代比起來中央的影響力就強多了。

在各地農民起義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打擊下, 清政府已非常虛弱, 加上原有的八旗、綠營已腐敗不堪, 根本無力承擔起保衛大清的重任。於是, 地方不得不舉辦團練, 以期自衛, 從而擴大了地方士紳的權力。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其鋒芒銳不可擋, 愈演愈烈, 從廣西一直打到南京。此時的八旗、綠營已是腐敗不堪, 不能擔當起保衛大清的重任。為此, 清政府先後委派官員數十人到各省舉辦團練, 曾國藩即是其中之一。此後, 李鴻章又仿湘軍體制組建淮軍。起初, 清政府原想利用地方團練出力, 八旗、綠營收功的辦法達到一石二鳥之效。但綠營、八旗實在不可中用, 清廷不得不賦予湘淮將帥越來越多的權力。這樣以來, 自咸豐後, 內重外輕的局面被打破, 漸成督撫專政之局。

隨著地方士紳權力擴大和督撫專權的出現, 清政府官僚階層發生嚴重分化, 上層漢族官僚勢力迅速增長並最終打破了滿漢平衡。太平天國運動造成了滿漢官僚階層的變化。

安史之亂後藩鎮林立，太平天國運動後各地督撫掌握實權，清政府對地方控制力削弱，這也間接造成了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

時移事易。

政治。

唐朝的行政組織是道，為了更好的抵禦來自北方和西域的遊牧民族部落的襲擊，到唐玄宗時，在邊疆地區設定了節度使的職位，類似於明朝中後期的九邊重鎮。這些節度使，上馬治軍，下馬治民，後來也被賦予在轄區內就地徵收糧秣的權利，於是，這些節度使，已經具備了地方諸侯一樣的權利。

也只有唐朝這樣的開放自信的國度，才會產生這樣的制度，唐朝皇帝們的自信來自於對自身政治體制的長達100多年的高度發展，是唐朝對外戰爭越來越頻繁的直接結果的反映。唐朝的中央集權與後世的明清對於武將的控制力度，全然不同，節度使的慾望被無限放大，最後，發生了安史之亂，終結了唐朝鼎盛的局面。

後世的清朝，借鑑了宋朝的矯枉過正，明朝的衛所制度，清朝在雍正時設立了軍機處，中央集權的程度達到了歷代之最。滿蒙軍隊居重馭輕，各地督撫互相掣肘，極大限制了地方勢力坐大的可能。同時，做為少民政權，清朝對漢人政治上的防範，在三藩之亂後達到了頂峰，漢人極少能夠單獨領軍，即使領軍，也必然有滿蒙貴族在後方或者側翼配合監視。而滿人缺少民間影響，難以在漢地形成民心凝聚，為求富貴，只能圍繞在滿清皇帝周圍去充當打手。

清朝對領軍將領的處處防範，在曾國藩勢力最大的時候，體現的比較多。曾國藩在長江下游，雖然有幾省財賦徵收之權，但是江南殘破，經濟實力不能與未經戰亂的北方相比。滿蒙軍隊駐紮在江北，隨時準備撲滅可能發生的戰亂。曾國藩體系的李鴻章，左宗棠，也相對獨立，清朝對他們分化瓦解，曾國藩串聯不起來。

唐朝的承平日久，與清朝的如臨大敵，讓政府的開放自信不能相比，清朝已經保守到了極致了。

文化。

唐朝的文化特點是相容並收，儒家完全沒有出現一面倒的情形。唐朝的軍事政治藝術經濟繁榮的同時，沒有出現大的思想家。唐朝的思想直接承接此前400年亂世產生的各種思想。魏晉玄學，儒家，佛家，道家，兵家，甚至是景教，明教都在民間或者政府那裡有很大影響。人們的行為準則，還有著放浪形骸的跡象，人性的自由在唐代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人與人的關係很難用儒家的思想去規範。中唐時韓愈對佛教的傳播非常有牴觸，經常說佛家不事經營，避世修行，如何能夠普度眾生？這說明儒家在與佛教，道教的競爭中，漸漸落入下風。

儒家強調的人世間的規範，要求人都要成為聖人。這種目標，對於普羅大眾來說太玄，人們想要的還是內心的解惑解脫。

經過宋明理學的發展，儒家漸漸也在思想方面獲得了長足進步。從宋代理學的認識，天地之間唯一理，理為至善，要人們存天理，滅人慾，到明朝王陽明的心學，認為心即理，要滅心中賊，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儒家成為了社會的主導思想，傳統士大夫從小透過儒家的教導，深受其影響，天地君親師的倫理關係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

還以曾國藩為例。

曾國藩號稱自古以來兩個半完人中的半個，以實際行動印證了人透過儒家的儀程教導可以達到存天理的理想狀態，在晚清這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儒家的發展卻以曾國藩為首出現了一批晚清重臣。

這也算是儒家學說的生命力吧，清朝恰當的出現並收到了這個豪華大禮包，又支撐了70多年才最終倒下。

儒家不是帝王學說，最高理想不過是經世濟民，出將入相為最大的榮耀。

從以上兩點，可知，清朝晚期與唐朝相比，很多社會，政治，文化以及經濟上的形勢完全不同，所以唐朝的藩鎮割據在清朝已經不存在現實的生存空間。

謝邀。這兩個問題，唐朝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無解，皇帝帶著大小軍閥和僱傭軍去打另一批大小軍閥和僱傭軍這不是笑話嗎，唐朝由盛至衰唐玄宗一個人玩壞的，自己的宰相節度使差不多幾年應該換一換這個才是王道，不要重用胡人等等。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湘軍獨大，沒必要藩鎮割據，可以取滿清而代之，也不知曾公怎麼想的，忠君愛國中華美德，這個君國僅限於漢人王朝，滿清就算了，或許不肯反覺得自己不是個坐天下的命了，反而替他人做嫁衣，畢竟和左宗棠，李鴻章等也不是鐵板一塊，不過真的反了或許後面不會有甲午戰爭這個惡果，這些湘軍領袖確實有能影響歷史程序的能力，可惜不是民族英雄了。。。

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唐朝藩鎮割據時代，在對“國家”的思想認識上，還只是停留在一個地域上的概念。那時概念中的“國家“，只是一個地理位置的名稱，和現在以國際法制確立起來的國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當時人們所指的為國盡“忠”，是指對李唐王朝盡忠，效忠的物件是一種個性現象出現。而現在所講的為國盡忠，己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個性現象，而是國家己經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性現象。而到清朝時，隨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序的不斷加深，當時清政府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主要予盾，己經上升為敵我民族矛盾，在當時的呼籲改良改革精英主流階層中，第一次出現了現代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的概念，這時候的”忠“己經同傳統意義上的“忠”發生了質的變化，此時人們潛意識裡的“為國盡忠”，已經不再是傳統意上的對愛新覺羅滿清政權的個性盡忠，而是上升到對現代意義上國家的共性盡忠。如接受西方先進思想的鄧世昌，以身殉國的愛國主義表現，以及為變法而獻身的譚嗣同，都是這種質變思想發生變化的結果。

隨著人們對現代意義上國家認知度的不斷強化深入，國家由個性上升到共性的觀念越來越得到認同，這也是袁世凱帝制復辟制失敗和人們對“天平太國政權”評價越來越低，和孫中山獲得高度尊重的主要原因。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歷史現象，清朝亡後，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的地方割據勢力，在內戰時打得你死我活，鬧的不可開交，只要敵我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馬上捐棄前嫌，眾志誠誠，槍口一致外，這種歷史現象在唐朝藩鎮割據是根本無法想象，也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

在晚清時期，沒有出現藩鎮割據現象，首功之人就是湘軍靈魂人物曾國藩，因為，只有曾國藩有能力，也有實力能做到這點，而他又為什麼沒有去做呢。

本人觀點:不見得曾國藩對滿清政權有多高的忠誠度，對滿清政權多麼忠貞不二。而是在他的思想和認識中已經有了現代意義上”國家“的概念。在他的潛意識中，他所盡忠的物件不在是個性意義上的愛新覺羅滿清政權，而是上升到了現代意義上共性的“國家政權”。正是曾國藩這種國家思想質變因素的轉化，使他的思想層面由個性的“滿清政權”危機感，上升到共性”國家政權”的危機感，顯現出了儒家思想精華:”忠義智信與溫良恭儉讓”。也正是這一原因，使曾國藩放棄了個性，而選擇了共性，這也成為曾國藩能被後人尊寵為聖人的主原因。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使曾國藩做出功成之時，選擇了激流勇退之英舉。也正是這一原因，“使他獲得晚清政權和國共兩黨政權主流意識普遍尊重和認可”

雖然清朝沒有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胡林翼開創的“地方自治“制度，而引發的各地紛紛效仿，從根本上動搖了晚清政權的中央集權基礎，如慈禧在對多國列強開戰時，東南各省宣佈的”自保”，更使晚清政權的中央集體制變得岌岌可危，甚至是名存實亡。慈禧在世時尚可勉強震懾維持，慈禧一死,失去中央集權制基礎的晚清政權馬上走進滅亡的境地。

清朝在表面上沒有蕃鎮割據，但是在晚清中央權力嚴重衰弱了，以至於1900年北方在跟八國聯軍打仗，南方卻袖手旁觀，搞什麼“東南聯保”，這還是同一個國家嗎？而事後朝廷也不能怎麼樣。最尖銳的事件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非湘淮系出身的兩江總督馬欣貽遇刺後，這個職務由湘淮出身的人擔任，外人不得染指，朝廷也沒辦法。兵權，財權，甚至人事權朝廷的影響力都非常有限。只是封疆大吏們不明著造反，實際上架空了朝廷的大部分權力，上下保持著相對均衡和穩定。這種格局是近代軍閥的起源，導致了清朝滅亡後軍閥混戰不休的局面

唐朝的中央集權還不像清朝難麼厲害，唐玄宗的節度使政策給邊將權利太多是形成藩鎮割據的主要原因！而清朝鎮壓太平軍只是允許地方建立團練，並沒給予封疆大隸太多的經濟權利！沒有形成藩鎮割據的條件。直到清朝後期才出現唐玄宗時期的亂相，地方勢力做大。為後來民國的軍閥混戰埋下禍根。

軍事制度不一樣！宋朝以前藩鎮割據形成的原因都是邊疆將領擁有當地的軍事財政稅收大權，相當於一方的土皇帝，在中央政府權力強大時，他們不敢反，而當中央政府權力衰落時，就再也控制不住邊疆將領了，邊疆將領具有募兵權，徵稅權，所以有實力割據一方不聽中央號令。而自宋朝之後重文輕武，邊疆打仗臨時徵召將領，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財政大權又在中央手裡，所以不再具有割據一方的條件，也造成整個南北宋朝的武力弱勢，一直處於被邊疆少數民族擠壓的狀態。滿清的軍事力量實際上一直處於滿清貴族手裡，儘管太平天國時漢人武裝力量壯大，但是一直處於江南大營的監督下，儘管那時滿清的綠營兵沒有什麼戰鬥力，而湘軍內部也處於中央分化瓦解之中，淮軍也是那時獨立於湘軍。內部被分化，外部被監督，財政稅收處於中央政府手中，所以地方實力派不具有割據條件。

清朝末年已經事實上形成了藩鎮了，只不過表現沒有唐朝那麼明顯而已。

北洋、南洋、兩江、湖廣基本形同獨立，清廷雖然有名義上的統治權，但根本不敢實際控制，否則為啥南方各省新軍中能混進那麼多革命黨。八國聯軍打北京城，東南各督撫能簽訂東南互保協議，堅決不出兵勤王，等著清政府垮臺後自立中央，離京師最近的北洋勢力雖然沒參與東南互保，但袁世凱帶著軍隊在山東打死不肯動一步。這些都是藩鎮割據的表現。

清末的藩鎮割據是民國建立後軍閥混戰的直接原因，民國的軍閥們很多都是清末藩鎮的延續。

唐代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問題可以說作為一部歷史教科書，放在後世所有皇帝們的案頭。唐代為了提高軍事效率對軍鎮首長一點一點不斷讓渡權力，直到讓渡了軍事權、財政權、人事權等等作為一個政權的各項權力，藩鎮成為一個實質上完全獨立於中央政權外的軍政體，藩鎮受不受節制，就看其首長內心的權衡了。

清代的太平天國運動，也是一個類似於安史之亂的大亂之世，南方經濟富庶之地被毀於一旦，清廷軍事上主要在與帝國主義周旋，太平天國趁著空虛乘勢而起。結果只能靠漢人團練鄉勇了，一旦解鎖，曾國藩的湘軍崛起，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成長為一支極有戰鬥力的清軍主力部隊。曾帥一門從軍，門生故吏遍朝野，勢力極大，不是沒有人鼓動曾國藩，曾不幹，笑而不語，寫一桌子荒繆。事實上曾也成為了藩鎮。一個是清代沒有這個機制，曾的湘軍並沒有一個行政區域是他的自留地，可以行施各項權力，湘軍的後勤等各個環節仍然需要所經過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來籌措。湘軍由書生和農夫組成，書生要功名，農夫為生計，書生們在戰爭上都當官了，與體制化為一體，農夫們都撈到了錢，高興回鄉買地娶老婆了。而曾自己也位極人臣，一句話，曾國藩並不具備能夠造反成功的資本，也沒有造反的動力。千辛萬苦提著腦袋造個反，最後還不見得比現在過得好，何苦，手下人也未必幹。而且維繫湘軍的意識形態除了地緣親族之親，還有忠君愛國，恢復儒家禮法秩序，曾要是造反，豈不是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沒有拿得出手的政綱，也沒號召力。曾不反，相反為了讓朝廷放心激流勇退，自我解除兵權，有這個榜樣在前，左宗棠、李鴻章就更不會反了。所以清代太平天國大亂後並沒有出現大湘藩鎮、大淮藩鎮。曾左李一批人也志不在當個割據小王，也有一些內心的理想主義，讀書人達則兼濟天下，匡扶正義，最後做到朝廷柱國之臣。

湘軍，淮軍，實際上類似於藩鎮，他們擁有自己的軍隊，南方各省督撫大都是湘軍和淮軍的將領，八國聯軍時，他們不服從中央，而和八國聯軍實行互不侵犯，也就是東南互保。說明朝廷對南方各省的控制力已經削弱了，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暴發，在短短一個多月裡各省紛紛響應，參加革命，很快清帝退位。這說明清朝未年，清廷對各地方的控制力已極大削弱。所以太平天國後，類似出現藩鎮割據，只是和唐朝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名稱也不同，清朝不叫藩鎮，清朝應叫督撫勢力做大，和中央爭權。

安史之亂後，各地蕃王看到唐玄宗軟弱無能，軍隊腐敗不堪一擊，平叛用了8年之久。其實安祿山也是看到唐朝如此富足，發現軍隊和國防空虛。勾起了他的反叛之心，他的行動實際為各地蕃王起了表率作用。

這是原因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強大、各蕃王互相爭戰。當時節度使獨攬一方軍政財權，其職位由子弟或部將承襲，不受中央政令管轄。至9世紀初，全國藩鎮達四十餘個，他們互相攻伐，或聯合對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屢圖削弱藩鎮，收效甚微。

唐朝中葉以後，一部分地方軍政長官據地自雄，不服從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衛，鎮指軍鎮。封建朝廷設定軍鎮，本為保衛自身安全，但發展結果往往形成對抗中央的割據勢力，這是封建統治者爭權奪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時期，由於均田制瓦解，建立於其基礎上的府兵制亦隨之瓦解，開始實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惡性發展形成了藩鎮割據。

反過來看看清末太平天國作亂，清朝為何就沒出現蕃鎮割據現象呢？這是因為清朝地方沒有設定蕃王，清朝地方重要的官員都是直接由中央派遣。或者徵集各省官僚的意見，也就是說，地方長官沒有自治權，沒有募兵的權利。實行的是：“中樞執令，督扶行憲，上下維持的格局”。

綜上，兩者委派的地方長官制度不同，清朝沒有做大割據的基礎，平叛太平天國作亂用的時間短，並且太平天國基本佔據長江以南的地方，沒有感動清廷的中央政府。這是和唐朝安史之亂割據局面不同的地方。

唐之藩鎮可以說是唐玄宗一手造就的。

安史之亂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強漢與盛唐之所以強，只因為漢唐崇文尚武，充滿銳意進取開拓之精神，雖避免不了封建王朝的輪迴更迭，但並無後代般皆亡於外敵入侵，只亡於內亂，自宋重文輕武以後，這種精神再也一去不復返了。

安史之亂不僅成為唐朝的轉折點，更是整個中華文明由開放轉向保守的轉折點。

唐玄宗即位前期還算開明，治國有方，面對北方遊牧民族，唐銳意進取，不斷擴大疆域，但是威脅始終有之，在這個過程中好大喜功的唐玄宗為了方便節度使作戰，給了其行政權，原來節度使只管軍事，軍政分開，並且輪流更換制，唐玄宗給予其軍政一體權利，並放心其在一地任數年之久，沒有制度上的制約，只靠節度使個人的忠誠是否，埋下了安史之亂的禍源。

唐玄宗末年爆發安史之亂，至唐代宗平定安史後，重新歸唐的安史餘部及其平亂過程中坐大的節度使太多，面對這些實際上的獨立小王國，唐庭一時都沒有下手之處，而內部，宦官當政，一度廢立皇帝，生殺予奪，內部不穩，外患難絕，最終唐亡。

清太平天國被平定以後，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人勢力開始崛起，曾國藩甚至有與清廷一爭高下的實力，不過由於儒家思想的薰陶及其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曾國藩選擇了放權，不過自此以後，曾國藩的湘軍及其繁衍出來的左宗棠楚軍李鴻章淮軍，基本上承包了晚清最後幾十年裡的國防，之所以沒有藩鎮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國際形式不允許，西方列強虎視眈眈，準備瓜分清朝這塊利益蛋糕，清廷北方還有一些勢力，漢人實力派權衡利弊後也不敢自立，其次慈禧的權術非常高明，見漢人勢大不可為以後，索性大方起用漢人，全國的巡撫總督這些封疆大吏基本上都是漢人，又在其中打壓分化，使漢人並非鐵板一塊，勉強維持了局面。

1900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侵華，東南互保，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已是藩鎮自立之勢，只不過最後和平化解，至辛亥革命後，清政府如此之快的土崩瓦解，其實是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已經是漢人實際控制了，所以清末不是沒有藩鎮，只不過其方式與唐不一樣，威脅也小的多。

唐之藩鎮是制度不足下的必然產物。

清末並非沒有藩鎮之勢，只不過迫於國際形式及其隱藏較深，加之危害較小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所以不顯山不露水。

回答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什麼是藩鎮，唐代為什麼會出現藩鎮，以及為什麼演化成為藩鎮割據的局面？

搞清楚這個問題，才能來區分，同樣糜爛半壁江山的兩次平叛戰爭，為什麼形成不同的結果。

所謂藩鎮，其實是軍權、財權、人事權相對獨立的地方軍區。

唐代之所以出現藩鎮，根本原因是唐代疆域與國家管理體制之間的矛盾。

承襲隋煬帝舊制的唐太宗，所建立的帝國，是一個律令制的中央集權國家，承南北朝前弊的教訓，唐初的政權將軍事動員的權力、軍隊調動的權力、財政收支的權力和地方人事任免的權力，全部收歸了中央，由尚書省各部對應分掌，整個帝國運轉的大腦在長安，在六部，沒有六部的文書，所有的州縣、折衝府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這樣的體制在唐初的平叛戰爭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李氏皇族藉助關中充足的府兵兵員，擊敗了一個又一個的國內挑戰者，但是，之後政權的敵人發生了變化，由內亂走向了外戰。

府兵作為長安番上宿衛的禁軍來源，並不能成為持久穩定的外戰兵員，所以唐太宗完善了“行軍”制度，即有事則興，無事則罷的，臨時在民戶中抽丁組建的進攻性的野戰兵團，他們的統帥往往被冠以戰區方向命名的“某某道行軍大總管”的職務，戰爭結束，則罷兵歸農。

而在帝國漫長的邊境上，則是50——1000人不等的鎮、戍，這些服役的普通百姓服役一年則將罷歸還鄉，主要的作用，與其說是防禦，不如說是預警，等待集中的“行軍”兵團對入侵的敵人進行集中打擊。

這一套制度，到高宗、武則天時代，就由於唐朝、武周所面臨的更加複雜的邊境戰略態勢所壓垮，在這個時代，唐朝不再是好整以暇的進攻者，而是四方蠻夷競相進攻的目標，唐軍調集十萬大軍，一勞永逸的征服無法奏效，只能在邊境要點建設兵營要隘，進行機動防禦，野戰兵團也不再能快速地罷兵回家，而變成了長期的鎮守兵團。

節度使，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它最初的作用，是為了將幾支部隊捏合成為“戰略集團”使用，從而具備對抗外族動輒十萬人的進攻侵襲。

但是，在邊疆長期集結的重兵，所需要的海量物資卻讓邊境本來人煙稀少的州縣不堪重負，只能建立長距離的補給線轉運物資。而從長安到安西四鎮那巨大的空間距離，又讓唐朝的財政負擔達到難以承受的地步。

按照北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的計算，在500裡的距離，一個士兵的糧食需要三個士兵揹負，如果是畜力的車馬，所消耗的甚至還要更多，而唐朝東西方的邊境線，距離最近的大物資中心何止500裡，2000裡都有餘。

因此，在結束了武周時代的動盪後，唐玄宗李隆基對於邊疆的軍隊、軍區進行了調整，由朝廷設定專門的轉運使來調集物資，由各個邊鎮的統帥透過商業手段來轉賣、運送物資滿足邊鎮的需要。

這個過程，相當於對整個唐朝邊疆區域的行政管理結構、物資流通體系進行了重建，各個邊鎮也逐步擁有了一整套以節度使幕府為核心的地方軍事、政務合一的管理組織結構。

安史之亂的爆發，正是這個組織結構日臻成熟所激發的勃勃野心的釋放，而唐朝陳舊的舊管理體制根本無法應付這個地方組織結構的 挑戰，只好引入其他的忠誠於帝王的節度使來平叛。

隨著平叛戰爭的進行，越來越多的唐朝統治範圍被這些邊鎮組織結構納入到自己的勢力影響範圍內，最終，在財富佔天下1/3的河北道地區和河南道東部（今天山東省，平盧軍佔領），形成了割據長達100年的河朔三鎮（幽州、魏博、成德）割據。

在這之外，還有平盧、淮西、相衛等節度使自立，但都被各種手段平定。為了防禦這一群事實割據的藩鎮，唐朝又在河南道的西部地區，建立了一系列的新藩鎮，形成防禦圈，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地區因為戰爭拉鋸殘破不堪，重建統治不如劃入軍政範圍，以藩鎮對抗藩鎮。

所以，唐朝實際上是主動選擇進入“藩鎮割據”的時代，而非被動，根本原因在於，唐朝朝廷的舊有租庸調的財政體系，因為律令制國家體系的破壞， 已經無力供養這數額巨大的軍隊。

比如說唐憲宗朝在武力消滅了平盧和淮西的反叛之後，由逼迫河朔三鎮節度使交權入朝，已經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但是緊接著的“長慶大銷兵”，也就是裁軍過程中，唐朝朝廷從德宗朝拼死聚斂的財富已經消耗殆盡， 不足以用財物籠絡住河朔三鎮的職業兵，結果，又一次反叛蔓延三鎮，朝廷任命的節度使或死或跑，又恢復了舊觀。

而清朝平滅洪楊之亂之後的局勢完全不同，儘管湘軍、淮軍、楚軍有兵近20萬，但是他們的軍餉供應， 仍是依託於清朝舊的財政和行政管理體制，是由省份協餉的方式供養的，並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以幕府為核心的，架空原有行政管理體制的新組織形式。

因此，儘管有兵，卻無從養兵，儘管有地盤，卻是朝廷給的權柄，地方官，仍舊按照清朝的規矩在辦事， 任擴音拔也是中央權力覆蓋，他們並不存在自立的本錢，就連藩鎮都沒達到，就遑論割據了。

舉個例子就是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整理兩淮鹽政，他之後是李鴻章負責，師徒二人的舉措，基本上就是恢復清朝道光年間施行的票鹽法舊制，而毫無創新之處，完全做成了舊體制的“裱糊匠”。所以，他們也不具備成為藩鎮的意願。

故此，唐朝和清朝的情況，看似相同，實則根本不同，自然結果不同。

安史之亂後期很多叛逆投降了，唐朝政府給了很多的好條件，那些人有很多成了地方的實權人物，這就是不定因素！太平天國不一樣，吸取歷史經驗，清政府對那些叛逆者幾乎都殺了！

其實已經形成了！！

唐朝不冤！唐朝安史之亂主要地方割據掌握了地方稅收！官吏任免！軍隊募集！這麼爽，反了！

清朝滿清貴族防範著漢族的封疆大吏！但是沒有解決軍費問題，大臣自己找錢慢慢掌握了財權！漢族地主有權有錢，一個武昌起義，南方各個省份就相繼獨立！

首先，所處的歷史環境不同，客觀來說，並不是安史之亂導致了藩鎮林立的局面，早在安史之亂之前，唐各地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局面就已然形成，只不過安史之亂導致唐中央集權的進一步衰落，使得藩鎮林立現象越發嚴重。而清政府自始自終中央集權十分強大，清朝的八旗制度並未削弱其中央權利，太平天國運動只不過隔著靴子給腐朽的清政府撓了一下癢，並未動搖其統治根基，所以自然不會出現安史之亂後那樣的歷史局面。

感謝邀請，我們應該知道，唐朝安史之亂之亂後使唐王朝開始逐漸走向衰落，並且陷入了藩陣林立的局面，而到了清朝太平天國運動後卻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考慮。首先，是統治階級不同，唐朝是漢族建立的政權，而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兩個政權所採用的統治政策是有區別的，清朝所採用的統治方式其實是更有利於國家穩定和統一的，其次，是時代不同了，兩個朝代相距甚遠，清朝的發展是在繼承以前歷朝歷代的同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是總結了前人的經驗和教訓，所以它能夠避免出現這些問題。第三，清朝時期其實是不具備形成藩陣的條件的，而唐朝則不一樣。清朝的軍隊都是由統治集團直接控制的，而唐朝不是，也就是說清朝想要藩陣割據其實是很難的。以上就是我對這一問題的簡單看法，不足之處還請各位師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