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李仲軒在《逝去的武林》一書中提到了薛顛，薛顛的事蹟有可能不會被那麼多人曉得。李仲軒是形意拳巨匠尚雲祥的弟子，三十四歲歸隱，終身未收徒弟。李仲軒暮年將一些寶貴材料和拳理髮表在雜誌上，在海內外武術界惹起驚動，被譽為“中華武學最後一位見證者”。

薛顛早年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後來對練武感興味，拜李存義為師，學習形意拳。薛顛得此時機，十分刻苦，李存義對他也非常稱心，經常在他人面前誇獎他。薛顛固然武功高強，為人卻心高氣傲。

有一次，薛顛與師兄傅劍秋比試武功，薛顛落敗。薛顛為此很是不服，請求再比。傅劍秋見他急於打敗本人，不想掃他的興，只好再次和他比武。遺憾的是，薛顛還是沒能打敗傅劍秋，被傅劍秋一掌擊出窗外。

薛顛將這次比武，視為終身的羞恥。為了學到更好的武功，薛顛不辭而別到了山西，在五臺山遇到一位高人。這位高人一百三十歲，法號靈空上人，薛顛在他的傳授下學會了象形拳（關於這點很多人說象形拳是薛顛自創，基本沒有高人）。薛顛出走的這些年，同門師兄弟不斷在尋覓他，但他就是不願回去。

1921年，李存義逝世時，薛顛才回到闊別已久的北京。此時的薛顛，武功愈加精進，為了一雪前恥，點名要和傅劍秋比武。同門師兄尚雲祥覺得事情已過去那麼多年了，沒必要再在拳腳下分出高低，阻止了薛顛。這之後，尚雲祥讓薛顛接掌天津國術館。

薛顛接掌國術館後，非常用心，一改昔日的暴脾氣，還寫了一本《薛顛武學錄》。書中主要講述了形意拳、象形拳、十二行、點穴、拳經。1934年，薛顛參加一向道，改名薛洪，擔任山西的傳教活動，後來成為山西一向道的總嘍羅。

一向道並不是正軌宗教，打著救人的旗幟，實則劣跡斑斑。薛顛這樣的武林高手，為什麼會參加一向道，還為其宣傳，著實讓人費解。或許是薛顛的個性太過於要強，急需開山立派成為宗師，才會被一向道洗腦。

解放後，一向道被視為邪教，薛顛被抓。公開審訊後，薛顛被槍斃，時年六十六歲。薛顛終身，喜歡武功，為學武功遠走他鄉。只可惜，一向道毀了他的一切，公開審訊後，他的弟子也隨之消逝，他的拳術也因而失傳。 高人從此隕落......

民國大師，星光燦爛，我們只能選擇幾位，具體述說。

1940年，蔡元培病逝於香港，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釋出褒揚令說：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29年，梁啟超去世。生前曾患尿毒症，被醫院誤診為右腎腫瘤。親友紛紛譴責醫院，他卻告誡眾人，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知識還不成熟，便從根本上懷疑科學。他以生命的代價，留給人世間一份最為寶貴的寬容。

梁漱溟在《紀念梁任公先生》中說：蔡元培先生好比宋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圖大事；梁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情。

1927年，王國維歷經“少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子”的人生三苦，不堪中國文化之淪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

王國維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謝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莫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民國並無大師，在書畫和詩歌上，民國乏善可陳，相對於清朝是大倒退。民國大師在國內大紅大紫，在國際上毫無建樹。之所以你認為民國明星璀璨，大師很多，那是因為民國的文人以西方知識為圖騰，形成知識神教，獨握神權，傳銷式搞迷信崇拜。哪有全國大學，所有教授都出名的，只有民國。民國教育部名單就是一張封神榜。崇拜民國大師的人，崇拜的不是真理，而是跪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