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提的問題很深刻！不錯！

確實，學術界有真儒和假儒的說法。當然，這樣說還不是很準確。我以為，可以把儒家分成先秦儒家和先秦之後的儒家。關於慾望，是人類一直討論的哲學問題。先秦儒家其實是承認人的慾望的存在的。在禮記中就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的說法。而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告子也說，食色性也。說明他們正視慾望的存在，而不是要革除慾望。孔子的仁學，其實是仁禮並存的學說。仁是人的內心的真實的道德情感，禮是一種社會規範。沒有內心的真心向善，禮是不起作用的，而沒有禮的規範，仁也就無從體現。所以，孔子認為，一個人如何才能達到仁，那就要剋制自己、修煉自己、提升自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規範。孔子並沒有要求我們禁慾。

而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的時候，朱熹把天理和人慾完全對立起來，認為有天理就不能有人慾，有人慾就沒了天理，這種簡單粗暴的二分法，完全是歷史和人性的反動。

《禮記·樂記》有曰: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 有淫泆作亂之事。”這裡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慾者”就是指泯滅天理而為所欲為者。

那麼“存天理，滅人慾”和“克己復禮”是什麼關係呢？

朱熹是集孔子學說之大成者。發展了孔子的學說，其中就有“克己復禮”，或者說存天理滅人慾與克己復禮是一脈相承。

什麼是人慾? 貪慾，邪欲，淫慾。 不該滅嗎？

什麼是克己復禮的“禮”? 就是周禮，是等級制。是各人要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所以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存天理滅人慾，比克己復禮又進了一步。這也就是《大學》裡的“明明德”的進步。

天道有序，大禮符合天道，天何嘗不仁，與萬物以生，與萬物以息！

仁者，天也。人也者，常多私慾，妄行，以強為而有違天理。天人合一，首先當是理合於天。

克己，克己之妄念也，滅人慾亦滅得是妄欲，並非本身的需求。古人豈不知人性？而獨以要摧殘人性乎？毀此言者，或未窺全貌不知道境或別有用心耳！

存天理。我心中全然是天理，則我之慾和不是天理？所謂滅，此消彼長也。

此二語，若有差別。一在克字，一在滅字。為程度深淺不同而已。克己為得是復禮，禮合於天，即是理。存理而欲自有序，其妄自滅。此有何分別？若執著於此，則是學未貫通也！須再思再學矣。

克己復禮：克服我們的情慾、私慾，恢復我們的光明心，即仁也！

這裡，孔子沒有把情慾、私慾等，放在我們的對立面，情慾也好，私慾也好，都是我們的一部分，也是需要我們去克服、去修正、去規範的，使其最終合於禮。

再這個過程中，我們慢慢克服，使我們逐漸做到言行上合於禮；

再慢慢的，我們內心還是有一些掙扎，有時還是持守不了而一時放縱。

再慢慢的，我們繼續堅持，我們繼續磨礪，我們能做到自然克服自己，能自然持守，而外在的一言一行都合於禮，最終內達而外禮，則仁也！

存天理滅人慾：滅掉好似不是自己的一部分的私慾，保留天理那個部分！

在這裡，程顥、程頤、朱熹，把情慾、私慾等，客觀上放在了我們的對立面了！

他們認為，這些情慾、私慾等，好像就是十惡不赦的東西，好像人類天生就不應該有，也不考慮人類的情慾、私慾天生就存在的客觀現實，急於求成，期望一下把人的情慾、私慾磨礪乾淨，淨化乾淨，使人人都能馬上成仙作佛！

這是典型的主觀主意，不注意客觀現實！

一個是內求，要求自己；一個是外在，要求別人。

個人淺見，集眾人之私，成天下之公。孔子文章氣度恢宏，朱熹一肚子小家子氣。

如無人慾，則無天理。以天理駕馭人慾，哀而不傷，喜而不泣。中和平正，五情發於中道，方為克己復禮。

答：假儒(假正經)才會滅人慾。大儒孔子說，食色人之慾也。克已復禮的意思是剋制自己(有耐心、毅力)復禮，復是“又"(還有)，禮(周朝規範的社會秩序)為仁。即是大善事。乖乖，孔子和朱熹大才子說的不是一碼事。乖乖，朱熹自己也沒滅自己的人慾呀。他在隨口說瞎說。讓別人滅人慾，自己不滅自己的人慾。太不的道了。

“克己復禮為仁”，剋制自己壞習氣，佩服禮性。“存天理滅人慾”，大愛博愛扯淡私慾。前者克己服禮禮素，後者善良心素，差別於名師出高徒，後輩勝前輩。

經過比較充分的準備，認真回答這個問題。我要在回答二者“不同”的同時，兼及“相同”。這兩個思想的內涵，中國學術界、文化史上至今眾說紛紜。綜合一些專家學者觀點，筆者解讀如下：

1.二者基本概念內涵的關聯與不同

克己復禮，意思是“剋制自己的私慾，使言行舉止合乎禮節。”朱熹強調“存天理，滅人慾”是為了說服人們用“道心”去改造“人心”。 “克己復禮”這一儒家核心思想是儒學大師朱熹問學最為用心的地方,他的解釋也不斷深化。朱熹認為，“克己”就是戰勝自己的私慾，“復禮”就是迴歸“天理”。 朱熹把人的物質慾望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合乎社會道德規範的“天理”，另一種是違背天理的“人慾”，並且主張“遏人慾而存天理”，覺得人們應當抑制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人慾”，不斷地規範自己的行為，最終使得自身的行為完全符合社會道德的規範。也就是說，二者都強調剋制人的慾望，不過孔子強調要回歸、遵守“禮”；朱子強調要回歸、遵守“天理”、封建社會道德規範。二者都首先是一種道德、修身範疇，要求人遵守禮制、道德；然後因為統治階級推行這種思想，故而又相應的具有了濃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朱子的政治味道更濃一些。

2、二者的發展歷程與最終核心思想

“克己復禮”此言出自《論語•顏淵》。原文是：“又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1）在孔子的學說體系中,“仁”處於核心位置。當然“仁”作為道德範疇並非孔子原創，在《尚書•周書》的《泰誓中》《武成》等篇中就已出現了“仁”的範疇。例如，“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敢袛承上帝，以遏亂略” 。孔子是將中國“前軸心時代”文化中的“仁”的萌芽由無意識的朦朧狀態推進到有意識的明晰狀態，並在“仁”德的要素構成上作了完善和超越。這一建構是開創性的，價值與貢獻很大的。（2）至於孔子“克己復禮”的“禮”是什麼？有些專家說是周禮，有些則說不是周禮。其實後世人是無法清楚的。因為孔子在世時沒有形成明確的理論體系，沒給我們留下他所描繪的“禮”的具體藍圖、設計。綜合《論語》中孔子與學生的對話來看，孔子要求人們在視聽言動方面做到“非禮勿”，就是主張在人際交往中對他人要做到敬、忠、信、義，這可以視作孔子眼中的禮之核心。（3）至於仁與禮的關係，《論語•八偷》篇中，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人如果失去了仁愛之心，就無須再講禮樂了，丟掉了禮樂的仁的本質，空講禮樂沒有任何意義。

“天理”是宋代儒學在與佛學的對抗中提出來的，以與佛學的高妙相抗，收拾士人人心，扭轉社會風氣，這也正是理學之為“理學”之所在。長期以來，“存天理、滅人慾”一直被當作朱熹的發明而流傳。事實上，這一概念在西漢《禮記•樂記》中已經出現，其中說道:“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這裡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慾者”就是指泯滅天理而為所欲為者。二程說：“人心私慾，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慾則天理明矣。”這裡所謂“滅私慾則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滅人慾”。後來，朱熹繼承發揚道:“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

天理人慾是什麼？朱子曰:“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慾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慾也。”（語出《朱子語類•卷十三》）。也就是說，朱熹所講的“滅人慾”，並不是要人們把所有的慾望都去掉，相反，對於基本慾望的滿足，他並不反對。 他認為正常的飲食，是天理，如果你過於追求美味，那就是人慾了。要去的是一種“過度的慾望”。

3、兩個思想在當時的應用情況

孔子之世，時勢是由鬆散的大一統而趨於分裂割據，諸侯為了爭霸，無不競求富國強兵，以武力來贏得政治上的獨尊。而孔子則號召人們去履行“禮”,以約束自我的慾望；要求統治者以“仁”者之心來對待民眾，對待他人。孔子的學說被當時的諸侯們看作是“迂遠而闊於事情” “無益於人之國”，而不被採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孔子一方面改造周禮，創造了以“仁”為核心的新的“禮”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對周禮抱有特殊的情感，自覺不自覺地拿周禮的某些規範來看待現實事物。可以想象，處在這樣一個不被接納的時代，孔子尷尬極了。他困惑，又無奈。可以說，孔子是一個帶著對舊時代深情眷戀的開拓者，也是一個立足於舊時代的新時代的創造者。

朱子思想在南宋成為顯學，理欲從對士大夫的“高標準、嚴要求”轉變為對普通民眾的道德要求。朱熹認為，“三綱五常，禮之大本，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在他看來，三綱五常是“天命之性”“天理人倫之至”。總體而言，“存天理，滅人慾”等思想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對於維護封建的宗法等級制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4、兩個思想的積極性與侷限性

（1）積極性、合理性

人首先是“慾望的動物”，而且物質、經濟、市場、消費越發展，慾望更是凸顯。當今社會，很多人都說是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人心不古”的社會，正是緣於此。人往往有無窮無盡的慾望，而慾望是必須控制的。過去需要控制，今天仍然需要控制，所以“克己”“滅人慾”今天仍有其積極意義和合理價值。正如朱熹所說：“人慾者，此心疾疚，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解釋為：人的慾望其實就像是人內心的疾病一樣，如若不採取措施，進行遏制剪除，在不斷地滋長過程當中，只會是不斷地蔓延，最終導致私心，然後進入邪路。

在社會中，倘若人類對於精神生活的追求不高，那麼物質慾望便會越來越惡性地膨脹，長久下去，人類的生活就會不斷地倒退，甚至可能會回到一般動物的生存狀態。所以，人類要想不斷髮展進步，不斷提升文明程度，就必須遵守法律法規和倫理道德，剋制自己的物質欲，剋制自己的行為，維護社會整體的和諧。處理好“私”與“公”的關係，不因為個人慾望的膨脹，危害集體、社會、國家的利益。

對“存天理，滅人慾”的利處，著名學者胡適作過比較中肯的評價。1924 年，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分析道：

“理學運動，在歷史上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好的方面，學者提倡理性，以為人人可以體會天理，而理附著於人性之中；雖貧富貴賤不同，同為有理性的人，即是平等。”胡適闡述了理學對當時社會的積極作用，“頌讚理學運動的光榮”，認為理學深入人心之後，會不知不覺地提高個人的價值，就不羨慕富貴利祿，不畏懼威武刑戮。“理是不生不滅的，暫時的失敗和壓制終不能永遠把天理埋沒了，天理終有大白於天下的一日。我們試看這八百年的政治史，……就可以知道理學家在爭取自由的奮鬥史上的歷史地位了。”

（2）侷限性與不足、弊端

孔子思想的侷限性：孔子因為生逢“亂世”，家道又衰落，所以內心總希望“秩序”“安定”，他強調社會及內心的“秩序”“安定”過度了。從《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從多個角度闡釋“仁”，但絕不輕許人以“仁”，微子、箕子、比干是孔子許其以“仁”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但考察“殷之三仁”的事蹟，無非嘔心瀝血，忍辱負重，去維護正常統治秩序，是孔子所倡導的“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的典範。而“忠”，亦是周禮規定的社會正常秩序的核心，孔子稱其為“仁”。 這種弊端影響至今，影響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

至於“存天理，滅人慾”的弊端，最大的問題是其“歷史侷限性”，朱熹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相對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慾”的中心思想，是以宣傳、維護封建倫理道德——“三綱五常”等為根本目的的，這個要求民眾遵守的“理”是一種封建道德，“文明性”不足，文明程度較低。前面提到了把對士大夫的要求擴散到全體民眾，出現了一種“錯位”；同時因為特別強調“革盡人欲，復盡天理”而在實施過程中帶有很大的武斷性、片面性。對此，胡適先生也作過具體的評價。胡適闡述了理學的“壞的方面”：

一是將主觀臆說視為天理而強人服從，二是視人的情慾為仇敵。制定了許多不近人情的禮教，來以理殺人、吃人。胡適列舉了“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且指出: “這分明是一個人的私見，然而八百年來竟成為天理，竟害死了無數的婦人女子。”

首先，“存天理滅人慾”不是對立的兩個概念，所以現在的高贊答案是不贊同的，而變成對立的兩個概念是後世學者自己琢磨出來的。朱子語類在後面對這話有解釋，很多人沒有讀：“三妻四妾者人慾也，山珍海味人慾也”。意思就是你所不需要的東西，要了才是人慾，但是需要的東西，那就是天理。

同樣，夫子講克己復禮，克己是讓自己的慾望少一點，復禮，是讓慾望少一點的行動指南，比如周禮裡面講，遇到了飢者如果你不能賞他飯吃別問他餓不餓，遇到了病者你不能幫他求醫問藥別問他病怎麼治療，遇到了流落漢露宿街頭你不留宿他別問他今晚睡哪裡了。

聖母心一旦氾濫就是聖母癌，帶來的二次傷害反而讓人難受。禮是怎麼產生的？是聖人觀自然之道，察中人之姿以做禮，大家可以翻翻禮記，全都是很瑣碎的小細節。所以克己復禮為仁，這是夫子給學生們上的情商課呢。

留存下來的經典，都有前因後果。“存天理滅人慾”這句話還是得放到原文中看看才知道是什麼意思，和朱子對天理人慾的理解都不一樣就說他是錯的，欺負他不能說話不是^_^

孔子：克己復禮為仁。與朱熹：存天理滅人慾。

其實“存天理滅人慾”就是“克己復禮”，

存什麼天理滅那些人慾？

就是：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所以念念存天理滅人慾，

既能時時克己而復於禮。

孔子說：克己(滅人慾)復禮(存天理)為仁(行大本不違於道)！

仁是規矩，

義是規則，

禮是準則，

智是規律，

信是原則。

朱熹還遠遠沒達到孔子的意境...這便是聖與賢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