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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潼關一役是安史之亂的一個重點,潼關作為戰略要地因為貿然出擊導致潼關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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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荊人夜雨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為什麼潼關會失守?

    公元755年年底,安祿山反唐僅用了一個月就攻下東都洛陽。但後來唐軍緊守潼關,從755年底到756年6月,一共有半年時間,安祿山都打不下潼關,可見潼關的防守地利之好。

    當時唐軍形勢很好。

    潼關天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安西軍也陸續趕到。而朔方軍在郭子儀和李光弼的率領下從內蒙古繞道北京,對幽州展開攻擊。河北大量地方重新起義歸順唐朝,安祿山能控制的只有洛陽與幽州兩座城市。

    問題在於:安祿山造反是因為瞧不起宰相楊國忠。唐朝這邊守潼關的哥舒翰也瞧不起楊國忠,甚至向李隆基上書要求殺了楊國忠。

    這個要求肯定會引起楊國忠和李隆基的疑心。

    李隆基畢竟是皇帝,在他看來,軍事不是第一位,政治才是第一位。

    哥舒翰你不出兵,在軍事上可能是最佳選擇。但政治上呢,你跟安祿山和平友好互不幹架,是不是留了一手打算啥時候跟安祿山搞合作?你這麼恨楊國忠,我怎麼相信你哪天會不會也跟安祿山一樣,帶著手下大頭兵回到長安清君側?其他的我不管,只有你跟安祿山幹一架,才算是徹底表明了反安祿山的態度,我才能徹底相信你!

    也就是說,李隆基讓哥舒翰打一下安祿山,是為了納“投名狀”。

    其實縱觀整個安史之亂,唐朝因為政治原因而導致的軍事失誤相當多。在處處失誤的情況下,安史之亂能撲滅,只能說明唐朝根基的雄厚,其實一切正常,唐朝本來很容易撲滅安祿山造反的。但政治關係不理順,就算潼關不失守,唐朝後面該犯的錯誤還得犯,比如一定要先收復兩京,比如唐玄宗故意將江南的兵交給永王李璘指揮。用政治原因去改變軍事決策,那麼安史之亂就仍然會曠日持久。

    要理順政治關係,則是另一個複雜的話題了。

    只怪李隆基活的時間太長,他要是天寶元年(公元741年)去世,這時候安祿山不過是平盧軍的二把手,太子登基後肯定不會把幽州、河東兩大軍鎮交給他,安史之亂甚至不會發生。這樣的話,李隆基絕對是千古一帝,名聲可能比李世民更高。但李隆基活的太久,天然地造成了唐朝頂層政治關係的不和諧。

    安史之亂看似必然事件,什麼“內重外輕”啥的一堆理由,其實都是馬後炮。我覺得雖然唐朝由盛轉衰是必然趨勢,但安史之亂是個偶然事件。如果不是唐玄宗早一點去世,政治關係很容易理順,巔峰的唐朝怎麼可能一下子終結?

    後來明朝在最巔峰時期遭遇土木堡之變,和安史之亂很類似。不同的是明英宗被抓了,而他又只有一個弟弟來繼承皇位,內部政治關係極其容易理順。團結一致打跑敵人後,大明王朝又存在了一百年才開始走下坡路。

  • 2 # 立志成蟲

    潼關不失守,安史之亂是可以提前平定的。叛軍攻到潼關時,後路已經不穩。安史之亂爆發之初,唐朝內地的許多地方官員因缺乏準備不得不表面上歸降了叛軍,等叛軍主力一走就起兵反抗,特別顏杲卿和族弟顏真卿就是那位大書法家,先後起兵反抗安祿山,得到不少地方官員的支援,兵敗顏杲卿等人先後殉國就義。而李光弼和郭子儀率領的唐軍屢次擊敗叛軍,曾經打出了一次重創擊潰5萬叛軍主力,主將史思明,“安史之亂”的“史”,狼狽逃跑的戰例,好像是“常山大捷”,在趙雲的老家。另外為了獲得錢糧軍需的物資保障,叛軍分兵攻打當時錢糧賦稅最富庶的江漢平原和江淮平原。唐將魯炅死守南陽一年,扛不住又退守襄陽,牢牢擋住了叛軍;唐將張巡和許遠死守睢陽(今河南商丘),時間長了城中缺無糧,據說張巡殺了小妾充作軍糧。後來城破,張巡和許遠等人殉國就義。整個安史之亂,叛軍無法從江漢平原和江淮平原掠奪洗劫資源財富獲得物資保障,還消耗了巨大的兵力和資源。本來守潼關的兩位名將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清楚倉促招募上陣的唐軍根本不是久經戰陣和訓練的叛軍的對手,主張死守潼關,遠在叛軍後方的郭子儀和李光弼也是這個意見。老邁昏聵的唐玄宗根本不聽,非要進攻擊敗叛軍,臨陣殺害了高仙芝和封常清,啟用已經年老退休的名將哥舒翰,逼著也主張死守潼關的哥舒翰出潼關決戰,結果唐軍全軍覆沒,哥舒翰被俘就義。叛軍已經陷入前有天險阻擋,後院起火,後勤供應已不足的困境,隨著潼關的失守,平叛的大好局勢就此葬送了

  • 3 # 劇透歷史

    潼關攻防戰是安史之亂的關鍵點,是大唐盛世的分水嶺,更是唐朝中央集權政府與藩鎮割據勢力的總對決。假如潼關未失守,延宕8年之久的安史之亂一定會是另外一番結局景象。 大唐帝國運轉至唐玄宗時已歷經100多年,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商品經濟發展、既得利益集團膨脹、社會財富集聚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的積累,帝國內部危機已經相當嚴重,只是在開元盛世光輝的遮蓋下暫時沒有爆發。由於建國之初建立在土地分配基礎上的府兵制不再適應社會環境逐漸奔潰,更加靈活以財物直接支付為形式的募兵制開始成為兵源主流。加之帝國為了更好更靈活地開疆拓土、守邊安民,開始在各地設定軍事許可權很大的節度使,後期更是授予了稅收、民政等額外的權力,以至於藩鎮軍事集團與中央對抗的格局逐漸形成。 安史之亂便是“藩鎮——中央”軍事格局體系失去平衡的外在激化表現。755年,身兼范陽、龍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率精兵強將公然反叛,叛軍攻陷洛陽、逼近潼關、威脅京師長安。由於唐帝國中央精銳此前在與南詔的戰爭中損失慘重,西北藩鎮勁旅在和阿拉伯帝國的怛羅斯之戰中損耗較大,面對安祿山叛軍,潼關唐軍方面已顯頹勢。無論從唐帝國還是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來看,潼關決戰都是決定著中央和藩鎮未來走勢的關鍵一戰。 假如唐軍成功防守住了潼關,唐軍仍然能夠據有關中平原、四川盆地和江南糧食生命線,形成對叛軍戰略相持反攻的有力態勢,侷促在中原、燕山一帶的安祿山一時將難以取得更大的戰略空間,拖延下去必然陷於孤立弱勢的境地,安史之亂自然難以形成氣候。如若唐軍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徹底平定安史之亂,則表明唐帝國中央有能力透過強勢的武力掌控震懾地方上的藩鎮集團,結局能像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一樣形成有利的局面也未可知。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五代十國對中國整體歷史走向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有鑑於武將專權的危害,宋、明兩朝開始採取“重文輕武”的制度國策,從體制上限制武將的許可權、從教育上弱化武將的學識,中國整體走向了“虛內守外”的戰略部署,總體以防守為主,較少的對外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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