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四書）“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合稱。其中，《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語行事的書；《孟子》則是記述孟子言行以及孟子與當時人或其弟子相互問答的書。《大學》《中庸》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據現代學者的研究，《大學》可能出自孔子的弟子曾子，《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宋代是儒學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由於這時期儒學發展的新特點，學者們非常重視《大學》《中庸》，於是，他們把這兩篇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而為“四書”。至淳熙年間（1174—1189），朱熹寫了《四書章句集註》，“四書”之名開始確立。與其他的儒家經書相比，這四種書比較通俗，內容又少，再經過集註解說，年輕人容易理解，“四書”因此流傳開來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後來的科舉考試題目也從“四書”中摘取，其影響甚至超過了五經。第二部分（五經）“五經”特指《詩》《書》《易》《禮》《春秋》五部儒家經典。孔子生前，曾長期從事教育，有人說：“孔子既然設教講學，學生又那麼多，很難想象他沒有教本。毫無疑問，對於第一所私立學校來說，現成的教本是沒有的。《論語》記載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導學生學習《詩》《書》及禮樂制度，因此，我以為，孔子為了教授的需要，蒐集魯、周、宋、杞等故國文獻，重加整理編次，形成《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教本，這種說法是可信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80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關於孔子與《詩》《書》《易》《禮》《春秋》的關係，先秦典籍如《孟子》以及後來《史記》的《孔子世家》《儒林列傳》等有比較明確的記述，那時的學者認為孔子曾“以詩書禮樂教”，說他“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又說孔子“贊《易》”“作《春秋》”。孔子與這些經書的密切關係，有不少已經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戰國時，儒家的這些典籍已被稱為“經”，《莊子·天運篇》便稱《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由於《樂》已亡佚，六部書只剩五部，這五部書也就成為“五經”。第三部分（五經發展）西漢時，經學興盛，漢武帝立有“五經”博士，“五經”之稱影響廣泛。漢人認為，孔子利用整理“五經”，融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張。所以《白虎通義·五經》說：“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憫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從戰國時起，人們就看到了儒家經書各自的功能，如《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來成書的《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代還有人將“五經”與現在人文學科的各科以相比類，從中可以看出，古代儒家十分重視人的文化素質培養。正因為“五經”教育對人的教育有其全面、合理的一面，所以它在封建時代才有巨大的影響。以後，儒經逐漸擴大範圍，由“五經”發展到唐代的“九經”，“十二經”，直到宋代的“十三經”。第四部分（十三經）“十三經”指十三部儒家經典，它的形成有一個具體的過程。在“五經”“六經”之後，漢代有“七經”的概念。漢代的“七經”一般是“五經”加上《孝經》和《論語》，但也有其他說法。唐代以後又出現了“九經”之說，只是所指亦各有別。一般地說，把儒家經書湊成九部即可稱為“九經”。唐文宗時，刻《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宋代，孟子地位提高，《孟子》一書也被升為經書，這樣，“十三經”便正式形成了，這些經書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到清代，阮元把“十三經”較好的註疏本選出，其中包括魏王弼和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的《周易正義》；漢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的《尚書正義》；漢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的《毛詩正義》；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的《周禮註疏》；鄭玄注、賈公彥疏的《儀禮註疏》；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的《禮記正義》；晉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的《春秋左傳正義》；漢何休注、唐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註疏》；晉範寧注、唐楊士勳疏的《春秋穀梁傳註疏》；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的《論語註疏》；唐玄宗注、邢昺疏的《孝經註疏》；晉郭璞注、邢昺疏的《爾雅註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的《孟子註疏》，匯刻成為《十三經注疏》，成為儒家文化研究者的常用書籍。

十三經包含四書五經。

中國的十三經是從漢朝的五經發展而來，到南宋形成十三經，是儒家思想的傳世經典。分別是《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易經》、《左傳》、《公羊傳》、《榖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

中國的五經分別是《詩》、《書》、《易》、《禮》、《春秋》。而十三經裡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來自五經裡的《春秋》，又稱春秋三傳，所以十三經包含五經。

四書裡的《大學》和《中庸》出自《禮記》，加上《論語》和《孟子》並稱四書。也都包含在十三經之內。

十三經，是指在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經典，封建統治者先後將13部儒家書籍“法定”為“經”，形成了封建社會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經”。

這十三種文獻，當以“經”的地位最高，“傳”、“記”次之，《爾雅》又次之。十三種儒家文獻取得“經”的地位，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在漢代，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官方頗為重視，立於學官。

唐代有“九經”，也立於學官，並用以取士。所謂“九經”包括《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和《春秋》三傳。

唐文宗開成年間於國子學刻石，所鐫內容除“九經”外，又益以《論語》、《爾雅》、《孝經》。五代時蜀主孟昶刻“十一經”，排除《孝經》、《爾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躋入諸經之列。

南宋碩儒朱熹以《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形成了人們所熟知的《四書》，併為官方所認可，《孟子》正式成為“經”。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獻確立了它的經典地位。清乾隆時期，鐫刻《十三經》經文於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經注疏》，從此，“十三經”之稱及其在儒學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十三經》的內容極為寬博，

《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書》是上古歷史檔案彙編，主要內容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記錄。

《詩經》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集，內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

《周禮》主要彙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期各國制度。

《儀禮》主要記載春秋戰國時代的禮制。

《禮記》是秦漢以前有關各種禮儀的論著彙編。

《春秋》三傳是圍繞《春秋》經形成的著作，

《左傳》重在史事的陳述，《公羊傳》、《穀梁傳》重在論議。

《論語》是孔子及其門徒的言行錄。

《孝經》為論述封建孝道的專著。

《孟子》專載孟子的言論、思想和行跡。

《爾雅》訓解詞義，詮釋名物，經學家多據以解經。

四書五經，是“四書”與“五經”的合稱。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諸多文學作品當中，四書五經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四書五經詳實的記載了中國早期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史實資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作品。五經指的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五部作品。《春秋》由於文字過於簡略，通常與解釋《春秋》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分別合刊。四書之名始於宋朝，五經之名始於漢武帝。

“十三經”當然包括了“四書五經”，而“四書五經”算是“十三經”裡面影響最大、最為核心的部分。

其實“十三經”也好，“四書五經”也罷，都屬於中華古代文化典籍即“國學”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當前國學熱大背景下，如果要開一張“國學必讀”的書單的話，我想“四書五經”“十三經”應該是繞不過去的名字吧。

中華文化典籍浩如煙海，作為今人，難道只能“望洋興嘆”？

中華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已經迎來了一次讓後人歎為觀止的“百家爭鳴”、璀璨光輝的高峰，所以類似的問題，其實古人也曾遇到過。

古人是如何解決應對的呢？

簡單說，就是化整為零、分門別類。

現在我們都知道，分類法中最出名、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四部分類法”。

在古代，我們知道，由新朝編撰前朝史書是一種慣例。

唐朝初期，一代名臣魏徵等人編撰的史志目錄《隋書·經籍志》，在吸收歷史傳統基礎上，首次引入“經、史、子、集”順序來著錄典籍，開歷史之先河。

清乾隆時期紀曉嵐、和珅等人負責編纂的，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第一次完全獨立地將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按“經、史、子、集”分類彙編，“四分法”最終確立並影響至今。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現存國家圖書館

“十三經”正是“經部”收錄的主要內容。“十三經”是指《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周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

清乾隆“十三經”刻石

“四書五經”——

“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朱熹《四書集註》圖

眼尖的讀者朋友，發現什麼問題沒有？

既然說“四書”包括在“十三經”中，《大學》《中庸》又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

答案是這樣的：南宋的大儒、理學家、哲學家朱熹，他覺得《禮記》中有兩篇太重要了，或者說朱老夫子太喜歡這兩個“寶貝”了，就把他們從“母腹”中“催生”出來，讓他們單獨“成人”。這兩個“寶貝”正是《大學》《中庸》。

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大學》提出了儒家修身立志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三綱八目”——三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庸》則明確了“中庸”是儒家為人處世的的最高標準，是儒家安身立命的道德哲學根基。

再來說“五經”。

“五經”：《詩》《書》《易》《禮》《春秋》。

“四書五經”包括在“十三經”當中。最後，是不是可以這樣概括：對於儒家經典來說，“四書五經”可以看做是對“十三經”的進一步提煉概括；他們的核心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參考資料：

《中國文化經典研讀》：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